有“疑病症”的父亲，愿望是再打一针狂犬疫苗 | 吴楠专栏

作者 | 吴楠

编辑 | 依蔓

我爸属狗，但怕狗。

我们家之前偏养了一条狗。一条黑色雪纳瑞，傻了吧唧。如果有人敲门，这只被起名为添喜的雪纳瑞就会跑到门口叫两声，然后看着我爸妈的表情和动作。如果准备开门，就不再叫了。如果我爸妈看起来一脸疑惑，它就跟得到命令一样，大声叫起来。

依稀印象中我爸第一次表现出怕狗，是添喜癫痫发作，口吐白沫、四爪乱蹬。之后我爸嚷着要去打狂犬疫苗。“你看我的腿。”他把裤腿挽起来，让我仔细分辨那道若有若无的伤痕。我看了几分钟，那么细那么长的一道伤口，更像是细铁丝挂的，而不是狗爪子挠的。我爸没得到我的支持，气哼哼地出了门。添喜早躲在床底下不露头，似乎很内疚。

第一次去疾控中心，到底是我带他去的。65岁的我爸用半哀求半命令的口气，“路那么远，我骑自行车去，万一呢？”但从后来的表现来看，当时他大概只是怕找不到地方。后来只要想去问狂犬病的事，我爸抬腿蹬上自行车就出发，理都不理我。

到了疾控，我本想直接让负责打疫苗的护士开单子、去交钱，但我爸探头探脑地推开了旁边办公室的门，客客气气地说，“医生，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个到底是不是狗挠的、用不用打狂犬疫苗？”医生又怎么会帮他下这个结论呢？再说谁看到一道伤口就能推断出被什么动物弄伤的？开单子时，护士问他想打进口的疫苗还是国产的？我爸一听到价格，连声说国产的。

打完疫苗，我爸也没急着从注射室离开，一直反复看着墙上贴着的宣传单。如果带了笔，他大概会把上面的内容都抄下来。后来他只安静了半年。在半年内，如果再被狗咬到或者挠破，是不需要重新注射狂犬疫苗的。

我觉得我爸太惜命了，也许人老了都会变成这样。我没太当回事。

黑狗添喜因为癫痫死掉时，我爸怕狗走了不舒服，就把狗窝、狗垫子、狗盆、饮水器……连同添喜，放在足足一米多长、三四十公分高的纸壳盒子。看起来相当有分量。那天，我们在河边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一个有十几棵树的小树林，我和我爸轮番用铁锹，终于挖出一个半米深、快到一米长的坑，把添喜埋了进去。填土的时候，我爸嘟嘟囔囔地说，“下辈子要投生一个好人家啊！”

添喜走了几天后，我爸忽然念叨说他总能听到狗在房间里走路，特别是夜深人静，我爸能听到狗爪子落在地板上的“啪嗒啪嗒”。虽然听起来有点吓人，可我爸又跟我说他能听见三百米外的小区进车门升降杆的声音，我觉得他多少有点幻听了。

有一天，用我妈的话来说，“一副活不起的样子”的我爸开了口，“你说我能不能得狂犬病？”原来，我爸去公园的乒乓球时，对方老头子很不专心，跑去逗狗。“我眼看着他用嘴发出啧啧啧的声音。”然后我爸懵了，接着跟老头对打。我爸说完这些，瘫在了沙发上，身体里面的精气神儿似乎都没有了，变成一副空壳，“咳，你说我要不要去打狂犬疫苗？”

我爸的这一番话更像是一段脱口秀。可没有赏心悦目，且表情十分焦虑。我爸像一台产生焦虑的“发动机”，轰隆隆、不眠不休。

其实我爸没和我讲，而跟我妈讲了他的神推理：他从乒乓球案子离开后，就发现自己的手破了一个小口子，如果逗狗老头摸了狗、狗身上的狂犬病毒就会在老头的手上，老头的手接触了乒乓球，乒乓球到了我爸手里，我爸的手破了一小口子。“我要得狂犬病了。”我爸一直重复着这句话。但在我面前，他则一直忍着，表情却是藏不住的。

我一直很佩服我爸关于疾病的自我构建推理体系。比如在2021年春节，我爸的血压忽然升高。于是在2021年除夕那天，我们一共去了六次急诊。

第一次去省人民医院看急诊是下午两点多。不得不说，春节让医院的急诊室里都一片祥和。听完我爸的“哭诉”，急诊医生甚至连挂号都给我爸免了。

那位女大夫带着防护屏、口罩，穿着蓝色的隔离服，我还是能看得出她的心情不错，“我给你量一下血压。”我爸犹豫了一下，似乎医生盛情难却，到底同意了。“你看你现在血压有点低啊，高压才105，你不用担心了。”医生一边整理水银血压计，一边安抚我爸。女医生不知道，回家路上我爸就后悔了，大声嚷，“不应该让她量血压的。那个血压计不知道多少人用，肯定很多细菌。搞不好还有新冠肺炎的细菌！”

除了第一次在急诊室，我爸因为环境相对陌生所以比较克制情绪，从第二次开始，他就陷入反复描述同样病情的状态。我目睹了这样的“魔术”：我爸回到家，用家里的电子血压计量，高压达到一百七八，进了医院的急诊大厅，高压就变成了一百三四。再过二十分钟，高压就变成一百出头。医生耐心地听我爸说完，安慰几句，然后对我说，“他已经吃了两个长效、一个短效降压药，不能再吃了。”我不知道怎么告诉医生，其实我和我妈谁也控制不了我爸。我爸在家里很紧张。如果不吃药，他就浑身冒汗，一副惊恐发作的样子。

我爸在急诊医生的面前还会笑，回到家里连笑都不会。他直接在门口把外套、裤子、衬衣统统脱下来，塞进塑料袋里，然后爬到沙发上躺下。他一言不发、愁眉苦脸。我本想看看电视，缓解一下氛围。可我爸痛苦地嚷着，“别看了，心里烦得不行。”过了半个小时，他又要测血压，我和我妈劝他，“别测了，高了又要去医院。”可他坚持。如果不测，脸上的表情更是五官各自掌握着动作一般、一副毕加索的作品现实版。

“你看你看，我就说我的血压很高。”我爸似乎取得了某种成功，让我和我妈围过去看。果然血压计的小屏幕上显示的高压没有让我爸失望。我爸又要吃短效的快速降压药，我忙阻止，“已经吃了这么多药，万一血压太低怎么办？”

“我头觉得涨。”我爸说。我叹了口气，“那我们去急诊吧！”我爸一边说“我不去也行，吃点药就可以了，多麻烦你们啊！”一边已经穿好了衣服，站在门口等我。

到最后我爸在急诊大厅已经熟悉到仿佛自家地盘一样自如。他甚至不看医生了，自信满满地自我诊断，“你看我到了急诊，血压就一百三。”他开始在急诊大厅谨慎地转悠，偶尔还会看看别的病人的情况。待了半小时后主动张罗着回家。我不太同意，回家血压又高，不如在医院待着。到底是我妈了解他，“怕在医院待时间长了感染新冠肺炎。”

到第四次，我怀疑是家里的血压计坏了。于是带着血压计去了医院，让人惊讶的是，只要在医院里，用我家的血压计量我爸的血压竟然也是正常的。除夕那天最后一次离开急诊室时，已经夜里十点多了，他甚至还知道了如果开车进医院，前半小时是不收停车费的。“医院停车费很便宜啊，一个小时才两块钱。”我对他说，可他最后一次显得很着急，“等下你不用找地方停车。我进急诊大厅量完血压就出来。咱们就回家。还不用交停车费。”我说可以等到血压平稳了再回家。

果然最后一次我爸因为着急，血压有点高。我们在急诊室里待了半个多小时，他的血压才降下来。

听说医院对我爸有着这么大的魔力，朋友开玩笑，“你干脆在医院旁边旁边租个房子吧！”可医生说我爸是因为恐惧。我妈说是疑病症。

2020年新冠肺炎刚开始时，房间里很冷，店铺几乎都关了门，我爸表现得非常镇定。直到复工复产，我重新开始上班。一天晚上我爸忽然打电话，那时已经夜里十点，问我能不能去省人民医院，“我在这里想做核酸。”多亏了新冠肺炎，让我爸学会了新词。“你有啥症状吗？”我把电话开了免提，一边穿衣服一边大声问。我爸说他已经发烧好几个小时了，“电视上说发烧到37.5，就可以来医院了！”

我开车赶到医院，发热门诊在一栋单独的小二楼，楼的入口处搭建起几个帐篷，作为前来问诊人员的等候区。可帐篷里并没有人，零星的四五个人都站在楼外的空地上。看了一圈，并没有我爸。我打电话给他。我爸等了好久才接，“你回去吧！”我一愣，“我已经到了啊！你有啥事可以跟我说。”“刚才医生说要用微信挂号，我不会，所以叫你来。等你的功夫，我找到了一个可以用现金挂号的地方。我怕传染给你，你回去吧！”

我不肯。我爸只好从另外一栋楼里走出来“接见”我。我爸穿着非常厚重的棉衣，戴着三层口罩，最外面那层是老式棉布系带的。我觉得他应该喘不过气。

“你现在啥感觉啊？”我问他。他见我走近，居然原地旱地拔葱地跳了起来，“你别靠近！你快走！”这下不仅是我，连旁边两三个来看发热门诊的病人都吓了一跳，急忙劝我，“你快回去吧！别让他担心。”

我只能非常生气又无奈地回了家。到家还没有半小时，我妈就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爸已经回家，“他在发热门诊量体温，还不到36度，医生不肯给他做核酸。最后被他磨得没办法，开了一张血常规。现在化验完回家了。”

我分辨不出，究竟是因为工作忙，还是我其实不想跟我爸一起去看心理医生。

我在网上花了不到三十块钱给他预约了省人民医院的心理门诊，让他自己去看。我爸虽然七十多岁，但身体硬朗，喜欢骑着自行车一个人到处逛来逛去。自行车似乎承载了他的心情和秘密，每一次出门都骑得很慢，但一直陪着他。

那天下午，我问我爸，心理医生怎么诊断的？我爸回答，他跟心理医生说自己血压高，是不是有心理问题。心理医生问了一下他的血压有多高，他回答一百八九，医生客客气气把他送出了诊室，让他把血压稳定之后再来。

我有些后悔让他独自去看心理医生。在之后的日子里，每一次我跟我爸说，看心理医生。他就拿这一次医生的话当盾牌，“医生都说让我先看高血压，就说明我的心理没问题。”

如果我纠结于这件事，我爸会有两幅面孔轮番上演。一种是消极抵抗，“人年纪大啦，总会有点问题。这可不算什么心理疾病。”另一种就是坚决拒绝，“我不去！我没病。心理疾病不是病！”此刻他更像一个杠精。我每说一句话，他都会反复用这两种方式回击我。

后来我爸说秃噜了，“其实后来我又去看过心理医生。医生说我有点强迫，但没什么大事。”

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一回我爸在小区门前的小超市买盐和醋，觉得东西便宜，便多拿了一瓶料酒结账。付款时，有一个老顾客走进来和收银员打招呼，“你们家的狗呢？”收银员回答，“今天狗没下来，在楼上呢！”

我爸回家以后，越琢磨越觉得狗可能碰过盐、醋和料酒，狂犬病毒已经从超市跟着我爸一起回了家。他便跟我妈商量，“要不把这些东西退了吧？”后来我爸硬着头皮去了小超市，我妈叮嘱他，“人家不给你退的话，也不用吵，把东西给他们，也不过十多块钱，大不了不要了。”也许是收银员看着我爸的眼神发直，没多问什么，直接给他退了钱。

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把我爸当做一个有心理疾病的人。他能吃能动，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喜欢抬杠反驳。我觉得，这样的人怎么会患有心理疾病？

他甚至还对怕狗的问题架构出一套完整的“传播路径”：从狗到对方的手、从手到乒乓球、从乒乓球到我爸的手。或者从狗到商品，再到我们家的锅碗瓢盆。我问心理医生，是不是可以代为问诊和表达，医生说如果患者本人意识不清可以，但我爸这种情况最好还是他本人来讲。

但我爸并不想看心理医生，“超市小狗事件”之后，他沉浸在纠结中，不仅晚上睡不着觉，而且只要提起“狗”、“狂犬病”就会浑身冒汗，控制不住表情，用我妈的话说就是“嘴歪眼斜”。

其实那时我爸距离上一次打狂犬疫苗刚好半年，一天不差。我妈不忍心看到他这么痛苦，同意他去打针。我爸也害怕医生知道他没被狗咬、不给他打，撒谎说自己的手被狗挠破了。区医院的医生也没看伤口，就给他开了单子，让他交钱。因为刚好半年，打两针足够加强。

偏偏就在第二针时，医生忽然到注射室和护士开玩笑。据我爸说，护士第一次送针太浅，导致有一点药水流了出来。护士忙送深一点，注射完毕。可我爸回到家，越想越害怕，觉得这一针失效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我爸每天都要去区医院，要求医生护士给他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护士长出面，先是演示了一针疫苗如果损失了一滴药水，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我爸显然不能接受护士长的说辞。无奈之下，护士长按照我爸的要求，在他的病历上注明了他是在区医院打了两针狂犬疫苗。这让我特别不能理解：这样的注明有什么作用呢？我爸说万一他发病了，我和我妈可以去医院找医生。我说我肯定是不去的。

不知是不是这句话，让我爸在接下来的十天里，每天都在想到底该怎么弥补淌出来的这一滴药水。我爸先后询问了五六家医院，其中就包括区医院。他没想到的是，区医院的医生一接电话，听我爸说了一句话，就打断了他，“我知道你。你是不是那个打狂犬疫苗的。”后来，我爸又去了区医院几次，医生再也忍不住了，“要不你看看精神科吧！”

可这一次，我爸对于狂犬疫苗的执着超过了我的认知。他不眠不休地拉着我妈，和她讨论这一针到底要不要补打？打完以后他会不会因为超量注射而死？不打会不会得狂犬病？打了会不会因为狂犬病毒在体内太多得了狂犬病？

我妈终于崩溃了，开始给我打电话，让我帮我爸查，到底可不可以多打一针？我爸则继续给省疾控、市疾控、家附近的医院打电话。可最近新冠肺炎疫情反复，没有人愿意耐心地听他说这种不正常的想法。可如果对方态度不好，我爸更接受不了。他要求别人对他的态度必须像我妈对他一样，要听他一遍遍讲述内心的痛苦，不停地重复那一天护士到底怎么给他打针的，然后安抚他、鼓励他，最后给他打一针。

我不忍心看我妈哭哭啼啼，只能对他说多打一针也没什么。于是我爸很高兴地出发了。就在那个下午，他去了四个医院，包括私人承包的疫苗接种站，没有一个医生同意给他补打这一针。医生都说，既然是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的就符合要求。如果一定要多打这一针，还是要回到区医院。

我爸到底又重新回到了区医院。他倔强得像一株干枯的树。不肯看精神科，也不肯退让，坚持要打这一针。而医生坚决拒绝。于是我爸僵住了。他每天都去区医院。无论我们怎么劝他。可我白天也要上班，我爸不肯放弃。

我们似乎都在等待，到底是谁先“败下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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