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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彩虹系列讲座回顾:我们离“不被扭转”还有多远

尊重多元合作 北同文化 2020-10-17


 

2020年9月26日,“彩虹系列讲座”邀请到了北京同志中心的执行主任辛颖(小铁)作为分享嘉宾,请她从自己的经历与见闻出发,为大家讲述中国的LGBT去病化过程。活动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嘉宾分享和观众互动中都讲了哪些内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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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介绍


辛颖(小铁)

 

现任北京同志中心执行主任、前武汉rainbow策划总监;北京同志中心性少数人群友善心理咨询师培训项目创始人;2013年9月第11届全国精神医学学术会议“寻找中国好医师”倡导发起人。积极参与中国同志去病理化工作,发起《中国同志心理健康调查报告》,曾代表中心参与世界银行的NGO会议,曾受邀参与2016年日本横滨的国际心理学大会, 分享中国同志去病理化的历史以及同志心理健康状况。



嘉宾分享



一、性少数人群的概念和中国性少数人群去病理化背景

 

性少数人群的概念由来已久,早在1868年,匈牙利记者Karl-Maria Benkert 创造了名词“同性恋”(homosexuality)与“异性恋”(heterosexuality),以替代用“鸡奸”指代男性间的性行为;到了1965年,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医师JohnF. Oliven首次提出transgender一词,与变性人transsexual相对应。


Benkert的照片和Oliven的著作


到了中国地区,香港导演林奕华提出了“同志”概念,香港跨性别资源中心创始人Joanne首创了“跨儿”一词。这些词汇和概念的发展反映了西方舶来词汇本土化的过程,而这些词汇所指代的群体,也经历了一个由病理化再到去病理化的过程。

 

我们知道,把同性恋和跨性别与“精神障碍”联系在一起并非自古有之,古人只将这两种现象视为异性恋家庭之外的“行为”,不会当作社群和身份标签。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身份标签开始贴在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的身上。很多学者认为,这其实是社会的建构对于性少数人群边缘化和另类化的粗暴处理。

 

中国对同性恋和跨性别的病理化,则是伴随着中国精神科学的发展而来的。我国的精神卫生学科起步相对西方来讲比较晚,而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精神卫生事业也遭受了比较严重的破坏。精神卫生事业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开始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迎来了对同性恋和跨性别的病理化。

 


1994年,《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二版)》(CCMD-2的修订稿(CCMD-2-R)经中华精神科学会通过执行,“同性恋”被当作为一种“性指向障碍”,被列入“性变态”的范畴。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同性恋”从“性变态”的范畴中删除,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采纳国际标准。这个背景是比较复杂的:在1997年之前,中国依然把男男性行为视为“流氓罪”,同性恋者背负着罪名。有的专家认为,与其让同性恋者受到社会伦理和刑法歧视的迫害,也许提供病理的标签可以为当事人提供庇护,但是他们却没有考虑到,“扭转治疗”也是一种迫害。

 




二、中国性少数人群去病理化工作的第一阶段

 

九十年代,中国同志群体进入一个由学者主导的、初步去病理化的时代。首先,社会学界(如李银河、王小波等社会科学学者)和公共卫生学界开始关注同性恋群体;其次,9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已经为同性恋去病理化;而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涌现了一批关注性少数议题的非政府组织。这些背景为同性恋实现去病理化提供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出版同志研究著作的社会学者李银河、王小波

 

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


到了1996年,中华精神科学会设立 CCMD-3 工作组,希望制订出一个既符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精神卫生标准。工作组任命一大批医学专家参与相关工作,同性恋的部分由华西医科大学精神科的医师进行临床测试。北京市回龙观医院的精神医学专家刘华清作为工作组核心成员,也开始着手关于同性恋的调查。

 

同年,一家关注艾滋干预的民间公共卫生机构“爱知行研究所”成立,它在九十年代为同性恋去病理化做了很多调研工作、专家沟通工作和出版介绍工作。爱知行负责人万延海和LGBT积极分子,配合刘华清老师,做了51份同性恋者样本调查,其中有不少在酒吧等场所进行(如北京柠檬树酒吧的每周沙龙)。当时的同性恋者由私人空间走向公共空间,积极地配合专家进行调研工作,为LGBT去病理化打下了社群基础和理论基础。

 

爱知行负责人万延海

 

经过学界和LGBT人士的努力,终于,2001年《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删除了“同性恋”,自此同性恋和双性恋不再被视为病态。但是标准仍然保留了“自我不和谐型同性恋”的缺口,该诊断认为,从性爱本身来看,同性恋和双性恋不一定异常,但是如果其仍然存在“自我不和谐”的情况,那么依然需要被治疗,同时跨性别仍被视作心理障碍。

 


在90年代去病理化工作的推进中,学界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论,有些学者坚持对同性恋者的病理化。今天来看,即便CCMD-3已经基本完成对同性恋的去病理化,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心理教科书存在“同性恋者是病”的内容,在很多医院和心理诊所也依然存在所谓的“扭转治理”。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90年代的前辈为去病理化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展,为后期跨性别的去病理化和同性恋完全去病理化打下了基础。

 




三、中国性少数人群去病理化工作的第二阶段

 

2001年,在CCMD-3将同性恋基本去病理化的同时,第一届同性恋电影节在北京大学举办,湖南卫视的“有话好说”栏目播出了《走进同性恋》的节目,女同性恋者石头和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子恩教授走上了主流的电视台,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激励了许多同性恋社群的成员。同一年,诞生了女同性恋网站“花开的地方”。


电视节目《走进同性恋》资料图片

 

2001年实现基本的去病理化之后,这项工作的进展就变得比较缓慢。2001年至2012年之间虽然不是没有相关工作进展,但是我们能够找到的资料却极其有限。

 

从2012年开始,北京同志中心开启了中国首个同志友善咨询师培训,这件事情可以理解为,我们的社群开始尝试主动地影响心理行业。2013年,淡蓝公益也掀起“揭露你身边的恐同教材”的在线倡导,为后期的影响性诉讼(如秋白状告教育部、西西状告恐同教材出版社等)做了一些基本的工作。

 

2013年至2014年期间,是去病理化第二阶段中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段,可以载入LGBT平权的史册。最重要的成果发生在2014年,男同性恋者小振把实施“扭转治疗”的重庆心理机构“心语飘香”告上了法庭,社群打赢了第一个反“扭转治疗”的法律诉讼。由此我们意识到,“影响性诉讼”对去病理化的工作极其重要,所以我们开启了“彩虹律师培训”,希望有更多的律师参与到相关的诉讼工作中。与此同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成立了Beijing LGBTI in Asia项目的北京办公室,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资源和平台支持。

 

2015年和2017年分别发生了“秋白状告教育部”和“西西状告出版社”这两个针对恐同教材的影响性诉讼。同年,河南驻马店余先生因为被迫接受“扭转治疗”而起诉精神病院。去病理化进程的背后有很多机构和活动者的推动,我们的权益来之不易,这些政策进步既不是政府临时起兴的决定或者自然而然发生的结果。


小振(左上)、西西(左下)、秋白(右)

 

2019年,有一位叫武老白的艺术家开展名为“三块广告牌”的行为艺术,给三辆卡车挂上反对“扭转治疗”的红色标语,开到一些心理诊所和地标建筑附近,引起公众对“扭转治疗”议题的关注。

 

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终决定在《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IDC-11)中将“跨性别”去病理化。在此之前,中国的精神卫生标准一直把跨性别视为“易性症”,但2022年这个疾病的概念将不再存在。

 




四、北京同志中心参与性少数群体去病理化工作的历程

 

1.心理咨询服务

 
2010年,北京同志中心的志愿者受到国际经验的鼓舞,联合两位咨询师朋友,在中心提供低费但是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这是同期其他许多机构都不具备的。
 
2012年的时候,小铁加入北京同志中心,当时她希望把中国同志公益做得更大、更好。最开始小铁觉得“扭转治疗”这件事情离她很远,但几个故事改变了她的看法:
 
2011年的时候,小铁在洛杉矶同志中心参加领导力培训,亲友会的负责人阿强是她的同学。小铁从他那里听到了第一个故事:阿强见到一对年老的夫妇带着一个精神状态不太稳定的年轻人参加亲友会的活动;后来得知,这个年轻人本来在银行工作,跟父母出柜后被拉去做“扭转治疗”,最终精神状态被“治疗”出了障碍。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2012年,当时小铁作为北同的项目主管,在工作的第一个月就接待了一位天津来的老爷爷。老爷爷几乎是央求着小铁为其安排一次心理咨询,结束后老人满脸通红,但是也仿佛得到了很大的心情释放。这让小铁认识到,心理咨询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帮助。
 
在工作的第二个月,小铁又遇到了一位长春的女同性恋者。她跟父母出柜之后,先是被家暴,然后被拉到精神病院治疗;小铁和同语的负责人找了律师帮助,但没能救出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在精神病院身体变得很差,被家长接出来后和女友私奔,离家两年才被家里接受。这事情对于刚出学校的小铁来说非常震惊。
 
这些故事改变了小铁对LGBT心理健康问题和“扭转治疗”的认识,促使她下定决心要做“去病理化”的工作。那一年,她意识到只有中心的两三个咨询师提供服务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小铁和同事们、以及同语的负责人发起了全国第一个同志友善咨询师的培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到全国的LGBT群体。咨询师的培训工作一直在持续,从2012年逐个打电话给咨询师和诊所,到现在每次有200-300位咨询师主动报名参加,这项培训打开了心理行业的局面。


北同现在“心理大健康”项目的四个部分
 
小铁认为,我们之所以做社群工作,是因为我们在人与人的连接当中,真实地看到了有人因为不公正的制度而受到压迫;因此,我们才知道创造改变是多么重要,我们才有动力推动我们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2.    与心理行业对话

 
北同在提供心理咨询的同时,也意识到和心理行业进行对话是非常重要的;而最初,因为缺乏与专家对话的渠道,北同采取了比较激进的方式,进行了一次强硬的“对话”。2013年,小铁和同事们制作了200份内容详实的传单,和一幅写着“同性恋完全去病理,需要中国好医师”的旗子,闯入第十一届全国精神医学大会的会场,这个举动也震惊了会场。这可能算是社群第一次在心理行业发出声音。但当时小铁也反思到,这样的对话不会有可持续的影响力;想要改变问题就必须从研究入手,站在学术的角度与行业专家进行更为成熟和专业的交流。
 

2013年,北同和其他LGBT组织的负责人一起讨论如何禁止“扭转治疗”,并发展出了一套策略:搜集“扭转治疗”诊所和医生的信息,做集中式的举报和曝光,同时也会到现场进行抗议活动。与此同时,小铁组织志愿者和中科院心理所的研究员合作,完成了中国第一份同志心理健康调查报告。2015年,北同受到中国的性学家方刚老师邀请,参与专家学术会议,并在2016年和2017年堂堂正正地登上了全国的心理学大会。在此期间,北同与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的办公室召开了圆桌会议,探讨如何在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界进一步推动性少数群体的去病理化和反对“扭转治疗”工作。
 
 
小铁和同事们也意识到,如果真的要在全中国做去病理化和反“扭转治疗”的工作,要和更多的人结盟;因此,北同还要扩大对话的范围,让更多人关注这个议题的工作。这段时间,北同出现在一些报纸和新媒体的报道中,小铁和一些社群的朋友参与了凤凰卫视的《公益中国》栏目,在节目上讨论性少数群体去病理化和反对“扭转治疗”的工作。2017年,中心邀请了10家左右的LGBT机构和心理学与精神医学界的专家,从战略层面讨论如何推进工作。
 

我们的努力是有回报的。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在中国和国际上,去病理化和反对“扭转治疗”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议题;在中国的政府层面和民间层面,大家也越来越注重每个人的心理健康问题。
 



五、性少数群体去病理化在中国的现状与挑战


我们在去病理化和反对扭转治疗的工作中也遇到了一些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政策的改变并不代表观念的改变。我们会发现,这些歧视性的内容就像蟑螂,你不知道它们会在什么时候冒出来。首先,部分心理学相关的教科书和培训内容仍然把性少数作为心理疾病看待。其次,小振的官司打赢了,“扭转治疗”却并没有变少,很多转入地下和线上。现在想从一些诊所套出一些诉讼证据已经不再容易,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民间已经有力量在反对“扭转治疗”。2018年到2019年,北同与亲友会、权促会做过统计,发现全中国还有90多家诊所仍然在做“扭转治疗”。
 
某心理教材的恐同内容
 
中国所谓的“扭转治疗”机构统计
 
第二个挑战是,心理行业对于LGBTIQ议题的友善度仍然有待提高。中国目前没有禁止“扭转治疗”的相关政策,而心理咨询师的教育体系也缺乏多元性别相关的知识,像北师大心理学系这样在多元性别方面做得很好的机构,还没有变成全国的趋势。
 



六、未来机遇与展望


90年代到现在,去病理化和反“扭转治疗”的工作已有几十年的历程。在这几十年中,我们打赢了官司,从政策上做出了改变,但是“扭转治疗”还是存在。那么,我们对未来又有什么机遇和展望呢?
 
第一个机遇是, “扭转治疗”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是全球热议的话题。2020年,联合国SOGIE特别专家推出全球扭转治疗相关报告;未来会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禁止“扭转治疗”,这一定是个历史发展的趋势。
 
第二个机遇是,国际标准在不断进步。2022年世界卫生组织将颁布《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ICD-11),LGBTQ社群能够基本实现完全的去病理化(可惜的是,间性人群体仍未实现去病理化)。中国有可能采用国际标准,在政策上可能会实现LGBTQ的去病理化。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政策的改变不一定是观念的改变,这就要求我们从机构层面、心理行业专家层面携手做更多的工作。我们也应该相信每个人的力量,作为个体可以做这些事去反对“扭转治疗”:第一件事是如果发现了开展“扭转治疗”的心理机构,可以向北京同志中心、同性恋亲友会和同志平等权一促进会等机构曝光;第二件事是可以协助宣传性少数友善心理咨询师的培训项目;第三件事是要尝试支持被强迫进行“扭转治疗”的伙伴。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坚定反对“扭转治疗”的信心,因为我们的调查发现,扭转治疗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



总的来说,我们生活的世界有各种不公正和黑暗的事情正在发生,但我们要相信,如果我们是星星,怎么会害怕黑暗?有时候不用仰望一些英雄去推动改变,改变的希望在于更多普通人的参与。只有更多的人相信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平等、公正、独立的生活,我们才会做出实际的行动。
 
如果遇到“扭转治疗”,个人要如何反抗?
1.    如果家长要把你送到“扭转治疗”,要第一时间保留证据,例如引导机构说出“我们提供扭转治疗”并录音;
2.    提前要有紧急联系人,商量好一定时间(如24小时)没有联络就报警;
3.    提前做一些工作,了解当地有没有什么LGBT机构或者妇联、反家暴机构,一旦出了这种状况,自己或者请联系人进行求助;
4.    如果已经搜集了足够的证据,找到了支持维权的律师,可以联系当地媒体或者公益机构,帮你去做自我保护的行动;
总之,一定要有帮手,一定要有资源(如公益组织或法律维权,哪怕不是本地机构),一定要写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
 

回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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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感谢
 
特别感谢北京同志中心“彩虹系列讲座”志愿者团队:Bella(主持)、Ophelia、阿钰、雨佳(宣传)、Olive、Shawn(组织与维护)、施远(回顾文案)。感谢西安Relax同学社、彩虹暴力终结所、北京亲友会、跨儿心理小组和酷儿论坛对本次讲座活动的联合推广。
 
彩虹系列讲座
 
「彩虹系列讲座」是北京同志中心社区运营部新开发的品牌活动。通过邀请不同领域嘉宾,开展与多元性别平等、女权、同志运动有关的系列讲座,满足社群对知识的需求,提升对议题的了解和认识;通过分享运动有关的资讯、进展、运动策略等,赋能社群,动员社群参与行动。




排版:子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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