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治疗近视，母亲要我吃下了每一颗猪眼睛｜三明治

作者｜宋长安

编辑｜旁立

模糊，清晰，模糊，确定了！这个E是朝下。

“最大的一行您说错了！”对面的中年女大夫叹了口气，白了我一眼，看起来比我还怪我这眼睛不争气。我戴上眼镜，红着脸，咧嘴笑了笑，这种尴尬已经伴随了我二十多年，可我还是会觉得，总是对大夫有所亏欠。

其实我早已习各路眼科大夫的反应，甚至已经可以把他们分类。有的是不敢置信地把嘴巴张成O形，有的会以为是我年少顽皮跟他们开玩笑，气得面红耳赤，有的会耐心地告诉我一些用眼小窍门。

当然绝大部分是无需多话，冷静地在病历上龙飞凤舞地写上：左眼0.1，右眼0.1。

可每当这时，站在我身边的母亲，会把病历揣进包里，然后拉上我的手起身就往外走，脑子里已经飞速盘算着我的下一个治疗方案了。

是的，在我的整个童年里，母亲每天都在向近视宣战，她要攻克的是世界难题：根治近视。虽然它们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我近视的度数越来越高。其实戴眼镜没什么不好，我想。

从医院出来，我便搭上了回学校的公交车。车窗被一层薄霜盖住，窗外一排排的楼房和树木，变得模糊不清。这就是高度近视患者眼中的世界啊，我窃笑了一下。

它们摇摇晃晃地向后移动，时间飞速倒退。应该是五岁，没错是五岁。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自己近视的时候。

其实我倒没有什么感觉，也许童年本来就应该是模糊的。幼儿园做了视力检查以后，妈妈接到老师的电话，说我是班里唯一一个近视的孩子。她的反应是摇摇头，绝对不信，嚷嚷着要带我去医院再做个检查。所以本来那个周末，我们是要去医院的。

不过，我们没去成。原因是头天晚上，妈妈做了油炸麻花。对，一切责任都在麻花，虽然我觉得它们无比可口。金黄色酥脆的皮，里面是带着软糯的白色面团，咬上一口甜甜的。刚出锅，我就急得不行，直接上手去抓，结果被烫得大叫了一声。妈妈笑着掰了一块下来，吹了几口，塞进我嘴里。看着我吃得狼吞虎咽，乐得合不拢嘴。

可是刚下班进家门的爸爸好像不这么认为，他的黑色公文包，被重重地摔在地上。然后手一挥，把一盘子新出锅的麻花扒拉到地上，盘子碎的时候发出脆响，麻花飞得到处都是。

紧接着飞起的，就是爸爸手中握着的扫帚、妈妈的嚎叫和我的泪水，一切都是剧烈又迅速的，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很快，妈妈就不再有声音。

接下来的那个周日我们还是去医院了，不是去眼科，而是去外科。妈妈破碎的额头需要缝补，粗壮的针头在她头上来回穿梭，妈妈却毫无反应。我以为她死了，护士告诉我是打了麻药。

我跟妈妈提起过这一天，可是她说不记得了。我又加入了一些细节，比如爸爸是把她按在地上，扫帚是抡在她头上，不过多少下我数不清，因为那时我还不会数学。她说，“哦”。这个回答显得无比漫不经心，如果不是仔细分辨，会跟清嗓子的声音混淆。而这正是她的意图。她不愿意提及的事，想蒙混过关，总是会用这样的伎俩应付人。这也正是我讨厌她的地方。她总是狡猾地通过自己的方式，试图抹掉她厌恶的部分，让我们的生活看上去跟其他人无异。可是我的近视度数，已经让我无处藏身了。

我已经必须坐到班里的第一排了，要不然看不清黑板。可是第一排的视线也越来越模糊了.

"回去配个眼镜吧，要不影响你学习"，班主任让我传个话给妈妈。

“戴眼镜会让眼睛鼓起来的，太丑了”，妈妈说。

“配一个吧，老师会不高兴”

“哦”。这个回应，我熟。为什么别人就能带，我就不行！我大哭大闹，可是跟所有其他的事情一样，不了了之。妈妈个子不高，性子特别急，走起路来飞快，脾气和说话都脆的响亮。她的意志，可以摧毁整个宇宙，和我的班主任。

“你的眼镜呢，还没配上！”，班主任有点生气了。

“哦”，我也学会了。就这样，小学的几年快过去了，我还是没有眼镜，还是看不清黑板，还是被班主任排挤着，还是成绩优秀。

妈妈坚持着自己的战术布局，很快就给我找到了第二种方法：生吃猪眼睛。

这种级别的治疗方式，相当于对近视进行生化攻击，真不知道妈妈是从哪得到这么高级的武功秘籍。但是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必须接受这份来自生物界的挑战。可是，先把是否有用放到一边，在这样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如何得到一颗新鲜的猪眼睛呢？其实这对妈妈来说，易如反掌。甚至“新鲜”两个字，都难不倒她。因为她开的五金店铺跟生鲜市场紧挨着，就隔着一条马路。她跟猪肉铺的张屠户夫妻俩说好，每天早上6点钟在市场宰猪的时候，给她把眼睛留好。七点半她到市场取了眼珠，8点钟给我送到学校，亲自看我就着水吞服下，一系列步骤自然顺滑。

啊，味道倒在其次，主要是那双水汪汪的沾着血红色肉丝的大眼睛盯着我，毛骨悚然。但是如果我不吃，那可就是我妈的眼睛盯着我了。

我不吃下去，她不会走。

其实就算她走了，我也还是会吃。我是个听话的孩子，我吃下了每一颗猪眼睛，生吃的。我太了解妈妈了，如果想让这件荒谬的事件快点结束，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委屈一下自己。如果我就是扛着不吃，那么最后一定是大吵一架，结果并不会改变。

但是除了上述原因，我还是希望她能开心，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她总是不那么开心。半夜里我曾蒙着被子听她在洗手间对着镜子哭，或是在梦里用尖利的叫骂声划破黑暗，美术班同学只是占了我的位子，她就会指着人家骂个没完，甚至在我不听话时举着刀吓唬我。我曾想知道原因，是因为会飞的扫帚和拳头、头上和身上的伤疤、再也找不到的首饰、爸爸因为一点小事就无休止地谩骂，还是因为她下岗了。那一年她整四十岁。

不过很快她就开始振作起来，一头扎进五金市场领域，从市场里盘了个小铺子开始，一鼓作气开了五家店。啊，她真是扬眉吐气！我不知道她是否有如神助，但是她的红色诺基亚手机一定是助了。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手机，红棕色的磨砂外壳，这在90年代绝对是个新潮玩意。手机的大小跟手掌差不多，功能很简单，只有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妈妈也不需要短信，因为打字对她来说太慢了。手机就挂在她耳朵上，吃饭打，走路打，如果睡觉也能打，她肯定也愿意。

有好几次过马路的时候，车就从她鼻尖擦过，但丝毫不影响她继续冲着手机嚷嚷。

每当我在她身边时，她也根本没空理我。这让我觉得自己是个陪衬品。输给手机的感觉，不好受。

听着她扯着嗓门对着电话喊，声音比平时高几百个分贝，生怕对方听不到。我都只能捂着耳朵，同时忍受着路人诧异的目光审视。啊，吵死了，真烦人！

不过手机也带给我了好处：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

我们的新家，是妈妈用家里原有的两处房子换到的。换房子这件事在那个没有房屋中介的年代，非常普遍但难度相当之大，而且是把两处换成一处，更是一个奇迹。妈妈能随时用手机跟进房子的情况，算是她的信息优势。换房的过程，很是艰难。每周日休息的这一天，无论刮风下雨，一大清早妈妈都会把我从床上拉起来，跳上65路公交车坐八站，来到公园附近东南角的一个小广场。

这是自发形成的小型市场，大家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换房。这里陆陆续续地会聚集很多人，有的人蹲在地上，旁边杵着块板子，上面写上自家房子的情况，然后自己在旁边一言不发，等人来问；有的人站着手里举着张纸，嘴里振振有词地叨叨；有的虽然空着手，但走来走去，到处转悠打听。就这样，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寒冬，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周日这里都会准时出现妈妈和我的身影。妈妈本不愿意带上我，只是因为爸爸一到周末就不知所踪，我没人带。我会在人群里钻来钻去，看到的只是人们的大腿。总是刚来一小会儿，就开始不耐烦地撕扯妈妈的衣角，想要把她从人群中拉走，去旁边的公园玩。我并不是很清楚妈妈在干什么，只是想让她陪我玩。

直到有一天，妈妈告诉我，我们马上就要搬家了，新家可是正经的“两屋一厨”，而且“你还可以有自己的房间！”那天，我高兴得一夜都没睡着。我高兴的原因是，自己的房间让我不用随时在父母争吵的现场了。我拥有了一个避难所！可以全心投入在鼓捣我的秘密武器：收音机。

因为我的近视，看电视这项娱乐活动是从小就被禁止的。所以，我有了一个收音机，一个真正的朋友。

因为是黑色，我叫它小黑。小黑有两个扬声器，卡带盒左右一边一个，播放功能很强大，可以听电台，磁带，还能录音。最开始电台的节目太少，主要是新闻而且只到播到晚上八点，后来电台开始播单田芳的评书，大破冲宵楼、童林传、三侠五义。

我会去买一大堆空白的磁带，差不多2元钱一盒，把当天的评书录下来，晚上睡觉的时候反复播放。最后我可以把几乎每个故事，都从头到尾完整地背下来。

我还掌握了一项技能，就是修磁带，这绝对是个技术活儿。磁带用久了里面的带子会松，所以经常被录音机的转轴给卷出来扯断了。我会把卡在收音机里的带子，一点一点捋出来，如果被缠得太厉害了，就先把带子给剪断了。然后把透明胶的给剪成带子的宽度，黏合上。

很多个夜晚，妈妈爸爸以为我睡了，便开始放心地吵架。一开始是小声斗嘴，这个过程通常会以爸爸用特别大声的一句骂人结束，因为他知道妈妈怕吵醒我，自己只要提高嗓门，妈妈就不敢再回嘴。但是我却能听到他们全部的对话，多年的练习，让我的耳朵已经被训练到可以穿过墙壁和门缝，专门吸收吵架的声波。一边听，一边大概能猜测吵架的原因是什么，分析接下来的话题走向，判断会不会升级到真的动手打起来。直到确认他俩真的停下，我才能安心睡觉。

可是自从有了小黑，睡觉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会被打扰了只要收音机一直开到早上就行。直到有一天，它突然消失。

妈妈给我的答复很直接，被她砸了，不过她答应一定会给我再买一个。“哦”，我说。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回答。果然新的收音机第二天就放在我桌上，也是黑色的，跟小黑长得差不多。不过比小黑更大些，功能更多，样子更精致。可是我搞不懂这些复杂的功能，总也学不会，或者说不敢学，不知道哪天它会突然离开，也许，不必太认真吧。

这之后的很多天，我跟妈妈是没有对话的。她欠我一个道歉，我一直这么认为。她怎么想呢？我猜不出。又到了快过年的时候了，催债的事儿够她忙一阵，爸爸从家里搬出去了，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在姥姥家过春节，可以跟舅舅、舅妈和表妹一起打扑克了，我是十分期待的。可是真到了三十儿晚上，气氛却有些微妙。妈妈可能是想起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比如她当年为什么嫁给了爸爸。妈妈曾多次有意无意跟我提起，她想过很多次的亲，对方甚至还有大学生呢，后来还到北京了呢，是她自己拒绝了人家，原因是对方近视度数太高，万一遗传给孩子可怎么办。

妈妈仗着自己是中专学历，又有个铁饭碗的好工作，并不着急出嫁。只是后来舅舅要结婚，新娘子要嫁到婆家来，家里就一间屋子，住不下这么多人。所以妈妈必须在舅舅结婚前，赶紧腾地方。要怪就怪那个年头租房也没有市场化，就没人想过先给妈妈租个房子这种方法，只想着嫁人这个解决方法。于是匆匆忙忙地，经人介绍妈妈和爸爸几个月之内就结婚了。

也可能是妈妈看着我，让她颇感悲伤。表妹三口人团团圆圆，而我身边没有爸爸。妈妈的联想能力此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她自己的爸爸在她十二岁的时候去世了。她从不跟人讲述这件事对她的影响，只是给了她一个信念：自己的孩子一定要有爸爸在身边。她背弃了她的信念，而我怎么想，好像并不重要。于是，道歉我还没要来，爸爸就先回来了。

爸爸回来的过程，对我来说是模糊不清的，可能是因为我抗拒得太激烈，妈妈想让这个过程变得易于接受些。先是每天回来待一会儿就走，接着是待上一整晚，最后是真正回到家里来。一切又回到老路上，跟我相比，她才是那个高度近视的人，对我的想法视而不见。

我已经习惯应对这种模糊的世界了。比如迎面走来的人看不太清楚，我就低下头不随便打招呼；上课看不清黑板，我就索性自己多学点，不再依靠老师；爸爸回来了，我当没看见。

但是妈妈却始终走在医学的最前沿：美国最新技术，硬性角膜镜。晚上睡觉带上，白天摘掉，原理是通过物理手段控制眼轴变长，进而遏制近视的恶化。

“可是贵啊！”，大夫神秘地说。

“哦”，妈妈回答得很痛快。

贵有贵的道理，我的近视度数真的不再增长了。看，一切都有解决的办法。妈妈很骄傲，她就是有办法能让这眼看着过不下去的日子，逐渐明朗起来。至少她自己这么认为，直到那个夏天里最热的一天。

“你去买点冰棍吧，爱吃什么样的就买什么样的”，妈妈笑着，还摸摸我的头。她今天来姥姥家接我的时间比往日都早。

奇怪。不过在这么热的天气里，也可以解释。那奇怪在哪呢？时间不太对，太早了。表情不太对，太高兴了。一路上我琢磨着，想不出，我放弃了，好好吃冰棍吧。可是回来以后，妈妈明显刚哭过，肩膀还不时地颤抖一下。她看着我，一动不动，怕我看出什么。她想多了，我怎么会看清她的表情。模糊是一种保护，因为很多时候这就意味着无需理解。

“另一个女人...在你家里，哎。”，姥姥私下告诉我。高度近视的好处就是听觉和感知力非常发达，妈妈第一次在家里占了上风。据此我可以察觉到，这次与以往不同。妈妈在发脾气，一把把床单从床上扯下来，扔到地上。冲着爸爸把憋在心里几十年的苦水倒在他身上，他竟也耐着性子听着。

爸爸才几岁就没了父亲，上头还有俩哥哥。他经常说，小时候太穷了，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顿肉，夸张的语气和用词，让人忍俊不禁。他是聪明的，虽然小学都没毕业，但是很会说话。可以让妈妈因为去爸爸单位告状，结果在被扫帚打了一顿后，去跟登门跟那个女人赔礼道歉，可以说服妈妈甘愿赚钱养家，可以让妈妈自己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不离开他。只有他能让妈妈笑，那种真正的开怀大笑，他是她最大的屈辱，却也能让她的所有屈辱一扫而空。

爸爸的日子，也是度日如年。毕竟早上起来给自己泡一杯雀巢牌咖啡，摊开宣纸挥毫泼墨，看看卫星电视里的港台唱歌节目，张学友的《吻别》真是唱出了自己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每日如此，过久了还是无聊。

这回真过不下去了吧，我期盼着。晚上妈妈躺在我身边，她总是翻身，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也睡不着。爸爸会提着刀过来吗？我的房间门锁了吗，最好是没锁吧，这样我没睡也算是有了意义。如果锁了呢？他会使劲砸门，啊，那简直比直接进来还坏啊。毕竟我这种高度近视，是看不清这种画面的，而声音却可以无比清晰。

我成功活到了第二天，完好无损。然后是第三天，第四天。最初我是庆幸的，能活一天是一天。可是渐渐我察觉出，不太对劲儿。生活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家里仍旧是三口人，完完整整。日常的争吵依然存在，连音调和节奏都跟之前保持一致。这种生活，跟近视一样是一种绝症，不可战胜，无论妈妈有多么强的战斗力。“你还要跟爸爸生活在一起？”，我试探性地问。“哦”，一个熟悉地回答。我穿着鞋站在床上大哭，爬上桌子大哭，撕了书本，立志要大闹一番，让事情有个转变。可是第二天一早，窗外一片茫茫白雪，让一切都焕然一新。我的书被透明胶粘好，整齐地码在桌子上。妈妈早早地去汽车站清点今天到的货了，爸爸在房间里低声打电话，我除了按时去上学，并没有其他可做到事。我想好，从今天起都不再跟妈妈说话了，直到她决定离开爸爸为止。

冷战持续到晚上，妈妈做的饭我吃了两口就赌气回房间了。快到半夜，听到妈妈接了一个电话，一个工程想现在就试用这次新到的货，这意味着现在需要立即送两桶乳白胶过去。妈妈喊了几次爸爸的名字，但是没有回音。她没有抱怨，穿上羽绒服，准备出发。我一定是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控制了，竟然也穿上了羽绒服，站在了妈妈面前。

冬天的晚上真冷啊，呵一口气出来就结成霜，在眼前瞬间凝固，然后咣当一下砸到脚上。三轮车的速度很慢，妈妈用力蹬着，满身大汗，我搂着两桶乳胶漆坐在车后面，困得睁不开眼，盘算着差不多该换我骑了吧。可能是路面太滑了，为了躲避迎面冲过来一辆摩托车，我们的车翻了。这时候近视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我并不能完全复述自己那天的所见，比如我只知道自己翻了一个前滚翻，从车里飞出去了，以及桶里的乳胶漆在天空划了一个漂亮的弧形。模糊的好处是，我不会害怕。事实上，我和妈妈都没什么事儿。因为我们重新回到店里，取了两桶乳胶漆，再次启程，送到了工地。

“为什么不是爸爸”，我问。如果是爸爸送货，也许我们就不需要重送一遍。

“他睡着了”，妈妈回答。

“哦”，我说。

那一刻，我下定了决心，要好好学习，以后要念远方的大学，以便离开妈妈和这个家。可是上课的时候，我经常会走神，主要是担心一件事，放学后同学们出校门的时候，妈妈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声骂人。虽然这是我想象出来的画面，但是我知道她一定会做得出来。最近她的精神状况不是很稳定，总怀疑家里来了人。

比如回家后看到她的拖鞋位置摆放的，跟出来时候不太一样了，或者是家里的什么东西找不到了，她都会怀疑有人来过，或者是东西被送给了别人。其实东西被送给别人这件事，从她跟爸爸结婚起，就是家里经常会出现。她陪嫁的金戒指，刚结婚两个月就被爸爸偷偷拿去融掉了，给奶奶打了两个耳环。后来妈妈的新衣服，给我买的新衣服，家里的好吃的，经常就会消失，“给那个女人拿去了”，都是过了很久以后，爸爸才亲口告诉她。

如今，她不再像年轻时候，独自承受自己的怀疑，而是将其原封不动地倾泻到爸爸身上。于是质问、反击、再质问、再反击，成了他们两人对话的几乎全部内容。我摇摇头说，我没看见，没听见。可是门外隐隐约约地有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不太清晰，若有若无，有些不真实。但是身体发射的信号却愈加强烈起来，右眼皮从一开始偶然跳两下，到后来跳动的频率越来越高，嘣、嘣、嘣的跳个不停，让我根本睡不着，得用手去按住。

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强，像是海啸来临前的岸。先是海水冒着泡泡，暗暗地涨上来，逐步没过沙滩，然后开始向海岸线发起撞击，从试探，到推搡，然后是劈头盖脸地落下来。

我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试图从只言片语中，去寻找他们争吵的原因，但是只听到爸爸咒骂，以及偶尔妈妈故意压低了声音的嘟囔。

声音交锋了来来回回好久，像是海水在反复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我睡了，不管了。是时候给妈妈一些警告了，这是报复的好时机。可是迷迷糊糊中，有一会儿声音消失了，我觉得自己好像睡着了，又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巨大的“咕咚”一声闷响把我给吓醒了。一切安静下来。

爸爸手里握着小板凳，那是我小时候经常坐在上面玩的。凳子面是银灰色绸布面的，上面绣着一只绿色尾巴的小鸟，布面已经脏得发黑了，亮绿色也早已经变成墨绿色。小时候我坐在上面，妈妈蹲在我面前，跟我玩“你拍一，我拍一”的拍手游戏，捧着饭碗一勺一勺地把吃的递进我嘴里，给我读《格林童话》，她还记得拇指姑娘院子里种的那些巨大的莴苣，一直可以伸到她房间的床上。我曾经站在这条凳子上，捧着妈妈的脸仔细地看了又看，亲了又亲。但是现在这条凳子，腿已经扭曲凹陷了，上面的那只小鸟身上被深红色的血迹完全盖住，完全看不到了。

妈妈的右腿就是从那天起折的。

下雨了，妈妈走在我前面，一手举着伞，一手握着手机在打电话，一脚深一脚浅。不留神踩到一个不大不小的水坑，会溅我一身的水。我小心翼翼地走在她后面，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我不敢挨着她，好像一旦离她近了，她就会发现我因为胆怯而没去救她。或许她已经知道，因为她那天哭的声音很大，我怎么会听不到？雨点落在伞上的声音，越来越密，越来越大。雷声从远处传来，地面上的水坑泛起阵阵急促的圆圈。“快点啊”，妈妈的电话打完了，回头朝我招招手。我加快了步伐，走到她身边，她伸手搂着我的胳膊，我把头靠在她肩上。圆圈越来越大，把我和妈妈圈在了一起。

那天过后，我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差，当然也没有更好。妈妈依旧忙碌，只是走路比原来慢了一些。可是一天夜晚，我在写作业，爸爸过来却对我说，“一起去找找你妈妈吧，她走了”。

“走了？”，我这才害怕起来。城市的霓虹灯在雨后的地面上闪烁，风从我耳边吹过，我坐在爸爸摩托车的后座上，扣住他的皮带让自己跟上他的速度。这是我第一次离他这么近，虽然只是在他的身后。我突然意识到，爸爸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模糊的存在，我从未真正看清楚过他，甚至现在，也仅是看到他的背影。我那些永远都没有着落的疑问，要求却没有回响的道歉，无处安防的愤怒，目标并不是妈妈，而是他，那个隐藏在我视线之外的人。妈妈，此时我好想她，她在哪？我们乘着黑夜的风，穿过城的大小街道，有时在云里周围是雷电交加，有时在云下看城市如蚂蚁般忙碌的人群和横竖铺陈的街道，那么陌生，那么遥远。

妈妈那天很晚才回家，我竟然也没有问她那天去哪了。我只是暗暗庆幸，她回来了。而我要走了。

后来，我真的考上一所很远的大学，要坐一夜的火车才能到的地方。经过与高度近视缠斗了整个童年的时光，我终于如愿以偿戴上眼镜。大夫给我测了度数，配了镜片，“矫正度数1.5，你正常了”。世界原来这么亮！天上的云，树的纹理，公交车的轮胎，迎面走过来的人脸上的粉刺，都让我的目光驻足停留，欣喜若狂。然而就像眼镜，新的生活也每时无刻矫正我，让我重新审视自己。一晚上都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一觉，无需担心会被随时的战争牵连进去；我竟然也习惯用大吼大叫和摔东西来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对爱的人，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甚至没有能长期相处的朋友。我小心地隐藏着自己，白天让自己做一个受欢迎的人，晚上在黑暗中近乎苛刻地责备自己。大家都说，我是个多么可爱的人。可是我有时甚至希望自己是个坏人，这样起码会有人会试图找一下我成为坏孩子的原因。可是我是那样的循规蹈矩，一个戴着眼镜的好孩子。多么残忍的称呼。

从未想过，看得太清楚，竟然也让我痛苦。但是人一旦看到了，就无论如何也不愿再回到那种模糊中。其实也回不去了，不是吗？我是一个新生儿，学着在这个清晰的星球上生活。痛苦，却带着生机。重新学习如何面对恐惧，如何表达愤怒，如何表达爱。

妈妈会经常打电话来问我的情况，都挺好的，我的回答都差不多。我会反感她打电话过于频繁，以及她会精心地穿插一些我反感的内容，比如会不经意间说一下爸爸也挺好，或者说爸爸不好。我如果给解决方案，她就还是“哦”，然后迅速挂掉电话。虽然我不愿意承认，其中也每每有着期待。我会笑笑，安慰她，注意身体！离得远了，终于也看得清楚了。长大的好处是，我有了眼镜，终于可以看清自己的路，而不是走妈妈的路。

公交车终于摇摇晃晃地到站了，我起身下车，路边的红叶在风中阵阵浮动，裹在厚实的风衣里，沿着潮湿的街道前行，脚上偶尔沾着落叶，偶尔从身边飞快经过的车，溅起一阵水波。我的眼镜上一口哈气，前方几栋教学楼挤在了一起。我停下来，用拇指在上面蹭了蹭，重新戴上，好了，它们又乖乖地站好。这时手机一阵振动，来电是妈妈。

“前一阵你远方的表姨跟我联系了，她说有一种决明子枕头，对治疗近视非常有效......”

“哦”，我点点头，立了立领子，继续往前走。

写作手记

这篇文章是童年劫后余生的回顾，也是伪装成故事的自我独白。有作家说，每一个能熬过童年的人，不愁没有故事可写。这正是我选题的初衷。

但是写到童年，就势必会涉及与父母的亲密关系这个话题。这是我至今未曾打开的心结，也是不敢触碰的领域。回忆是狡猾的。它躲在我心底深不见光之处，晦暗中和怨恨、恐惧、怀疑、自大等情绪纠缠，意欲把人引入歧途。

文字在自由宣泄时，我会一度偏执地认为，如今所有的不如意，都是来童年的不幸。这让写作变成一个为童年伸冤的流水账。并且在选题时，我还曾担心自己的故事是否会招来嘲笑，我儿时曾为此自卑了很久，甚至最好的朋友都未透露。

但是从写作的第一天，旁立老师看到我的故事，她坦承地用自己的经历来安慰我，像一个未谋面的朋友。我感动了好久，虽然只是在微信里回了一句：谢谢。她轻轻的一句点拨，教会我写作的一个秘诀：克制。

克制的文字表达让我去掉渲染和夸张，尝试用真实的语言写出内心的感受，情绪的平息，反而激发了反思。我需要直面自己的过去，去审视和感受，而不是活在其中。

当我尝试穿越时间，去寻找到真实的自己，那种体验是深刻的。人的复杂性和生活的深度，逐渐呈现。我看到了自己那颗悲伤的心，也曾感受到过最浓烈的爱啊。

踏上寻找的路，虽艰难，却无比喜悦。感谢三明治和旁立老师，能写出自己的故事真好！

本故事由短故事Life Writing学院导师指导完成。，点击下方小程序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