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15开幕在即：给世界一个中国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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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总体来说仍在恶化。我们期望在下一个十年扭转这一趋势。” 在昆明举办的COP15被各方寄予厚望。

“保护地占陆地、海洋面积的比例”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为数不多的重要硬指标之一。在COP15召开前，已有不同主题的工作组讨论出了“昆明框架”草案，草案中最引人瞩目的目标，是到2030年要保护全球30%的陆地和海域，其中至少10%受到严格保护，被称为“30·30目标”。“昆明框架”草案中，落实及监督太“软”这点似乎仍未有多少改观，对如何落实目标着墨较少。尽管议题纷繁，彭奎仍认为COP15已经存在达成共识的条件。“作为东道国，中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并且取得了明显效果。我们在组织谈判的时候会更有底气，为各方最终达成共识注入积极因素。

COP15新闻中心。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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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杨凯奇

一群野生亚洲象一路北上，从边境地带的热带雨林闯入人类的城市。它们跌跌撞撞的步伐不仅踏过芭蕉林、农田和柏油国道，还突破了人与动物、人与人，乃至国家之间的界限。云南深山里的护象者，一夜之间被全“地球村”的人关注，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

象群北上的终点是云南省省会昆明。十月，这里再次吸引全世界的目光。2021年10月11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将在此开幕。

6月14日，云南省玉溪市易门县十街乡拍摄的象群。 （新华社/图）

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载入史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诞生了两项重要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国际社会期望这两个公约能成为全人类保护环境的两“轴”。

每隔两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196个缔约方会组织一场国际会议，简称COP（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逢十之年”的大会将为接下来的10年制定框架。2010年日本爱知县COP10共提出20个目标，但到2020年，公约秘书处发布的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以下简称《展望》）认为，20个“爱知目标”无一完全实现。

“过去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总体来说仍在恶化。我们期望在下一个十年扭转这一趋势。”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薛达元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从1988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筹备开始，薛达元就一直代表中国参与相关的国际会议。

在昆明举办的COP15被各方寄予厚望。2021年9月23日，生态环境部新闻发布会上，COP15执委办主任、生态环境部生态司司长崔书红介绍，2021年，COP15是联合国生态环境领域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也是中国最重要的一场主场外交活动。即将诞生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会为未来1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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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都在期待昆明

每届COP大会都是一场国际盛会。2018年的埃及COP14，每一场分会都座无虚席，不同国籍和肤色的专家在会场只好或坐、或站、或躺在伊斯兰风格的地毯上。

不过，疫情下的昆明COP15有些特殊。COP15本计划在2020年举办，因疫情推迟到2021年并分成两个阶段。2021年10月，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召开；2022年4月，有关“框架”的正式谈判展开。为充分取得共识，2022年1月还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规模小一些的国际会议。

即便外籍参会人员不多，昆明机场、酒店以及滇池国际会展中心——COP15的举办地——也早已为防疫工作而忙碌起来。昆明的11家三级医院早已待命，作为医疗定点机构。COP15期间的疫情防控工作由国家卫健委督导。

空中俯瞰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形状好似孔雀。 （新华社/图）

2016年，在墨西哥举行的COP13上，中国被宣布获得COP15举办权。此后，在北京、海口、昆明、成都4个城市的竞争中，最终花落昆明。

“COP15在中国举办，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的认可。举办地落地昆明，是云南生物多样性、气候条件和空气质量等综合因素的胜出。”此前一场发布会上，COP15云南省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人员介绍。

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段昌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云南只占国土面积的4.1%，却拥有中国50%以上的高等生物物种。“‘颜值’特别高”。更重要的是，云南处于诸多大江大河的上游，堪为“亚洲水管”，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功能关乎中国及南亚东南亚多地水生态健康，“保护好云南的生物多样性，可以让十多个国家、十余亿人口受益。”

《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后的几十年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并不理想，COP15处于转折点上。

2019年，联合国组织百名专家历经3年调研，发布了《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报告》（以下简称IPBES报告）：地球3/4的陆地表面已经被人类深度改变，100万物种濒临灭绝；生态系统提供的储水和碳汇功能、传播种子以及授粉等服务正在崩溃，这些状况亦将打击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认可IPBES报告的结论，并指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压力一个因素是：无论在制定本国目标还是采取实际行动方面，各国尚欠缺雄心。

全球急需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制定框架。类似于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昆明COP15被寄予众望。

“全球都在期待昆明COP15能拿出一套更具雄心的框架，同时也具备可操作性。”环保组织“公民生物多样性联盟”代表杨方义表示。

海口的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大熊猫“舜舜”在享用美食。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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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0”目标

生物多样性保护大会有“第二气候大会”之称。这个外号也暗示，其影响力不如气候大会。二者一同诞生，近三十年过去，前者的影响已经强烈显现，后者仍未完全站在聚光灯下。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逻辑简单清晰：气候变化-控温-减排；而《生物多样性公约》有三大目标：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其组成部分、公平合理分享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逻辑复杂，许多目标难以形成可量化的指标。

“保护地占陆地、海洋面积的比例”是为数不多的重要硬指标之一，有点类似于气候大会1.5℃温控目标。2010年的爱知框架规定，到2020年，至少有17%的陆地以及10%的海洋区域要得到保护。

这个硬指标也成为“昆明框架”的关键点之一。在COP15召开前，已有不同主题的工作组在内罗毕、开罗、蒙特利尔开会，讨论出了“昆明框架”草案，草案旨在让全球各区域、各国采取紧急行动，转变经济结构，以使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在今后10年趋于稳定，并使自然生态系统在今后20年得以恢复，到2050年实现“净改善”。草案中最引人瞩目的目标，是到2030年要保护全球30%的陆地和海域，其中至少10%受到严格保护，被称为“30·30目标”。

根据《展望》公布的履约进展，全球目前有15%的陆地和7%的海域受到保护，尚未完成爱知目标。“30·30目标”更是将爱知目标翻倍，挑战不言而喻。

由哥斯达黎加倡导建立的“高雄心联盟”支持“30·30”目标，该联盟目前已有70多个缔约国加入，成员主要是塞舌尔、阿联酋、摩洛哥等环境与发展矛盾较小的国家，及英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

“30·30目标”的呼吁由来已久，早在2003年，“世界公园大会”就已呼吁至少需要严格保护全球20%-30%的海洋；《展望》也指出，现有保护区对动植物和生态系统覆盖力度不足，“迄今评估的25,380种物种中，其分布被保护区充分覆盖的物种只有不到一半”。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教授秦天宝观察，“高雄心联盟”的成员大多是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保护30%陆地和海洋”的国家和地区，可以顺水推舟提出高目标，增强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但势必触及那些仍需要开发土地的缔约国的利益。“目标有雄心是好的，中国古话讲‘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但需要考虑各国的实际情况，不能搞‘一刀切’。”

“30·30目标”的定义也尚未成熟。全球环境研究所项目主任彭奎曾参与一些《生物多样性公约》相关研讨会，他了解到，一些专家将保护地狭义地定义为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这类严格限制人类活动的区域；另一些专家则持广义的理解，认为可以将农田保护地、渔业保护地甚至城市里的保护地（如公园）也纳入，因为农田、渔业和城市也有独特的生态系统，值得保护。

“区别在于，按狭义定义，距离30%还有很大差距，但如果把公园都算成保护地，可能就直接达标了。”彭奎说。

另一引起激烈讨论的问题是“3030目标”中海洋如何保护。目前全世界建立的海洋保护区只占海洋面积的7%，距离30%差距更大。海洋保护的定义也尚未明确：“3030目标”中的“海洋”是否包括公海？如果不包括，就意味着大部分国家管辖的内海要被划为保护区；如果包括，谁保护、如何保护？远洋捕捞、海底石油开采等行动能否继续？

每一项争议背后，都隐藏着利益冲突。秦天宝认为，COP15分为两个阶段，客观上为各缔约方交换意见、弥合分歧，最终达成“框架”提供了缓冲时间。

10月2日，游客在昆明市金碧广场立体花坛前自拍。昆明市在重要片区、道路设置立体花坛，喜迎COP15。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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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资源利用

“生物多样性”的内容远不止物种保护，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个层次。

袁隆平等农学家利用野生稻的遗传信息培育出了杂交水稻，证明在这个蓝色星球上生活的所有物种，在合适的时机下都可能给人类带来惠益。人类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是因为自然主义的情怀，也有发现惠益、分享惠益的驱动。

遗传资源问题也将是COP15的一大热点。这个问题看似小众，其实涉及种植业、畜牧业乃至制药业等。2006年，国际NGO“第三世界网络（TWN）”发现，有26种中国原产常用药用植物被国外机构或个人申请相关专利，其中以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为主。“主要是一些产品专利，意味着在没经过专利方许可的情况下，中国就不能生产这些产品。但相关遗传资源其实来自中国。”薛达元称。

薛达元还提到一个案例：原产于中国的猕猴桃，在百年前被带到新西兰后，繁衍成畅销世界的奇异果。2020年初，一家中国企业将新西兰“阳光金果”（一种猕猴桃品种）“非法”引入国内种植，被新西兰当地法院判处赔偿新西兰佳沛公司6700万元。

“在遗传资源问题上，各国一般分成两个阵营：遗传资源利用国，以发达国家为主；遗传资源提供国，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中国和巴西有一定的利用技术，但整体上还是遗传资源提供国。”薛达元说。

经过为期10年的政府间谈判，2010年的COP10上，《生物多样性公约》形成了《名古屋议定书》，规定遗传资源利用应以“公平惠益分享”为原则。按照《名古屋议定书》，遗传资源利用国须设立至少一处以上监管机构，并且要较大幅度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

但随着分子生物学、信息技术的进步，遗传资源分享的形式有了新变化。

新冠疫情期间，各国同步分享病毒的测序信息，把“遗传资源信息化”这一问题推向前台。秦天宝曾连续参加多届COP，代表中国参与《名古屋议定书》的国际谈判。他打比方，原来一家外国药企要得到一个生物的遗传信息，必须获取该生物的样本。但现在该生物的遗传信息可能被其他机构分析出来，形成数据。“这些数据算不算遗传资源，怎么分享和利用，《名古屋议定书》并未作出清晰规定，需要在COP15上讨论。”

10月9日，两名志愿者在COP15新闻中心自拍。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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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验

尽管议题纷繁，彭奎仍认为COP15已经存在达成共识的条件。“作为东道国，中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并且取得了明显效果。我们在组织谈判的时候会更有底气，为各方最终达成共识注入积极因素。”

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中国成为公约第一批缔约国。

20个“爱知目标”当中，中国已有3个目标进展超越了“爱知目标”预期，13个目标取得了关键性进展，4个目标取得阶段性成绩。“爱知目标”执行的总体情况好于全球平均水平。

西藏羌塘自然保护区内的藏羚羊，近年来，藏羚羊数目大幅上升，从濒危降级为近危物种。 （新华社/图）

COP15的主题是“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秦天宝认为，“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融入，是在国际舞台提出中国话语，给世界一个中国的解决方案。

COP大会在何地举办，原则是自愿申请和地区平衡。薛达元透露，中国与秘鲁都曾有意愿申办COP15。经中国与秘鲁协商后，中国取得了COP15的举办权。参与《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的各国官员不仅认可中国组织大型会议的能力，也欣赏中国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重视。

“在国务院专门成立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委员会，统筹协调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由分管副总理任主任，这在国际上也是少有的。”2020年12月，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庄国泰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展望》14次提到中国，在“国家经验和进展范例”一栏里列入了多项中国经验，并赞许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将保护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级战略规划中。

杨方义发现，目前的“框架”草案有一条重要行动目标是“确保对全球所有陆地和海洋区域进行包括生物多样性在内的综合空间规划”，中国的生态红线制度在主流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功能正在得到世界的认可。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是我国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制度创新。中国“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倡议，入选联合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全球15个精品案例。

2021年10月8日，《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发布，对中国特色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进行了系统总结。白皮书提到，2019年以来，中国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核心预算的最大捐助国，有力支持了公约的运作和执行。

多次参与谈判的秦天宝分析，中国坚持多边主义，注重广泛开展合作交流，乐于倾听来自不同阵营声音所以可以作为一个“沟通桥梁”，更好地了解能倾听来自两个阵营的不同声音、协调他们的诉求。白皮书也提到，借助“一带一路”“南南合作”等多边合作机制，也为发展中国家保护生物多样性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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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啃的硬骨头

巴黎气候大会的成功，在于其“自下而上”的方式：设立温控目标，各国自主申报自主贡献方案，从而达成了《巴黎协定》。形成对比的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则采取“自上而下”模式，向各国摊派减排指标，最终由于分歧过大，没能达成协议。

杨方义分析，根据目前的“昆明框架”草案，COP15的国际谈判可能将采取类似于当年巴黎气候大会的模式。

不过，即便COP15的“30·30目标”达成，落实难还是老问题。此前，《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对各国履约进展的监督依赖于各国自主递交的报告，没有完成目标的国家不会受到惩罚。

“昆明框架”草案中，落实及监督太“软”这点似乎仍未有多少改观，对如何落实目标着墨较少。

薛达元回忆，每届COP争议较激烈的，除了保护地比例，还有资金问题。“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能多保护，比如亚马孙雨林，尽量多一些面积被划入保护区；发展中国家则希望发达国家能多资助一些技术与资金。”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生物多样性公约》生效近30年来仍然取得显著成就——对许多原本缺乏生物多样性观念的国家来说，签署公约是从0到1的跨越。”许多国家的生物多样性相关法律是参照公约设计的。中国很早就关注环境保护，但生物多样性纳入国家规划、遗传资源利用立法这些事，都是在缔约之后发生的。”薛达元表示。

COP的相关机制也在充当国际谈判的“润滑剂”。在COP15正式召开前，昆明已经举办了不同主题的平行论坛。彭奎参与组织了其中的“NGO（非政府组织）平行论坛”，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COP大会的平行论坛不仅为学者和NGO们提供交流机会，也是一个“民间外交”的场合——正式谈判前各缔约国官方不便出面，可以从这种渠道收集意见，或是进行间接的游说。

10月1日，志愿者代表展示大会志愿者服装。 （新华社/图）

2020年9月30日，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期待各方在昆明COP15上达成全面平衡、有力度、可执行的行动框架。“让我们从这次峰会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在可见的未来，《生物多样性公约》仍将是生物多样性领域国际合作的压舱石。2021年世界环境日前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醒：“地球正迅速接近不可逆转的临界点。我们面临着三重环境紧急情况，即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和污染加剧。”而未来十年，是拯救地球最后机会。

编辑 视觉|汪韬 

记得加小千为星标，不遗失彼此。本文首发于2021年10月10日《南方周末》，原创作品欢迎转载，转载请与后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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