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直男，就不会直男癌吗?
父权制下的受害者
也有可能是加害者
所谓直男癌，主要形容的是那些以男性为中心，轻视、歧视或压制女性及性少数的观念。这种观念的社会基础，即男权制。
好莱坞的Harvey Weinstein和微博上的冯钢，这两位是近来关注性别平等和平权人士卡在胸口的一口痰。为什么一个性侵者可以肆虐数十年、在众多女性对其提出指控后仍然“屹立不倒”？为什么一个社会学教授可以说出“历史证明学术界不是女性的地盘”这种逻辑颠倒、指责被害人(blaming the victim)的话还仍不乏支持洗地者？男权制度难脱干系。这些男性在经济、政治、学术、组织内部享有极高的权威，他们利用这种权威，对女性或侵犯、或打压，形成压倒性的统治态势，而这整个过程，有许多被男权制思想侵染的人都觉得理所当然。
性少数群体中，同样不乏“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和歧视，例如男同志霸权、“娘炮”歧视、骗婚等等。
好莱坞性丑闻主角Harvey Weinstein
浙江大学冯钢的微博
性少数群体中的身份歧视
异性恋模式及对女性化一方的轻视
传统异性恋的一男一女两性关系，即所谓异性恋模式，往往被男性和女性两种社会性别及其既定社会地位和权利架构所塑造，即便在亲密关系中，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与伴侣平等。目前全球的绝大多数文明中，男性都是占主导地位的性别，即大多数社会仍以男权制为主导。性别的主次地位绝不仅仅代表男女分工不同，其带来的更多是一系列经济、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平等和机会、待遇的不对等。
男同性恋群体中的身份歧视
与异性恋两性模式类似的，男同群体中有1（攻、top）、0（受、bottom）之分，处于“0”身份的男同性恋者，和“1”之间形成一种和男权秩序同构的等级关系，美国学者Eve Kosofsky Sedgwick所著、台湾学者编译的《为“娘娘腔”男孩而战》一文指出，”娘娘腔”男孩在社会上和在男同性恋关系中的弱势地位，与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有相同的根源，都源自居主导地位的男性的压制和歧视。
然而，既使是这部分男性，也仍然可能会有歧视女性的言语或行为。
女同性恋群体中的男权压迫
其实，女同群体中同样存在男权意识这个无形的压迫者。有些T、P双方都已将男权秩序内化并且模拟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甚至模拟出T在权利上高于P的等级思维。
如果说在外形上要求P要漂亮、T要帅还属于审美范畴，在行为上要求P该在家做家务，要温柔贤淑，T要挣钱养家，就与男权制同时限制男女两性发展是一样的。更有极少数T在要求P忠贞的同时，炫耀自己的劈腿技能，T对P进行限制自由乃至家暴的情况也偶有发生，这就连男权制下物化女性那一套都抄袭了过来。
有的读者可能会指出1、0或T、P之分只是男同或女同群体对性行为方式的偏好，与男权秩序和身份歧视没有关系。笔者完全同意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但还是希望引起性少数群体对性别秩序的关注，并以此反观自身及周围人的亲密关系。
形婚和骗婚
整体情况及数据
2016年，联合国、北京大学、北京同志中心在两万八千份有效问卷的基础上，发布了《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报告。报告显示，已婚的性少数中，84%为与异性恋结婚。一般来说，同性恋群体选择进入异性婚姻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与同为同性恋的异性结婚，即形式婚姻；另一种是与异性恋的异性缔结婚姻，在该异性不知情的情况下，称为骗婚。男同性恋者的异性恋妻子被称为同妻，女同性恋者的异性恋丈夫被称为同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刘达临教授曾估计中国有1600万以上的同妻。
与男权制的关系
同性恋群体，为什么要选择和异性结婚呢？男权制可能难脱干系。违背自己意愿进入异性婚姻的同性恋，往往是遭受了来自周围极大的压力，或将这种压力或观念内化为自身的需求而做出的决定。这些压力或观念，即男权制对男性所要求的成家立业、传宗接代及对女性所要求的勤恳持家、相夫教子。要注意，这些观念并非某个文化所特有，也不能用文化相对主义进行回避。任何一个男权社会都存在这些原则或其变体。
骗婚的后果
被骗婚的同妻或同夫所遭受的最直接的伤害是来自伴侣的性冷暴力。由于伴侣的性取向，他们往往难以获得满意或足够的性生活，有的甚至被迫处于无性婚姻中。且在对伴侣性取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还可能将性生活中的不快归咎于自己，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
另一方面，根据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小组一项针对同妻的跟访调查，同妻群体经历严重的家庭暴力，接受调查的对象中，超九成的同妻受到过家庭暴力，其中39%遭受肢体暴力，15%遭受严重家庭暴力，但选择离婚的“同妻”仅占31.2%。
这集中体现出男权制对同妻的压迫。迫于经济或来自其他家庭成员的压力，同妻难以通过离婚来逃离这段充满欺骗的关系，我国法律也没有为这种情况进行明文规定，使得这些女性的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护[ii]。
更为糟糕的是，一些男同骗婚者进入异性恋婚姻的唯一目的是所谓的“传宗接代”，将其异性恋妻子完全当作生育工具。这种关系中的女性，身体和人格都会受到巨大的侵犯。
实施骗婚的男同或女同，除了是侵犯者，同样也是受害者。基于男权制所生发的社会压力，通过以父母为主的社会关系进行传导，迫使其进入一段以欺骗为基础的无性亲密关系。生而为人，他或她本值得拥有合适的伴侣和幸福的家庭，却不得不成为懦弱自私的欺骗者，在家门外表演，在家门里冷漠，或将谎言持续一生，或在中间被拆穿，成为众矢之的。
在与天津市一位婚姻家庭心理辅导老师的交谈过程中，笔者了解到，老师曾经接触到两位丈夫为同性恋的女士。其中一位女士生育后，其丈夫开始减少或拒绝性生活，妻子逐渐发现其与其他男性交往的证据，并在孩子未满一岁时得到丈夫确认其同性恋身份。而这位女士希望离婚的诉求却得不到家中其他人的支持，家人和丈夫都希望她可以在一段无性婚姻中“将就过下去”。最后，虽然她成功离婚，男方却拒绝其带走孩子，甚至阻止其与孩子见面。
另一位女士的丈夫在婚后保持与其他男性的性关系，在妻子发现其行为后，其不仅没有为欺骗行为悔恨，反而在担心妻子与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前提下，鼓励妻子与女性发生性关系。
这两个案例集中体现出了做为性少数者的男性对女性造成的伤害。以欺骗为基础与女性建立关系后，他们对女性实施性冷暴力，同时仍然希望在家庭、子女甚至性方面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处于这些关系中的女性，则成为了身体、精神和社会关系的多重牺牲品。
共同原因：男权/父权制度
男权/父权是什么
男女两性间的差别，存在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冲突的观点。本质主义认为男女的差别来自于其解剖学、生理学上的区别（如基因、体格等），而建构主义则认为尽管男女存在生理差别，其社会分工及社会地位则完全与生理因素无关，而来源于一整套被制度附加的角色划分。这种制度即不断被塑造和维护的男权制。
男权制，也称父权制，指的是一整套的社会系统，在这套系统中，男性占有主要的权力、控制财产，并在政治、道德权威、社会特权等一系列领域中居于主宰角色，而女性被排斥在外，处于劣势与服从的地位。
在家庭中，父亲和长者享有对妇女和儿童的权威。男权制则是将男性的这种主导地位从家庭移植到社会中，与之产生社会、经济联系的女性在这种制度中则会受到男性权威的压制。
在历史过程中，处于统治地位的“男权”，利用国家机器和社会机构等载体，在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上不断建构和强化这种二元体系和性别等级，导致至今传统的“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的性别观念仍然占据主流，并且这种固化的角色长久以来都被忠实地践行着。尽管现代的性别角色分工中，一部分女性自愿选择了“主内”，但需要认识到的是那些没有选择权的女性在分工中遭遇的男性霸权。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男性霸权始于生产过程的货币化。由于传统农业社会已经将男性和女性分别置于生产和操持家庭的位置，而资本主义发展将生产过程货币化，从而提升了其价值，而家庭及后代管理未被纳入这一进程，未被货币化，其价值则遭遇了贬损[iii]。
贪恋男性福利
父权／男权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自然为男性带来了相当程度的福利，增加了其作为一种社会性别的吸引力。男同性恋在社会上的性别身份仍然是男性，现实社会的“实然”在谋职就业上，在享有的社会权利和义务上，仍然依据的是父权制二元论的性别分类。
而男性作为一种社会性别所享有的“强壮”、“理性”、“工作能力强”等刻板印象式的观念福利则吸引着性少数群体中的许多男性及一些模仿“男性特质”的女性。相反，那些缺乏“男性特质”的人群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强势群体只有通过对弱势群体的压迫才能继续保有福利及特权，这样一来，性少数群体中的性别歧视便不难理解了。
当婚姻成为男权的载体
理想婚姻体现的当然是自由、平等的二人共同结合的意志。而男权制社会下，一些婚姻关系却伴随着男性和女性皆被迫进入婚姻关系、且女性在身体、经济、社会等等方面被迫或者无意识地处于从属地位。
适婚年龄的男性和女性都遭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婚姻难以成为一个完全自主的选择。
而女性从被要求生育后代、被要求承担更多养育职责，到被要求放弃职业发展照顾家庭，致使其在角色选择和机会选择上都受到很大局限。
当然，有许多人是在合适的时间与合适的人步入了婚姻，也有许多女性自主地选择了生育者和持家者的角色。但这里强调的，是在制度压力下由于失去自主权而做出让步、或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做出跟随的情况。
图片来源：电影《喜宴》，同性恋男主因为父亲的逼迫而与女性结婚
由于这些现状，形式婚姻和同志骗婚的出现也就不难有其观念基础了。
当然，有基础不等于这个基础合理、更不等于这个基础永远稳固。
性别权力制度中的你我何以适从？
认识到男权
任何权力制度中都存在掌权者与被统治者，而统治一旦形成压迫则容易带来冲突与反抗，统治者所享受的权利也都附带着条件和压力。男权制度中，男性享受着丰厚的制度回馈，同时也承担着巨大的发展压力，而维系制度所付出的代价，有时也是违背自身的原则和意愿的。
性少数群体由于自己的生命经验，容易认识到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的男权文化，甚至可能亲身受到其伤害。但这并不代表性少数群体会对男权制度免疫，除了受害者的身份，性少数群体中的一些人，也可能在制度的规范下，成为传承者甚至加害者。
有权不接受男权文化要求
除了意识到男权制及其对性少数群体的影响，在实践中，我们还可以对其无理要求勇敢说不。我们可以不在恋爱关系中强调角色的社会性别界分、尊重伴侣的经济选择、平等而共同地塑造亲密关系，不歧视“娘”等所谓的“女性特征”、在推崇man和T时警惕权力文化的影响。
对于结婚及生育的社会压力，首先拒绝走向对他人的欺骗和侵犯，再对结婚和生育进行自身的思考和选择，保留说不的权利。
致力于社会性别的多元化认知与平等
男权制的一大特点即是将男女两性一分为二、二元对立，令其各司其职、分庭抗礼。然而，真实的社会世界要比这种简单粗暴的划分复杂有趣得多。男性与女性尽管存在生理学上的差别，却并不需要默守陈规，遵循传统性别观念对于男女特质的定义。
两性可以胜任同样的任务和工作、完成同样重要的创造、以及为他人和自己带来同样满足的性体验。而在这些相同中，每个或每类人的不同，才能在性别图谱中绘制出更加自由绚烂的色彩。作为性少数群体，更应当体会到这种不同的必要性和乐趣，更致力于打破性别的二元对立，尊重多元，推动针对所有不同的平等。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所有受到男权制压迫的个体感受到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
参考资料：
[i]Lockard, Craig(2007). Societies, Networks, and Transitions: Volume 1. CengageLearning. pp. 111–114. ISBN 9780547047669 – via Google Books. Today, as in thepast, men generally hold political, economic, and religious power in mostsocieties.
[ii] http://finance.chinanews.com/life/2015/05-26/7302165.shtml
[iii]Keith, Thomas(2017). "Patriarchy, Male Privilege, and theConsequences of Living in a Patriarchal Society". Masculinities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 An Intersectional Approach to theComplexities and Challenges of Male Identity. Routledge. ISBN 978-1-31-759534-2.
本文来自谈性说爱中文网
作者系北京同志中心发声小组成员
作者：Jade/Bo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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