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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到底有多少故宫文物被运往台湾?

2018-01-30 张玮 中信出版集团 中信出版集团

这篇文章,可能是《历史的温度2》里“含金量”最高的一篇文章,因为说的是一个关于一批国宝的故事。


1


1949 年 1 月 28 日,农历除夕。


整个南京城笼罩在绵绵细雨中。


在下关码头,1700 个盖着油布的箱子,已经在那里堆放了好几天。老百姓都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但从箱子周围森严的守备来看,里面装的应该不是普通的东西。


下午,码头终于缓缓驶来了一艘军舰—国民党海军的“昆仑号”。这艘军舰,是专门来接运码头上这 1700 个箱子的。但是,等到军舰靠港时,码头上的工人们却无动于衷。原来,工人们在闹罢工,已经僵持多日。


经过一番交涉,工人们的要求全部被满足,只要能先把那些货搬上船。


但正当工人们开始搬运的时候,不知从哪里忽然拥进来一大批人,男女老少都有,还带着很多行李。他们都是国民党海军司令部的人员及家属,在得知这艘船要驶往台湾时,都挤上了船。谁都看得出来,在解放军的攻势下,南京朝不保夕。


“昆仑号”在 1948 年被改造成运输舰,有前后两个船舱。那些海军司令部人员和家属,很快就占满了后舱。这也导致 1700 个箱子,只有 500 个被装进了船。


这时候,一位高级长官模样的人带人上了船,他表示,希望大家能够服从安排,先下船再说。但是哪有那么容易?没有人肯听他的话,有些孩子和妇女开始哭了起来,有人带着哭腔喊:“桂司令!什么东西能比我们人命重要?”


那个被叫作“桂司令”的,是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满舱的哭声中,桂永清一言不发,最终只能下令:把所有的寝室、餐厅、医务室,全部用来堆箱子,再放不下,就堆甲板上!


▲ 桂永清,蒋介石嫡系,当年国民党军队最精锐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指挥,曾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打得异常勇猛,但也在“兰封会战”中逃跑贻误战机,放走了土肥原贤二师团。1954 年病逝于台湾,享年 54 岁


在忙乱的搬运之后,1700 个箱子,最后只搬上去 972 箱,其余的被再送回仓库。正当“昆仑号”终于准备起锚,这时候,又有人送来了四个大箱子,并一再叮嘱:这四个箱子非常重要!


无奈,船上人员再将士官室的桌椅拆掉,放进这四个箱子,然后起航。严重超载的“昆仑号”一路颠簸,路上又不断停靠,终于在 1949 年 2 月 22 日抵达了台湾的基隆港。


抵达港口下船后,乘船的很多乘客都不知道,那些能让海军总司令亲自上舰查看的箱子,里面装的是价值连城的故宫文物。


2


这早就不是故宫的文物第一次“搬家”了。


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短短时间内,东北三省沦陷,而离东北不远的北平,已经可以闻到硝烟的味道。是否要迁移故宫的国宝文物?怎么迁移?一场争论随即展开。


当时的国民党元老张继,主张将国宝迁往西安,而当时的第一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主张转到上海。当然,也有不主张迁移的,比如当时的院长助理吴瀛,他主张再观察下形势,并善意提醒易培基:“古物一出神武门,责任即重,问题多,闲话也多,意想不到的是非或将由此而起,最好不要轻易做这样的决定!”


但是易培基反倒生气了:“大敌当前,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都不应考虑这些问题,你这是推卸责任! ”


吴瀛随即不再劝阻。


1933 年 1 月,日军攻入山海关,时局愈加险恶,故宫的文物迁移已经势在必行。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代理院院长宋子文代表政府做出承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最终,故宫文物被决定迁往上海。


1933 年 2 月 5 日中午,大批板车进入了紫禁城北门的神武门。日落时分,从紫禁城到车站开始全面戒严,夜色降临,早已被精心打包装箱的 19557 箱故宫文物正式启运。


当时沿途军警林立,街上空无一人,排成长列的板车都朝着火车站方向移动。装载着大量故宫珍贵文献、书画、档案真本(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的专列随即缓缓启动。


▲ 易培基。吴瀛当年一语成谶,1933 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故宫盗宝案”,无辜的易培基和吴瀛均受牵连,被怀疑监守自盗,易培基更是因此抑郁而终


专列被严格防卫:车顶四周架设机枪,车厢内遍布武装押运的士兵,沿途都有地方军队保护,还有张学良的骑兵时而护卫。除了特别快车,其余列车都要让道给这些专列。


第一次的故宫文物转移,是后来历次转移中条件最好的一次。但这些文物一出故宫,从此关山万里,颠沛流离。


3


1936 年,在上海的这些故宫文物都被运送到了南京,但还没过多久,“七七事变”爆发了。


1937 年,国民政府已做出了迁都重庆的决定,留在南京的这些文物,也随即踏上了二次迁移的征程。


当时的迁移,分成了三路:


第一路:南京—汉口—长沙—贵阳—安顺。


第二路:南京—汉口—宜昌—重庆—宜宾—乐山安古镇。


第三路:南京—徐州—郑州—西安—宝鸡—汉中—峨眉。


尽管当时政府也调用了一切可调用的资源,但这次的迁移,依旧是最艰苦的一次。途中,文物的护送队伍遭遇日军飞机轰炸,土匪骚扰,汽车故障,道路泥泞等,三条线路均遭受了巨大的考验和挑战。


但是,在押运人员一路的严密甚至拼死保护下,文物基本一件也没有丢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 运送文物的卡车在老百姓的帮助下艰难前行


参与北路(北路是最艰苦的一路)押运的那志良,在经历了一路上遭遇轰炸、翻车、翻船后发现文物依旧完好无损,于是开始相信有人和他说过的四个字:古物有灵。


4


1945 年抗战胜利后,这些故宫的文物,又从西南大后方陆陆续续重新运回了南京,并准备运回北京故宫。


但不久之后,解放战争又爆发了。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那些留在南京的故宫文物,再一次面临迁移。


1948 年底,国民党军队在淮海战役中的颓势已无法逆转,抢运故宫文物的决定又一次做出。  


1948 年 12 月 21 日,一个萧瑟的冬日,故宫文物的又一次迁徙开始了。


在南京的下关码头,海军司令桂永清手里已经几乎无船可调,只能调来一艘国民党海军“中鼎号”平底运输舰。11 年前,从南京运往内陆的故宫文物,也是从下关码头出发的,而这一次,目的地成了台湾基隆港。


这是国民党第一次将故宫文物运往台湾,一共运走了 320 箱。


1949 年 1 月 6 日,第二批故宫文物被运往台湾,搭乘的是招商局调派的“海沪轮”。


▲ 四库全书共有 3500 多种书,7.9 万卷,3.6 万册,约 8 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典籍,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 7 部《四库全书》,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称为“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称为“南三阁”


这一批运载的故宫文物有 1680 箱,是迁台文物中最多的一批。其中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还包括全套文渊


阁《四库全书》和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共七部,故宫文渊阁所藏是第一部,也是缮写得最为完整的一部。这批运走的青铜器和瓷器后来成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1949 年 1 月 28 日,第三批故宫文物被运往台湾,这次国民党动用的是“昆仑号”—也就是本文开头描写的那一幕。那一次,一共运走 972 箱。那天最后送上船的四个箱子里,就有一个故宫稀世珍宝—碧玉屏风。


▲ 碧玉屏风在 1941 年被汪精卫当礼物送给日本天皇,日本投降后又被要求送还了回来


在此之前,解放军合围北平在即,当时的民国教育部次长,转运负责人杭立武着急地想要把故宫的一批精品会同南京的文物,一起运往台湾,但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虚与委蛇,不断拖延,最后保证了北平故宫的文物没有被运走一件。


▲ 马衡


在三批文物被运送之后,当时的李宗仁代总统下令禁止再从故宫运出文物。(1949 年 10 月,国民党从重庆又空运走了当年留在重庆的 38 箱文物。)


就这样,国民党分三批运往台湾的故宫文物,总计 2972 箱,其中古物 1434 箱,图书 1334 箱,文献 204 箱,占当时留在南京的文物的 1/4 左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括南京在内的散落在各地的故宫文物,都被陆陆续续运回了北京故宫。


5


应该说,当初运往台湾的故宫文物,虽然数量远不及留在北京故宫的文物,但毕竟经过精挑细选,里面还是有很多精品的。


除了我们大陆游客都熟知的翠玉白菜,以及肉形石,还有下面这些门类的精品。


▲ 翠玉白菜


▲ 肉形石


第一大类是青铜器。民国学者重视金石研究,而“鼎”又被视为国家的象征。国民党一共带走了 2382 件青铜器—要不是后母戊鼎(即原来的司母戊鼎)太大太重,估计也被带走了。


▲ 毛公鼎


第二大类是书画。国民党当年共带了 5424 件去台北,其中仅宋画即达 943 件。


▲ 苏轼《寒食帖》


▲ 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


▲ 郭熙 《早春图》


第三大类是瓷器。国民党通过精心打包,共带走瓷器 17934 件,件件精品。

▲ 北宋定窑白瓷婴儿枕


▲ 北宋 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


第四类是玉器,国民党共计带走了 1 万多件。

▲ 战国 玉螭纹觿


第五类是各类文献。

▲ 明《永乐大典》


这些珍品,连同 69.6 万件藏品一起,被陈列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见证历史,供人观瞻。



馒头说



先回答一个不少读者心里其实都想问的问题:那些留在大陆的故宫文物,乃至故宫本身,后来安然无恙否?


1966 年 8 月,中国开始刮起“破四旧”风,周恩来随即做出关闭故宫的决定,并派军队驻守。1967 年 5 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的几点意见》,起到了一定扭转作用。


所以,十年浩劫期间,故宫所幸只损失了一些附属物:故宫内城隍庙泥塑神像 11 个,奉先殿前“焚帛炉”被拆坏。其他都保存无损,甚至连故宫的修复工作,在“文革”期间也没停止。


“文革”后期,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了两派,互相斗来斗去,但不管怎么斗,两派人都有一个默契:谁也不能损害文物。


再回过头来看故宫文物那 16 年的颠沛流离。在整个过程中,我最佩服的,还是所有参与这个过程的人,无论是押送的工作人员还是士兵,无论是马衡还是杭立武,甚至无论是桂永清还是蒋介石。


尽管意识形态有分歧,甚至兵戎相见,但大家对于中华民族老祖宗遗留下来的瑰宝,态度都是一致的。


马衡不肯让文物出北京故宫,当然有他的道理—以当时国民党的溃败之势和当时台湾这样的偏远之地,谁能保证文物运送到那里不会出问题?


而杭立武坚决主张要把文物运往台湾,也没有私心—我只想保存好这批宝贝。事实上,那批随文物去台湾的工作人员,后来很多人都把一生献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献给了文物研究。


所以,大家在保护文物这一出发点上,其实都是一致的。


也正是基于此,我个人以为,既然历史原因造成现在两岸“两个故宫”的局面,那就泰然视之:这些文物都是老祖宗留下的无价之宝,放在哪里,都是被中华儿女妥善保管,都是供世人瞻仰。而且,海峡对岸的那个“故宫”,还能每天提醒那里的同胞,我们的渊源在哪里,根在哪里。


一直研究故宫的日本记者野岛刚,曾向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郑欣淼和“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同时问过一个问题:“两岸统一之前,两个‘故宫’统一的日子是否会先到来?”


对岸的周功鑫院长表示,“故宫”的收藏品对台湾民众来说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而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的回答是:“让历史来决定。”


我个人更欣赏郑院长的回答。


哪怕分散各地,但真正的故宫永远只有一个。


就让历史来决定吧。


(本文选自《历史的温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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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编辑:刘叶乔 2018.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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