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 | 欧洲政党政治光谱向右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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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政党格局“向右转”倾向色彩渐浓，西方政治始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治理困境还在持续
在欧盟28个成员国中，左右翼政府的数量达到平衡，均为10个左右
在欧洲议会，左翼政党目前仅拥有全部750个席位中的241席
◆ 西方此次遭遇的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也是福利主义社会的危机
◆ 诉诸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固然可以在当下赢得选票，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 以多党制和竞争性选举为代表的西式民主想要平稳运行，离不开全社会的共识和温和趋中的选民群体
◆ 当前它不仅难以弥合裂痕、化解冲突，还本能地倾向于激化、固化现有矛盾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报》国际部、中联部美大局
10月中旬和下旬，欧洲又有两个国家举行大选。31岁的奥地利外长库尔茨领导的中右翼人民党在选举中成为国民议会第一大党，欧洲产生了最年轻的政府首脑。在捷克大选中，前财政部长安德烈·巴比什领导的政党以绝对优势成为众议院第一大党，巴比什有望成为新一届捷克总理，欧洲政治版图又将多一块右翼色彩。
进入2017欧洲大选年以来，荷兰极右翼民粹的自由党在大选中险些挑落中右翼的传统右翼自由民主党，被视作部分欧洲国家政治光谱开始逐渐右转的信号。中右翼政党和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不断攻城略地，中左翼政党则面临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等多重危机。欧洲政党格局“向右转”倾向色彩渐浓，西方政治始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治理困境还在持续。
政党政治光谱向右偏移
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极端主义和难民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冲击下，西方尤其是欧洲中左翼政党普遍执政的盛况不复存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时欧盟15个成员国中一度有13个国家由社会民主党单独或联合执政，“第三条道路”大有引领21世纪政治新趋向之势。然而十多年后的今天，西方左翼政党似乎都在不同程度上迷失了方向。
在2009年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各国左翼力量所占席位降至历史新低的25%。2010年，在英国执政13年的工党遭到选民抛弃，人们据此认为欧洲政治正在明显向右转。尽管2012年前后，左翼在法国、意大利和瑞典等国出现回潮迹象，但在2015年英国、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等10个欧洲国家进行的12场选举中，各国中左翼政党的得票率均低于右翼对手，只有葡萄牙社会党和爱沙尼亚社会民主党得以参与到政府中。
进入2017年，左翼政党颓势仍在继续：虽然自由民主党在荷兰大选中击退了极右翼，但自身立场也大幅右移。科尔宾领导工党在英国大选中尽管表现优异，但仍未能夺回政权。在法国，左翼在总统大选和国民议会选举中先后铩羽，中间派的马克龙执掌了政权。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短暂的“舒尔茨旋风”后选情回落，不仅退出联合政府，得票率还创下了1945年以来的新低。10月的奥地利和捷克大选均产生了右翼领导人。
至此，在欧盟28个成员国中，左右翼政府的数量达到平衡，均为10个左右。左派政府以中东欧和南欧国家为主，包括左翼政党单独执政的希腊和葡萄牙，以及左翼政党牵头组织联合政府的马耳他、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立陶宛、罗马尼亚、克罗地亚等国。此外，瑞典和爱尔兰也由左翼政党执政。
以英国为代表，荷兰、卢森堡、丹麦、西班牙、匈牙利、塞浦路斯和保加利亚均由右翼政党执政，波兰政府也被认为带有右翼倾向，捷克和奥地利刚刚右转。德国、法国、意大利、芬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政府被认为持中间立场，但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却是不折不扣的老牌右翼保守主义政党。在欧洲议会，左翼政党目前仅拥有全部750个席位中的241席。
当然，左翼也并非全无亮点。特别是激进左翼力量表现活跃，希腊的激进左翼历史性地成为了执政党，葡萄牙左翼集团党和葡萄牙共产党支持的中左翼的社会党组成新一届政府，“不屈法国”的候选人梅朗雄在2017年法国大选中得票率比执政的社会党候选人阿蒙高出13%，“我们能”党跃升为西班牙第三大党，奉行社会主义的比利时工人党在瓦隆大区的民调数据也领先于传统左派大党社会党以及现任首相所在的革新运动党。
尽管左右翼政府在数量上势均力敌，但欧洲三大主要国家英、法、德均由右翼或中间派执政。更严重的是，右翼民粹主义目前势头正盛，无疑将进一步加剧这种趋势。
▲ 奥地利外长库尔茨领导的中右翼人民党成为国民议会第一大党
面对危机左翼迷失了自己
按照常理，在国际金融危机使现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缺陷空前暴露、不平等现象急速增长之际，一向主张社会公正的西方左翼政党理应赢得更多选民支持，现状却非如此。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是由于左翼在思想、道路、社会基础、执政能力等方面存在诸多短期内难以克服的问题。其中最根本的症结还在于各左翼政党的指导思想领域。西方此次遭遇的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也是福利主义社会的危机。然而左派政党某种程度上已经放弃了纯粹的社会主义主张，信奉“没有左派、右派之区别，只要行得通就是好政策”的实用主义，走上了中间化、“现代化”的“第三条道路”。
因此，当危机来临时，右翼尚且可以退回到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老路上去，左翼却彻底迷失了自我，自然也就无路可退。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既无法将“社会民主”的价值观真正注入到现实的政策当中，又提不出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性政治议程。英国工党在今年5月提出了“史上最左的执政宣言”，却被舆论讥讽为“给圣诞老人的愿望清单”，几乎不具有可操作性；德国社会民主党9月的竞选纲领同基督教联盟党的别无二致。一位德国政治评论家如此评论：“你是一个社民党支持者，默克尔政府12年来做了所有你想要做的事情，从失业保险到同性婚姻合法化。那么，给社民党投票的理由是什么呢？”
思想上的转变也必然会反映到政党的社会基础上。既然中左翼政党放弃了传统的社会基础——工人阶级，那么，激进左翼，甚至极左翼力量自然要取而代之，进而在选举市场上不断挤压前者的空间。
在面对右翼和极右翼发起的挑战时，左翼就更加难以应对。右翼本身是中产阶级的政党，不存在脱离其阶级基础的难题；在争夺中间群体的较量中，右翼也利用其掌控媒体的优势，较为有效地打造了其擅长发展经济的形象，并不断进攻左翼的理论阵地和政策空间。而面对大肆煽动民粹主义的极右翼，高度精英化的左翼政党的抵抗力甚至不如右翼。
对手的强势崛起是巨大冲击，左翼政党自身执政能力的孱弱也是不争的事实。在民主社会主义大行其道的上世纪90年代，左翼政府未能兑现其“创建较公平社会”的政治承诺，社会不平等现象非但没有缓解反而不断加剧，失业率仍居高不下，旨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福利制度改革不仅未能改正福利国家的种种弊端，反而使人们对其公正性产生了巨大怀疑。
西方各国，尤其是欧洲的现状已经让整个政坛基本无计可施：福利国家积重难返，改革福利国家又几无可能。面对这些难啃的“硬骨头”，右翼政客可以大肆炒作恐怖主义、难民潮和新兴经济体的挑战，从而回避真正关键的议题。左翼人士却无法如法炮制，这使他们在竞选中更为被动。
一方面，福利国家是左翼政党的“政治正确”，削减福利对左派来说无异于政治自杀。另一方面，左翼也无法抛弃对人权、多元文化和环境保护的坚持，至少在选举中不能公然反对“多文化融合”的方针，这使其很难抵御右翼民粹主义的侵蚀。当前，大部分对坚持特定价值观的种族或宗教团体持怀疑态度、反对移民、主张民族同化的选民都处于社会中下阶层，这些左翼所要争取的力量已经被右翼民粹势力成功地挖走了很大一块。比如，借助难民危机的影响，德国选择党在2016年的地方选举中，最终在全部16个州中进入了15个州的议会。在2017年德国大选中，该党选票就有22%来自于失业者，21%来自蓝领工人。
面对这一困局，一些左翼政治家曾试图突围，例如施罗德的“2010议程”和奥朗德的劳动法改革。这些大举削减福利的改革的确有利于欧洲国家的长远发展，但却使左翼政党难逃“形左实右”的“两面派”标签，在政策开花结果前先导致了党派的黯然下台。
向左还是向右：社会极化积重难返
可以说，当前欧洲左翼政党正面临不亚于20世纪80年代由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带来的理论冲击和政治挑战。但中右翼政党的前景也并非一片阳光。诉诸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固然可以在当下赢得选票，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更严重的是，中右翼政党同极右翼的主张存在天然的亲和，选举政治的一些规律也可能促使主流政党的政策主张滑向极端。10月，十位欧洲保守派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了题为《一个我们能够信靠的欧洲》的声明，保护主义、排外主义的声音在西方各国的舆论场中正越来越多，这些都将对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甚至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构成威胁。
在西方政治舞台上，左右翼之间的分歧正越来越多，共识则越来越少，反映出其背后社会极化状况愈演愈烈。恰恰在这一点上，西方政党政治很难做出有效回应和治理。以多党制和竞争性选举为代表的西式民主想要平稳运行，离不开全社会的共识和温和趋中的选民群体。当前它不仅难以弥合裂痕、化解冲突，还本能地倾向于激化、固化现有矛盾。因此，在西方社会日益碎片化的当下，其政党政治的弊端也逐渐凸显，且与前者形成恶性循环。
西方政党治国能力的局限已暴露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党，无论主流还是极端，面对困境都显得束手无策，只能进行小修小补的细节调整——把政治等同于竞选，将成功等同于选票，将政见阐释等同于情绪表达，既无能力也无决心进行全盘改革，更遑论寻找新的发展道路。
可以说，不少欧洲国家正处于新自由主义共识破裂后的迷茫时期，同时受到政治领域中的民粹主义、社会领域中的民族主义、对外事务中的排外主义以及经贸关系中的保护主义的冲击和诱惑。面对种种日益尖锐的危机和挑战，如果不能尽快找到出路，那么其政党制度，乃至整个政治制度都可能陷入循环往复难于自救之困境。LW
刊于《瞭望》2017年第50期，原题《欧洲政党政治光谱“右翼”色彩渐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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