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已死？它该怎么活？

· 这是 北同泛心理专栏 的第 21 篇文章 ·

作者简介: Chester，北同泛心理专栏主笔团成员，在某正常大学不好好学心理的不正常心理系学生

笔者本人算是“同性恋”，本该在同志圈里好好学习交友礼仪和恋爱技巧，不过机缘巧合，我和一些“异性恋”们聊了聊他/她们关于婚姻、关于爱情的想法。现在回想起来，同性恋们曾经用生命来换一口自由的空气，而“异性恋”们是如何度过他们的生命的呢。“异性恋”们仿佛生下来就要面对一件事，叫做婚姻，连带着的，还有一个或一些孩子。

大一学生，女，19岁

她是我的朋友，今年在一个迪斯科的夜晚遇到了她现在的男友。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他的男友，估计在我夸奖他男友真棒之后她也不会让我再见了。

刚谈恋爱那一段时间，她向我吹嘘着那男孩有多么可爱、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性福美满，如此美好以至于当时空窗半年的我每天都心甘情愿地到她那边接受暴击。

但是苍天饶过谁。前两个礼拜，她从男朋友口中听到了“如果不准备结婚的话，我不想再花时间在这段关系上了”这样的话。

她突然意识到对方的家人还挺喜欢自己，脑中倏地浮现出了“太太”、“婆婆”、“大胖儿子”、“分家产”等一系列词汇。她开始焦虑地考虑两个人的学历、家庭、生活模式是否契合，那天晚上，当她再一次和我说到男孩是多么可爱的一个人的时候，她哭了。

她已经决定和他分手，可能发生在将来的某一合适的时间点上。

一位孩子的母亲，39岁

她在一所大城市打拼，快要到30岁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大龄单身女青年”。她从不“服输”，面对婚姻也是这样。

她不想做个“剩女”，想要证明自己有能力得到依靠、有能力找到一个靠谱的男人，于是她结婚了。

她在结婚的时候知道什么是婚姻吗？我没问。但我很确定的是，她是一个很有目的感的人，她很明确自己婚姻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妻子、要成为一位母亲。

于是，就这样，在这段婚姻中成为不了母亲的她提出了离婚。

现在，她过的一切都好，如愿以偿地又成为了妻子、儿媳和母亲，做着所有这些角色该做的所有事情，满足于这样一种圆满的生活。

结婚之后，她说，自己多了责任感，就不那么自由了，关注点也都在丈夫和孩子身上。

那么丈夫呢？她总觉得丈夫有外遇，但自己不说，自己的情感已经几乎全都转移到了孩子身上，或许三缄其口才是最好的状态。孩子已经是爱情和婚姻的结晶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你说对吗？

她和子女中心主义生活得很和谐。

我，男，21岁

对我来说婚姻是什么呢？记得小时候不知道是喜欢Ella还是言承旭，我喜欢看他们一起演的一部偶像剧《就想爱着你》。电视剧里最后一集，言承旭向Ella求婚，几年后生了两个孩子，这就是一个爱情故事、一部电视剧能想到的Happy Ending了。

当时觉得挺自然，结婚生子嘛，大概这就是爱情的“结晶”吧，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恋爱，什么是婚姻。

这就是一个在日后认同自己为“同性恋”的小男孩的童年经历，或许那些“异性恋”的朋友也经历过差不多的事情吧。

我现在回想起来，那分明是一种从小就能接受到，甚至是在羞耻感、好奇心的鼓舞下去接受到的一种性的文化，更准确来说，一种属于“异性恋”的文化规范。

但凭什么异性恋就要和婚姻，就要和孩子纠缠不清呢？我身边恐婚的异性恋们也没有告诉过我。

婚姻崇拜

或许是因为异性婚姻的制度框架已经被塞入了太多的东西，塑造出了异性恋婚姻的文化，人们想到恋爱就想到婚姻，想到婚姻就想到孩子、家庭和夫妻角色。

也不难发现，这种亢奋的“异性恋文化”中还包含了对于婚姻的迷恋和崇拜。这种崇拜和迷恋从何而来？

首先，婚姻在事实上做出了一些承诺和保障，而一些婚姻本没有承诺的内容也被不理性地放在了对婚姻的印象中，这些将婚姻变得无所不能、带有了魔力的色彩。

婚姻的内涵在事实上做出了一种承诺：它承诺了孩子的出生和发展。

从亲代投资理论来说，孩子的存活和成长从来不是理所应当的，女性要求充实且长期的资源支持而男性则要求孩子的生产者——为人母保持忠诚。

在当代婚姻关系的建立中，经济实力、关系的稳定性、年龄、性、生育能力依旧是核心的因素，这些忠诚和物质的子代投资依旧是在“配偶关系”中被偏好的。

相关的，婚姻通过家庭单元的建立、对子女生育的保障，还内嵌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延续。

使用婚姻，将财产对伴侣和子女进行托付和共同管理是一种既使得财产存在一个流动的目标、又能够维护私有的性质和私有的正当性的方法。

通过婚姻和子女养育，我们会相信自己赚的钱不会只对自己有意义，还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将这一份自己的财产保持下去，进行跨期的投资。

但我们再去思考婚姻的时候，在生育和家庭之外，婚姻还给出了什么承诺吗？

婚姻没有再说话，把嘴巴闭上了，让人自己去想象，如今婚姻这个词语已经被赋予了许多本不属于它的功能和效果，这些功能和效果也正在入侵着“异性恋文化”。

首当其冲的，是婚姻被赋予的延续的功能，婚姻通过高昂的经济成本来支撑的是一种针对后代抚养与相关财产的延续性。

这种亲子关系和财产的延续性已经向伴侣关系的延续性伸出了触角——但婚姻能“保证”关系的延续吗？

我们并不是不想要给出否定的答案，但在社会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不结婚，这段关系迟早就散了”，仿佛婚姻关系的缔结会改善这段亲密关系的质量，或是可以将两个人硬生生地捆在一起似的。

可以想象，当两人将结婚证放进上锁的抽屉里不去看之后，两个人在“囍”字下面面相觑，大概会想：这一段关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在“我已经结婚了”的狂喜过后，留下的是什么呢？

这样一种面面相觑的尴尬已经作出了解答，亲密关系的感受是可以独立于婚姻状态的，这一处境背叛了人们对婚姻不理性的联想。

在被广为接受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中，婚姻带来了“家庭成员”，而这一位“家庭成员”哪怕在离婚之后也无法从家庭中消失，除了死亡，别无他法。

这是一种武断的、具有引导性的论述，笔者本人不很喜欢，但这一理论通过对现象的总结和抽象，向我们展现的，正是人们对于婚姻的广泛的强迫性想法，使得婚姻这两个字本身与它从来没有承诺过的亲密关系延续性纠缠不清。

我们总说结婚用的钻石一颗永流传，流传的是什么呢？从来都只是钻戒而已，前提是你不把它扔掉的话。相似地，爱情没有低下过头去承诺两人关系延续性，婚姻也同样没有低头过。

与延续性伴随的，还有对强制同居生活的要求，从中，婚姻还被赋予了一种“通行证”的功能——一种允许进入对方的世界的资格。和一些婚前同居不一样的是，婚姻中对彼此的刺探和要求多了强制和肆无忌惮的意味。

如果我们都知道如何进入，那会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故事，但往往这种边界的模糊带来的是顶着各种名号的入侵。掌控对方的一日三餐、出行计划、交友圈子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代替对方做出经济决定、控制对方行动的自由、让对方改变自己的性格脾气、甚至是亲密伴侣间的暴力都被认为是家务事，不置可否。婚姻在这些被默许的模式下，吸纳了一种有违婚姻精神的侵犯行为。

不难发现，婚姻固然可以看作是一种理想化的人类个体缔结的方式，但对于很多人来说，维护婚姻本质内核的婚姻实践是不现实的或不可达成的。

并且，无论从家庭内的层面上还是从社会层面上来看，婚姻已然成为了一种压制的技术，事先设定好的婚姻的内涵阻止了许多人对亲密关系和婚姻的理解，这是一种更换了场景的人的异化（estranged）。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大量的“异性恋者”在二十岁出头时，面临着来自同伴的、父母的、社会的、生育的、自我的压力，去让他们适应子女中心和婚姻正统的异性恋文化，他们会作何选择？相亲、“发展”关系、步入婚姻。问题不在于婚姻后生活的结果如何，而在于这样的选择在很多情况下是盲目的。

为了婚姻这一形式而结婚、骗婚的现象又十分普遍，人在此时是否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这个问题也变得暧昧起来。

这样高风险的试错尝试提出了对顺利离婚的诉求，但婚姻的解除又被设定为是极为复杂的。婚姻已然成为了一种对人口和生命的操纵工具。

离婚的门槛、离婚冷静期的出现似乎也在声明着法律对生命统治的威严地位。法律也不仅仅是唯一的操纵媒介，对离婚的污名和对离婚的回避出现在了家庭和社会氛围中，提高着离婚的物质和精神成本。

这营造出了一种不协调——婚姻的缔结和分离是不对称的，婚姻成了一池泥潭，结婚的人成为了被规训的对象。异性恋文化在此时则成为了工具和路径，将人口管理的技术引导到了对婚姻的监控和相关话题的制造。

而这种独到的技术通过异性恋文化的感染，影响着整个社会中几乎所有人的观点和态度。性少数者（包括同性恋、双性恋、泛性恋、跨性别、间性人等）对于婚姻的态度也是暧昧的、有着内部的张力的。

一方面，我们（性少数者）希望通过缔结婚姻的形式与异性恋者进行对话、建立起公众讨论的话题和对性少数者其他权益的重视。另一方面，性少数者也矛盾着是否要进入婚姻这种已经沾染上了浓重异性恋霸权思维的形式中，以及同性婚姻是否能够引起真正的公众讨论。

笔者本人是支持同性婚姻的，我支持把性别排除在婚姻缔结的条件之外，但我也深知这是一种上位意识形态思考的结果，它的目的也更加侧重于促进社会对性少数者的认可和接纳上。

但正如之上所阐述的，在当代社会中，婚姻被赋予的价值与人们掌控自己生活的诉求、追求亲密关系的需求是存在矛盾的。

婚姻之外 

也就是说，真正的诉求是要在脱离婚姻对伴侣关系想象的束缚后，存在一套对于亲密关系的保障系统。这一套系统的关键点不在于要和婚姻制度在条例上产生极大不同，而在于它要被赋予一种时代精神——一种对所有伴侣关系的保障的精神，一种跳脱出婚姻及捆绑于之上价值的精神，一种意识到并尝试卸下异性恋霸权思维的精神。这种诉求不是面向某一性别群体的利益的，而是面向了所有受婚姻形式所累的人的利益。

在这样一种新的制度中，人开始有机会通过一种崭新的角度看待伴侣关系，拒绝婚姻所连带的权力关系、压迫性、强制性。当所有人都不认为这一种伴侣保障制度是婚姻时，平等的家务劳动不必收到婚姻模式的负累、人可以跳脱出婚姻的框架创造自己的关系模式。

谈到这样一种新的体系，让人不免想到法国的PACS同居协议。

1998年通过的PACS法案与上世纪80年代法国掀起的同志平权运动有关，它可以看作是15年后通过的同性婚姻法案在当时的妥协版本，它在程序和内容上都具有更少的限制和更高的自由度。

在PACS法案推行后，大部分人，包括在社会中占了主导地位的异性恋伴侣们，都更加愿意去签订PACS协议而非婚姻。这看上去是一次对婚姻制度挑战的成功，但在很多法国人看来，PACS依旧是一种过渡性的协议，是婚前同居的保障而非婚姻的替代形式，婚姻导向依旧存在于PACS法案推行后的社会中。

有趣的是，如今当异性恋者选择去签订PACS协议的时候，同性恋者们大量地涌入了通过多年努力争取来的同性婚姻中。

PACS的特殊性在于，它给了人思考亲密关系和伴侣关系的空间，这一种非婚姻的伴侣保障制度的存在和被广为接受本身是有价值的。

它可以看作是体制对当代社会的适应与匹配，它给了人一个机会去意识到婚姻被赋予的魔力功能并做出改变。

那么，中国的同性婚姻法案和非婚姻伴侣保障制度在路上了吗？又需要所有人等多久？

这是一个牵涉到所有在婚姻中付出不平等的劳役、所有因为婚姻和伴侣保障制度而困扰的人切身利益的追问，它急切地需要一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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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阿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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