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催化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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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疫之后，制度之争、国力之争和影响力之争引发的对立和冲突，极可能进一步升级变异
◆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多边舞台的话语权不断提升，亚太国家区域合作进程持续发展，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
◆ 中国深刻改变自己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世界，将成为大变局中的最大良性变量
◆ 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大变局中的关键变量作用
◆ 本期《瞭望》封面报道《催化大变局》共五篇，此为前两篇，后续将陆续播发
瞭望封面专题
● 催化大变局
● 世界经济如何重组
○ 结构性危机推动
西方民粹主义威权化
○ 疫情加剧“美国病”
○ 欧洲苦寻脱围策
壹
催化大变局
文 | 于洪君
作者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2020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肆虐全球，国家间合作共赢的可能性与利益冲突的现实性，不同文明形态的互鉴性与差异性，以及人类未来发展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得到集中展示。百年大变局加速演变，世界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的广泛性、深刻性、复杂性和不稳定性空前突出。
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性问题远超想象。除大规模传染病蔓延流行、贫富加速分化、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外，网络攻击、核武器扩散、环境恶化以及控制困难的智能制造、生殖技术革命等，都将对人类共同生存造成现实挑战和威胁。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密切交织，使得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实现封闭式安全与发展。
应对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以普遍规则为基础，以政策协调为手段，以多边机制为平台，以共同发展为目标的世界新格局新秩序，需要有大智慧、大交流与大合作。
制度之争、国力之争和
影响力之争进一步升级
新冠肺炎疫情不但使各国政府被迫按下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运行的暂停键，从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和交往方式，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治理方式和国家管理方式，改变了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方式与国际交流合作机制。
美国基于其选举政治需要和一己之私，将疫情问题政治化，大大加剧了国际社会的分裂与对立，同时也明显地削弱了国际组织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严重地制约和扭曲了全球治理进程。
▲ 6月6日，人们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附近游行刘杰摄
美国为维护地缘政治利益和世界霸主地位，将价值观体系和国际战略利益不同于西方的中俄两国作为竞争对手，并把中国确定为主要围堵目标和遏制对象。中美关系已成大变局的重大变量之一。
大疫之后，制度之争、国力之争和影响力之争引发的对立和冲突，极可能进一步升级变异。这不足为奇，也毫不足虑。我们不抱幻想，但会做好充分准备。世界各国也应保持高度警觉，要准备共同应对新霸权、新冷战带给人类社会的新威胁和新挑战。
在这样一个重要历史当口，如何调整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现行国际组织体系，如何完善以《联合国宪章》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准则，如何构建均衡稳定协调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如何推动建立符合时代潮流的世界秩序和安全架构，需要国际社会相向而行，进行长期而艰苦的共同探索，在彼此配合与协调中进行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
2021年将是美国白宫易主的第一年，美国的内外政策或有重大调整。虽然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要代表和维护美国利益，但两党对内施政的理念与政策，处理对外关系的思路与方式，还是会有很大区别。拜登主导下的美国政府与特朗普主导的美国政府，一定会有不同表现。中国要抓住机遇，与国际社会加强沟通，密切协调，展示主动，推动美国在对外关系领域做出调整，切实履行其应有的大国责任和义务。
应对大变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美双方不但要考虑各自的发展利益和安全关切，同时还要兼顾彼此共有的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利益与安全关切；不但要考虑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的种种关系，还要考虑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也要考虑地区性组织与全球性组织、传统型国际组织与不断涌现的新型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不但要考虑当前和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安全格局问题，还要考虑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及其未来走向问题，考虑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后果以及人类社会所要承受的政治法律伦理道德问题，包括生命科学、基因工程等涉及人类繁衍方式的大问题，考虑数字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生活数字化等全球治理改革面临的新问题。
中国将成为百年大变局中的最大良性变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目前我们所见证和经历的这一切，只是百年大变局的开端而已。更艰巨更复杂更严峻的历史性考验，还在后头。但不管怎么样，世界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的态势将持续发展，世界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人类进步发展的重心持续向我们所在的亚太地区转移。国际战略态势和地缘政治格局转换归根结底有利于我们的和平发展，中国需要世界与世界需要中国的历史大势没有改变。
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下降。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突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发展前景总体看好。
▲ 12月15日，日本东京，一名行人佩戴口罩出行
美欧联手操纵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组织系统，利用西方主导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左右全球事务的时代，将永不复返。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多边舞台的话语权不断提升，亚太国家的区域合作进程和相关机制持续发展。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东亚成为大国战略竞争和博弈的焦点。
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不同的只是机遇和风险的表现形式，只是我们捕捉机遇化解风险的思路和手段。
中国深刻改变自己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世界，将成为百年大变局中的最大良性变量。“中国之治”不仅会进一步改变中国社会的自身面貌，同时也将为全球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新思路新方案。
最近一系列重大利好消息无不彰显了中国以实际行动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责任担当。如前不久中国如期高质量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近期中国参与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还有中国郑重表示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些都毋庸置疑地表明了中国为世界创造发展机遇的决心。
中国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开展国际抗疫合作。目前，全球合作抗疫格局已初步形成，虽然总体进展还不尽如人意，个别国家和某些势力甚至在背道而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人类社会命运与共的意识已经被普遍接受。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大疫之后，中国仍将坚定不移地继续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灵活运用相关政策对待和处理涉外事务，并进一步发挥创造性的引领作用，与国际社会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风险和挑战，开创命运与共、和衷共济的美好未来。
把握大变局需紧跟科技创新步伐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断调整与变革的结果。在当今世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的最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和数字技术的产业化，以及与此相关的数字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数字化。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各种新产业，就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第一大产业。面对全球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的蓬勃兴起，中国也在努力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同时，中国也高度重视并大力倡导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合作。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在中国推动下，首次将“数字经济”列入G20创新增长蓝图。今年11月20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时，习近平主席在视频讲话中提出，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创新是亚太经济腾飞的翅膀。他主张全面落实APEC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促进新技术传播和运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消除数字鸿沟。
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大变局中的关键变量作用。今年10月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做出了新的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把科技创新摆在各项规划任务首位，有利于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拓展发展新空间，塑造发展新优势。
▲ 9月10日，法国巴黎的软银机器人公司，机器人Pepper展示检测人们是否正确佩戴口罩的功能奥雷利安· 莫里萨尔摄
驾驭大变局要有更高水平
对外开放与合作
人类社会早已成为密不可分的发展共同体，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生产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虽然疫情全球蔓延破坏了各国间的人流和物流，打乱了世界经济运行的整体节奏，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严重断裂，有的国家甚至借机鼓吹与中国脱钩，推动外国企业撤离中国，企图打造一个没有中国参与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形成一个排斥中国的新的经济全球化格局。
但是，没有中国的参与，大疫后的世界经济发展进程是不可想象的。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巨大市场，是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制造业大国，是在全球贸易格局中举足轻重的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是对全球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最大的第二大经济体。面对今非昔比的世界经济走势，面对深刻调整中的国际贸易秩序，中国将以更加开放包容、更加积极进取、更易于合作的建设性立场，坚定维护全球化。
在防止经济全球化倒退、探索建立新的经贸秩序、推进新型国际合作的过程中，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价值和作用。大疫之后世界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和平发展的新选择，作为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新范式，可带动世界各国摒弃社会制度差异，超越意识形态纷争，最大限度地实现发展理念对接、政策法规对接和机制体制对接。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标志着人类社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人类社会自身生存方式与发展方式，正在发生并将持续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我们必须做好应对外部环境复杂化的长期准备，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通过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加速成长为更加优秀更加先进的现代文明。LW
贰
世界经济如何重组？
◆ 受疫情冲击，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下滑5.2%，这将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 北美正在形成以墨西哥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欧洲正在形成以东欧国家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而东亚正在形成以东南亚和中、日、韩合作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
◆ 未来美欧再度陷入“滞胀”并非不可能
◆ 加强国内大循环一方面要给那些收入不高的人群赋能，提高他们的技能与收入，增强中国内部市场的消费能力，减少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要健全中国自主的产业链，在新的外循环里，除了继续开放外，中国还要考虑中国企业如何才能更好地“走出去”
文 | 丁一凡
作者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注脚。美欧等发达国家深陷疫情泥潭，医疗体系几乎被摧垮，疫情一波接着一波袭来，感染率与死亡率均屡创新高。
发达国家采取的激进经济政策虽然防止了短期的市场崩溃，但对经济的中长期复苏影响并不明显，甚至可能埋下隐患。反之，世界经济舞台上中国再度“一枝独秀”，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显得格外明显。
美欧等国呼吁与中国“脱钩”的声音渐大，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中国必须稳住阵脚，沉着冷静地按自身需求去发展、设计自己的国际发展战略，而不必被美欧等国诸多的“小动作”所干扰。
▲ 6月6日，一名示威者在法国巴黎战神广场参加反对种族歧视的集会奥雷利安· 莫里萨尔摄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成“泥足巨人”
2020年疫情初起时，美欧国家没有重视，以为疫情会局限在中国或亚洲。它们的媒体采取了幸灾乐祸的态度，声称疫情会变成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它们的许多政府负责官员带头不戴口罩，声称那是“反科学”的做法，导致病毒迅速扩散。等到疫情已经大面积扩散时，他们才强制民众戴口罩，但疫情已经失控，经济也全面停滞。
世界银行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将下滑5.2%，这将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美国经济将收缩6.1%。另据法新社报道，今年欧元区经济将萎缩9.1%，法国经济可能萎缩约10%，而且要到2022年中期才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预计到2021年年中，法国的失业率将飙升至11.5%以上。同时，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贝克表示，英国2020年GDP大概会萎缩8%，2021年底前都难以恢复。在最坏情况下，英国GDP甚至可能大幅萎缩15%。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德国经济也损失严重。德国工商总会预计，德国全年出口将至少下降15%。德国工业联合会也预计，商品和服务出口将下降15%。美国的评级机构把日本国债调为负面，认为日本经济将萎缩5%至6.1%。
此次疫情给发达经济体造成的冲击，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组合：疫情对经济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产生冲击。工业生产受到影响，给供给侧造成混乱，同时也限制了居民的消费支出。无论去商店购物，还是坐飞机旅游，都属于“危险行为”。因此，尽管美联储及欧洲央行这些中央银行很早就采取了措施，未雨绸缪，大幅下调利率，但央行的货币政策很难发挥强有力作用。
此外，全球主要央行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货币政策几乎用尽，没有什么回旋余地。欧洲央行早已开始实行负利率，美联储也把利率降为了零并无限买入债券提供流动性。然而，这些货币政策除了人为维持股市的水平外，对恢复实体经济几乎无能为力。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应对疫情不力，恢复经济遥遥无期，显出一副“泥足巨人”的窘相。
疫情终结美欧新自由主义趋势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欧等国不仅自己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信徒，还积极向世界推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以放松政府管制为出发点，批判一切国家干预，指责产业政策只会造成浪费和腐败。然而，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开始受到质疑。
国家干预主义在美欧悄悄回归，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学界开始远离新自由主义，为国家干预主义正名。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包括此次疫情当中，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些放弃新自由主义，重新回归国家干预主义的声音。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界为产业政策辩护的声音也偶可听见。产业政策是政府利用特殊的政策来促进某些制造业发展的工具，其中包括一系列的优惠财政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
其实，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德国之所以在西方国家里还能保持较强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它的制造业优势，而德国的制造业优势很大程度上仍然靠的是产业政策。德国执行产业政策也靠国有企业这个“法宝”，比如德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就是执行产业政策的主要工具。
二是美欧国家都在不断立法，一方面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审查，另一方面制定法律，直接排斥外国企业对本国财政困难企业的兼并。
用立法来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是西方国家一贯的做法。但是，西方国家从舆论上给它戴上了一顶华丽的帽子：法治。美欧国家一直强调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而且认为只要通过程序立了法，这件事情就合法了，就可以名正言顺、大张旗鼓地实行了。美欧在历史上都有过“立恶法”的例子，现在面对疫情它们有可能再度使用这些过时的措施，不仅无助于解决自身的困难，还可能让世界经济陷入更加麻烦的境地。
三是用国家财政的力量，给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资助，甚至把陷入困境的企业国有化。
疫情暴露出了美欧国家企业的弱点，有些企业很快面临流动性枯竭和资不抵债的困境。当发展中国家遇到金融危机时，美欧等国家会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给发展中国家重组债务，条件是它们必须“变卖家产”，把许多国有资产卖给发达国家企业，然后再紧缩国家财政，省出钱来还债。这些做法不仅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当时就陷入更深的经济危机，也使一些国家从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再也走不出债务的陷阱。但是，遇到相同危机时，发达国家就可以通过开发银行等机构，为陷入困境的本国企业提供财政支持，帮助它们渡过难关。
这些措施似乎还不够，欧洲国家的舆论已经在呼吁政府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来保护它们的企业了，要求政府出面把陷入困境的企业“国有化”，以保护关键的产业和领域不落入外国企业之手。
国家干预主义可能使全球产业链重组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不仅率先控制住了疫情，恢复了生产，还向全球许多国家输送了大量它们急需的抗疫及防疫物资。虽然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感激不尽，但美欧等国家的媒体和公共舆论却对中国说三道四，指责中国利用“口罩外交”扩张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美欧国家的政治家们，特别是一些激进的议员大大夸张对中国的依赖，将其上升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高度，强烈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与中国“脱钩”。
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允诺对企业回迁提供财政补贴，要推动它们的企业与中国“脱钩”，回归本国市场。但是，在美欧疫情失控的情况下，资本并不偏向这些国家，反而加快了向中国的流动。
2020年，全球跨境投资大约下降40%，但来华的直接投资却仍在增长。上半年，尽管疫情还在，新加坡对华投资增长7.9%，美国投资同比增长了6%，东盟国家投资增长了5.9%。其中，高技术服务实际使用外资增加了19.2%。这些数据说明，即使跨国公司被迫要分散投资风险，加大在中国以外地区投资，中国仍然是跨国公司离不开的市场，仍然是世界经济中最有热度的投资点。
无论如何，美欧等国家动用国家强制力干预市场，已经脱掉了它们尊重市场经济、保护私有产权的外衣。考虑到政府加强了干预市场的新发展趋势，未来美欧的跨国公司也许不得不重新考虑它们的跨国投资战略与产业链设计。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调查表明，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个大转型，原来扁平的全球供应链正在向地区化发展。北美正在形成以墨西哥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欧洲正在形成以东欧国家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而东亚正在形成以东南亚和中、日、韩合作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
然而，建设不同地区的供应链势必要影响到投资效率，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会大打折扣，这只能凭空增加企业的负担，影响到这些跨国企业的利润，从而影响到这些企业的股票行情。美欧央行在疫情中有“滥发货币”的嫌疑，这些充足的流动性让它们的资本市场还能在高位运行，尽管实体经济在疫情的摧毁下已经在坍塌。未来，若美欧真要与中国“脱钩”，它们获得廉价工业制成品与半成品的机会会减少，构建新的供应链成本会增加，未来再度陷入“滞胀”并非不可能。
考虑到美欧等国家的疫情尚未结束，经济复苏遥遥无期，而这些国家又是中国的传统出口市场，中国必须改变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正是为了应对国际格局出现的这些变化。加强国内大循环一方面要给那些收入不高的人群赋能，提高他们的技能与收入，增强中国内部市场的消费能力，减少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要健全中国自主的产业链，比如通信设备生产中的各个环节，不能让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的供给完全掌握在外国制造商手里，防止我们的产业受制于人。另外，只要中国有了自己加工关键零部件的能力，与美欧这些发达国家的企业谈判时，就有了更多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它们就不可能漫天要价了。
中国加强外循环与内循环的相互连接，既可以利用开放来促进我们的内部改革，也可以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来加快我们的发展。过去，我们对外开放是对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企业的开放，是嵌入了这些发达国家企业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产业链中。未来，在新的外循环里，除了继续开放外，中国还要考虑中国企业如何才能更好地“走出去”，在海外市场上布局，引导国际社会推动新型全球化。我们需要加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分享中国工业化的成果，建立更加广泛的“朋友圈”，形成以“中国制造”为主导的产业链，建设好大后方以应对美国对中国长期的围追堵截。LW
刊于《瞭望》2020年第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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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 喻千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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