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英国一边是日本，结婚9年，全职妈妈的我“抛夫弃子”｜三明治
作者｜小清
编辑｜邱不苑
今天是我“抛夫弃子”离家出走的第100天。这100天里，我和先生保持着大约每周一次的通话，10-35分钟一次，累计历史通话记录为10小时——里面包含视频观看儿子看电视和玩玩具的时间。我在本初子午线穿过的伦敦格林威治，他们在日本德川家康建造的名古屋。
刚才我们通话13分钟，老公在电话那头告诉我，最近儿子情绪不高，他玩的最好的两个小朋友一个随父母调动去了熊本，一个换了收费便宜一些的幼稚园，3岁班的老师也换了新面孔。
他会很快交到新的朋友，喜欢上新的老师，我想。我完全不担心——好像我也没有那么思念儿子。
除了偶然的把家务和照料儿子的重任交给老公的内疚，我在伦敦的单身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如同被英国夏天时候，阳光抚摸过的皇家公园树叶，温柔如纱。
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我拍下他小手拉住我先生手指的照片。我享受被这个凭空多出来的小生命依赖，娇嫩的皮肤贴着我的身体。这个小生命日日像考拉一样挂在我身上，在出生后的56个日夜，不接受我躺下睡觉，前11个月从不能放心地连续睡超过3小时，但是他给我的记忆涂满的竟然全是幸福。神奇的激素抹去了我阵痛、宫缩、生产侧切、缝针和大出血的记忆，因为怀孕和母乳，我竟有近3年没有经历例假带来的情绪起伏。我会把熟睡的孩子放在母乳枕，再把母乳枕放在膝盖上，抱着这个小人儿，投入地去剪辑一个个生活视频。我的每一天都是热切地期盼和观察这个小生命的变化，笑着录他第一次看见芒果的疑惑和惊讶的眼神。对成人们赞不绝口的日本著名樱花风景的不屑一顾。他的一笑一颦带着我，对周围的世界起了涟漪般迷恋，更何况小小人儿的眉眼神情里藏着我和老公的影子。
是哪一天突然变了呢？
我陷入了记忆的黑洞，甚至怀疑起它的可靠性。日本主妇生活的琐细仿佛接管了一切，时间飞速流逝，我却停在原地。
罗生门一样的育儿时光
A面的叙事是别人眼里我的生活：我先生在日本某大学工作，没有不良嗜好，下班也不会参加社交应酬，时时把妻儿放在心上。虽然没有可以继承的物质财富，却承接了英国人的绅士教养，对我做的一切表达细致入微的感谢。他和我婆婆一家，甚至太婆婆一家，记得我和儿子的每一个生日、中国和英国的节日，时时安排漂洋过海的惊喜和礼物，并嘱咐我，在家带娃就可以了，如果有空，也不用做家务，我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朋友们羡慕我人在日本，告诉我他们有多爱日本的温泉和美食，插花、茶道和生活的小确幸。日本是一个和式和西式和谐并存的地方，有三菜一汁（一荤两素味增汤加米饭）的和式晚餐，也有蛋包饭、牛排、意大利面这类洋式的选择，房子内部哪怕是再前卫和现代设计，也要加一个有榻榻米的卧室。
一切都干净和整洁，每个人都自觉地把垃圾带回家，再细细分类，这样的行为，不能用“毅力”来理解，是社会的教育。日本人对这条社会公约的遵守，我非常尊重。
一瓶矿泉水需要具体分成三类塑料，分开回收：塑料的瓶子，塑料的盖子，商品包装的塑料皮。矿泉水瓶和厕所清洁剂虽然都是塑料制，但是后者含化学物质，要单独丢弃。在这个还热衷纸质书籍和竖版报纸的国家，每周一的回收日，都有捆扎整齐的新闻纸张出现在指定收集地点。牛奶都是纸盒包装，需要剪开、洗净、晾干，叠好，再丢弃。
除了单身和留学生会马马虎虎地丢弃垃圾，在我所住的以家庭为主的公寓，每个家庭都自觉地遵守这写进日本人骨髓的“不给别人添麻烦”的社会规则，甚至不会有人提前去丢垃圾，提前丢垃圾在大家看来也是会给别人带来不便。
B面的叙事是我的每一个情绪低落。在医院日本医生说我这个出生两周母乳喂养的孩子，增重不足。想到自己饿到了儿子，我自责到躲进医院洗手间大哭，然后倔强地不分昼夜地每隔三小时用吸奶器，吸拉自己的乳房追奶42天，才终于进入了全母乳喂养模式，而生娃前信誓旦旦跟我保证的分工是“白天我喂夜里他喂”的先生努力坚持了两个星期，终于因为白天无法集中工作而告饶。
半夜里孩子发烧40度，我一边努力安抚哭闹的小娃，一边试图叫醒先生。被叫醒的先生去上了个厕所，回来躺下，在听到我说孩子发烧了之后，他翻了个身，竟然立刻就睡着了。第二天我问他，你听见我跟你说儿子发烧了吗？他说，我觉得你跟我说了一句话，但是我没听见你说了什么。
某个从凌晨三点陪娃玩到上六点的早上，几个月大的娃终于电力耗尽地睡了。我疲惫地看着即将亮的天，忽然不想再重复这样的一天。
刚生完孩子的定期检查，医生的调查问卷都会问，有没有育儿困扰。我先生都会替我回答，没有。还问，假如有困扰，有没有人可以倾诉，先生也说有。我结束问诊后，跟先生说，我有很多困扰，先生说，那他们也解决不了，你还不如跟妈妈说说。是的，日本习惯于鞠躬、道歉和遵从规定。他们会给严格跟从教科书上列举的正确却没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建议，从不肯给出任何真实的帮助。
更何况，在一个语言陌生的国度，面对关于情绪内容的询问，我连用母语都无法传达出我被黑洞一天天吸进去的抑郁之情，又如何让我像写一篇论文一样，跟日本医生客观表达呢？
我抱着孩子，他紧紧地贴着我。医院的走廊里贴满了“幸福妈妈和幸福宝宝”的照片。别人看起来，我们也是。
比起日本男人，先生绝对是模范丈夫。自己主动带娃，做家务，推掉工作社交，不会去居酒屋喝酒，不需要我做精美日式便当作午饭，还能按照我的清单买菜回家。可是因为我的生活里只有一个他和一个小他，我总是因为他回家迟了没有提前告诉我而不满，让他陪儿子玩的时候，他还走神刷手机而不满；他不主动跟我找话题聊天而不满；他在儿子好不容易睡着的时候，去回工作邮件而不是跟我亲昵而不满；他还需要我每周开口要生活费，而不是主动留在桌上而不满。
在日本，只有双职工才可以申请公立保育园，虽只有浅浅两页的保育园申请表里，繁复的求职表如果是“去公司上班”，分数是A，“求职中”，分数是F。排名意味着高分家的孩子被优先选择，F级大概率就会被拒之门外。分门别类的划线，这是一种难以争辩的公平，唯一不能算进去分数的，是一个全职妈妈的疲惫。
这时的老公工作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长。日本是一个长满贪婪工作文化的国家，先生还在终身教授的审核期，于是回家的时间从起初的晚上7点，到9点，到11点，到凌晨，我逐渐过上了工作日里单亲带娃的生活。周六先生会10点出门，直到6点才回家，然后我做饭，他陪孩子玩，周日他带娃我放假。
周日早上，先生带小娃出门，家里忽然变得极其安静。这8小时里我多半会上网，不会出门，即使什么也还没有做，却很快精疲力竭。我在日本结交的朋友多半是妈妈们，周末是每个人像陀螺一样旋转的时间。想去看个展览，拿起手机都不知道如何搜索关键字，还没有去使用过小红书。
在租房中介店员用电脑的谷歌翻译软件建议我学好日语再来日本。想租的房子以不租给外国人为由而被婉拒，即使有日本人做保证人。在英国的时候，我先生教我如何识别“歧视”，那就是，对我说的同样的话，会不会说给一个“男人”、一个“英国人”？如果不会，那就是歧视。
花了很多心力和努力去学习日语，在每一个旅游景点可以被赞美你日语真棒，在每一个办事的地方却一直局促。身边留在日本工作生活的朋友们好心提醒我可以从便利店打工开始，日语会进步飞速。我却如同被施了魔法无法迈出这一步。
我心灵深处一直在抵触这个国家。我以为我只是来做一个轻松的消费者，旅游的时候，曾在酒店和商店的每个转角，收到的鞠躬90度的日式感谢，让我误以为这是一个谦谦君子的国度。没想到做一个生产者去生活，困难就像头皮屑，我必须小心张望我走的每一步，不然稍微一动困难就落得满地全是。
第一次带儿子离家
孩子六个月的时候，英国有一个工作的机会向我伸出了橄榄枝。我问先生，我可以去吗？
我说我可以白天把孩子送托儿所，住在婆婆家。婆婆退休了，公公在家上班，都可以帮我。你帮我跟妈妈商量一下，他们还没见过孩子呀。
商量下来，那三个月，先生在日本工作，我带孩子去了英国。是我第一次和我先生分开这么久。他看着我的热切和炙热的眼睛说，他很不希望我去，他很希望能跟孩子和我在一起。
但是接着，我的先生说你是成年人，这是你的决定，我支持你的决定。
也许在另一个平行的宇宙里，那位妻子转身回家就不走了。而我则义无反顾地提着两个22公斤的托运，一个登机箱一个婴儿车，前胸挂着一岁的儿子，独自踏上了日本飞英国的航班。疫情期，多了一笔不菲价格也需要掐起飞时间做的核酸测试。
跟着起飞的还有我一颗轻盈的心。我给自己设计的是自己左手工作的叱咤，右手带娃的潇洒。没想到，不久后周围空气里全都是理想生活破碎的声音。
上班刚上到上午11点钟，就接到托儿所电话说，儿子眼睛肿发炎最好带去看医生。过几天又接到电话，同班小宝宝阳了，我带着侥幸的心理想，我儿子说不定抵抗力强，不会感染。但还是我天真了，儿子和我双双未能逃脱，除了发烧，儿子好像还有呼吸急促的症状，再开车去医院检查。婆婆载我们去医院，她把车停在了停车场里。我请她停在离门诊入口更近的残疾人停车位，我们再下车，我婆婆说不行，那里不让停。我想说不让停的是救护车道，残疾人车位暂时停30秒，让我们俩病人下车是可以的。大约是我发烧的缘故，我语无伦次，也大约是婆婆的坚持，不希望自己离医院太近，我并没有沟通成功。
那十分钟的路，对于一对生病的母子，迈出的每一步，都让我觉得要晕倒在医院的门口，要由飞奔而来的医生和护士们把我们抬进医院。
接下来照顾生病的宝宝的日常也更具挑战，我正在给他换刚拉完的尿布湿，噗呲一声他就直接又拉稀到我手上，又流到他脚下的地毯，满手屎的我来不及阻止他的好奇心，小人儿已经给地毯多印了几个褐色的脚印。
我还试图趁儿子被玩具吸引的间隙，打开电脑回邮件，儿子马上放下他的玩具，过来看我的工作电脑，模仿着我的动作啪啪啪地敲击键盘。一方面可以高兴儿子并没有被奥密克戎打倒，一方面默默祈祷儿子的活力，可以在家里稍微收敛一些，到托儿所里再作发挥。
那“工作”的三个月，我平均每个星期都接到一个托儿所的电话，有的是通知我儿子刚才爬一个柜子，从上面摔下来磕到头了，需要晚上接的时候签一个事故知晓书；有的是儿子发烧了，不过他们喂了布洛芬，如果半小时内不退烧需要我去接回家；今天拉稀超过三次了，如果继续加重需要接回家；今天发烧布洛芬不管用了，快来接回家……我只能祈祷电话至少是下午3点下班以后打来，这样我就可以在晚上儿子睡下之后，赶在午夜前补偿需要请假提前下班的时间。
除了挑战，还有收集很多儿子有趣的故事。大家午睡后吃三明治，儿子很快吃掉了自己的那份，伸出小手去拿旁边小朋友剩的一份，老师看到后立刻给儿子又发了第二份午餐。后来的每天的食物，儿子都会被给到双份。并且傍晚去接的时候，常看到儿子正在用他的小牙津津有味地啃着全麦饼干。
想起来在日本，我临时有事把儿子送进临时保育中心，儿子吃午饭的时间没胃口，老师也没有喂饭。但是接下来的四个小时，也没有给儿子吃其他的东西，等我办完事情来接，都不等我们离开保育园，儿子马上就抱着我乳房猛吃，我问过老师才明白儿子一共6小时没吃东西了。而英国托儿所是每小时发零食，随时可以吃东西，睡觉，不需要大家统一节奏。我问日本保育园可不可以多给我儿子一点份量，我可以交双份午餐费用，因为他确实比同龄人大上一号，老师说，不行，在日本每个孩子必须一视同仁。
某个早上，我同住的英国婆婆说，她儿子在日本一个人，一定很孤单。
我带着带娃熬夜的黑眼圈看着她，她也满脸真诚，然而在当时的我听来，却十分讽刺。还记得前一天我8点哄睡了儿子，又累又渴，就发消息给楼下先生上大一的妹妹，请她帮我拿一杯热牛奶送到我卧室来，她回复我说她正在吃饭，吃好就给我送上楼来。
我想那应该20分钟就好了，30分钟，40分钟过去，等到9点，实在太累，我带着饥饿的胃睡着了。第二天我看到一个9:40的短信，说牛奶放在门口了。我打开卧室门，果然有一杯冷掉的牛奶。
那一刻我感受到人群里的孤单。
有时候我也对婆婆的生活安排不理解。一次我睡过了，错过送孩子的火车，正好婆婆已经起床了，我我仰头问站在楼梯上的婆婆，妈妈，你可以开车送我们吗，婆婆说哦，亲爱的恐怕不行，我还没吃早饭。
正是这位婆婆，在我到英国的第一天，郑重地告诉我，她理解我带着孩子的辛苦。因为她年轻时，曾需要带着给全家的礼物，外加三岁和未满周岁的两个儿子，去她的婆婆家过圣诞节。但没有人提出来接她们母子三人。
她说，小清如果你需要我们的帮助，尽管开口。
我婆婆有自己的逻辑，她坚持要尊重我的想法，不插手我带孩子，意味着如果不是我主动开口，她会认为我非常想跟孩子单独相处。但是如果我说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份晚饭，我公公会说没问题，那我们晚上八点吃饭。我说我八点要准备给孩子洗澡和哄睡，可不可以早些吃晚饭。我公公说他五点半下班要去散步，回来就要七点了，可能不太行。
但是同时，我婆婆又是一个充满耐心的奶奶，她会拿起26个字母的拼板扮演一个好奇宝宝跟儿子互动，不仅仅是亚马逊下单买全新的适龄玩具，还用玩偶装作一个笨拙的小动物踢腿、藏在桌子底下又跳出来，然后在桌子上摔一跤，逗得儿子咯咯咯地笑。
我在英国的工作满三个月后，面临公司续约的选择。我发自内心想继续，因为上班的时候，我对工作内容充满信心，沉浸在解决问题的过程里，甚至出现了“心流”的瞬间，以至于感慨，怎么一转眼就是下班的时间了呢？但是那时我和先生已经分别了三个月，他在视频里告诉我他很想念我和儿子。我怎么可以让先生伤心和遗憾呢？我就拒绝了续约。
归心似箭的我，其实已经买了四张机票，那个时间正逢俄乌战争，欧洲好多航班都取消，加上疫情很多航班都停飞，先买的两张机票都直接被取消了，第三张机票倒是很优惠，但是需要我自己安排从东京回名古屋，最后我唯一能飞的是一个中转一共40个小时的高价票。
如果我婆婆家可以带带儿子——我自己也没有开口，也许知道或者害怕开口被拒绝，如果我先生肯到东京来接我们——后来是我比老公先放弃了这个选项，毕竟是要花费他一天的工作时间和不菲的车钱，最终我飞了结束工作第二天的凌晨那趟最贵、最绕路的航班。
第二次带儿子离家
回到日本第二周我就后悔了。
先生还是要上班，加班，我还是读不懂日本的“空气”。虽然，拿着英国赚来的钱，我们终于可以把儿子送日本私立幼儿园。
我每周会跟日本老师学给职工家属的日语课，再花一个上午和一位韩国全职妈妈一起学日语，下午拖着购物车，步行30分钟去超市补充家里的缺吃短喝——是的，当时应该买一台自行车。夏天的名古屋烈日当空，让人莫名其妙地烦躁和脾气爆裂。白天的时间好像特别快地就没有了，转眼就该张罗晚餐，收拾，哄睡，给儿子的记事本写晚餐内容——这是日本保育园的特色，包括写下拉了几次便便，晚上是如何陪孩子度过的，给儿子第二天的小书包塞进5片尿不湿，两套干净的衣服，还要放进一个脏衣袋。
这样的生活好像少了什么。
——我品不到属于我的味道，我不想学习日语，也不想步行在烈日下拖着购物车，研究饮食营养搭配。想起在英国虽然忙碌辛苦，但是每天我的大脑是春天里向外生长的枝芽，智力的挑战不断给我回馈养份，我随时去说一门让我不会削弱自信心的语言，来轻松地表达我即时的心情——不得不说，好像每种语言背后藏了我的一个性格，说日语时的我，就好像是很安静，很微弱，含着胸鞠躬，只想点头结束一切交流的日本女人。
于是这样地生活了一个月后，我就开始了工作申请，闹钟在凌晨一点响起，好参加英国的面试。四个月后，我又重新找到一份短期工作。我跟先生说我要回英国，很意外地，他是祝贺我的，也尊重我的选择，只是提醒我会很辛苦，在日本的话他还可以帮忙。反倒是我自己预先写的要说服他的腹稿没有用上。
我相信上一次是我缺乏经验，这次我对带娃上班的困难，有了很具体的预期。我会不期望早上的接送，而是步行送儿子去托儿所，如果天气不好就会打车。我也清晰地跟婆婆沟通，提出我觉得他们应该能做到的要求，比如每天下午6点，他们从托儿所接儿子，带他玩到7点，我趁着这一个小时，做运动、做饭、吃饭、洗碗。周六再请他们带儿子出去玩一个下午，去哪里都行，吃什么都可以，这段时间，我需要在家里休息。我现在也认识了去先生姥姥和奶奶家的路，每月一次的午餐拜访，再也不会发生崩溃的走失事故了。
这样星期六的下午，我可以花三个小时喝英式茶、吃饼干、看小说，也可以去公园跑步，跟朋友煲电话粥，刷剧。每周六晚上，我可以听婆婆讲白天的活动，儿子跟公公踢了球——看得出英国的“国粹”足球，已经在这个小身体里扎根，儿子喜欢好奇地观察湖里成群结队游泳的鸭子，他在日本也是喜欢在地上观察一碰就缩成一团装死的小虫。这个小人儿还吃起了巨甜的冰淇淋，衣服上看得出冰激凌的口味，走太累了一定撒娇要被公公抱着。我在想这个小人儿会不会也觉得眼前的公公，和爸爸长得很像呢。儿子还很喜欢婆婆唱英国的童谣，还会用两只小胖手使劲儿给婆婆鼓掌。
也有面临挑战的日子，我第三次新冠中招后会半夜突然醒来咳嗽，同时听到其他卧室里微弱的电视机声响，我拉起被子试图遮掩我咳嗽的声音，除了怕吵醒旁边的小人儿，也很怕打扰了主人的休息。
我新冠之后得到了朋友的支援。一位还素未谋面的老家的邻居的女儿，一听到我生病没饭吃，直接帮我点了外卖送到家门口，虽然我公公开门差点拒绝了外卖小哥，说这里没这个人住这里，热腾腾的饭菜还是送到了我手上，打开肉和菜扣在满满的米饭上的外卖，差点鼻子一酸掉下眼泪来。朋友还亲自去买了中国超市的食物、高价的川贝枇杷膏和椰底膏，再委托她朋友开车来给我送，而她自己的孩子还在发烧。她朋友跟我更加素未相识，因为疫情也是把东西留在门口，我们只是隔着窗户挥手。
妈妈也帮我求助了她在英国开中药房的熟人，给我电话问诊，配了中药，说不要钱不要钱，照顾孩子重要，然后我预订优步请司机为我去取药回家吃。
而这些琐碎麻烦的需求，我该如何向我的公婆开口求助？经过之前的种种，我虽然理解了他们行为背后的逻辑，却也更深刻意识到他们与我价值观的差异——他们在意“自我”胜过在意“关系”，而那些需要为关系牺牲自我的需求，我不期待他们会应允。我婆婆一家的爱，都是在先爱自己之后，无可厚非。
但是，其实也不是每个“外国人”都是一个模子。我在婆婆家附近的公园里认识了同龄的亚美尼亚妈妈，她先生是罗马尼亚人。她告诉我她妈妈在跟她住的那半年，她幸福地每天出去见朋友——我们的幸福是因为我们成功地“剥削”了另一位女性。她的婆婆同住的时候，婆婆也会帮她带孩子。她惊讶于我跟婆婆公公同住还要自己烧饭。
对了，我带儿子到达的前三周，我婆婆家去度假了，是我和儿子自己在家里住。我还记得他们度假回来的时候，我婆婆说，我太意外了，我以为我儿子不会放你来英国呢！我一直很困惑于这句话，我离家还是需要获得一种“批准”吗？然而我却说，是呀，我先生希望看到我开心。
某个星期六，我照例早上8点带儿子去公园玩，从滑梯到秋千，从室内读绘本到室外踢足球，儿子突然发现了昨天下过雨的草地里有一滩泥水，他先伸进去一只脚试探，觉得安全之后，伸进去另一只脚，作为一个安静长大的女孩我很难共情这种脏兮兮的欢乐，我“忍耐”儿子脏了10分钟后，拎着儿子两只手一路连抱带拖地远离了现场——想起自己给儿子读小小猪佩奇故事的时候，主角都是这么欢乐地度过这样的时光，这小人儿和小猪真是一样的！
终于12点半走回家，正好赶上了婆婆公公从卧室出来要吃午饭。我打招呼说，你们醒啦？那咱们时间同步了。我婆婆说，我们上午早就醒了呀，我们一上午在卧室床上做了很多事情，比如买菜，交电费，算生活费，备课……
我赶紧侧身让路给去吃饭的公公婆婆，然后蹲下来给一身泥水的儿子脱衣服，抱着他洗澡，把湿鞋子晾在暖气上，等儿子抓着我头发睡着，我看表差不多已经快两点。又饿又累地下楼，看到公公忙着给我儿子一滩泥水的地板用消毒液擦拭。
彼时，厨房里堆着使用过的脏碟子，没有我的饭的痕迹。
经过同住的这几个月的时间，我好像也习得了一种保持礼貌和尊重距离的亲情，我婆婆也不会评价我和我的教育生活方式，但是也不会有一种我期待的主动的关怀。假如我是因为喜欢这样的相互尊重选择了生活在英国，那我也应该接受尊重的另一面，我不能只占有好的那一面。
除了上班，我的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和儿子捆绑在一起。我试图给快两岁了的儿子断奶，无奈自己身体散发着母牛的气息，儿子无师自通地钻进我的衣服里，会淘气地揪住我的乳头玩，想要从他嘴里拔出来那是一场斗志斗勇的游戏。当儿子终于含着我的乳头睡下的时候，我仅存的斗志也一起被吸干。
第三个月的月底，公司再一次问我要不要续约到圣诞节，我再一次拒绝了，我那时正病得嗓子冒烟、眼泪鼻涕横流，已经懒得去测是不是又阳了。病中的我愈发思念先生，想念他在我耳边的嘘寒问暖。我坚挺的意志力无影无踪，没有先生、没有可靠的外援，我无法做到工作与带娃两不误。即使我不通勤，不洗脸不化妆在家里上班，可以用钱换取打车出行的便利，承担比我能力低两级的工作责任，一旦加上一个妈妈责任的砝码，我的生活完全失衡。我竭尽全力，仍无法胜任。我常常梦到，每个人都哗啦啦如流星闪耀着飞过我身边，自己却向相反方向跌进黑洞，在梦里最害怕的时候哭着醒来。
英国夜晚也是日本的白昼，我打电话跟先生哭诉我的辛苦和不被婆婆家支持，他说要不你现在就辞职回来，回来我就可以帮忙了；也会说他妈妈的习惯，这些你不是都知道的吗？我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高了八度，责怪他不站在我的立场上，不为我去跟他家人沟通，为我争取利益。他说你不要带着情绪对我喊……我大声在电话里打断他，我没喊！我没喊！在我吼叫到一半的时候，他把电话挂断了。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挂断了我的电话，我把手机摔到地上，大声哀嚎，以至于凌晨两点，我婆婆一家慌忙来敲门，问我是不是他们孙子出事了。而我即使披头散发、泪如雨下，最后也是嗫嚅地说没事，就是想他们儿子了。
我给英国的心理咨询打过电话求助，我说我一个人上班、带孩子，我先生不在身边有多难……我向护士道歉，自己并没有严重到要自杀的程度，却还是来打电话求助，我很抱歉自己是在占用公共资源来咨询。因为熬过的每一天，都太艰难了。护士安慰我，不要紧，后面没人排队，你现在很难过。
我会疑惑我两次来英国的选择是否正确。儿子刚满一岁还没有断奶，一年里有六个月不能见到爸爸，我有六个月不见老公，都是因为自己迫切想出来工作、获得自我价值满足，这个念头是不是太自私？难道我追求的，值得付出一家三口两地分离的代价吗？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想法真是可笑啊。这个社会的主流是当男人出去工作时，会默认男人是家里最重要的人，在外面拼搏是大事，最辛苦，对家务不闻不问是可以理直气壮的，他们眼里女人家里带带孩子、收拾家务这种轻松活，有什么好抱怨。而我这个女人，愿意一个人努力、吃苦，只身带着孩子在英国闯荡工作、赚钱、补贴家用，还背负起了身为人妻，未能在日本找到工作的愧疚，和没在先生身边照顾他起居的传统守旧的思想负担。三十多年，我不但把这样的视角内化到骨髓，还会带着这样的评判去对别人指指点点。
为了一家人在一起，我愿意再尝试
新年那天，再次回到日本后的一个月，我鼓起勇气跟先生说，我不喜欢日本，我是因为你才留在日本的。这句话我憋了三年而不敢出口，就害怕承认自己当初来日本的决定是一种自我牺牲的错误决定。我不要带着牺牲感而生活，我希望继续欺骗自己，在日本是我愿意追随爱人的自由选择。我痛恨一个为家庭牺牲而对家庭成员怨天尤人的家庭主妇形象——她们在电视剧里是那么的负面。
我们俩躺在日本榻榻米床上。先生说，可是当时咱们是一起商量才来日本的呀。
我说，是的，但是现在来了我才发现，和我想象的生活不一样，而且当时你说是来一年半。
先生说，这不是疫情了麽，再说我申请现在这个工作的时候，也是征求过你意见的。
我说，你说你获得这个特别棒的工作机会的概率不大。
先生说，是不大呀，竞争激烈。反正我不想回英国，如果我回英国，那就只能是因为你，我肯定也不会快乐。
然后我们就陷入了沉默，两个人之间必须牺牲一个的选择。我们家的天花板整齐排列着日式木制房梁，没有蛀虫痕迹，一副千年文化压下来的中规中矩。
其实先生在日本生活也不是那么完美。他没有获得想象的高薪，在岗位上也没有人听得懂他的“英式幽默”。但同时，因为他是一副“外国人”面孔，可以逃避琐碎的闲杂事务，也会被特意邀请去NHK日本电视台代表大学拍纪录片，每张宣传海报上，都希望他露面代表学校的国际化，实验室几乎篇篇期刊投稿论文都是他经手修正润色英语，海外基金申请都是他一人挑灯改动加工，他可以安心地带他的学生，做他的研究，他不需要跟同事一样对上级卑躬屈膝、唯唯诺诺，在讲话的时候也不需要对领导改变任何尊称，更不会有人对他飞扬跋扈、带人格侮辱地责骂。他可以像个局外人一样在日本生活。
这是一个白人男性在日本职场上的优待。他实验室的秘书是一位妈妈，因为需要照顾家庭只能按小时拿工资，而这样“时短”的工作，在日本很多都是由女性来承担，而那位妈妈精通英文，工作效率在实验室里出名的高。
那次不欢而散的聊天之后，五天我没能从床上离开。产后抑郁的情绪酝酿着爆发，体会生活的钝刀在我的神经上来回拉锯。我试图想用理性征服自己的软弱无能，我要去断绝回到原来英国生活的妄念、执念，我要努力地留在日本。
我开始写日文简历，附上自己十年前的证件照，把自己打造成符合日本文化的格式，试图在日本找工作，面试过在日华人企业，做老板秘书，各种打杂，简单日语即可，主要靠中文沟通，但是需要早九晚六，每天出勤，禁止迟到，可能加班，薪水按照“派遣”而不是“正社员”给，不带福利和补贴；也面试过东京大型外企，绕着资历问了一圈，下一句是问我能不能从中国或者英国带来客户。我另一位宝妈朋友也是日语不行，最终去了中国超市帮生鲜部门包蔬菜，告诉我，她的老板生怕她们闲下来，一直盯着她们坐下的时间，并且中午"邀请“员工吃店里刚刚过期的泡面或者面包。除了发钱的那天开心，每天都累，重复的劳动更加让人难以打起精神。
我跟很多猎头也打了电话，随着时间的推移，热络的聊天还是淡了下去，最终没有匹配到合适的岗位。
确实，不去便利店打工，不去教英语，不去做咖啡店员，不去做餐厅的服务生，是我还在用一种拒绝来表达自己不愿意屈服的态度。
但是我学习了骑车，可以载儿子去托儿所，也可以骑车去买菜、带儿子去公园和医院；我报名参加了语言学校，开始了每天学习日语的模式。这所不提供签证的日语学校里，有留学生，也有随家属来日本的外国人。疫情之后难得和人的面对面，我努力把学习日语当成是我的“新工作”。
我好像也开始能逐渐听懂周围简单的聊天，还试着跟托儿所的妈妈们搭讪，不过不是每次都那么顺利。
儿子特别喜欢班上一个长相甜美的日本小女生，我也总试着在接孩子的时候，跟她的爸爸练习日语。终于熬到了那位爸爸耐心消失的一天。他看到我来接儿子的时候，一把抱起他女儿，迈起他的两条长腿，迅速走远，留下我儿子在马路中间大哭。这个还不会说话的小人儿，完全不理解发生了什么，就眼看着他心爱的小恋人被她爸爸带走了。我一边疑惑是不是我的“尬聊”吓走了“社恐爸爸”，一边心想，自己已经耽误了儿子的“小恋情发展”，赶紧用巧克力贿赂“失恋”的儿子。
再有见到三五成群的日本妈妈们接上孩子们，走在我前面聊天的时候，我就放慢脚步，不想我的加入会让大家尴尬，还要礼貌地听我半生不熟的日语，或者不断用简单日语和英语重复自己刚说的话给我听——我也学会了不要给别人添麻烦的日本人“精髓”。
再然后，我在“诺言社区”找到了远程兼职的岗位。创业的老板李一诺是一个传奇一样的人物，这位清华和UCLA博士毕业的女人，是颜宁的好友，前麦肯锡全球合伙人，前盖茨基金会亚洲总裁，现在自己在东京做着访问学者、带着三个孩子，还继续坚持着自己的事业。他的先生在北京民办一土学校做校长。可我也知道，我的老板在直播的时候，身后的沙发堆着三个孩子的衣服等着叠，有结伴生病的孩子们需要照顾，她的眼睛也肿了还是要直播。她因为不会日语，即使带着翻译也未能开出银行账户，理由是如果银行需要给你打电话，你当时不能作答。
我很感谢一诺这家创业阶段的公司愿意接收全职妈妈来兼职，接受我们随时会有孩子状况而缺席工作。所以我愿意在孩子睡了之后，站在升降桌前继续做两三个小时视频的翻译字幕，也会为了找到更优质的内容策划灵感，而去阳台上吹吹风，像个实习生一样从最不熟悉的工作内容起步学习和摸索。我义无反顾去选择一条通向社会的路，即使路会硌脚，也好过不原地踏步。
不过在一个不能善待全职妈妈的社会，女人是第一受害者，男人是第二受害者——没有一个幸福的女人的家，也很难欢乐。
“抛夫弃子”就这样发生了
我从恬然入睡儿子的身下抽回手臂，我先生被贪婪的工作扣留在学校加班，我很多次闪过“去父留子”的念头。又舍不得我的先生会在每一次吃到我烧的饭之后，感谢我为家庭的付出，在我感到自己什么也没有做的时候，提醒我，看看身边茁壮成长的儿子，告诉我，他给实验室同事们看儿子班级的集体照——儿子比日本其他的小朋友都要高出半个头。
全职妈妈的三无工作，无报酬， 无休息，无限责任，我的价值感没法用眼前儿子比别人早长了一颗牙，早走路一个月来衡量，然而儿子因为跑跳不小心磕到的眼睛（幸好只是眼皮），我却连续三天被保育园园长亲切地提醒，天黑了不要带孩子在外面玩，还当着我的面告诉儿子，天黑要和妈妈乖乖回家哦。而发生事故那个晚上，先生在外地出差，我自己抱着刚摔倒，眼睛流血的儿子，身体不住地发抖，却不敢自己打急救电话，而要先骑车回家，敲门请邻居帮我打电话，把情况描述清楚了才敢去医院。我理智上告诉自己，这只是个小意外，然而那一个月，我的心里反复在想这会不会留疤？假如撞坏了眼球怎么办？
我是在追逐一种“执念”的生活吗？还是不能对现在的生活转念，而乐观积极地接受？为什么我不能够从养育儿子和照料家庭中，获得意义感呢？回职场而不做家庭主妇的选择，究竟是我源于被灌输的价值观，还是我真心的向往呢？
日本对于有需要抚养妻子、孩子的上班族有一年至少38万日元（约1万9千人民币）的减税优惠，相比之下，如果妻子出去工作，双方都要上班，就需要把孩子的送到额外交钱的托管班，也会因为收入更多而需要支付更多税金和学费——日本公立学校的学费与家长收入相关，比如年收入在800万日元（约40.8万人民币）的家庭，就比年收入300万日元（约15.3万人民币)的家庭一个月多交3.2万日元（1600元人民币）的托儿费用，一年就是差将近2万元的税后开支。
假如有了孩子，在日本的妈妈也是很难找到同工同酬的工作，需要灵活工作的代价，就是接受没有福利的“时短”或者廉价“小时工”。
做了妈妈之后，找不到薪酬合适的岗位，还要缴纳更多税金，至少在日本，看起来回归家庭的“自主选择”，有多少是屈于现在的社会结构“决定”呢？
也许我在英国根本不会思考这些，在英国，我不是社会底层苦苦求一份工作的全职妈妈，我的行业还没有被AI替代、被疫情打败，我可以到金融城工作后，依赖英国的福利支付育儿成本。而在日本，我是挣扎在生活沟通都成问题的人群，需要自带翻译去开电话卡，否则不被接待——能抱怨什么呢？是我不会说当地的语言，我应该不给商家添麻烦，种种的不便，非常轻易地把人局促起来。
我问过先生，为什么不想回英国，他说，因为英国一堆问题，不再是以前包容的国家，而是对移民歧视、想要白人至上，会觉得5G会传播新冠，怀疑疫苗是政府的阴谋的反智主义泛滥的国家了。他想去别的国家，体会做一个旁观者的生活。日本在先生成长起来的西方世界里，是任天堂游戏机、遥遥领先的科技、宫崎骏动画、皮卡丘等动漫的代名词，至于日本制造、日式料理更是代表着做工精良和神秘的禅文化。
假如生活在教我臣服，可不可以是接纳自己现在想回英国的念头？我思念伦敦，即使它是美食的荒漠，三天两头地铁火车罢工，而日本的新干线不会迟到超过30秒，街边小店盖饭选择实惠又美味，但在我的生活排序里，这些不需要挂怀。关于一个地方的A面和B面，全凭个人的主观叙事。
我捡起了搁置一年的领英账号，狂刷工作机会，我还记得一次晚上10点的面试，先生忘记了我面试的安排，于是我的面试前半场是一边回应儿子，一边回应面试经理，我的上半身穿着小西装，下半身穿着睡裤，也不敢离开座位，只好由儿子来爬上我身体。等在接到我提醒的短信后，从工作狂奔回来的先生到家后，面试已经进入了下半场。
我想起了一个很火的视频。是疫情期间，政治学者罗伯特（Robert Kelly）对着BBC直播采访侃侃而谈时，被自己两个孩子陆续乱入镜头，又被未梳洗的妈妈拉出房间的一幕。我还把来救火的妈妈当成了家里的保姆，责备这个女人怎么不“尽职”，让孩子耽误了“政治大事”。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多么无知，那位没有精致打扮的妈妈也是一位教授，坐在镜头前光鲜亮丽的男人，本来也可以是那位女人。
后来我拿到工作邀请，这次是我先生先提出说，儿子就留在日本吧。而在这一天之前，先生还从来没有单独给儿子洗过澡。我相信先生说出需要极大责任这句话，是在用他的方式表达爱，有了孩子之后，我们之间的爱情，从没有突兀地存在在生活里，但是又好像呼吸一样没有停止。
我告诉儿子保育园的园长，我要去英国工作三个月，儿子要跟爸爸在家，请他们关照。
校长和颜悦色地问我，英国这个工作，你一定要去吗？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怨气，怼校长，那些爸爸出差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问他们一定要出差吗？
我临行的几天里，我每天都告诉儿子，妈妈要去英国了，你跟爸爸在家。我不知道儿子是不是听懂我的话，但是那一刻我把所有信任给了先生。
飞了半个地球，我的新生活没有什么不适，反而是回到了舒适区，下了班的时间全部属于我。过去几年里，我没了这么只需要照顾自己的时光，我贪婪地吸着雨后草地里轻薄的清新，把绿叶翻过来看它背面的脉络。
我以为我和儿子会撕心裂肺的剧情在我们家没有发生，第一次跟儿子视频电话的时候，儿子盯着镜头有5、6秒，我酝酿了眼泪等待儿子告诉我，他有多么想我，儿子清脆地说：妈妈拜拜！
现在我最怕的就是老公说，他带娃上班太累了，或者儿子说他想妈妈了，因为我一定会辞职的——不管老公会不会提出，我都觉得好像这事情非我做不可。但是在那样的一天还没发生之前，我都很享受现在的生活。
我一个人的房间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我可以每天有不同的身份，不同时间和地点里，被人需要、有人交流、获得反馈，假如领导级别的人对我的工作发泄着不满，已经不像以前会在我心里进行反刍咀嚼自我苛责，那是他自己压力的外露而已，与我无关。他是他坏脾气的第一受害者，我是第二受害者。我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就是我对于男性领导会更加尊重，在他的满身缺点里找优点，而对于一位女领导，会嫌弃她的英语还有口音，在她的优点里找不足。我有意识地提醒自己，要赶紧从这样的习惯里跳出来。
我并没有像我以为的，没日没夜痛彻心扉地想我的儿子，不是因为我麻木，因为当我听到某个心碎的故事还会为别人流泪；我好像也没有那么思念我的先生，不是因为我不爱他，因为看见路边餐厅里一位食客侧脸长得好像我的先生，我也会心一痛。
人是多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的动物啊，我在日本不知不觉就变成了卑微的女人，我甚至不愿意出门，想起来我的身体还会生理般地缩起来。而现在走在伦敦到处冒着自由的气味路上，四肢舒展，我又属于回了我自己。
现在我有一种害怕，那就是我“抛夫弃子”的自由生活里，既不需要丈夫，也不需要儿子。
尾声
天色已晚，我即将就着夜色入睡，先生和儿子已经到了天明，准备起床，我们天各一方，保持着每周一次的通话，期待着团聚的那天，也许是下个月，也许是明年；或许是在日本，或许是在伦敦。我会在机场紧紧抱住我生出来的小人儿，因为我没在他身边，他大概会只会说“看电视”这句中文，但是，他确实就是个外国小孩，生在日本、长在日本的中英混血宝宝，中文不会是他的母语，英文也只是夹杂着日语的腔调的外语。
我还会紧紧抱住我的先生，我们相识13年里，我们共同走过了友情的3年，恋爱的1年，结婚的9年。结婚后，我们不曾这样久地分开过。我记得9年前，我的结婚誓言是我愿意一生一世地爱他、支持他。现在我不在他身边，他一个人和儿子在日本，他必须减少他的工作时间去按时接儿子，假如儿子生病在家，他必须停下手上的工作照料，但是他从未向我抱怨过单身工作带孩子的辛苦，而是会用他的“英式幽默”，说儿子英语的进步，句句讲“请”的绅士风度，全归功于他的调养。
我不愿意把生活毫无审视地放过去。初为母亲的这三年心路曲折不该被遗忘——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才过去三年，我已经无法具体地描述疫情期独自在产房、没有打无痛生产时，痛到发出了“动物般嚎叫”的感受，人类擅长保护自己，忘记伤痛。我愿意承认初为母亲后自己波动的复杂情绪，看它闹到我几次三番的“离家出走”，以致我在物理距离里，缺席儿子的成长时光；但我也可以毫不避讳地把我体验到的真实和不堪，赤裸地展示出来，把全职妈妈的世界一角再掀开得多一些。再对着长大后的儿子讲：你看，爱情的模样，原本就是希望能够接纳和成就彼此，但作为男人，对你的她再好一些。
写作手记
过去的几年里，我经历了职场女性到全职妈妈的身份转变，深刻体会到了亲自带娃所被低估的辛苦。希望回归职场时，在英国和日本都不断努力，却不断碰壁。我逐渐看到，个人选择和能力之外，还有难以逾越、对“妈妈”的结构困境。我试着把自己具体的困难抽丝剥茧，呈现个体的故事，提供一个属于现在社会的真实样本。
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导师指导完成。，点击下方小程序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