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以后才去观察！
观察学者
必定发生之事前，
对此研究则分清，
智者愚者之差别，
事后观察即愚者。
”无论何人在必定发生之事前，对其研究分析而作抉择，以此则能分清智者和愚者的差别，如果事情发生以后才去观察、分析则定是愚人无疑。
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都应察因辨理，对事情进行深入透彻地分析、研究，了知可行与否，进而制定一系列的办事方案。萨迦班智达在《量理宝藏论》中说：“愚者信许后测察，智者测察后信许。”
智者对一件事进行周密细致地观察、分析，其主要目的是了知此事对自己和他人有无利益、违害。如果利大于弊就会竭尽全力去操办；如果弊大于利则偃旗息鼓完全放弃；若利弊参半则按兵不动，审局而定。
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宋文帝，他虔信佛法，三皈五戒之后欲严持净戒，但身为一国之君，受着种种局限，无法满愿。文帝踌躇不定，遂启问了一些善知识，皆未得一个满意答复。
元嘉八年，世出世法圆融无碍的高僧求那跋摩大师来到建业。文帝获悉恭请入宫，请大师指点迷津。跋摩大师告言：“帝王和平常百姓的修行方法有所不同，小百姓福份浅，名份微，所以应该刻苦耐劳，勤俭修行；而帝王掌管天下百姓，如果施行仁政，则臣民自会欢欣拥护，龙天护法也会乐于随顺，恒时护持。用刑而不滥杀，征役而不剥榨百姓。如是定能感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样的‘斋戒’堪称大斋戒、大功德；这种‘戒杀’方是持不杀戒之极致，也是最大的慈悲。”
从此文帝依教奉行，舍弃自己严持斋戒之小发心，而生起殊胜菩提心，以佛法治理国家，号召臣民奉持佛法，使大家获得暂时和究竟的利益。文帝即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智者，他知理、循理、依势、治势、权衡利弊，得出妥善的决断后才励力奉行。
而愚者却恰恰相反，事前不加考虑，事发时又惊恐万状，事后却大放厥词，如马后之炮，极其卑劣。这种人在行事过程中，外表显得很沉稳，一言不发，实际已是六神无主，呆若木鸡。事情结束后，又上窜下跳，指手划脚，品头论足，还妄想鱼目混珠，诈显其能。
曾经甘孜炉霍地区发生地震，震前没有得到任何观察预告，震后却纷纷报导：可能明天仍有地震，需要特别注意……。
智者若以善观察，
精通知识是学者，
鉴别牦牛之大小，
愚者亦能非学问。
”聪明人通过善巧观察精通一切知识才称得上是学者。鉴别牦牛的年龄大小愚者也会，故不能算作是学问。
智者不仅要具足擅于观察、取舍善恶因果的能力，而且要精通显密佛法等真正的学问，对自他暂时或究竟都有利益的知识才是真正的学问。
社会上工、农、兵、学、商等各阶层所拥有的知识，无论有多高的声誉，也仅仅是维系国家、社会、家庭和自我生存的一般技能。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科学知识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制造了更多的祸端，盲目发展，毁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先进的杀生工具对其他动物则大有赶尽杀绝之势，心性乖戾，手段残忍而不自觉，岂不是将地狱迁到了人间吗？就核弹而言，一刹那间便可摧毁整个地球……。试问这些学问带给人类的是福还是祸？
所以能成办自他二利事业、引渡众生趋于解脱的佛法，这才是真正的学问。它总摄了一切世间法，是了彻宇宙人生真理的出世之学。
佛祖释迦牟尼经过三大阿僧祗劫的修行历程，而证得了一切智智的果位，为了引导世人离苦得乐，广转三次法轮，宣讲了八万四千法门。而今佛陀虽已离开了我们，但却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佛经教典，供后人学修。这些都是了义的学问，依此能使自他一切众生得到究竟的大乐。
总之，世间上的一切学问，诸如农耕纺织、铺路架桥等都是一般知识，仅仅是延续人类生存发展的一种手段，相比出世之显密佛法，即如鉴别牦牛年龄大小的学识一样，太过一般了。
对于放牧的人来说，观察鉴别牦牛的年龄就象吃饭、睡觉一样简单，就连三岁的小孩看到牛群都会叫嚷：“大牛！小牛！这是牛妈妈，那是牛宝宝。”所以这种能力算不上是学问。推而广之，仅了知世间一般学问的人也算不得智者，若只依靠世间的学问又怎能实现“舍小我证大我”这一宇宙人生真理的目标呢？
若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当舍弃对一切世间法的执着，而致力于崇高的出世学问。
敬摘录《格言宝藏论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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