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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生活不完全词典A to Z (下)|李懿娟专栏

李懿娟 三明治
2024-11-12



作者|李懿娟




N,年


我连着在海外度过了两个年。


第一个年,我的本命年,我是在阿尔及利亚过的。当时大领导休假回家,办事处剩下大概十个人。大家一起飞到撒哈拉项目,和另外30号中方同事团年。


第一次去撒哈拉,我自然很兴奋。玩伴葛姐也在,感觉像是和朋友一起去旅游。我们采购了各种装饰品:对联、灯笼、福字、兔子贴纸、2023造型的气球、中国结、亮片、流苏……几十号人在食堂里忙活了一上午才装点完毕,撒哈拉营地里年味十足,我们的年夜饭也相当丰盛,鱼虾肉菜齐备,把人肚皮都要涨破。平常就很美味的饭菜,这天更是好得难以形容。酒过三巡,红的、啤的、白的,混杂着填满了胃里的缝隙。夜幕降临,大家醉醺醺地放起了从黑市买来的烟花爆竹,营地里几百个老阿和我们一同欣赏。那一周我们放了假。作为文化宣传人员,我没闲着,组织了当地人包饺子、拼苏州园林积木、阅读中国书籍。


那一年,我一点都没想家。


*


第二个年,我是在坦桑尼亚过的。几个大领导在回国休假之前,组织达市办事处和周边项目大概四五十号人去吃午饭。饭菜平淡无奇,比平时还要普通,不过坚果零食倒是准备得挺多。我闷头吃,只想早点结束,回家睡觉。


那顿饭吃了四个多小时。


吃着吃着,我们要和国内领导视频连线,汇报年饭情况。一会儿又开始敬酒,大家说着我打死都说不来的客套话。不过好在这家私企比之前的央企宽松些。在那边,只要大领导在场,人人都得喝酒,管你过敏不过敏,红酒满满高脚杯干掉,以致于好长时间里,我闻到红酒味就想吐。在私企这边,我只用端着果汁,跟着会说话的小领导,象征性地敬敬酒。


敬完酒,大家又开始唱歌。我猜,他们选这家饭店不一定是因为菜好吃,而是因为能唱K。每个人都要唱一首,年轻人唱林俊杰、梁静茹,耳熟能详;年长的则唱“给我一杯忘情水”,“故乡有位好姑娘”,也不陌生。然后轮到我了。我两岁学钢琴,十岁过十级,大学自学吉他,马上还要在坦桑买来一把德国二手小提琴。我决定大展拳脚,高歌一曲。


我清了清嗓子。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唱时,我的脸涨得通红。


接着开始抽奖,第一名是苹果手机,第二名是苹果平板,第三名是苹果手表。我和搭伙唱“两只老虎”的龙弟一起去抽奖。果然,本命年就是不一样,龙弟随手一抽,就中了个平板。我也跟着抽,奖卡上写着几行字:“龙腾虎跃,鱼跃龙门。”


“旺旺大礼包一份!”发奖的人大声宣布,递给我一个参与奖。


*


四个小时后,终于可以回家了。毕竟晚上还得吃年夜饭,第二天还要上班。这就得提一下驻非的休假制度了。阿尔及利亚那家央企是每三个月可以回国休一个月,在国外时也有双休,当地和中国的节假日都放。而这家私企,说的是半年休二十天,但我看十几个月没回国的大有人在。周末是1.5休,中国节假日不放。


筋疲力尽地吃完饭,在回家路上,小领导突然告诉我,大领导决定给我们部门放四天假。我觉也不睡了,想溜去找在联合国难民署实习的朋友玩。她驻扎在布隆迪边境,这个周末正好达市附近的桑吉巴尔岛度假。我和她一起走的话,坐两个多小时的飞机,再乘6个小时车,就能到她家。我兴奋地查看航班信息。


无票。


愤懑地,我睡了过去。醒来时,天快黑了。原来根本没有年夜饭。


过了会儿,室友也醒来了。我们谁都没说话,也没约着去吃饭。她打电话给异地的男友,聊着聊着就哭了。好像是她家里没人给她说新年快乐。



*


考虑到我所在的时区,我给阿国的Mohamed打了个电话。


Mohamed在一家中国央企工作。他一开始是保安,后来是司机。中国人找工程师的时候,他毛遂自荐。搞半天他是个大学生,工程专业。然后他就成了工程师。不过,按照资本家的本质,他仍兼任保安和司机,偶尔还做理发师。


Mohamed接了电话,难得他有空。原来,中国同事们都去吃饭喝酒庆祝新年,他作为司机在门口等着。我和他聊了好几个小时,讨论中国人的奇葩规定,比如不让女生出门,要求员工自愿加班,必须喝酒等。他之前还给我讲过,他的中国同事喜欢吃狗肉,有一天把他养的狗给吃了,却硬是要面子不承认。


我们又聊了我朋友圈里的照片,比如广阔无边的印度洋、高大俊美的马赛人、挂满芒果、椰子和香蕉串的圣诞树,还有我挂在脖子上那条像婴儿口水巾的防晒面罩。


最后,我们又回到那个永恒的女性主义争论。Mohamed是穆斯林,他觉得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对女性的不公。每次谈到这个话题我们都要吵架,一吵架我法语水平直线上升。时间也一晃而逝。


这个年,总算过去了。




O,Out of Africa


提到非洲,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动物世界外,不少人可能还会想到电影《走出非洲》,或丹麦女作家凯伦·布里克森的同名原著。


其实,类似作品数不胜数,陪伴我度过了有时略显艰难的非洲时光。比如,飞行员女作家柏瑞尔·马卡姆的散文集《夜航西飞》,文字温柔又充满力量。飞行员男作家罗尔德·达尔的自传《独闯天下》,文风幽默又不乏深刻。波兰记者兼作家雷沙德·卡普钦斯基的新闻报道和散文集《日影如晦》,更是以独特的视角描绘了非洲解放前后的风貌。


除了非虚构,非洲文学也包罗万象。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尔纳的一系列作品,康拉德的经典之作《黑暗之心》,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以及加缪的《提帕萨的婚礼》,都描绘了非洲的不同面貌。肯尼亚作家伊冯娜·阿迪亚博·乌乌尔的当代作品《蜻蜓海》还与中国有些关联,听说也即将被译成中文。


除了文学,学术著作同样为非洲的文化和历史提供了深刻洞察。比如,《情感邂逅》和《铁路政治》,探讨了非洲社会与政治。出了中文译本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则以幽默的笔触记录了一位人类学家的非洲经历。




P,跑路


注:该词条与“Y”词条为反义词。


我们这一期驻外的年轻人,进公司就把跑路提上了日程。


如果我只待满一个三年合同期就离开,我觉得公司不会惊讶,甚至可能觉得我待得太久了。毕竟当初第一位面试官直接告诉我:“我知道你不会来,我们也不要互相浪费时间”。后来是另一位人力劝我回来,说:“不想正式工作,先实习也行。今年不来,明年再来也行”。甚至国内的大领导都曾打赌我会很快辞职。确实,我来这里工作只是为了收支平衡地坚持书写非洲的梦想。等哪天写出畅销书,说不定我就再不用上班了。


很快,我惊讶地发现,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把辞职跑路挂在嘴边。比如我室友,她出来就是想挣房子钱,然后回国和对象结婚,再进体制躺平。另一个同期同事则是想攒学费去欧洲留学,最终再设法移民。还有些朋友是来攒创业资金。大家的目标普遍在40万到100万之间,计划用两到五年实现。


至于为什么什么大家都选择辞职,而不是调回国内?


不是不行,只要你受得了到手5千、房租2千的北京郊区生活。




Q,乞力马扎罗


乞力马扎罗是世界最高孤峰,也是非洲第一高峰。


最著名的相关作品应该是海明威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小说开头就讲了个传说:覆盖着积雪的乞力马扎罗山高19710英尺,据说是非洲境内最高的一座山峰。山的西主峰被马赛人称作“纳加奇—纳加伊”,意思是“上帝的殿堂”。靠近西主峰的地方有一具冻僵风干了的豹子尸体。豹子在那么高的地方寻找什么,没有人做出过解释。


小说讲述了美国作家哈里在非洲度过生命最后半天的故事。他临死前的独白让我久久难以忘怀:


“他再也没有机会去写那些特意积攒下来、想等自己能写得足够好了再去写的东西了。不过,他也不会因为试图去写它们而经历挫折了。也许你根本就写不出什么来,而那才是你迟迟不肯动笔的原因。不过他现在永远也没法知道了。”


“……日复一日,那些舒适的、什么都不用写的生活,那些他曾经痛恨的生活方式让他变得迟钝了,他工作的愿望也在减弱,以至于到头来他根本就不工作了。”


“他的天赋究竟是什么?那只不过是一种还过得去的天赋,但他没有好好地利用它,而是拿它去做交换。他总是在强调自己能做什么,而不是做了什么。他不是选择用笔和纸,而是其他东西作为谋生手段。”


一发破的。


我担心我那一本又一本的日记,终究只是无用的废话。我也担心自己是否像哈里一样,将本该用来创作的天赋挥霍在了其他事情上,比如,销售。


好在,哈里在临死之前还说了句宽慰人的话 ,“你知道,我唯一没有失去的东西,就是好奇心。”


之前说过,就目前的处境,我跑不太远,但我和乞力马扎罗也曾有过一面之缘。


在一次前往布隆迪的飞机上,空姐广播通知:接下来,在您的右侧,可以看到乞力马扎罗高峰。


右侧?可倒霉的我一直坐在左侧。


在我原先那个左侧位置,座位顶的空调水滴答滴答落在我的头发上。坐在后面的白人乘客实在看不下去,帮我找空姐换了个位置,还是左侧。


这一刻,空调的水声像是炸弹的倒计时。我始终望不着那个雄伟的桌子火山,心像猫抓一样难受。


虽然地质专家早已见过乞力马扎罗,但他也迫不及待地让我看。他的兴奋感染了我,我本不该起立,但还是忍不住挣脱安全带。结果,我被餐车挡住了去路。


我继续伸着脖子瞧,只看见一个尖三角,后来地质专家告诉我那是伦盖火山,他还见过它喷发泥浆的壮丽景观。


终于,餐车离开。我奔向机尾,空姐问怎么了。我说我上厕所,着急。


在最后一个舷窗,我看到了阳光普照、白雪覆盖的乞力马扎罗。





R,扰


非漂的确可能被当成行走的黄金,下面是一些注意事项。


首先,砍价。


买东西要学会对半砍价,或者找当地人帮忙购买。外国人都面临价格被抬高的问题,甚至当地的混血儿也难以逃脱。不过,万事不能太绝对,我也经历过当地人给我市场统一价,甚至主动降价的好事。


其次,小心过于热心的当地人。


即便当地人满口“hakuna matata”(没问题),看起来特别友善,也要当心。实际上,当地人根本不会使用matata(问题)这个词,这个词他们只会对外国人使用。


有一次,我和龙弟去脱口秀俱乐部看电影。那地方在Cube(立方体)建筑里,立方体不好找,我们问了司机和保安都找不到。这时候,一个热心当地人说自己知道在哪儿,随手招了个三蹦子就带我们去。


“Cuba,Cube,我知道,跟我走。Hakuna matata。”


热心人带我们跑了大半个达市,一度让我怀疑自己要被拐卖。眼看找不到地方,热心人化身道路解说的导游。“这是xxx街区,这是xxx街区。”


最后,我们到了Cuba(古巴)酒吧。


龙弟在网上找来俱乐部老板电话,原来立方体就在刚刚问路那。还没等我发火,热心人狮子大开口,要我们给他付费两万先令,大概60人民币。龙弟给了他两千先令,头也不回地走了。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一个德国小伙身上。他遇到过一个坦桑大叔,天南海北地聊了几个小时,简直感觉一见如故。后来买工艺品的时候,大叔还帮他砍价,生怕这个白人吃亏。小伙觉得自己交了个好朋友。告别的时候,大叔问小伙,你准备给我多少先令?



第三, 小心某些中国人。


俗话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但有时中国人专骗中国人。就在7月底,中国绑匪在达市绑架了一名中国人,索要赎金100万美金。人质的家人四处求助并报警。几个小时之后,绑匪可能有些不安,释放了人质。


第四, 注意保管个人物品。


我刚到达市时,办公室刚装上监控。听说,几天前,整个办公室的电脑被洗劫一空。同期男同事价值100元的充电线和当地员工的英标充电头也不翼而飞。由于有监控,我在安全度过一周后放松了警惕,在集体去项目上考察那天,没有把我的120瓦快充锁起来。回来后我发现,我的中标充电头竟然不见了,查看监控发现那儿正好是监控盲区。同事说,多半是保姆拿去用了,不然也没人用得上,拿了不会还的那种。


第五, 外出小心手机。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类似事件,但在八月,我听说了三起抢夺手机的事件:一个男人白天走路打电话时被抢;一个男人走夜路被抢;一个女孩在三蹦子里玩手机时,一只黑手从窗户里伸进来抢。不过,只有第一个人的手机不幸被抢走,第二个人打赢了匪徒,第三个人则是攥得够紧。


除了这三起事件,我就只听说过一次抢手机事件了,那也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个。


在去年的平安夜,一个同事在海边散步,被飞车党抢走了手机。


“手机还给我,我给你钱!”同事大吼。


无人理会。


他又给自己手机打电话,没人接听。


然后,他想起苹果有丢失功能,立马把自己的手机锁了。


这下轮到小偷来联系他了。


“老板,你的手机在我这。”


“如果手机在你手上,请给这个号码打电话,我会给你美元。”


“好。给一百美元就行。”


在商量好的交易时间和地点,同事又看到了那个小偷。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怎么,小偷突然骑着摩托逃跑。同事爬上一个摩的去追,最后还是没追到。四个小时之后,定位显示手机已经离开达市到了乞力马扎罗。


“好啊。”同事感叹道,“我都还没去过,手机先去了。”


第六, 注意交通安全,见“C”词条。


第七, 注意卫生安全,见“V”词条。


第八, 注意职场人际关系。


这一点,在中国还是在非洲都一样,总有同事在背后说三道四。唯一的区别是,有些驻非同事乃至领导在禁闭生活之下变得无聊至极,成天盯着你的工作、生活和行踪……而住在公司的你上班下班都避不开他们。




S,撒哈拉


撒哈拉是世界最大沙漠。


对中国人来说,最著名的相关作品应该是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去撒哈拉之前,我重读了一遍,尤其喜欢《白手成家》这篇。


《白手成家》让我想起一位同事姐姐。听说,她把自己撒哈拉营地里那栋黄色小平房装饰得十分温馨:门口种着月季,屋内摆放着各种工艺品。她告诉我,之前领导强制让她搬家,三十多岁的她哭得泣不成声。搬家的原因是那段时间营地里闹了点男女不当关系的绯闻,有已婚男人和单身女人搞在一起。因此,领导下令,所有女生必须有个女邻居,互相看着点。


姐姐可不管么多,她又没做错什么,而且隐私生活不应与公司相关。总之,姐姐泪光满面地告诉执行领导决策的人:“离家这么远,我布置的小家是我在这里唯一的依靠!绝对不搬!”最后,姐姐赢得胜利,公司想办法给她配了个邻居。


为了让她的小家更加温暖,我画了一幅画送给她。画里,半游牧民族图阿雷格人在落日沙漠里骑着骆驼远行。她说她下次回撒哈拉就挂上。真可惜,我没机会去参观。万一里面也有像三毛房子里那样的骆驼头骨、君王的轮胎座椅、“灵门舞集”的中国书法呢?


*


虽说我去过撒哈拉,但实际上,我什么名胜都没看到,骆驼队、沙漠玫瑰、沙漠壁画、带蓝头巾的图阿雷格人的帐篷……甚至连成片的沙丘和巨石阵我都只是在飞机和汽车上眺望了一下,后来悄悄登上瞭望塔、水井又看了一眼,再后来跟着宪兵出去采风再看了一下。


我主要待在撒哈拉营地。


十年前,这里全是黄沙覆盖下的板房,放眼望去,只有黄色;哪怕把门窗关紧,张开嘴撒哈拉仍会喂你一口沙。那时沙漠里还没有网,信号也不好,国际长途不仅贵,还打不出去。听阿方的医生说,在撒哈拉呆上一个月就可能出现精神状态问题,所以他们每个月一休。中方则是两个月。出了沙漠,人看到绿色就走不动路。


相比之下,现在营地的基础设施好了很多,还成了当地小学生郊游的常见目的地,也是他们办足球赛的场所。营地里有花园、动物园(不是,是养殖场)、菜园、树林,还有咖啡厅、电影院、健身房、足球场、网球场和游泳池。真如三毛所说,“可怜的文明人啊!跳不出这些无用的东西。”



*


除了三毛之外,还有一位书写撒哈拉的女子——瑞士探险家伊莎贝尔·埃伯哈特。她十来岁时对北非产生了浓厚兴趣,写了不少文章。20岁时,她移居阿尔及利亚,女扮男装,皈依伊斯兰,后被法国政府视为间谍和煽动者,驱逐出境。她次年返回,嫁给一位阿国士兵,并开始为报社撰稿。不幸的是,27岁时,她在阿国的一场暴洪中去世。死后,报社将她的手稿出版。


我在阿尔及尔时经常看到她的书,封面很漂亮,我囤了很多本。去撒哈拉的时候,我带了一本《在沙的国度》,里面有一段让我至今难忘:


“我只是标新立异,怀揣梦想,想要远离尘世,过一种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随后,我想试着分享我的见闻,或许能传递出我面对撒哈拉沙漠之悲壮时那种忧郁而又迷人的激动”。




T,跳个舞


我不会跳舞;我想让善舞的非洲大陆教教我。


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并不是天生就不会跳舞的。两岁多的时候,婆婆给我报了个舞蹈班。人家本不愿意收,说我年纪太小,但舞蹈班是婆婆单位的人开的,人家就同意了。舞蹈基本功是拉韧带,我疼得哇哇大哭。到第十天练习下腰的时候,全家人都不让我去了。


上学的时候,学校文艺汇演,问谁想跳舞。听我妈说,我一下就站了起来,我都不敢相信那么内向的我居然如此主动。老师说,“你太小了。下次。”她又问谁想跳舞,我又站起来。反复几次。


后来就是成天学习、写作业的日子了。跳舞成了耽误时间的事情,我也成了同手同脚的体育课倒数选手。大学时,有人找我去蹦迪,我也基本都拒绝掉。连乱跳都不好意思。


我到处寻找舞蹈老师的事情终于被一个有商业头脑的大姐嗅到了。作为那个烂尾楼的女主人,她从青少年舞蹈学校里找来几个教小孩部落舞、高跷和打鼓的老师,办了一个“非洲疗愈舞蹈”的项目。


项目内容如下:每周四、周五、周六下午4点到6点,三位老师,包括一位按摩师、一位疗愈师和一位舞蹈老师会组织大家进行按摩、锻炼和舞蹈;价格大约是300块钱一个月。


我拉着龙弟报了名。


*


那段时间,我还没被延长上班,每天五点下班,但课程四点开始。我本来觉得错过一小时舞蹈课实在可惜,但显然当时的我还没领悟“非洲时间”的真谛。


我是五点十五到的,楼里除了大姐和两个老师之外,只有我们两个参与者。大姐给我们准备了甜甜的玛萨拉茶,让我们等等。20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人来。


大姐脸色很不好看。


那天我们没跳舞,就坐着喝茶聊天。大姐说,茶里有橘子叶、柠檬草和各种干果实。新冠的时候,大家喝这个茶就能好,根本不用封控。她还宣传说,跳舞有返老还童的功效。一位舞蹈老师顺势让我们猜他的年龄。


我和龙弟都以为是20好几。


“我40多了!”


我们惊讶不已。


我又问,“那这个舞蹈老师多少岁呢?”他看着就像40多,我激动地猜测他肯定是60好几。


“也是40多。”


“哇!”我违背良心地感叹道,“真是看不出你40了。”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年轻的舞蹈老师,我感觉他就是来表演一下“天山童姥”戏码罢了。


第二天,还是只有我们俩来上课。大姐给我们准备了带姜黄粉的混合饮料。喝了两口之后,我们就开始跳舞。老师拿出七个颜色不同、大小不一的非洲鼓,少了五个,但也足够了。我们开始学Mwera部落的一个叫Masewe的舞蹈。一个老师打鼓,另一个老师教学。我感觉鼓的节奏是二二拍,带一个重音,还配上教学舞蹈老师的“呗”和“噔”:


呗   -     |呗   -    |呗 呗 呗 ·|呗   -     |

呗   -     |呗   -    |呗 呗 呗 ·|呗   -     |

噔  噔  噔  噔|噔  噔  噔  ·|噔 噔 噔 噔|噔 噔 噔 ·|

噔  噔  噔  噔|噔  噔  噔  ·|噔 噔 噔 噔|噔 噔 噔 ·|

……


如此反复。


这个部落舞步很简单,大概就是跺脚、跳跃、转圈、击掌、碰脚,非常欢快。一瞬间,我有一种进入原始森林,围着篝火与狼共舞的感觉。


休息了几天,我们又来了。喝了火辣辣的带姜西瓜汁后,我们开始学Mtwara地区的舞蹈。


这次老师换了一组。打鼓那位没见过中国人,激动地拉着我们咔咔拍照。教学那位两周前刚去过广州和珠海,给Chimelong(发音类似奇美隆,即长隆游乐园)表演。他给我看了照片:他的脸上涂着白色的图纹,身上穿着蓝色、紫色的羽裙,戴着绿色、蓝色的羽毛项链和羽毛头冠,很有特色。


不知道是老师照顾我们,还是Mtwara地区的舞蹈真的简单,总之,这次跳舞就是非常基础的跺跺脚而已。


后一天,我们喝了带姜的菠萝汁后,又准备开始跳Ngokwa。跳的什么我一点印象都没了。后来老师又演示了Mkoa masasi和Ngoma kyaso。学不会的我决定去打鼓玩,学了好几种打鼓的节奏,只记得最后一个,大概是四四拍:


哒 哒 哒·|

哒  · 哒 ·|

哒 哒 哒·|

哒  · 哒 ·|


然后彩色羽毛部落老师开始给我们录像,我们笑得很开心,直到他开始吼:


奇 美 隆 ·|

广 · 州  ·|

奇 美 隆 ·|

广 · 州  ·|


*


那之后,我们就没再参加“非洲疗愈舞蹈”了,因为我意识到,其实只要想跳,不需要会跳,跟着节奏摆动身体就好。


在之前的一次音乐会上,一个黑人医生兼作家朋友冷嘲热讽地给我说,“高加索女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她们一点都不会跳舞,但她们总会去尝试。”


我自嘲地回答说,“我这种亚洲女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她们一点都不会跳舞,而且她们绝不尝试。”


他笑了,拉着我去,说跟着节奏点头就行。我没去。


现在,接受了疗愈的我一定会说,“走,去跳舞。”





U,UNHCR


如此贫困的坦桑尼亚,竟然有三个难民营。


我认识一个在难民署实习的朋友,她住在基邦多一个村里,是村里唯一一个中国人,为恩杜塔难民营服务。恩杜塔难民营成立于2015年,容纳了七万多难民,难民均来自于三十公里外常年内战的布隆迪。朋友告诉我,近九年间,除非难民考上大学或者生命垂危需要救治,否则,难民无法离开难民营。于是,教育成了难民的救命稻草。


难民营里共有27所学校,其中只有一所高中。每个学校至少容纳了85个学生,四个学生共用一张桌子和一个课本。由于缺少教室和教师,学生只能上半天课。上个月(三月)下暴雨的时候,还倒下来一颗树,砸了六所教室的屋顶。一个月过去后学校也未得到维修屋顶的批准。除了暴雨,还有雷击。在朋友进入难民营前一天,十个儿童在校内被雷击中,其中四个儿童当场死亡。究其原因,是因为难民营里的学校都无力安装避雷针。此外,就算努力学习,难民也不一定付得起高达150美金的高考费用。而改变命运的高考也一推再推,迟迟没有得以举办。


这些都是朋友在四月即将离开坦桑时告诉我的。讲的时候她一会儿失落,一会儿恼怒。最后她告诉我,还有个中国姐妹坚守在接收刚果难民的营地里,让我以后可以和那个姐妹玩,因为她短期肯定是不会回来了,她终究还是受不了难民营里的那种压抑,受不了自己无力改变现状的事实。


她说,难民只知道生孩子,好像多生一个就多一份希望。学生上课困难重重,而管理部门却觉得既然学生不愿意上课,那就关停学校。资金也不够,来自政府的压力就更不要提……


唯一让她感到欣慰的是,的确有学生成功拿到大学录取通知,去欧美获得安置与国籍。在她实习结束之前,她帮扶的一位难民女孩成功申到了德国的奖学金,即将走出营地。


讲到这儿,她激动得快要落泪。




V,VIP病人


来坦桑尼亚的前几个月,我陷入了一个诡异的魔咒:每逢月中,我必定生病,也因此获得了VIP病人的称号。


第一个月中,也就是我到达的第三周,我中午突然拉肚子;下午,一阵突如其来的困意让我抬不起头;紧接着,我感觉头疼。我下班后立马回宿舍躺下休息。因为感觉寒冷,我在热带30几度的天气下,紧紧裹着被子。


晚上,室友看我不对劲,劝我赶紧测体温。我回答道,“我这么冷,怎么可能发烧呢?”


38.2度。


完了。肯定是疟疾。疟疾会致死,非漂圈里时不时就传出脑疟去世的消息。


室友叫上同期男同事和当时还不太熟的龙弟,连同一个老同事开车。我们一行五人驱车十分钟来到“伦敦卫生中心”。


由于我确信自己得了疟疾,而且我对针头极度恐惧,非洲的针头还又长又粗,因此,我哭得和旁边的三岁小孩一样大声。男护士一边安抚我,一边给我手上随便绑了个橡胶手套输液:退烧药、糖、维生素B、盐水;速度放得极快。抽血护士也从二楼下来,直接在我输液的针孔那儿抽了一管血。在室友的帮助下,我又做了一次便检。


我躺在病床上,涕泗横流。老同事坐在病房外面玩手机;室友在搭讪帅哥护士;同期同事在查医院里各种英文的意思;本来都没打算来的龙弟倒是安慰了我一会儿。


虽然我无比感激大家的帮助,但是,我觉得没人真的在乎我。


不知过了多久,结果出来了:细菌感染,不是疟疾。医生开了药,我服用后便回家了。


第二天,坦桑公共假期,桑岛革命日,我还是很难受。


38.7度。


同事建议去更大的医院,疟疾一次不一定能测得出来。于是我们驱车半小时,到了阿迦汗医院。


大医院挂号和取号手续繁琐,节假日还不开快速通道。等了一上午,我终于抽完血,见完医生。还是同样的结果:细菌感染。


我开始责怪自己为什么会生病。是我吃了什么吗,那个不太好的梨?还是因为我去游泳了,手上有破皮?又或是因为淋雨?还是因为来坦桑前一天嗓子哑了,到了这边脱下羽绒服穿上碎花裙,风寒风热一起发作?都说胃是情绪器官,难道是因为我心情不好?


“吃点退烧药就行。”医生用笃定的口气打断了我的思绪。


当天下午,我终于退烧了。过了两天,拉肚子也结束了。


回到工作岗位后,几个同事都说他们几乎每个月都会生病。原因很多:床单未洗、家中积水、去过脏的地方、吃了生食。一个同事说,他有段时间天天用消毒液拖地,就没生病。“不过,”同事接着说,“这里经常有葬礼。头一天在业主那看到一个女孩,第二天就没了。那天路上不是又看到车里放着一个棺材吗。而且你看,小区里的猫就活不长啊。”


我点点头。


小区里很多缺胳膊断腿、满身伤痕的猫,它们个个都被紫外线照得眉头紧皱。此前一周,我们捡回来那只我宠爱有加的奶牛猫就被打死了。


我开始洗被子,打扫卫生。我可不想像猫一样不明不白死掉。


*


第二个月中,魔咒依旧显灵。


我持续拉肚子,头疼,我害怕这是发烧的前兆。我告诉已经混熟的龙弟后,他带我去伦敦医院。这次是白天去的,在岗医生天津医科大学毕业,会讲中文。还是同样的流程。在非洲看病,什么都靠血检。


结果显示,病毒感染。


医生给我开了抗生素、胃药和治喉咙的糖浆。然后,不愧是在中国留过学的,他用中文说,“不要吃辣的、酸的、凉的。不能喝酒。可以喝点奶酸。”


“奶酸?”


“Yogurt。”


“哦,酸奶。”我纠正。“但是酸奶是酸的啊。”

医生愣了一下。


“而且是凉的。”


医生又愣了一下。他说,“喝酸奶是因为酸奶里有益生菌。你把它放到常温再喝。”


我本来想说,放到常温,益生菌不就死了吗。


回去的路上,我精神状态挺好,对当地司机说,“我为自己感到骄傲。上个月我细菌感染,这个月我病毒感染。这下我有抗体了。”


司机却说,“我们再去个医院吧。”


“为什么?”我不禁担心起来。


“再检查一下,确保你没问题。”


我想了想,“上个月我就去了两家医院,结果都一样。这里的医生治个感冒还是靠谱的。”




W,五十四个国家


非洲有五十四个国家。


不是所有非洲人都是黑人。


非洲有些地方很凉快。


有些地方很富裕。


有些地方很和平。





X,下雨


坦桑尼亚不分春夏秋冬,只分雨季旱季。


坦桑的雨季大概是从十月持续到次年五月。其中,十月到一月中旬是雨量较少的季节,又称小雨季——Vuli,三月中旬到五月是雨量最大的季节,又称大雨季——Masika。当然,由于气候变化以及坦桑内部地理差异,局部地区在旱季也可能出现短期降雨。


坦桑人很喜欢下雨,因为下雨降温,达市又是出了名的热。不过,两广人告诉我,达市没有广州的夏天热。


中国人很讨厌下雨,因为下雨不便出门,小区里积水能汇聚成一条漫过膝盖的大河,出行时的交通堵塞也可能让人陷入静止。而且,一下雨就断网,停电也比平常更厉害。


总之,没有什么听着雨声入眠的闲适,一周六天都得上班。也没有什么雨中漫步的浪漫,手机淋坏了可找不到地方修,而且我严重怀疑,我第一次生病就是因为雨不太干净。




Y,“一日非洲,终身非洲”


注:该词条与“P”词条为反义词。


非漂常说,“一日非洲,终身非洲”。的确如此。


在非洲,工资一个月能有一两万,包吃包住,钱都存在口袋里,工作压力还没有国内大。假期每半年能有接近一个月,要是回家的话,陪家人的时间可能比在外地工作的人还要长。而且,待着待着,就习惯非洲了。你要是辞职回去,家里人可能还嫌你在家挣不着钱。而且,海外工作往往难以学到新技能,回国后也可能跟不上国内的节奏。如果运气好学到了一些核心技能,那通常也只适用于海外,换工作了,人家还是派你来非洲。


于是,人就在非洲搁浅了。


虽然之前说,大家每天都想着跑路,辞职的念头常挂嘴边,但目前来看,真正离开的人并不多。走了大概率也是挪个窝,继续待在海外。


比如,一位在阿尔及利亚的同事姐姐,她回国待了七年后,因为家里经济拮据,接近四十岁时又回到撒哈拉继续工作。


再说坦桑尼亚的几个三四十的同事大哥,他们回国找了工作后,告诉老板自己绝不驻外,结果又来了非洲。


再说葛姐,她在阿国攒够了留学的钱,现在旅居日本备战法国高校,但她也担心留学后还是找不到工作,存款还消耗殆尽。“可能最后还是得回非洲。”她说。




Z,中国在非洲


近年来,随着国际秩序发生变化,非洲逐渐登上国际舞台,成为各大国争相角逐的焦点。尽管国际上大部分人更熟知欧美与非洲因殖民和奴隶贸易建立起来的联系,但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同样难以忽视。中国不仅包揽了众多基建项目,而且连续15年保持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地位。即便如奥兰德所言,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有所减少,中国在非洲的地位依然显著。


其实,早在明朝郑和下西洋之时,中国的脚步可能就已抵达东非。在上世纪后半叶,中国更是大力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比如,中国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非阿拉伯国家;又比如,中国不顾自身的贫困落后,援建了坦赞铁路这一重要动脉。


在各种政治、历史和经济的背景之下,“中国在非洲”被中外学者、记者乃至内容创作者挖掘出来,相关的文章、书籍、会议、组织和内容产品,都与日俱增。


从亲身经历来看,我也时常感受到写作圈对相关话题的兴趣。比如,我的《国内就业机会稀缺,中国年轻人前往非洲寻找工作》一文就引发了海外读者的广泛关注。文章一经发表,跟踪中国与第三世界关系的播客、西方几大电视台、非洲独立记者以及牛津学者纷纷向我表示祝贺,并希望深入交流。关注西非尼日利亚的《成为酋长》一文还登上了知名英文杂志封面,并进入国际知名写作比赛短名单。


虽然我大部分作品都是用英文书写,但我一直都想尝试用中文写一些类似文章,觉得中文读者可能也会感兴趣。2022年底,我试探性地询问了一家中文杂志,想报道毕业生去非洲工作的潜在趋势,但遭到拒绝。


半年之后,国内多家刊物终于开始发表相关文章。该话题甚至登上了微博热搜:“年薪20万,你会考虑外派非洲吗?”


20.2万人次参与投票:5.7万人次选择“会”,14.1万次选择“不会”。



*


有时候,我在想,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还会来非洲工作吗?


中企驻非销售的生活和我幻想的记者生活自然是有很大的差距。我身处非洲,但又仿佛不在现场。我没有经历战争,也没有经历贫困。大部分时间,我困在公司,偶尔溜出去也只是局限于达市城区。


医生Amani多次提醒我,“快学斯语吧。看展、看电影、参加读书会、参加戏剧表演当然很好,但是你知不知道,大部分坦桑普通人根本不会去这些地方。”


一次听交响乐时,坐我旁边那个在中国留过学的女孩也对我说,“虽然大家都会往达市跑,但你也应该出去看看。”


我还不断听到“非洲要由非洲人自己书写”的呼声,也时不时听到媒体编辑表示,不愿过多刊载关于非洲的故事。


我的记录可能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这不过就是一个普通城市故事,”我垂头丧气地对朋友说,“我写的东西肯定不够惊心动魄。”


“没有惊心动魄,这也是反刻板印象的吧。”她回复道,“我以前以为非洲就是危险,但你告诉大家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起码对我来说,很新的东西。”


*


我不知道自己还要在非洲待多久,能否看到更多的非洲图景,能否成功写出一本以小见大的“中国在非洲”非虚构,能否实现似乎已经遥不可及的记者梦,还有那一直都难以触碰的作家梦,但是:


“最重要的是,作家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声音。至于外来者能不能书写非洲?很多非洲人自己都搞不清楚非洲到底是什么样的,外来者的讲述也是被需要的。”——齐齐·丹加伦加,《神经状况》作者,她在一次对谈中告诉我说。


“我年轻的时候只考虑两件事情。一是,怎么过一个有趣的生活。二是,怎么做一个成熟的作家。如果后者失败了,至少我还有前者。”——何伟,《江城》《埃及的革命考古学》作者,他在一次写作课上分享说。


“我只是标新立异,怀揣梦想,想要远离尘世,过一种自由自在的游牧生活。随后,我想试着分享我的见闻,或许能传递出我面对撒哈拉沙漠之悲壮时那种忧郁而又迷人的激动。”——伊莎贝尔·埃伯哈特。


“时间就在这里,事情就在发生,请你们记录一切。”——何伟,他在另一次写作课上分享说。


“你知道,我唯一没有失去的东西,就是好奇心。”——海明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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