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掘文物者：我现在想说的是，你们快救救地下文物吧
◆ 一位盗墓犯罪组织者：“我现在想说的就是，你们快救救地下文物吧，都说干盗墓这行的有十万大军，即便没有这么多，至少也得几万人”
◆ 一些盗墓犯罪分子在确定古墓葬、遗址位置方面往往经验丰富，甚至可以脱离罗盘仪的辅助，直接根据山脉河流走势和日月星辰位置，对古墓葬、遗址进行大体的定位
◆ 有文保人员看了盗墓分子的设备之后感叹：“盗墓人的装备非常齐全，甚至比有些文保队伍都强。”
◆ 私人收藏尤其是私人博物馆往往是涉文物犯罪分子最理想的销赃目的地
◆ 打击涉文物犯罪必须全国联动，规范私人博物馆，对入口与出口进行“两头堵”
从全球范围来看，文物流失的主要国家当中，希腊以地面古建筑和雕塑文物流失为主，埃及金字塔文物的保护形势最为严峻，而中国地下文物面临的威胁最大，因为中国“几乎拥有盗墓者在全球古墓中所觊觎的一切东西”。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埃及、希腊文物流失均呈上升趋势，而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几乎都是盗墓所得，“想要富，挖古墓”，成为流行于文物盗掘圈的一句顺口溜。
在一号特大盗掘案被审判的12个团伙里，二号团伙组织者冯杰在经过思想改造之后作这样的反省：“我现在想说的就是，你们快救救地下文物吧，都说干盗墓这行的有十万大军，即便没有这么多，至少也得几万人。”
针对文物盗掘案件持续高发且集团化趋势，专家建议必须加强全国联动，突破地域限制，对文物盗掘团伙进行无死角打击，同时必须堵死犯罪分子的销赃通道，才能有效地打击涉文物犯罪。
盗掘盗销日渐集团化
近几年，随着文物收藏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升温，盗墓手段正在日益专业化，盗掘盗销日渐集团化、产业化甚至全球化。文物盗掘、倒卖的销赃通道分布越来越广，转手越来越快。许多珍贵文物正在通过各种渠道流向国内和海外市场。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传统通过“看风水”找古墓的办法依然是盗墓分子使用较多的犯罪手段。在公安部督办的2015年一号特大盗掘案的犯罪嫌疑人中，一号作案团伙头目姚玉忠就是其中的代表。
2016年4月14日，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安部部督2015一号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系列案件主犯姚玉忠等人作出一审判决。
“犯罪分子姚玉忠在确定古墓葬、遗址位置方面经验丰富，甚至可以脱离罗盘仪的辅助，直接根据山脉河流走势和日月星辰位置，对古墓葬、遗址进行大体的定位。”专案组民警介绍，姚玉忠在红山文化盗掘“圈”里有着祖师爷级别的地位，人称“关外第一高手”。
盗墓分子在“硬件”方面更是“武装到了牙齿”。在“张献忠稀世宝藏案”中，文物盗掘分子驾驶船只，身穿专业潜水设备对江底的珍贵文物进行盗掘。一号特大盗掘案中，有些犯罪分子甚至通过违法渠道雇用或购买先进的三维立体成像仪进行360度无死角探测，使盗墓作案时间更短，盗掘成功率更高。一些文保人员在看了盗墓分子的设备之后不禁感叹：“盗墓人的装备非常齐全，甚至比有些文保队伍都强。”
记者了解到，成功盗掘文物之后，犯罪分子们的销赃通道也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一号特大盗掘案中，犯罪嫌疑人邓茂在盗得国家一级文物“玉猪龙”后，急于变现却苦于没有销售渠道。这时在朝阳帮助编撰牛河梁考古报告的赤峰市敖汉旗博物馆原副馆长刘海文进入了他的视线。
52岁的刘海文从事考古工作已经30多年。“当时他给我看了玉猪龙的照片，并跟我说是个老头放驴时捡到的，想出手。我就跟他建议说，最好是卖到博物馆里面。”刘海文说。在刘海文被拘留期间，记者在看守所见到了他。他告诉记者，一般规模较小的公立博物馆没有钱买这么珍贵的文物，他建议邓茂卖到私人博物馆里，与个人的交易是在私下进行，神鬼不知；文物一旦进了私人博物馆就基本不会再出来，少了许多后顾之忧。
可是，刘海文并不知道谁开私人博物馆，于是便把这个玉猪龙的图片挂在了“红山文化收藏网”上面。没几天，一个网名为“红小兵”的人便主动联系刘海文询问价格。刘海文和邓茂商议后，向对方报出220万元的价格。过了３个月，一个自称“红小兵”朋友的人找到刘海文，说天津有一个富商想开一个红山文化博物馆，想要这件玉猪龙。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天津富商以320万的价格买走了玉猪龙。
“当时他们还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说肯定是。”刘海文承认，以他的身份对玉猪龙作出鉴定，也起到了一定的促销作用。
记者在网上搜索，并没有发现刘海文所说的“红山文化收藏网”。但在搜索结果中，在红山文化网、华夏收藏网和盛世收藏网等网站，都可以看到有红山文化玉器或者史前时期的玉器在公开拍卖。在中国红山文化网的交易板块，一件名为“中国红山文化Ｃ型玉龙”的拍品标价为1600万元，出售状态为“已定”。
除了在网站上可以销赃，近些年随着网络即时通讯软件的发展，许多网络软件也成为盗墓分子销赃的“理想通道”。由于网络软件可以私聊、发图片甚至共享位置，这些都使不法分子销赃时隐蔽性更强。
据国家文物进出境审核辽宁管理处处长张桂莲介绍，有些不法分子是直接在网络上公开拍卖、兜售有出土文物明显特征的文物，还有些则建立兴趣组、微信群等形式，披着推广收藏文化的外衣，暗地里进行倒卖文物的活动。
文物犯罪持续高发
涉文物犯罪相较于普通盗窃犯罪，有其自身特点：作案时间跨度长，作案地点偏远，无人报案，线索难觅，犯罪分子难以抓捕等因素都给公安机关破案带来较大难度。
因此近年来，文物盗掘案件持续高发。
2016年4月14日，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安部督办2015年一号特大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系列案件（下称一号特大盗掘案）头号主犯姚玉忠等22人作出一审判决。因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抢劫罪，倒卖文物罪，姚玉忠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至此，该院历时一年两个月的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案一审审理全部结束，共审理犯罪嫌疑人225名；打掉盗掘犯罪团伙12个；追回涉案文物2063件，其中一级文物248件，二级文物142件，三级文物262件，一般文物1411件。该案无论是抓捕、审理人数还是追缴文物数量，都创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数量之最，堪称“共和国涉文物第一大案”。
在一号特大盗掘案收缴的文物当中，以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附近的文物最为珍贵。这处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凌源市与建平县交界处，在此发现了距今约5500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誉为“东方文明的新曙光”。
2015年9月15日，四川彭山“张献忠稀世宝藏案”告捷，追缴回的珍贵文物包括金狮、金印、金册子等此前“史料上有记载，没有人见过”的珍贵文物。目前，彭山区公安局已以盗掘古文化遗址、倒卖文物罪刑拘了25人。如果收缴上来的文物被鉴定为真，那么《蜀难纪实》中记载的张献忠千船沉银将被证实。
2015年9月21日，24件甘肃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出土的金饰片回归中国，这是2015年回归的第二批流失境外的大堡子山文物。大堡子山遗址于上世纪90年代遭盗掘，大量秦人文物流失海外。通常文物贩子会将金器熔炼卖钱，这批文物有幸能保持原貌，实属不易，对于我国研究秦朝的文化、工艺水平等都有极大价值。
亟须各方联动“两头堵”
针对全国文物盗掘、倒卖案件多发的态势，结合公安部门近年来打击文物盗掘倒卖案件的成功经验，业内人士建议，打击涉文物犯罪必须全国联动，提高全民文物保护意识，规范私人博物馆管理，实现入口与出口的“两头堵”。
首先，实现打击涉文物犯罪的全国联动，突破一省一地的区划限制是关键。涉文物犯罪团伙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分布且各地的犯罪团伙四处流窜，销赃链条遍布全国。朝阳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李超表示，以往侦办的涉文物犯罪大多就事论事、就案办案，在新形势下，必须突破一地一域界限，形成全国一盘棋，上下联动，多警种合作作战、规模打击，传统手段与科技手段并用。否则，就难以奏效，甚至无功而返。
其次，主动出击、专业培训，改变打击文物犯罪被动局面。虽然近年来公安部门对涉文物犯罪保持高压打击，但此类犯罪相较于普通盗窃犯罪，有着作案时间跨度长，作案地点偏远，无人报案，线索难觅，犯罪分子难以抓捕等特点，破案难度较大。“我们赋予牛河梁文物保卫分局属地管理权，使他们可以主动地对辖区进行巡逻，找线索，改变了过去有人报案才出警的被动局面，这为我们成功破获本案提供了体制基础。”李超说。
张桂莲介绍，一号特大盗掘案有两个特点：一是公安部门在收缴文物后，带着犯罪嫌疑人指认现场，因此出土地点非常明确；二是文物组合关系清晰，对于考古鉴定具有重要意义。“这些都与公安干警结合既有较强主动性又有很强的专业性密不可分。”
第三，私人博物馆管理亟待规范。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私人收藏尤其是私人博物馆往往是涉文物犯罪分子最理想的销赃目的地。私人博物馆相对于传统博物馆具有透明度低、流通性差等特点，而且私人买家往往对物品来源并不深究，这些对于文物犯罪分子们来说都很“对胃口”。目前，我国对于博物馆尤其是私人博物馆收藏文物无明确的法律界定。因此，必须对私人博物馆实行更加严格的准入制度，从终点控制涉文物犯罪。也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对来源不明的文物私人博物馆禁止收藏，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
第四，加强宣传，提高全民文物保护意识。目前我国民众保护文物意识不强，令人担忧。“有的文物爱好者瓦片、石块也收，老百姓一看能卖钱就挖，这就把我们的遗址都给破坏了。还有的藏宝节目为了博人眼球，对文物进行失实估价的现象也很危险。”辽宁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郭大顺说，另外一些宣传所谓盗墓文化小说的热销也让许多年轻人误入歧途，公安部门和文化部门应该对藏宝类节目和盗墓小说进行规范。
刊于《瞭望》2016年20期，原题《打击盗掘文物需“两头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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