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一定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到《最好朝南》 | 三明治

最近，三明治与上海译文出版社合作的原创非虚构作品《最好朝南》与读者见面了。在这本书中，22位中国女性写下了关于自己的24个真实的生命故事。

《最好朝南》书名脱胎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她必须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而我们说，女人一定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并且最好朝南。

《最好朝南》 三明治 著

一个人成年之后，住所的迁徙常常身不由己 ，更不用说在一个家庭格局中想拥有自己独立的写作空间。伍尔芙的难题在100年之后，仍然困扰着无数在生活洪流中想保持创作和自己精神世界的女性。

但是，当女性拥有空间，她们的力量也就更大发挥出来，也会更加被历史看见。

社会赋予女性非常多的刻板印象，要结婚、要忠于婚姻、要生孩子、不要离婚、要爱自己的孩子，等等，如果女性不这么做，会面临什么呢？《最好朝南》可谓是近100年后的中国当代女性，对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的回应。

弗吉尼亚·伍尔夫

书里的22个女性，就是24个不同寻常的“离经叛道”的故事。

她们有人不想来月经，有人不想结婚，有人一定要离婚，有人不爱自己的孩子，有人一辈子与女性结盟，有人奋起反抗性侵……这些女性从自己内心生发出力量，活出了女性原本的样貌。她们都是个性的声音，却与当下的女性觉醒发生了极大的共鸣。

本书的作者大部分都不是“职业写作者”，不以写作为生。她们的身份背景多元,有自由职业者、品牌策划、银行职员、公益从业者、老师、医生等，这使得本书故事多样，内容极为丰富。

《最好朝南》是来自三明治的女性写作者的作品结集。今天，为大家推荐三明治创始人李梓新的文章，从“女性一定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到“最好朝南”，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时时刻刻》剧照

文 | 李梓新

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版《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 的时候，已经47岁。那是1929年，她住在伦敦塔维斯托克广场（Tavistock Square) 52号。

从1924年搬到那里之后，她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写作房间。那时，她是位已婚无孩的女性。她和丈夫Leonard创办了十余年的出版社Hogarth Press开始步入正轨，每年出版三四十本书。在1928年出版社的毛利润第一次来到了380英镑。距离她在书中所说的，“有助于写作”的每年500英镑的稳定收入不远了。

伍尔夫铭牌 摄影：李梓新

十来年前，我在伦敦大学学院读书的时候，所在的院系办公室正好位于塔维斯托克广场。我也常在伍尔夫和她的“布卢斯伯里文学社团”（Bloomsbury Group）的朋友们所在的街区游荡 。自她的父亲于1904年去世以后，22岁的伍尔夫开始搬到今天大学林立的布卢斯伯里街区，开始了她在这片区域长达36年的居住和来回迁徙。

今天，塔维斯托克广场52号，已经变成一个“塔维斯托克宾馆”，很长的建筑立面，可以想象当年是一个巨大的公寓。公园里有一块铭牌说，伍尔夫当时和Leonard住在西南角。2004年，公园里立起了一座小小的雕像。是雕塑家Stephen Tomlin在1931年的作品。

  伍尔夫雕像 摄影：李梓新

雕像上的伍尔夫干瘦肃穆，脖子修长。那时是伍尔夫按中国人所说的“五十而知天命”的年龄，谁能想到她十年后会投河自尽呢？

一个人成年之后，住所的迁徙常常身不由己 ，更不用说在一个家庭格局中想拥有自己独立的写作空间。伍尔夫的难题在100年之后，仍然困扰着无数在生活洪流中想保持创作和自己精神世界的女性。

除了写作环境这些“硬件”的限制，多年来女性在写作空间上更受限制。创办“三明治”写作平台12年来，我们遇到的对写作兴趣浓烈的大众写作者，有80%以上是女性。即使她们大多在各自的领域都是佼佼者，作为一个写作“素人”在当下面临的写作环境仍然颇不友好。

《勃朗特姐妹》剧照

在时下的中文文学格局里，一个写作者是否“科班”出身，仍然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是文学专业背景出身，至少在人脉关系上有一定的渊源，可以获得更多刊物和出版社编辑的注意。稍微远一点，在媒体、影像等文化领域的工作背景也有帮助。但如果没有以上这些背景，写作发表的圈子似乎很难让素人破局而入。

在这个讲究关系的文学圈子之外，其他大众的写作基本上被归为“网文”，这个称呼包含一些蔑视的意思。它涵盖两类文字，一类是晋江文学等通俗网络文学，另一类是以公众号为主要阵地的新媒体文字，后者经常和“标题党”、“耸动”等主观印象联系起来。

《勃朗特姐妹》剧照

这一现状让很多生活经历丰富，想真诚开始写作的中国女性经常对写作这件事望而却步，久而久之，表达的欲望也被极大扼制了。

“让女性说话”仍然成为一个被媒体遴选之后的结果，远未能达到对大众创作鼓励的氛围。一个写作者如果在朋友聚会中，谈到自己在专注写作，可能会收获异样的眼光，会被认为是在做一个投入产出比极低，或者是天方夜谭的事情。而如果说自己是在拍短视频，录播客，则会其乐融融，收获大家的鼓励。

这种环境氛围，使我们正越来越失去很多优秀的写作者，也失去了属于中文这门语言应有的多样化氛围。

《成为简·奥斯汀》剧照

与此同时，女性写作的主题，仍然有很多被列为敏感话题，甚至会在互联网上自动引发限流。如果写到女性的身体部位，即使是描述病痛的个人体验，仍然会被认为过于隐私或者耸动。而女性隐秘而细腻的情感，在家庭中在生活中的曲折，除了少数女性作家能将其写入小说之外，并没有多少平台阵地供大众进行书写。

过去一年在英国，我深入接触了“Life Writing" （生活写作）这个概念。

Life Writing并不是一个新词。在1980年代它已经开始出现在研究自传写作的学术论文中。Life Writing经常和创意非虚构（Creatvie Non-fiction) 或者Memoir(回忆录）有概念上的交叉。它采用的是非虚构创意的写作方式，注重文学性和故事性，但却通常不像非虚构写作一样可以使用第三人称。近两年，伦敦金匠大学（Goldsmiths）已经开设了一个Life Writing的研究生专业。

塔维斯托克宾馆 摄影：李梓新

而在牛津大学 Oxford Centre for Life Writing (OCLW)的定义中，Life Writing涵盖了Memoir，他们甚至认为Life Writing包含了传记、自传、信件、日记、讣告……写作的主题也可以多样，包含家庭、爱情、友谊、孩子、以及历史是如何作用于个人身上等等。

如果依照这个概念，Life Writing在中文中被翻译为“生命写作”会更加贴切。但是国人对于“生命”相关的概念，往往会认为过于“科学”或者“神秘学”，在“生命写作”这样的主题之下，普通写作者也可能会被吓倒。所以我个人更建议暂时使用力度稍欠但仍可达意的“生活写作”。（就像Memoir这个词的中文译法“回忆录”一直推动不太了，因为中文语境里回忆录是上了年纪的人回忆人生的专利，反而失去了Memoir在英文语境里更为自由的“记忆合集”的意思）。

摄影：李梓新

三明治长期以来做的写作推动，和Life Writing的定义和实践颇为吻合。我们想通过推动Life Writing，构建了大众写作与专业出版之间的桥梁。这次，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慧眼之下，我们将三明治女性写作者的作品结集为《最好朝南》一书出版。

《最好朝南》这个名字来自书中一位女性的作品。她写道，“一百年前，伍尔夫说，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想告诉她，这间房最好朝南。”

这是女性表达自身需求的进步。女性写作不仅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还需要有更好的朝向。无论是对生活条件需求的表达，还是对性别、代际、教育、身体等议题的发声，在今天对女性都非常重要。“让女性说话”需要回到大众最本原的土壤中，媒体和学术的筛选有时会显得多余。

Life Writing是一种值得倡导的潮流，它让女性的发声有明确的指向，并可以系统地进入出版的渠道，甚至为后人研究提供素材。Marlene Karda早在1992年出版的《Life Writing: From Genre to Critical Practice》一书中指出，Life Writing 是女性写作的重要表达方式。也有多篇论文在研究自16世纪以来英格兰女性的Life Wrting。

《时时刻刻》剧照

而无论是“生活写作”还是“生命写作”，Life Writing最大的意义是在于让生命在文字里面流动起来，所有人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当你阅读到他人的生命文字，TA的一部分生命其实来到你的体内，甚至会超越时间保留下去。

这是我们今天读伍尔夫的意义，也是在当代我们做Life Writing的意义。这种意义在我看来是超越写作本身的，它让生命有了容器，和他人碰杯。

在伦敦街头，你会看到很多的蓝牌子（Blue Plaque)。那是名人故居的认定和保护标志。伍尔夫拥有三块，除了开头说的塔维斯托克广场那块，还有一块在布卢斯伯里街区她于1907-1911年之间的居所，另一块是她在里士满和丈夫一起创办的出版社。

这在女性作家中已经非常难得。一样四处搬家的阿加莎·克里斯蒂也只在她写出《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惨案》的Sheffield Terrace有一块蓝牌子，她在那里居住了7年。

阿加莎·克里斯蒂

在所有的蓝牌子中，女性名人只占有15%的比例。官方也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合适的比例。从2016年开始，每年新增的蓝牌子中，女性的比例已经超过50%。在2023年准备新增的6块蓝牌子，纪念的女性名人更是达到了5位。

当女性拥有空间，她们的力量也就更大发挥出来，也会更加被历史看见。

希望未来，我们也能有自己的“蓝牌子”。在我们的城市上，街道上，抬头看见女性的创作空间。最好朝南，接受阳光的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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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朝南》书序 by 三明治编辑李依蔓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刘宇婷谈《最好朝南》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