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写给高考毕业生的「性别研究」理想主义者自述
这是职场多元计划的第二篇原创文章，本文共4400字，你可能需要13分钟的时间读完。
刚刚完成高考志愿填报的你，是否还在为所勾选的学校与专业而焦虑，担心此举定未来，一动乱天下？
距离高考志愿填报已过去多年的你，现在又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在汽车轰鸣的夜晚里后悔过，有没有在人来人往的写字楼里迷茫过？
我希望你没有。
热情与现实、初心与起薪、青春与职场，这些词汇背后的故事好像都被资本与普世价值勾勒成了成年人的惆怅、后浪的沧桑。
今天，我想来讲讲自己关于“疯狂的梦想”与“或许不残酷的现实”的故事。
我现在21岁，4年前因为英语课上的一个叫feminism的单词开始接触女权主义，在模拟联合国中开始探讨女性与性少数群体的来世今生，在三口之家里开始看到了我母亲作为一个中国女人的困境与力量；3年前，我为了学习性别研究而放弃了国内顶尖高校的外语类保送，背靠着不那么富裕的家庭奔赴美国。
那时我尚未在社会里站稳脚跟，但也已经受锤过几次；我尚未需要担心经济独立，但也为此焦虑过很多个深夜。而就在这个世界最混乱、最迷惘、最暗沉的现在，我却对我的未来有着前所未有的确信。
2017年：
初入性别领域，焦虑深似海
2017年8月，我到达了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首府里士满，历史课本里南北战争的爆发地成为了母校的所在地。当我身边的新生朋友都还在不断探索专业选择时，我已经将自己的课程表填满了女权与酷儿理论。大一的所学塑造了我当下的价值观，那时候我整日意气风发，觉得18岁的自己可以吞下整个世界的不公正。
可这样的意气背后，是我对梦想的现实怀疑：我以后到底能赚钱吗？
学校官网上，每个专业都会列出校友走向；性别研究与其他几个人文学科，是走向最为单一的：学术教研与公益人。然而这两个职业都不是18岁的我的理想生活。
从小看着湖南卫视金鹰独播剧场的白领富豪偶像剧，我一直在期待着大城市里的纸醉金迷，经济富足后的挥斥方遒。留学所带给我父母的经济负担也让我的罪恶感与压力不断增加，疯狂地想寻求一个经济上的报答与证明。就在这样的情感矛盾下，我一边读着批判现实的文字，一边比任何人都想要被现实折服。
我一边追寻着梦想，一边认为我的梦想已经死去。
三个月后，现实和梦想似乎有了一点点的重合。弗吉尼亚州在那时迎来了地方政府与众议员的选举，我所在的学校成为了左派民主党的宣传阵营，各处张贴的选举人海报，学生自发的讨论与活动让我一个外国人有了参与感。
当时，我所在的女权组织正在尽全力地宣传，协助一位可以创造历史的众议员参选人：Danica Roem，一位跨性别女性新闻人。在此之前，美国政府、众议院、参议院尚未出现公开出柜的跨性别人士。Danica的任选将改变弗吉尼亚甚至整个美国的参政蓝图，也将冲击数十年来的白人直人男性统领。
Danica Roem 达妮卡·罗姆 (1984- )。美国记者、弗吉尼亚州民主党籍政治人物。
Danica在参选时最为大力反对的便是我在课上讨论过数次的“厕所法案”。此法案由Danica的对手Robert Marshall在任职期间推出，限制了跨性别人士自由使用与其性别身份相符的卫生间，将跨性别人士囚禁在了危险与歧视重重的生理性别卫生间。换言之，一位跨性别女士将不能合法地踏入女性洗手间，而在合法的男性洗手间，她将面临地是被迫出柜、歧视、骚扰、性暴力。同时，这一法案也隐晦地否认了无性别卫生间的合理性。在“厕所法案”受到了来自学术与公益届的质疑时，Robert Marshall竟毫不遮掩地声称自己为“弗吉尼亚州反性少数首领”。作为新闻人，在见证了太多体制内性少数群体的夹缝生存后，Danica带着对Marshall的怒火宣布了这场战争。
Danica的勇气和智慧自此收到了各界的支持，而我所在的女权组织从选举之战打响起，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我们一通通给当地居民打电话，鼓励他们为Danica投上一票；一封封信写给了Marshall所在的办公室，指责其“厕所法案”的无理至及；举行公众集会和学生讨论，让更多人知道Danica获胜的重要意义。
一切就像美剧《美国夫人》里一样，为了所相信的真理和即将到来的公正，年轻的我们不计得失地忙碌着。
为Danica拉票的女权组织部分成员。
2017年11月7日，Danica Roem赢得选举，自此成为美国第一个跨性别女性众议员。
我们赢了。
在Danica任职的两年里，她曾公开反对特朗普的反跨性别人士言论，也曾创造了弗吉尼亚州的公益筹款新高。她的执政重心也包括新闻言论自由、反人口贩卖、改善城市交通等。她是一个政治家，一个新闻人，一个弗吉尼亚居民，也是一个相信关于性别我们可以有不一样的未来的人。
2018年，Danica与美国各州创造历史的女性、性少数、残障、非白人政治家们登上时代杂志封面，此刊名为《复仇者联盟》。
2018年1月29日《时代》杂志封面。
2019年，Danica成为了美国第一个连任的跨性别政治家。
我并不来自美国，我也从未渴望过绿卡。但是在参与并见证了Danica的选举胜利后，我好像看到了所学所爱的更多可能性：新闻行业、政治、媒体。哪里都有阻力，哪里也都有未来。
2018年：你你你你要跳舞吗？我要！
全世界各地饱受拖延之苦的学生们，或许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发现：期中期末是发现新剧与回顾旧剧的黄金时期。拖延所带来的焦虑与快感让屏幕前的剧情增加了一百倍的刺激。
2018年6月，我在大一的期末开启了美剧《姿态》（Pose) 之旅，自此一发不可收拾。但《姿态》对我而言不仅是拖延症的附属品，它重启了我对于表演艺术的旅程，也刷新了我对当下影视市场的悲观看法。
《姿态》讲述了80年代末美国纽约的黄金第二潮：石墙运动过去了十几年，大众对于性少数群体有了更为广泛的初步理解。然而性少数社群依然在家庭、收入、暴力、监视中挣扎生长着。同时，艾滋病也在这一时期成为了性少数群体的噩梦。就在这样的苦痛里，却迸发出了最耀眼的生命力：Voguing。发源于性少数群体，Voguing是一个高度风格化、极其摩登的舞种。在各个地下酒吧，以后生家庭为单位的同性恋与跨性别人士穿上最靓丽或最讽刺的服装，就地起舞。
以一次次的舞会竞赛为线索，《姿态》为观众推开了当年纽约的大门，讲述了性少数群体的爱恨。宏大又摩登，复古又前卫，这就是《姿态》。
FX出品美剧《姿态》宣传照。
那个时候的我追剧追得心疯，期末论文写到一半就放起美国同性恋战歌《YMCA》，在宿舍里尝试Voguing。2018年10月，学校邀请了《姿态》的导演、剧作家、制片人Ryan Murphy前来演讲分享。我坐在会场的第二排，见到了秃头的Murphy。1个小时的演讲揭开了《姿态》背后的故事与Murphy的艺术生涯。
莱恩·墨菲Ryan Murphy（1965- ），美国电影电视编剧、导演、制作人。
《姿态》是美国历史上制作团队与演艺人员最为性别多元的作品，同时也是对1990年纪录片《Paris is Burning》的延续和回应。而Murphy本人作为公开出柜的电视人，也是《美国恐怖故事》《Glee》等经典作品的剧作家。
尽管主题不同，但Murphy所参与的每一个作品都或多或少会聚焦性少数群体的困境。Murphy分享道：“我的使命是通过电视艺术将被大家看不到的人带到荧幕前”。
分享会的结尾，我鼓起勇气问Murphy：制作像《姿态》这样毫不掩饰讲述性少数群体故事的作品并雇用如此一个多元团队，是否会受到来自资本方的冲击？Murphy笑了笑，说“当然”。“就算我在制作《姿态》时已经有了艾美奖、托尼奖、格莱美奖的提名，我也依然在被质疑，依然无法为团队拿到最优的报酬。但是如果艾滋病都能有治愈方案，这种问题又何尝不会被解决？”
那个晚上，我又打开了《姿态》，一边看，一边在宿舍里笨拙地Voguing。我从6岁起就渴望舞台，也很幸运地一直属于舞台。尽管在美国大学辅修戏剧，但我从未认真把舞台当作梦想，也没有把表演艺术与我对性别研究的热情共谈。我总觉得市场险恶，时代庸俗，才子常落泪。但说不定有一天，我也能出圈。那天的凌晨一点，我回到了10年前为了《还珠格格》而痴迷的童年，想当一位导演，也想当一位剧作家。
2019年：
原来我是《欲望都市》里的Miranda
20岁了，我还在不断变换着梦想：管理咨询、博士、创业。性别研究带给我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焦虑也越来越多。2019年夏天，我在洛杉矶的一家反人口贩卖公益组织实习，爱上了那里的律师们。一边能投身社会正义，一边能有可观的薪资，多么理想的行业。于是，我在大三毅然选择了性别与法律这节课，也开始着手了解法学院的申请。
当时的我对于跻身法律唯一的顾虑便是法律的务实性：这样的务实是否会缺少哲学性的思考和应用？性别与法律课上学习的第一位律师就打消了我的疑虑。
Pauli Murray是美国人权律师、牧师、学者，在6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运动浪潮与美国种族权益运动中都做出了极其突出的贡献。早在那时，她就已经开始践行多元化的思考，将各个身份处境的弱势群体联合在一起，以性别为出发点尝试解决种族、性取向、阶级等多个层面的社会矛盾。Murray也成为了美国耶鲁法学院的第一位黑人JD（法学博士）毕业生之一。
保利·穆雷Pauli Murray（1910.11.20-1985.7.1），美国民权运动家、女权活动家、律师、牧师。
她读书时撰写的论文，为性别平等与性取向多元化案件提供了珍贵的指导意见，在今年6月美国最高院判决的职场跨性别人士平等案件中，辩护律师便用到了Murray在30年前写出的理论。
Murray在1985年离开了人世，也为追随她的学者们留下了一个谜语：Murray一生用“她”称呼自己，但她却放弃使用自己的本命Anna，一直以Pauli这样一个中性化名字写作。同时她也时常将自己扮为男性。她所在的70与80年代，跨性别与酷儿社群尚未发展出完整的语言体系，所使用的都是直人视角的贬义词。Murray从未解释过自己的性别身份，留给了当代学者无限遐想。
正是这样的无需解释才能迎来性别多元最好的未来。
几个月前，我一边读着Murray，一边在关注着走进美国最高院的两桩职场性别歧视案件。或许，我真的可以成为一名律师？
2020年：
终点不明的乘风破浪
就在几天前，我在考虑种种现实因素后，暂时放弃了法学院，决定攻读教育硕士。你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好笑：这个年轻人，未免太不坚定了吧。一年换一个梦想的我，却觉得我一直都格外坚定。变换的是行业，不变的是对于性别平等和多元的坚持。
放弃法学院的那个晚上，弗吉尼亚没有星星，我看着深邃的天空，在想象一个正摩拳擦掌开发性教育课程的24岁。
这一路上，我遇到了Danica Roem, Ryan Murphy, Pauli Murray。公益人/活动家都不是他们唯一或全职的工作。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为现实折过腰，但至少他们所在的位置闪耀了自己，也闪耀了性少数群体。
这一刻，我依然不知道壮年中年的我在干着什么。或许我会参政，或许我会成为导演，或许我是律师，或许我创业失败，或许我是全职公益人，或许我回到母校教书。
这么多或许，我却不焦虑了。世界很大，你我都有容身之处。才完成高考志愿填报的你，道路千万条。无论你会用接下来的四年学习什么，无论你会在四年后坐在什么样的办公室里，如果你相信平等和爱，那么我们终会在一方天地相遇。
距离高考志愿填报已过去多年的你，希望你初心未变，或是能重拾所爱，当我们重新遇见时，再来说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
中国的性少数权益运动与社群建立需要的不只是北京同志中心里的全职公益人，我们需要各行各业相信爱、理解爱、践行爱的人。风向让我们的帆不同，但大海让我们总能重逢。
18岁的我，奔赴美国学习性别研究，那时候我常常想起电影《蓝色大门》里的台词：“三年，五年以后，甚至更远以后，我们会是什么样子？是体育老师，还是我妈，虽然我闭上眼睛仍看不见自己，但却可以看到你。”
《蓝色大门》剧照
21岁的我，闭上眼睛依然看不见自己，但我一点都不害怕了。
李海伦的上一篇文章：
为什么作为直人朋友的你，也应该了解「职场出柜」？
排版：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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