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揭示的胡线两侧百年中国时空格局变迁

　　本文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信息中心副主任徐辉在中规院和澎湃新闻联合举办的“‘胡焕庸线’上的中国时空格局”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欢迎分享。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探讨“胡焕庸线”这个话题，做为中规院信息中心来说，可以从宏观层面上用积累的大量数据来展示“胡线”的重要意义，探索差异性特征以及揭示相关问题。相对于澎湃所做的实地调研，我们正好做下数字上的呼应。克强总理曾提出跨越胡线是否可行的问题，这里也做个粗浅的回答。

一、百年来的胡线意义与空间特征

1、“胡线”的“形成”解析

“胡线”体现的是人口在我国东南与西北两大版图上的突出差异。对于这样的差异，中国自古以来都呈现出类似的差异特征，不管是南北方的对立，还是东部农耕文明和西北游牧民族的纷争，都有类似的线索关系。实际上，中国传统上延续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政治、经济中心的迁移和多次的人口流动逐步奠定了当今的“胡线”格局。

如果把维度从一百年放到两千年，其实“胡线”是不存在的。比如在唐代，唐代的“胡线”可能是以长安为中心的一个椭圆范围，并没有一条直线。直到明朝以后，随着边疆的稳定和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才逐渐由圆变成曲线，最后在一百年的时间内迅速拓展为一条直线。那么，一百年来“胡线”形成的因素主要是什么呢。

第五次延续了百年之久的人口大迁徙奠定了“胡线”，中国能够适宜人口定居的空间基本上被“填满”了。这里有两个大事件，一是150年前左宗棠平定新疆，把一部分内地的军人和家属迁到了西北区域；另一件就是闯关东，随着清王朝将其皇家属地的东北转变为可开垦地区，从1900年前后到现在延续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大量人员从华北地区和其它内陆地区转到了东北地区。东北人寻根问祖的多是山东人、陕西人或者山西人，有学者统计共有近3800万人这个时期流入东北。其中，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20多年里，由内陆持续迁移到东北的人口达到1500万之多（就算放在当前也是规模空前的人口迁移浪潮）。

就是这短短的四五十年的时间，基本奠定了东北大开发的格局。胡焕庸先生是在1935年提出的“胡线”，正好是位于当时东北大开发的第一个顶峰时期。这条线确定下来之后，也奠定了其后80多年基本不变的格局。那么这个“线”今后还会不会变呢？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文明国度，人口的分布和耕地、牧草地的分布高度契合，自第五次人口大迁移之后，中国的整个国土都已经变成了“熟地”。但凡可以发展农业的地方，已经完成农业化了，再开垦荒地只能是调水了（新疆的绿洲开垦）。

1935年中国人口密度（中科院地理所，王开泳转绘）

再来看“胡线”两侧的人口经济变化。《全国城镇体系规划2006-2020》提出的不适宜建设区94%以上分布在“胡线”以西地区，“胡线”是以人口密度25-50人/km2来定的分界线。1935-2010年的70多年里，“胡线”以东的人口比重从96%下降到了94.4%；但与此同时，“胡线”以西的人口却从0.18亿上升到0.77亿人。西部地区经济总量占4.3%，东西之间的人均GPD比为1.32:1。红线是胡焕庸先生提到的当时人口密度的分割线，蓝线和绿线是当前的人口密度分割线，所涵盖的区域与耕地分布的区域完全重叠在一起，潜台词就是该开发的地方已经完全开发透了。

“胡线”以西200公里范围内从1935年仅仅是1800万到现在已经有7700万人的规模，短短的80年里，“胡焕庸线”以西的地方聚居的人口已经增长了6000多万，相当于当前荷兰一国人口的4倍，这是一个庞大的规模。从人口密度来看，“胡线”以西由5人/平方公里提高到了14.7人/平方公里，人均密度增长3倍。仔细来看，“胡线”在空间上也由80年前相对靠东的地方往西移了100多公里，内蒙古东部地区、甘肃地区甚至更多。

1935-2010年的人口密度分界线（中科院地理所王开泳）

对于“胡线”这条线，不同尺度上可能存在不一样的解释。不管是从全球尺度，还是从亚洲尺度，其实“胡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条斜线。如果把南亚板块、印度板块和中亚板块衔接起来看，其实它近似一条弧线。这个弧线就是我们传统上所说的农耕、游牧民族的传统分界线。

不同尺度下的人口密度与“胡线”格局

下面这张图是每平方公里网格反映的人口活跃程度，但按照“胡线”所穿越的单元，大多是在这个区域上人口几乎为空白的地方，基本上就是无人区（荒漠、山区）。但是它的两侧，不管是大同还是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其实是没有太大差异的。我们把“胡线”从全球尺度收缩到“地区”尺度上，它可能不存在。

每平方公里网格统计的人口的活跃单元

从人口分布来看，“胡线”以西的200公里范围内，我们认为依然是人口高度聚集的区域。就算是在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龙门山——横断山脉地区，人口总量也有150万。从2008年的汶川地震、芦山地震还有玉树地震来看，为什么损失这么大？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人口仍较密集的区域。而在关中天水交界处，尽管生态环境相对比较脆弱，水资源匮乏，但也聚集了800万人口，这里突出的问题就是贫困。针对最近发生的九寨沟地震，我们以震中为圆心，100公里为半径画圆，从人口和企业数量分布来看，影响面还是相对较广，因此我们在这类地区的规划设计上一定要更多地评估灾害可能造成的损失，并做好防灾减灾预案。

“胡线”以西200公里范围内依然是人口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

九寨沟地震震中与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企业密度关系分析图

2 、百年来的国家政经时局与“胡线”

一百多年以来的时局变化，不管是工农红军的长征战略大转移的线路、还是抗战时期的战略大后方，和“胡线”的地理空间格局也是息息相关的。当年毛主席还是有战略眼光的，从南方茶马古道绕道经过雪山草原，一直向北，再经过当年诸葛亮五次北伐的天水岐山通道，最后转到陕北的红军根据地。抗战时期战略性的大后方转移，都是以“胡线”以东不远的重要城市为载体，也这奠定了新中国以后“一五”时期一些相关的重大工作的基本局面。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底图来自网络）

新中国的国家区域战略与胡线。新中国的建设和“胡线”有着密切的关联，“一五”时期开始实施东北大开发，另外还有串起整个中国北部中心的脉络，包括大同、太原、宝鸡、兰州、西安、洛阳等在“一五”、“二五”时期的工业基地建设。这些都是围绕着战略大后方的基地，从当年的抗战根据地演变成新中国建设的战略基地，主要形成了包括重型工业、军事工业、科研机构等大批新兴功能。同样的，三线建设也是这样的概念，三线建设更能体现出中国地理大台阶——第二台阶所承担的大工业布局思路。改革开放以后，生产中心向沿海全面转移，下面右边的这张图区分了东北板块、“三线版块”，东部版块、“胡线”以西版块的特色区域，这就是80年代以来逐步显现出的地区差异。有个很独特的节点，就是图中红色实圈标示的京津冀区域，京津冀是几个战略版块的交汇区，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胡线”与不同时期经济板块的关系（底图来自邹德慈、王凯著《城镇化道路的回顾与质量评析》）

3、近20年来“胡线”两侧的人口流动与经济变迁

1）人口分布与流动

从就业中心的分布来看，主要的就业中心都分布在“胡线”以东区域，但“胡线”以西的龙海兰新铁路走廊、河套平原走廊地区有若干点状的就业中心。而在人口流动方面，人口更加趋向一定经济板块内的流动。

中国的就业中心分布

2015年全国主要人口流入城市、主要人口流出县（市）的跨省人口规模（人口计生委）

“胡线”也体现出汉族和少数民族在人口分布上的差异特征。“胡线”以东多为汉族为主的区域，人口增长相对比较缓慢，老龄化趋势较突出；但在“胡线”以西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集区，如回族、维族、苗族、彝族等聚集区域，人口增长相对较快，同时这些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更为年轻。

2）城市的分布

中国50万规模以上的城市超过180座。其中分布在“胡线”以东的数量占89.5%，相对于总人口比重偏小。“胡线”以西的工矿型城市较多，内蒙、甘肃一定程度上吸引了较多的人口。总的来看，“胡线”以西的中等规模以上城市的比重超过了人口发展，城镇化路径具有独特性。

3）经济发展与投资

除了乌鲁木齐、兰州、鄂尔多斯-榆林、呼伦贝尔市、伊犁州之外，“胡线”以西地级单元经济总量基本在1000亿以下。开发区建设方面，“胡线”以西园区数量占比3%左右，主要集中在亚欧大陆桥、河套平原地区，其中新疆拥有20个国家级开发区，这是国家对于新疆的战略性扶持的结果。对于投资格局来看，北京被看作“神一样的”资本枢纽城市，“胡线”以西绝大部分城市的主要资本来自于北京。

全国各级各类开发区分布

“胡线”及其以西城市的投资来源地分析

4、互联互通交通设施

“胡线”以西的高速公路里程占全国的14.5%，路网密度为12.83km/百平方公里，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由2000年的7.9倍缩小到7倍。从高铁网的分布现状看，这个差异就更加明显。目前“胡线”以西的高铁里程长度占全国的比重为8.2%左右，仅甘肃为全境贯通高铁（快铁）。以北京为原点的东部高铁交通圈明显体现出时空压缩特征，大量东部的城市分布在4小时交通圈内，但“胡线”以西城市的交通可达状况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

我国目前通车的高铁网布局

5 、文化遗产与民居形态

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差异集中体现在文化形态和文化载体上。从文化遗产的分布来看，“胡线”以西地域是中国古代两大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军事边关所在地，也是多元民族的融合区域。不仅文化遗产的数量庞大，特色也很鲜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占比15%、名镇占比7%、名村占比为9%，均远高于人口比重。这也提醒我们在区域发展政策制订和地方规划编制上，应该更加关注“胡线”以西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分界线也与“胡线”有较强的关联，这与民族分布有着直接关系。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址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胡线”两侧的民居建筑形态也体现了较强的差异性。由于“胡线”和我们传统上的400米降水线的基本分布相关，由于降雨与民居建筑形式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各地民居的平坡屋顶与“胡线”关系显著。“胡线”以西降雨比较少，民居的房子是平顶，以东大部分都是坡顶的民居形式。同时“胡线”以东地区属于传统农耕区域，相对来说比较富足，民居形态较为规则；“胡线”以西的村落民居体现出人与自然的长期抗争与民族融合关系，因此更体现出文化融合与地域特色。

“胡线”两侧的民居：东侧呈现富足与规制，西侧呈现融合与特色

6 、生态环境变迁

人口越过“胡线”向西发展必然面临着与自然的更多矛盾冲突，而一些不合理的人为破坏因素对于生态环境退化影响依然较为突出。“胡线”以西属于生态脆弱敏感地区，承载力接近极限甚至超载严重，植被、草场严重退化；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退化对于当前的工农生产和城市发展建设的影响比较突出。这里人为因素不可忽视。如历史上就存在过度破坏的人为因素，明朝为了戍边“清壁千野”，黄河中游植被遭到过度破坏，草场过度放牧等现象时有发生；而当前部分城市提出的“削山建城”，也是不切实际的盲目开发。

有意思的是，“胡线”以东沿第二级台阶分布了自古以来的若干“天府之地”，包括成都平原、渭河平原、太原盆地与晋中平原、北京湾等地区。但随着岁月的推移，目前能够称得上富饶宜居的区域仅剩下成都平原了，其它地区或多或少存在资源承载力超载及生态环境退化的危机。

小结

“胡线”是中国近百年来人口不断迁移的结果，已经显现出国土开发的极限格局。“胡线”以西生态脆弱，且人地矛盾比东部地区更为突出，城镇开发建设面临的资源与生态硬约束不可忽视；但同时丰富的历史文化、多元的民族特色和秀丽的山川为“胡线”以西发展也注入新的动力。

二、“一带一路”倡议与“胡线”

开放全国城镇空间格局，将战略大后方转变为新时期的开放门户。“一带一路”是一个全域性的开放格局，不仅仅是“胡线”以东地区，更多是向西跨越的多元局面，由多个扇面迎接双边、多边合作，既有沿海港区的对外联动，更有内陆地区沿边开发的诉求，形成多个跨国的贸易、文化、交通合作走廊。“胡线”以东200公里范围内古代是天府地区，也孕育了若干座璀璨的历史文化名城，包括北京、大同、太原、西安、成都、重庆、昆明等，这些内陆城市在未来“一带一路”中成为经济、文化和科技对外交往的新门户。

因此，将这些内陆城市串联的内陆发展走廊十分重要。城市发展的内陆走廊单元，发展京津翼、关中、成渝、昆明等节点地区，形成向内陆发展的局面。未来，将这些内陆门户与若干连接欧亚的交通大通道进行关联，形成若干具有现代意义的新丝绸之路通道，包括新陆桥通道、东北中俄通道、陆桥二通道（喀什、乌鲁木齐-西宁-成都-广州）、孟中印缅通道等。

“一带一路”对于我国城镇空间战略的影响

如何理解总理打破“胡线”向西发展的疑问？一是要向西开放，形成战略走廊；二是为了国家安全，国家一直在战略布局，比如在整个东北地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就不断地撤县设市，体现出中国当时对于东北地区和整个俄罗斯远东地区战略性布局的调整。西北地区自从2010年以来在短短的几年间设立起来很多座城市，这些城市的规模可能不是很大，也就3万人5万人，但它们是西部稳定繁荣的核心战略堡垒。我们未来要推行多元民族的融合，推动内陆地区的融合发展，这样的旗帜是不可缺少的，需要培养一批重要的战略节点城市，推动这样的地区稳定发展。

“胡线”以西地区近30年来的城市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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