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丨精准脱贫：反贫困斗争的中国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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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10月17日）是第六个国家扶贫日，也是第二十七个国际消除贫困日
◆ 本条微信刊发《瞭望》2019年第41期封面专题中的两篇文章，整组专题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得
◆ 文章一：《精准脱贫：反贫困斗争的中国创造》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现了制度创新上的重大突破，集中体现在对“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四个世界反贫困核心难题的有效破解，对符合现代国家治理理念的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创新、建构等，具有极大的指导价值
精准扶贫“中国为什么能”的六大原因
不仅帮助贫困地区人民群众从根子上摆脱物质贫困，还带领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摆脱“发展贫困”“思想贫困”，更推动基层政权摆脱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贫困”
◆ 文章二：《精准扶贫的世界意义》
中国的精准扶贫的创新实践，强调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显示出对西方扶贫理论的超越
精准脱贫：反贫困斗争的中国创造
文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 贵州省雷山县大塘镇龙河村村民通过“依靠龙头企业和大户示范带动”“民族民间技艺刺绣培训班”等方式，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杨乐摄/本刊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减贫成就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反贫困是治国理政的核心内容之一，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优劣的集中体现。
“数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使中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减贫成就……在这一时期（1981～2013年）全球摆脱极端贫困的人口总数中，中国占近70%。”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中国系统性国别诊断》报告称，“衡量贫困有许多方法，但不论如何衡量都掩盖不了中国巨大的减贫成就，不管参照国内贫困线还是国际贫困线，衡量的是收入还是消费、贫困人口绝对数量还是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还是严重程度，减贫成果一样显著。”
尤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扶贫开发的重要论述，特别是2013年11月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连续6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1.7%，改变了以往新标准实施后减贫人数逐年递减的趋势，打破了前两轮扶贫每当贫困人口减到3000万左右就减不动的瓶颈。全国832个贫困县，436个已宣布摘帽，改变了贫困县越扶越多的局面。
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获得历史性终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盛赞道，“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田应奎在中国第6个“扶贫日”到来之际，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精准扶贫工程，不仅帮助人民群众从根子上摆脱物质贫困，还带领干部群众摆脱“发展贫困”“思想贫困”，更推动基层政权摆脱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贫困”。
反贫困斗争的时代要求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主任黄承伟表示，扶贫工作之所以成为中央最关心的事情，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之所以能应运而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这就是，进入新时代，我国贫困问题呈现出复杂的新特征，扶贫工作遇到了全新的挑战。
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没有人掉队的小康。这是共产党执政的初心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如果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扶贫标准线以下，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
二是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农民收入主要来源的种养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一产业增加值的GDP比重已经降至2018年的7.2%，农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也在逐年下降。这意味着依靠种养业的农户很难大幅提高收入，容易陷入低收入或贫困状态。
三是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交通条件好、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群体以及受教育水平高、市场竞争力强的群体更容易获得经济发展红利。农村困难群众由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市场竞争能力较差，继续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面临较多困难。
四是经济发展带动减贫效果不断弱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特别是我国进入经济增长新常态后，经济增长带动减贫效应下降。经济增长的主体产业（新业态）的益贫性低，农业的规模经营和资金密集趋势也在逐步增强，通过劳动力转移、农业经营增收脱贫的局限性逐步明显。
五是贫困治理困境与贫困固化趋势增强。2011年我国扶贫标准提高后，贫困人口规模较大幅度增加。其中相当一部分剩余贫困人口贫困程度深、致贫原因复杂、自我发展能力弱、返贫现象突出。这些贫困人口较难通过经济增长带动实现脱贫，政府传统扶贫治理方式效果已经十分有限。
这些问题集中聚焦在三类农村绝对贫困人群身上:
一是没有劳动能力的极端贫困户；
二是虽有劳动能力，但家庭负担很重、教育和医疗等支出很大的群体；
三是虽有劳动能力，但所处客观条件非常不利于改善生计的群体。
黄承伟认为，中国扶贫事业的客观现实，要求必须将扶贫工作单元从区域瞄准转向农户瞄准，更加注重扶持贫困农户发展，将党直接领导下组织动员群众、社会保障的兜底作用与扶贫开发的增收作用统一结合起来，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不让一个人掉队。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强调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
田应奎解释说，对决策者而言，解决贫困问题，除了要下更大的决心和投入更多的资源外，更迫切需要合理、有效的脱贫攻坚新方略。由此，中国反贫困斗争开启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新篇章。
反贫困斗争推动制度创新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现了制度创新上的重大突破，集中体现在对“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四个世界反贫困核心难题的有效破解，对符合现代国家治理理念的扶贫开发体制机制创新、建构等，具有极大的指导价值。
“扶持谁”。2014年4至10月，全国组织80万人深入农村开展贫困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共识别出12.8万个贫困村、8962万贫困人口，建立起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2015年8月至2016年6月，全国动员近200万人开展建档立卡“回头看”，补录贫困人口807万，剔除识别不准人口929万。较好地解决了“扶持谁”的问题。
“谁来扶”。我国建立起脱贫攻坚责任体系，脱贫攻坚任务重的省份党政主要负责人向中央签署脱贫责任书，层层签订脱贫责任书、立下军令状，形成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工作格局；普遍建立干部驻村帮扶制度，期间全国共选派77.5万名干部驻村帮扶、19.5万名优秀干部到贫困村和基层组织薄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解决扶贫“最后一公里”难题；东西扶贫协作深化，结对关系调整完善。东部267个经济较强县（市、区）结对帮扶西部406个贫困县，中央层面共有310个单位定点帮扶592个贫困县，实施“百县万村”行动、“万企帮万村”等社会扶贫。
“怎么扶”。推进精准帮扶工作是解决“怎么扶”问题的重点，实现“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因村派人精准”。瞄准建档立卡贫困对象，建立需求导向的扶贫行动机制，深入分析致贫原因，逐村逐户制定帮扶计划，专项扶贫措施与精准识别结果和贫困人口发展需求相衔接。自实施精准扶贫以来，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共出台100多个政策文件或实施方案，各地方相继出台和完善“1+N”的脱贫攻坚系列文件。需求导向、导员参与、有效对接的扶贫脱贫帮扶体系业已形成。
“如何退”。建立贫困退出机制，明确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退出标准和程序，指导各地科学合理制定脱贫滚动规划和年度计划。国家连续三年组织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组织省际间交叉考核、第三方评估、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和记者暗访，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树立脱贫实效导向。每年对申请退出的贫困县组织专项评估检查，确保退出结果真实。
精准扶贫的中国秘诀
近日，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路易斯·安东尼奥·保利诺接受记者采访时讲出了自己对中国反贫困斗争的研究心得，“许多国家在过去40年间也经历过高速增长，并提高了自己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但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提升最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这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以人民为导向，而不是以资本积累为导向。”
在他看来，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更深层原因还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通过包容性的发展项目，确保经济增长的益处转化为所有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是像世界其他有些地方那样，只有少数社会集团才能从中获益。”
9月26日，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以亲历者的体验和视野，更深刻地讲述了精准扶贫“中国为什么能”：
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督战，带领全党全国全社会，五级书记一起抓，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任务。就是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中国将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
有一个科学的基本方略。这个方略就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是中国扶贫理论和扶贫实践的重大创新。不仅是脱贫攻坚的科学方法，也成为当前许多工作的基本遵循。
有一套超常规的政策举措。出台财政、金融、土地、教育、医疗、科技、人才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政策举措，打出政策组合拳。
有一个合力攻坚的社会局面。脱贫攻坚不仅是贫困地区的事，中西部地区是主体责任，东部地区有帮扶责任，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有定点扶贫责任，民营企业、社会组织有社会责任。可以说，每个人都是践行者，都是亲历者，没有旁观者。
有一套严格的考核体系。对省级党委和政府、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央单位定点扶贫进行严格的脱贫攻坚成效考核，较真碰硬，树立鲜明的实效导向。
正是有了这六条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治理保障，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才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消除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有效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作出了贡献，为当代中国精神凝聚出了新内涵。
“回顾6年来精准扶贫的巨大成就，其成功密码，除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扶贫逻辑，以群众路线为核心的扶贫工作方法同样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田应奎解释说，脱贫攻坚战的胜败核心在落实，精准脱贫落实的法宝就是我党的革命传统——群众路线。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在村级层面，要注重选派一批思想好、作风正、能力强的优秀年轻干部和高校毕业生到贫困村工作，根据贫困村的实际需要精准选配第一书记，精准选派驻村工作队。”
正是坚定走驻村工作队的群众路线，数百万党员、干部长期驻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面对面拉家常、听意见，手把手算细账、谋致富，心贴心办实事、解难事，贫困地区近年来经济社会诸领域发展突飞猛进。
田应奎告诉记者，“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最困难地方，解决最困难问题的制胜法宝。
在他看来，无论是攻坚克难的脱贫攻坚战，抑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是锻炼干部的“大熔炉”，“踏踏实实完成这些历史重任，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又将收获一大批杰出的干部。”
6年来，全国累计选派300多万县级以上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参加驻村帮扶，目前在岗的第一书记20.6万人、驻村干部70万人，加上近200万乡镇扶贫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线扶贫力量、治理基础和治理能力得到空前加强。LW
刊于《瞭望》2019年41期
精准扶贫的世界意义
文丨黄承伟
▲ 8月10日，在位于黔桂交界的乌英苗寨，孩子们和来自澳门的大学生志愿者玩“老鹰捉小鸡”游戏 黄孝邦摄/本刊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以来，中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成为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加速了世界减贫进程，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
精准扶贫引领中国扶贫取得的巨大成就，坚定了全球减贫的信心。
从减贫速度看，中国明显快于全球。特别是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以来，每年减少贫困人口1300多万，六年减少8300多万，有力加快了全球减贫进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标杆、提供了榜样，坚定了全世界消除贫困的信心。
10月1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已经证明，通过集中精力改善最贫困地区人民的生存和生活条件，这种变化就会成为可能。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将为解决全球发展不平等问题带来曙光。”
中国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有效破解，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复杂化和艰巨性。
从全球范围看，致贫原因多元化、差异化普遍存在，单一力量或单一减贫措施面对复杂贫困问题时很难取得突破性成效。中国的实践表明，在贫困治理中，以扶贫对象需求为导向、分类施策，采取针对性扶贫措施，扶贫资源供给与扶贫对象需求有效衔接，注重扶贫的综合性与精准度相结合，制定综合性扶贫脱贫思路，由此而形成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彻底解决绝对贫困的根本出路。
中国充分发挥政府在精准扶贫中的主导作用，为应对全球经济增长带动减贫的普遍弱化趋势做出了成功示范。
在精准扶贫实践中，中国政府主导了贫困瞄准、贫困干预、脱贫成效评估等减贫全过程。除不断加大投入之外，通过“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多层级政府间合力协作制度安排，提升政府扶贫整体效能，激发并形成扶贫合力，不断完善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和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联动的大扶贫格局，成为根本上摆脱贫困的动力来源。
中国围绕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四个问题构建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为解决贫困治理一系列世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采取统计部门抽样测算贫困规模、自上而下逐级分解贫困指标的方法，较好保证了贫困识别的科学性。通过农户自愿申请、民主评议等自下而上的识别机制，提高贫困识别的群众参与度和监督效果，较好保障贫困识别的真实性。在精准扶贫理念指导下，中国逐步形成和完善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精准识别机制，对国际减贫瞄准方法的完善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重要论述，有力推动了国际反贫困理论的丰富发展。
西方主流的反贫困理论认为只要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即便没有社会政策的干预，经济发展的好处也能通过涓滴效应影响到贫困阶层从而解决社会贫困问题。但新世纪以来，这一理论却使全球反贫困进入“停滞不前”的困境。
中国的精准扶贫理念和实践，强调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调动与发挥脱贫主体的能动性，“智”“志”双扶，从而激发脱贫内生动力，显示出对西方扶贫理论的超越。
精准扶贫不仅对中国减贫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政策性和实践性，而且对于国际贫困治理理论的创新，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摆脱贫困的进程，都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LW
刊于《瞭望》2019年第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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