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度2035：大国经济与国际影响力，谁将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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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均GDP水平看，到2035年中国将有明显提升，但与领先的发达经济体差距仍然比较显著
◆ 虽然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核心指标之一，但并不是唯一指标，还需综合考虑投资、外贸、消费等其他主要经济指标
◆ 总的预测，2035年中国和美国经济规模将居世界前两位，且从全球来看，两者处于第一梯队，与其他国家将显著拉开距离（印度在最乐观情况下可能接近美国最悲观情况下的水平）。中国与美国在经济总量上快速接近，同时两国与排位第三及以后的各国日益拉开距离
◆ 评判国家政治影响力首先看其转型、适应能力，其次看其独立性与制度创新能力。这是考察未来15年国家政治影响力的内在变量
大国经济2035谁领跑
来源：《环球》杂志 2021年第1期
文/冯维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2020年注定是极不平凡的一年。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国际贸易中的逆全球化大行其道，世界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这一年里，中国抗击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为全球抗击疫情、经济稳定复苏提供强劲动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不仅为中国未来15年的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也给全球经济的未来提供了新的机遇。
“一超多强”趋于弱化
从经济总量看，“一超多强”这一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实力结构开始趋于弱化，中国从“多强”中脱颖而出。
改革开放之初，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1980年GDP占世界比重仅为2.3%，当时美国、欧盟、日本和印度的占比分别为21.6%、29.9%、7.9%和2.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占比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按PPP计算GDP第一大国。
自1872年美国按PPP计算的GDP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以来，这还是一个半世纪中首次有国家反超美国。此前被视为美国主要竞争对手的苏联和日本，在其鼎盛时期的经济规模与美国也仍存在较大差距。
1930年代中后期，美欧刚从大萧条冲击下恢复。同期，苏联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这一时期，按PPP计算的苏联GDP占美国的比重在1938年达到了50.69%的峰值，其他年份都没超过50%；美苏争霸最激烈的1970年代，苏联GDP占美国的比重最高时为44.40%（1975年）。
西方国家中长期位列第二的日本，因为苏联解体一度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的经济规模与美国的差距也比一般人印象之中要大得多。进入1980年代，“日本第一”的观念开始盛行，一股“已经不需要向欧美学习”的乐观气息弥漫于整个日本经济界。尽管如此，那一时期里日本按PPP计算的GDP占美国的比重，在最高的年份1991年也只达到41.42%，其后很快因为股市与房地产泡沫破裂，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
大国经济规模对比
2020年，中国和印度按PPP计价GDP占世界比重分别上升至18.6%和6.7%，美国、欧盟和日本分别为16.0%、15.4%和4.0%。IMF预测，到2025年，中国、欧盟、美国、印度和日本按PPP计价GDP占世界比重分别为20.6%、15.9%、14.8%、8.0%和3.5%。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印度GDP占比上升，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占比相对下降的趋势预计到2035年仍将延续。
欧洲议会《全球趋势2035：经济与社会》报告汇总各方预测结果显示，到2035年，中国按PPP计价GDP全球占比在20%~24%之间，美国在13%~16%之间，欧盟在11%~12%之间，印度在9%~12%之间。这意味着中国和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规模前两大的经济体，欧盟第三的地位则有可能被印度超过。
如果按照汇率计算，中国GDP规模也可能快速接近美国。2014年按汇率计算中国GDP占世界比重为13.4%，美国为22.5%。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IMEMO）预测，到2035年按2014年美元汇率水平计算，中国GDP占世界比重将提升至19.6%，与同期美国20.1%的水平非常接近。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及各国应对表现，也影响到一些国际机构对中国经济规模发展态势的预测。IMF于2019年10月在疫情之前预计按市场汇率计算，2020年中国GDP约为美国的68.4%，疫情之后这一预测值调整为73.2%；疫情之前对2024年中国GDP占美国比重的预测值是81.3%，疫情发生之后调整为86%；IMF还预计2025年，中国GDP占美国比重将达到90%。英国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CEBR）2020年12月发布报告，预测中国GDP将在2028年超过美国，比上年报告的2033年提前了5年。
与欧盟相比，中国经济规模也迅速提升。英国“脱欧”之后，欧盟内部紧密化和一致性程度上升，且其作为整体的经济规模依旧庞大，这为其与中美鼎足而立成为全球“三超”之一，奠定了比较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受疫情大流行等因素影响，按市场汇率计算，欧盟作为整体其经济规模或将在2020年首次被中国超越。IMF预测结果显示，2020年欧盟GDP占美国比重将由上年的72.9%下降至71.7%，低于中国的73.2%。尽管如此，欧盟仍稳居世界前三大经济体之列。
差距与不足
近年来，中国GDP保持较快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但同时要看到中国经济所存在的差距与不足。
首先，从人均GDP水平看，到2035年中国将有明显提升，但与领先的发达经济体差距仍然比较显著。
欧洲议会预计，到2035年中国按PPP计价的人均GDP将由当前的1万美元左右增加至2.1万美元左右，仍然不到欧盟水平的一半。IMF对中国人均GDP增长的估计更乐观一些，认为到2024年中国按PPP计价的人均GDP将达到2.24万美元左右，约为欧盟的53.7%，达到美国的37.7%，接近当前发达国家水平的下线（2018年发达国家中按PPP计价人均GDP最低的希腊约为2.59万美元）。
IMEMO预测则显示，到2035年，中国按PPP计价人均GDP将达到3.74万美元，约为美国的43.3%；中国按汇率计价人均GDP将达到2.14万美元，为美国的24.8%。
其次，虽然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核心指标之一，但并不是唯一指标，还需综合考虑投资、外贸、消费等其他主要经济指标。
比如，从当前来看，中国国内需求不足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下一阶段，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还需继续坚持扩大内需这一战略，打通“就业-收入-消费”循环堵点，全方位释放消费潜力。同时，在投资领域，还需着重扩大“增后劲”的三大投资领域，即数字经济和新基建、制造业设备更新和技改、新型城镇化。
总的预测，2035年中国和美国经济规模将居世界前两位，且从全球来看，两者处于第一梯队，与其他国家将显著拉开距离（印度在最乐观情况下可能接近美国最悲观情况下的水平）。中国与美国在经济总量上快速接近，同时两国与排位第三及以后的各国日益拉开距离。
尽管2035年中国人均GDP水平可能仍只有美国的40%左右，但人均超过两万美元足以保证中国拥有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经济社会条件，也将为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基础。
审度2035国际影响力
来源：《环球》杂志 2021年第1期
文/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记得在2019年2月，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举办了一台主题为“新型国家与未来世界（2035年）挑战”的威尔顿庄园会议。开幕式上，我问主办方：2035年有何特殊意义，为何不是2030年？主持会议的英国外交部政策司司长会上没有作答。晚餐时，坐在我身旁的这位司长反问道：“你们十九大报告不是提出2021-2035-2049三个阶段目标了吗？”原来，中国目标成为国际议程了。
展望从现在到2035年的未来15年，多种因素作用下，国际政治舞台将重新洗牌。更重要的是，中国发展理念和模式正在塑造数字文明时代新的优势，而以“一个世界，两套体系”为代表的那种“脱钩战略”，因其违反互联互通世界规则和世界各国不愿选边站的意愿，注定会失败。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考察未来15年国家政治影响力，首先要察势。善于审时度势的国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世界加速演化转型
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英国国防部报告《2010-2040全球战略趋势》10年前就预测，2040年之前的世界都处于转型期，未来数十年要面对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人口快速增长、资源短缺、意识形态复苏等，以及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
疫情进一步促动全球化转型。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技术的创新出现新局面：一方面，类似区块链技术、万物互联模式、人工智能涌现，正削减中心-边缘体系；另一方面，在工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数字革命过程中，第一次出现非西方力量参与并引领的现象——过去技术革命均为在西方内部循环，最后皆被美国收编为盟友。如今，则出现了非西方、非美国盟友、非宗教国家的中国既崛起又复兴的现象。
国家政治影响力转变三因素
在各类因素综合影响下，全球或进入风险社会，全球化风险叠加。这是判断未来15年国家政治影响力消长的时代背景。
未来15年，世界仍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逆风逆水时期可能持续，评判国家政治影响力首先看其转型、适应能力，其次看其独立性与制度创新能力。这是考察未来15年国家政治影响力的内在变量。
一是转型、适应能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社会进化论认为，最强大的物种不见得能生存下来，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物种才能生存下来。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指出，适应环境的文明才能可持续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化从顺风顺水时期到逆风逆水时期，要求我们“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无论是双循环还是“一带一路”建设，都是“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引领经济全球化，开启主场全球化。其中最重要的转型是数字、绿色和健康。
数字化的医疗、教育、办公、传播、交易、物流、娱乐已蔚然成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数字化、智能化。迈入数字科技时代，数据为王，数据越用越值钱。有没有自己独立的搜索引擎，以及数学基础教育的水平、文字的人工智能转化难易，决定了国家竞争力的底色。比如日本、英国因老龄化、“脱欧”等带来的经济劣势，因其数字化能力和高端服务业而得到弥补。
欧盟、中国率先提出到2050/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还提出2030年碳达峰中期目标，中欧都提出减排路线图；日韩等国也紧随其后。绿色转型考验生产、生活、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竞争力与道义水平。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上台后，因为有新能源企业的支持，会重返《巴黎协定》，参与格拉斯哥全球气候峰会，但很难发挥领导作用。国内疫情、经济、种族问题等撕裂美国政治，外交事务恐将高开低走。未来的美国政府或将长期受制于国内阶级斗争，华盛顿-华尔街-硅谷-锈带地区矛盾，还有传统能源巨头、碳时代既得利益集团的绑架，制约其绿色转型。
印度、巴西等新型大国工业化未完成，且国内利益集团林立，面临绿色转型的巨大压力，竞争力和政治影响力受到制约；俄罗斯也尚未实现经济结构转型。
疫情常态化下，公共卫生变量今后会和气候变化一样，被纳入人类生产-生活-思维的常量，深入影响全球化逻辑。疫情揭示了关于人的全球化，而非钱的全球化正在形成。钱的全球化，即资本驱动的全球化，追求利润最大化——追求最好，注重分配的逻辑，但会拉大贫富差距；而人的全球化涉及生存，即影响人的生命健康与安全。
所以人的全球化，要探索建立以人为单元的全球秩序，这应基于一国以人为中心的国家治理理念。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不仅要思考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的问题，更要思考为谁治理、靠谁治理的本源问题。
二是体系力。建立有利于自己、对冲风险的国际体系，尤其是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成为国际争夺的重点。
受疫情影响，各国纷纷考虑重新配置供应链。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与另一方“脱钩”，但彼此不信任增加了对供应链安全的紧迫感。供应链可以发生转移，但并不会轻易实现。各国为改善供应链而采取的措施是缺乏协调的，一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可能会损害另一个国家的利益。
预计，未来将呈现三大制造业（一体化）中心——东亚、北美、西欧。中国推动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宣布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谈判，客观上促使形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TA），这不仅使中美可能更无法“脱钩”，甚至可能倒逼美国重返TPP，为建立亚太自贸区（FTAAP）提供契机，最终形成东亚创新、东盟应用、美国规范的新亚太数字化格局。
三是应用力。没有重大科学革命发生的情况下，技术应用能力将成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对现代国家来说，国家能力的核心是能够形成一套中立、超然、强大的组织体系，这套体系能够组织起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均衡的个体单元及其联盟是国家能力的具体体现，核心是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乃至制定法律，制定统一标准，以实现统一市场。
举例来说，印度具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但最终能否将潜力转化为动能，仍然受制于历史上未实现过真正的国家长期统一、国内壁垒林立、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未完成现代化，甚至现代国家身份尚未建构好等现实情况，如此情况下，政府的领导力极其关键。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实现转型崛起也面临各自挑战。
国际政治舞台原力
国家（包括国家联盟）政治影响力预测，要根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的量化指标、新的模型进行分析。这要考虑数字、绿色、健康大数据的大转型。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称，到2035年中国消费市场的总量将超过欧美总量之和。到2035年，世界人口将会接近85亿。届时人口与城市化将呈现四大趋势：
一是老龄化遍及西方国家与日益增多的发展中国家；
二是年轻国家基数虽大，但数量却日益下降；
三是移民引发跨国纠纷；
四是城镇化既拉动经济增长，又会加剧食物与水资源紧缺。
这是考察未来15年国家政治影响力的外在变量。
根据数字化、绿色、健康转型的要求，结合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趋势，我们可以得出国际政治舞台影响力的原力图谱。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是冷战结束后世界的主要特征，如何实现四位一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或许为此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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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 喻千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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