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中华古籍，保护现状如何？
◆ 古籍文献，承载民族记忆，并让文明得以延续
◆ 《瞭望》刊发的这一组五篇有关“中华古籍现状”的报道，包括《中华古籍蕴藏民族记忆》《古籍保护渐入佳境》《从人才梯队到学科建设》《为古籍“号脉治病”》及《古籍数字化难题》
◆ 今日微信选发其中两篇：《为古籍“号脉治病”》《从人才梯队到学科建设》
◆ 在长期实践中，我国古籍修复人员总结形成了古籍修复四大基本原则：
“修旧如旧”
“抢救为主、治病为辅”
“最少干预”
“过程可逆”
◆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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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古籍“号脉治病”
◆ 一个合格的古籍修复人员应该具备历史、美术、造纸、印刷、出版、文献等多学科
“西夏王朝的灭亡，为什么如同谜一样？就是蒙古军队在屠城的同时，将记载西夏王朝历史与文化的文献全部销毁，从文化上灭国。”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教授刘家真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古籍文献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文明得以延续的根源。
刘家真介绍说，党项族在1038年建立起西夏王朝，统治着今宁夏、甘肃、陕西北部和内蒙古西部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与宋、辽鼎足之势。蒙古铁骑曾先后六次伐夏，将西夏宫殿、史册付之一炬，西夏文字经元代到明代失传。直到19世纪初“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的发现，西夏文字才得以重见天日，然而已无人可识。
▲ 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局部）
历史上，中华民族历经朝代更迭、战乱，记载华夏文明的典籍史册百不存一，其中有多少如西夏王朝一般被历史遗弃的文化成果已不得而知。
为古籍“号脉治病”
中华古籍历经久远，在流传过程中如果保存不当，就会形成破损，严重的就会出现粘连、脆化、絮化等问题，有些破损严重的古籍就像“酥皮点心”，一拿就碎。通过古籍修复师的双手为古籍“号脉治病”，少则数周多则数月，有的古籍便能恢复干净整洁的模样，使古籍寿命得以延续、经典得以永存。
去年6月，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为期四个月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上，多件珍贵古籍的修复成果也一同展出。在“天禄琳琅”修复成果展示柜内，陈列有《六家文选》第四十二卷修复后的原书与修复之前的照片。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修复之前书籍表面霉菌滋生、褶皱严重，非常破旧，修复后的书籍干净平整。
负责修复此书的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朱振彬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这卷《六家文选》共34页，书页为桑皮纸，有洒金瓷青书衣，经过岁月侵蚀已经严重破损，同时存在粘连、霉渍、絮化、表面污泥、破碎等问题，通过拆揭、清洁、补破等主要修复方法，历时一个半月才修复完成。”
追寻前人的脚步
古籍保护、修复自古有之。史料记载，唐代以来中央藏书机构就已有书籍修复人员。宋代时，书籍的装订人员称为“裱褙匠”、“装背匠”，国图馆藏宋版《文苑英华》封底有“景定元年（1260）十月二十五日装背臣王润照管讫”文字。元代于太宗八年（1236）在燕京设立了编修所，于平阳设立经籍所。明代最大的印刷部门是司礼监和国子监。清代宫廷的修书机构则设在武英殿。
“修复技艺是在前人基础上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是从低层次往高层次的传承。”国图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现在仍在使用的一些修复技艺就是沿用了古人的方法。如北魏贾思勰所着的《齐民要术》记载：“书有毁裂……裂薄纸如薤叶以补织，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之，略不觉补。”微相入技术即书页破损边缘跟补纸边缘的纤维只能微搭，这样才能保证书的厚度不变。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仅有几家图书馆有专门的修复部门。国图的古籍修复部门更是一家“百年老店”，从1918年组建古籍修复室至今，古籍装修工作已有近百年历史。新中国成立至今，国图已经完成了四次大规模古籍修复工作。
《赵城金藏》是佛教信徒集资刻印的一部佛教大藏经。1949年，在《赵城金藏》移交给国立北平图书馆后不久，图书馆即组织专家讨论此书的抢救修复方案。在1950年5月14日《赵城金藏》展览座谈会中，着名文献学家赵万里先生说：“此次开箱共得4330卷又9大包，多数潮烂断缺，或丢失签题。不过我们应尽力保存，不使损坏。十之三四可以打开，十之五六不敢打开。现在是整理的问题，即是如何打开、如何编目的问题。”经过从琉璃厂调入修复人员，历时十余年，到了1965年，4400余卷《赵城金藏》全部修复完毕。
1991年，“敦煌遗书”的大规模修复工作启动，修复历时二十多年。2002年初，《永乐大典》修复与保护工程启动，用时9个月，完成了对馆藏160余册《永乐大典》的全部修复工作。2005年4月，经过古籍修复专家历时一年的劳动，120多册(件)西夏文献被完整修复。继这四大修复工程之后，国图又在2013年启动了“天禄琳琅”的修复工程。
修复“天禄琳琅”
“天禄琳琅”是清代皇室典藏珍籍的代称，汇聚宋、元、明时代珍籍善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内府善本特藏书库，其版本极精美，书品上乘，可称为中国古籍中的奇珍。
在2012年出版的《天禄琳琅研究》中，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刘蔷对海内外现存天禄琳琅书籍分布进行了统计，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天目后编》着录317部，国图馆藏270部，其次为辽宁省图书馆藏35部。
由于该批书籍传世久远，入藏前又有部分书籍曾被水浸、火烬等，目前国图3500册藏品中约10%存在严重的纸张糟朽、絮化、粘连、原装帧结构解体等问题，可认定多为一、二级（濒危、重度）破损。
朱振彬是“天禄琳琅”修复工程的项目主修人。“打开以后非常震撼，有的像酥皮点心一样，都不敢拿起来。很多成书砖了，打不开就没法编目，这书叫什么名字、多少页、讲的什么内容都不知道，亟待抢救性修复。”朱振彬介绍说，天禄琳琅的修复遵循了“抢救为主、治病为辅”的原则，即根据破损程度将古籍进行分类，集中力量优先修复那些毁坏严重、濒临灭绝的古籍。
此前，修复人员多是来自琉璃厂古籍书铺学徒出身的老师傅，他们技术高超，但是受文化程度所限，国图几次大的古籍修复工程均未留下修复记录。如今，修复开始之前都需要做修复档案。
修复古籍的第一步是要分解、拆开古籍，主要有三个办法：用竹制起子干揭、用水湿润古籍后湿揭、古籍上笼屉蒸后再揭。朱振彬修复《丹渊集》采取的办法就是“蒸揭”。“给古籍包上纸、裹上毛巾，防止蒸汽的直接冲击，靠热气把书页粘连的部分软化。”朱振彬说，《丹渊集》一册大概一百多页，蒸完以后揭开几页，书砖干了就要反复蒸、反复揭，修复的三个多月时间中，蒸揭大概就用了一个月时间。
书籍拆解开后，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补破”。“北方虫子直上直下地啃书，南方虫子一般是拐着弯啃。”面对古籍书页上千疮百孔的虫蛀小洞，朱振彬告诉记者，补洞的方法就用到了“微相入”技术，即将撕出来的补纸纤维跟古籍被咬的轮廓边缘微搭，哪破补哪，用最少的修复材料解决破损问题，不能直接在背面托裱上一张纸，“托上纸，整本书都厚了，外观变了，有违最少干预和整旧如旧原则。”朱振彬说，像“敦煌遗书”，有的书卷背后也有字迹信息，托上修复纸后就看不到了，而且原纸的帘纹也都被挡住，这就给以后可能研究古籍纸张的人带来难度，所以要尽量保持原样。
古籍修复工序大概有一百多种，但平时常用的工序也就二十多种，而每一种工序在实际中都要灵活运用。补破之后的一项常规工序就是“捶平”，但《丹渊集》的纸张柔韧性很差，如果捶平，极易造成二次损伤，故在书页中衬上一张纸，这样既可恢复书叶平整度，又避免了对书籍的二次损伤。朱振彬介绍说。
在将书页剪齐恢复原状后，最后一步是装帧复原。前人修复古籍经常出于各种原因而改变装帧形式，其中改装最多的是宋元时期的蝴蝶装书籍，改装的形式有多种，如包背装、线装、金镶玉等等。张平与吴澍时编着的《古籍修复案例述评》中提出，由于这些改装书籍年代久远，其自身已经具有了新的历史文物性。因此，对于前人改装过的书籍装帧形式不宜轻易恢复，应给予保留。
▲ 陕西省西安碑林博物馆，古籍库管理员在整理古籍 丁海涛摄/瞭望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
明代周嘉胄所撰《装潢志》记载：“古籍重装如病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随剂而毙，所谓不药当中医，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古籍修复师就像一个为古籍看病的医生，医术高者能为古籍续命，庸医则会加重古籍的破坏。
“大英博物馆曾聘请日本修复师对一幅敦煌画卷进行修复，这个修复师花了四年时间完成修复工作后，画卷非常漂亮，但一年后这幅画卷就变得皱皱巴巴。”张志清道出其中原因：修复师用的是日本的修复纸，日本纸纤维很长，而“敦煌遗书”大部分是皮纸，纤维短，纸性不一样，热胀冷缩之后就变形了。
修复技艺是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一步步发展而来的。民国时候修复“敦煌遗书”仍用卷轴，虽然修复完成后非常漂亮，但这样的装裱方式挡住了书卷背面信息，而且来回收放容易折断书卷；以前浆糊中会加入明矾以增加浆糊黏稠，明矾是酸化剂会损伤字画。随着修复理念的进步，一些错误的修复方法逐渐被纠正。
在长期实践中，我国古籍修复人员总结形成了古籍修复四大基本原则，即“修旧如旧”、“抢救为主、治病为辅”、“最少干预”、“过程可逆”，“国家图书馆对古籍修复界的贡献就在于此。”朱振彬评价道。
修复“敦煌遗书”时提出的最少干预原则，就是在总结前人以及国外修复“敦煌遗书”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现存英国国家图书馆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刻于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有确切题款纪年的雕版印刷品。“英国人最初修复时是托裱，下一代人一看坏了又托裱，托裱的次数多了，卷子就又厚又硬，最后都打不开了，到了马克先生这一代修复师，他把托裱全部揭开，按最小干预原则哪破补哪，用了7年时间，在2000年左右将其补好，恢复了原来纸张的柔韧性。”朱振彬介绍道。
“过程可逆”是指修复后的古籍，必要时可采取措施比较容易地把修复材料从原件上取下来，这就要求修复过程不会对古籍的原始信息造成任何不可逆转的变化。在修复《丹渊集》时，朱振彬没有对书页里的霉变进行处理，虽然用褪色剂、除霉菌的化学药剂可以清除霉变，但对古籍都会有损害，这些损害现在可能看不出来，但十年、二十年后纸张就会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不可逆。
“现在一些技术手段还不成熟，或者对纸张有一些损害，那我就不处理了，若干年后人类更聪明了，霉菌会用生物手段而不是化学手段去除。”朱振彬认为，现在技术不太成熟就放一放，留给后人做，“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古籍修复要给后人留点修复空间，别什么都修满了。”他说。
在张志清看来，我们现在的修复水平按照科学理念还有很多有待改进的地方，“古籍修复的技艺在不断进步，绝没有一个头”。LW
从人才梯队到学科建设
◆ 一个合格的古籍修复人员应该具备历史、美术、造纸、印刷、出版、文献等多学科知识，还要具备修复古籍的多种技能
◆ 只有当古籍保护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时，才能培养出具有上述知识和技能的古籍保护专门人才
与数量庞大的古籍相比，修复人员数量仍显稀缺。据了解，加上民国时期的文献，目前全国的古籍数量超过5000万册，按照“救命为主，治病为辅”的原则，一部分古籍善本亟待修复。目前国内古籍修复人才最多的单位，如国家图书馆也只有19人，上海图书馆则只有12人。
“一些院校已经开始培养古籍鉴定、修复、出版等专业的本专科人才。但面对培养方式单一、制度不健全、技术手段落后等问题，系统性的人才培养体系仍未形成，人才依旧匮乏。”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钟英华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2016年10月14日，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中心安徽传习所在安徽省图书馆揭牌，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向古籍修复大师潘美娣颁发了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导师聘书。
2016年8月，云南省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了云南传习所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这是传习所成立两年来举办的第六期“师带徒”培训班。
自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对传统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中的“师带徒”方式进行创新，从2013年开始，在全国部署建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聘请古籍修复行业着名专家担任导师，带领学徒在修复古籍的过程中传授技艺。
设立传习所是古籍修复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至今已在全国建立21家传习所，共收徒144人。此外，在全国设立了12家“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人才培训基地”，举办各类培训班，古籍保护在职人员培训工作日趋全面、深入，古籍保护的人才队伍建设初见实效。
修复十年功
“我在南京见过一个在中专学习古籍修复的学生，修复技艺非常好，我问他修复的是什么书，他说不知道，其实该书版心上就有书名，他不懂繁体字。我问他为什么用这个纸补洞？了解过这个纸跟原纸不同吗？他说不了解，师傅让用这个纸补就用这个补。”张志清告诉记者，很多中专生学习古籍修复，学的只是技艺，对古籍基本概念不清楚，虽然修出的古籍可能比研究生做的都好，但没有学识、不会总结、不会问为什么，这就是不懂保护，只能做个修复工匠。
明代周嘉胄所着的《装潢志》中提到，古籍修复师要有“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古籍修复是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的一个职业，要具备过硬的修复技艺、丰富的专业知识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质。
在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古籍修复室，数张宽大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各类古籍以及放大镜、冷光源补书板、毛笔、剪子等工具，修复师们的修复工作有条不紊。
“现在国图负责修复古籍的仅有10余人，由三位工作30多年的老同志传帮带，其余人员是近几年新进的，即便在国图良好的修复环境下，至少也要花十年功夫才能完全独立修复古籍。”国图副研究员朱振彬告诉记者，所谓十年功，就是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可以修复残破成“酥皮点心”的古籍，能够独立处理棘手的问题。
“很多青年人修复技术进步很快，如果给予‘一万小时’（五年左右）的实践锻炼，就能达到修复出师、独立操作的水平。保护计划开展至今正好十年，现在的青年修复师，都是这之后培养的，十年是个技术熟练的时期。”但张志清认为，想做修复大师，没二三十年的持续积累，恐怕是不行的。
在图书馆界，老师傅带几个小徒弟手把手地教学，是过去古籍修复技艺传承的主要方式。1980年朱振彬来到国家图书馆时年仅18岁，跟随古籍修复“国手”张士达学习修复技艺，而当时张士达已是80岁高龄。新中国成立后，张士达成为第一代国图修复师的代表，朱振彬及杜伟生则是第二代，近几年新进馆的年轻人是国图古籍修复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代表着国图修复事业的未来。
建立在故宫博物院下的故宫图书馆，藏书以流传有绪的清代宫中旧藏为主，收藏特色鲜明，它的古籍修复始于解放前的肖福安。曾在琉璃厂“文友堂”做学徒的肖福安，1947年就职于故宫图书馆。肖福安的第一个徒弟是杨淑芳，70年代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人是朱赛虹，80年代是郭金芳，90年代是李英。
“这种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方式连绵不断，一直保证至少有两名工作人员从事古籍修复，使修复技艺得以传承。”故宫图书馆研究馆员李士娟告诉记者，由于主客观条件所限，当前梯队建设还不够完善，在培养年轻人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
▲ 正在修复的《太平广记》和修复古籍时常用的部分工具（李一博摄/瞭望）
多种方式延续修复技艺
张华春是河北工程大学图书馆采编部的一名员工，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学校在2015年成立了“特藏室”，将原先散放在柜子里的清代古籍分类收藏，还购买了专业的书籍修复工具，张春华也成为学校古籍修复的专职人员。2015年他参加了在国图举办的古籍修复初级培训班，2016年8月又参加了为期两周的高级培训班。与他同期培训的有古籍收藏爱好者，还有来自古籍修复公司的员工。
“国图面向社会公众办的古籍修复培训班在全国是第一个，目前已经办了9期，凸显了国图的社会责任。”朱振彬告诉记者，参加培训班是古籍修复技艺速成的一个方法，可以缓解目前古籍修复人才短缺的现状。除了面向社会公众的培训班，大部分培训只是在图书馆行业内开展。
通过多年培训学习，古籍修复人才匮乏的情况有所缓解，但人才培养不能只靠“办班”。张志清说，2014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天津图书馆等全国12家图书馆设立了各有特点的人才培训基地。如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西文文献修复处于国内顶尖水平，它会定期举办专门的西文文献修复培训班；上海图书馆有拓本老专家，就着重发展拓本修复、装帧技术培训，今后其他地方不再办同类型培训班，全部在基地教授相关技能。
目前多所高校也开展了学历教育，把古籍修复和保护技艺传承从传统的“师带徒”上升到理论科学层面。
2016年8月，国图迎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5名实习生。2015年，国图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合作办学，在文物鉴定与修复专业下增设了“古籍鉴定与修复”方向。国图古籍版本目录学家陈红彦、赵前，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朱振彬等为研究生教授课程，并安排他们在国图进行5个月的实习。
宋玥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2015年招收的专业硕士研究生，她告诉本刊记者，“第一届古籍鉴定与修复方向的学生共有6人，大家本科专业多为考古、历史、博物馆学、文博专业等，研究生时选择古籍保护相关的专业，主要是因为兴趣所在。”
“现在有一批学艺专精的高学历青年人非常热爱古籍修复事业，相比十年前有很大进步。十年前专业人员不到100人，一位本科以上学历的都没有。现在本科以上学历的修复师达到半数以上。公藏古籍修复场所全国达到200多个，从业人员达到千人，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张志清激动地说。
古籍保护亟须立“学”
“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的最大作用就是人才奠基。”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武汉大学教授刘家真说。
早在2001年，南京莫愁学校开设了中专古籍修复专业。2004年，金陵科技学院创办了大专层次的古籍修复专业。2008年，北京大学在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本科三年级开办了“古籍鉴定与保护”课程。
▲ 陕西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修复师薛继民在修复明代出版的善本《遗山诗集》 李一博摄/瞭望
从2015年起，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中山大学联合培养“古籍修复与保护”方向研究生。此外，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也都招收了相关的本科、硕士研究生。
2014年，天津师大校图书馆获批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2016年获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借助这两个平台，天津师大在古籍保护人才培养上有了先发优势。
2015年起，天津师大联合天津市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天津古籍出版社三家单位共同培养古籍修复与出版方向的专业硕士研究生，目前两届学生共11人，设有古籍修复和古籍出版两个研究方向，涵盖了古籍的原生性保护与再生性保护工作。
钟英华认为，古籍保护教学和实践环节都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鲜明特色，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成熟的研究方法。一个合格的古籍修复人员应该具备历史、美术、造纸、印刷、出版、文献等多学科知识，还要具备修复古籍的多种技能，但目前古籍保护相关专业和课程分属在中文、历史和管理等不同学科，不能完整体现古籍保护的学科特点，只有当古籍保护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时，才能培养出具有上述知识和技能的古籍保护专门人才。
因为没有明确的专业属性，院校常常将古籍保护相关方向挂靠在其他专业名下。“缺乏统一的培养框架，不利于古籍专业的长期发展。目前，明确古籍保护专业的学科属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钟英华强调说。
受学科属性不明的影响，古籍保护专业没有形成固定的师资力量，大多数培养单位都需要外聘兼职导师进行授课和实践指导。
“现在古籍保护没有进入二级学科，不能设立专业。成为学科必须有理论基础、有核心课程、基础课程，现在古籍修复方向独门课程只有古籍保护技术、古籍修复技术，但是这不足以独立成学科，一定要有自己独到的地方。”张志清说，希望古籍保护将来能成为实用学科，这样人才培养才能科学化，进入良性循环。
在刘家真看来，现在大家对古籍保护充满热情，如果古籍保护能够立法，从上到下逐渐改变环境，古籍保护就不再是一个“冷门”，高校也一定会抓住这样的发展机会。但前提就是政府必须足够重视，否则，恐怕现有的基础也会瓦解。LW
本组专题刊于《瞭望》2017年第5期，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获取整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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