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亚隆 | 成为我自己：寻找名师
麦可，六十五岁，物理学家，是我最新收的一个病人。二十年前，我治疗过他，为时大约两年，之后便音讯全无，直到几天前，他寄了一封电子邮件来，说：「我需要见你，附上的文章撩起了不少往事，有好的，也有坏的。」并连结到《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他最近荣获了一项国际科学大奖。
等他在我的诊疗室里坐定，我抢先开口。
「麦可，你求助的讯息我收到了。你心里有压力，我很抱歉，但还是要说，见到你真好，而且很高兴知道你获奖。我常在想，不知你都在做些什么。」
「谢谢你，你真是周到。」麦可环视诊疗室──整个人精瘦、机警，头近乎全秃，约一百八十公分高，褐色的眼睛炯炯有神，散发能干及自信的光芒。「诊疗室，你重新整理过？这些椅子以前是在那一边？没错吧？」
「对，每隔四分之一世纪，我重新装潢一次。」
轻笑两声。他说：「啊，文章你看过了？」
我点头。
「至于我，接下来呢？你猜都猜得到；一阵得意，但转眼就过，然后，挡不住的自我质疑，一波接着一波。都是些老问题──我无法自拔，太逊了。」
「说出来，面对它。」
剩下来的看诊时间，我们检视陈年旧事，包括他没念过书的爱尔兰移民父母、他在纽约住政府出租公寓的日子、他穷苦的小学教育，碰不到一个赏识他的好老师。
又说，他是如何如何羡慕那些有大人牵着手，嘘寒问暖的孩子，但他却要不断地力争上游，拚命争取最高的名次，只为了赢得注意。他必须靠自己出头。
「没错。」我说：「靠自己出头可以建立自尊心，但也会造成一种无根的感觉。我认识不少移民的孩子，个个绝顶聪明，但都觉得自己像是长在沼泽里的百合──花开得极美，但扎根不深。」
他说，他记得多年前我也曾这样讲过，并说，他很开心今天又再度提起。我们约好再见面，做两个疗程。他说，他觉得好多了。
我和麦可一向合作愉快。第一次会面后就保持联系，他甚至当面说，他觉得我是唯一真正了解他的人。治疗的第一年，他谈了不少自我认同上的困惑。他真的是人人望尘莫及的模范生？或者，根本就是游手好闲，空闲时间全都耗在弹子房或吹牛打屁上？
有一次，他为自己的认同困惑备感苦恼，我便把自己从华盛顿特区罗斯福高中（Roosevelt High School）毕业的事情搬了出来。当时，我获悉毕业时我将获得罗斯福高中优秀公民奖，但在高年级那一年，我参加棒球签赌，只不过赌得不大，赔率十赔一，赌某一天任选的三个球员打不到六支安打。赔率对我有利，而且我的手气一向很顺，钱多到可以买栀子花胸花送我稳定交往中的女友玛莉莲‧柯尼克（Marilyn Koenick）。
但不管怎么说，离毕业剩不到几天，我居然把我的签赌笔记本弄丢了。到底丢到哪里去了？我发了疯似地到处找，直到毕业的那一刻，甚至听到唱我的名，大步跨上颁奖台时，心里头还在天人交战：我是应该光荣接受罗斯福高中一九四九年班的优秀公民奖呢，还是应该因赌博被学校开除？
跟麦可讲这段故事时，他大笑不止，喃喃自语道：「好个缩头，正合我心。」
做完我们的疗程笔记，换上便服及网球鞋，从车库牵出脚踏车。
八十四岁了，网球及慢跑早就丢到脑后，但每日都会在家附近的脚踏车道骑上一阵子，先是穿越一个公园，里面满是人，有散步的，有玩飞盘的，有在超现代结构体上爬上爬下的孩子，然后越过默特德洛溪（Matadero Creek）上的原木桥梁，爬上一座逐年陡峭的小山。
到了山头，稍事歇息，再滑下长长的坡道。
我特爱滑行时那种热流拂面的滋味。
也只有在那时候，才领略得到学佛朋友所讲的那种意空心空，以及陶陶然活在单纯存有之中的感觉。
可是，这样的平静并不长久，今天，我心有如鼓动的双翼，簌簌然有一白日梦翱翔。
讲起这个白日梦，在我这漫长的一生中，心心念念，怕有数十乃至数百回了。这会儿，已经潜伏不动好几个星期，但麦可找不到一个好老师赏识他的烦恼却惊动了它，唤醒了它。
一男子，携一手提箱，一身棉布套装、草帽、白衬衫、领带，进入父亲卖些寻常商品的杂货店。我人不在现场，但一切都落在我眼里，彷佛飘浮在靠近天花板的上方，来客是谁我不认识，却知道他极有影响力。
或许是我读的那所小学的校长。大热天，暑气腾腾，华盛顿特区，六月，只见他拿出手帕擦拭额头，然后郑重其事地对父亲说：「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是有关令郎欧文的。」
父亲有些吃惊，有些不安；他从来没碰过这类情形，从来不曾融入美国文化，和母亲一样，只有和亲戚及其它从俄罗斯移民过来犹太人在一起时，才感到自在。
尽管店里有顾客要招呼，但父亲明白，这人怠慢不得，于是打电话给母亲──我们家就住店面楼上，小小的一间──为了避这生客的耳朵，用意第绪语叫她赶紧下楼。没隔多久，她出现了，热心地招呼着店里的顾客，父亲则领着生客进到店后面的储藏室。
两人就着空啤酒瓶的箱子坐下，谈了起来。
老天保佑，没有老鼠或蟑螂出来搅局。父亲显得很不安，他其实巴不得由母亲出面来谈，但当着外人的面承认是她而不是自己在主持家务，一切大事都由她决定，面子上显然挂不住。
衣冠楚楚的男子开口了，跟父亲谈的可是大事。「我学校的老师说，令郎欧文，不比一般孩子，很有发展的潜力，将来对社会定有杰出贡献，但前提是，而且是唯一的前提，他必须接受良好的教育。」
父亲整个人似乎呆掉了，一双温和澄澈的眼睛定在来客身上，客人则继续说道：「现在，华盛顿特区的学校体系运作得相当好，也能充分满足一般的学生，但对令郎，一个资质相当优秀的学生，却是有所不足。」
说着打开提箱，将一份特区私立学校的名单交到父亲手上，一本正经地说：「在这里，我热切的敦促你能将令郎送进这份名单上的任何一所学校，完成他剩下的教育。」
接着又从皮夹里取一张名片递给父亲。「跟我联络，我会尽一切所能为他争取一份奖学金。」
眼看父亲一脸困惑，他又进一步说明：「至于他的学费，我也将尽一份绵薄──这些学校不比公立学校，不是免费的。请你定要为令郎着想，将这事列为第一优先。」
卡！这个白日梦总是到了这里就打住。
我的想象力再也无法完成整个剧本。
父亲如何响应，以及接下去如何和母亲讨论这件事，我完全没有概念，无以为继。这个白日梦象征的是一种渴望，渴望获得解救。
童年时候，我一点都不喜欢自己的生活、邻居、学校、玩伴──我希望有人将我救出去，在这个幻想里面，在我成长的封闭世界之外，一个神秘的重要人物介入了，前所未有地指认了我的不同凡响。
如今回顾起来，我这才明白，在我的作品中，这种白日梦的解救与拉拔所在多有。
在我的小说《斯宾诺莎问题》（The Spinoza Problem）第三章，斯宾诺莎漫步前往老师弗朗西斯卡斯‧凡‧丹‧安登（Franciscus van den Enden）的家，途中就因为沉湎于一个月前他们初次见面的白日梦中而忘记了自己的目的。
凡‧丹‧安登，前耶稣会教授古希腊罗马经典的教师，开设了一家私塾，一日逛进斯宾诺莎的店里，要买些酒和葡萄干，却被斯宾诺莎心智的深厚广博所撼动，力劝他加入他的私塾，想要把犹太人以外的哲学及文学世界介绍给他。
小说纯属虚构，我却尽可能使之符合历史，不过斯宾诺莎在他家店里工作这一段还真是无中生有的；他家经营进出口生意，并不开店零售。反倒是我自己，才真是在自家的杂货店里打工。
这种有人赏识并加以解救的空想，以多种形式深植在我的内心。
最近看了一场表演，戴维‧埃尔维斯（David Ives）执导的《穿皮裘的维纳斯》（Venus in fur）。舞台布幕升起，场景是一个后台，出场的是一个导演，刚做完女主角的试镜，累了一整天。
他精疲力竭，没有一个试镜的女演员让他满意。
正准备要离开，一个精神萎靡的女人慌慌张张闯了进来，说是要来应征，却已经迟到一个小时。导演告诉她，今天已经收工，但她苦苦哀求，撒娇耍赖，要求试镜。看她明显是个大外行，毫无气质可言，导演一口拒绝。
无奈她却嗲工十足，加上人又机灵，死缠烂打，最后，导演终于让步，同意让她做个简单的试镜。
两人便开始念台词。不料才一开口，却见她换了一个人似的，口齿清晰，字正腔圆，说起话来有如天使。导演大为惊艳，整个人为之倾倒。这不正是自己所要找的人，甚至超过了自己的预期，怎么可能会是半个小时前那个俗不可耐、有如一团烂棉絮似的女人？于是，继续读下去，一发不可收拾，直到漂漂亮亮演完全剧。
整部戏，我无一处不爱，但最前面几分钟，导演看出了那女人的真正本质，才是最得我心的地方：我希望自己受人赏识的白日梦，在舞台上获得了实现；看到那一幕，眼泪夺眶而出，我站起身来，成为剧院里第一个为演员喝采的人。
文章来自心灵工坊新书
文章节选自《成为我自己：欧文‧亚隆回忆录》
作者：欧文‧亚隆
编辑：舒琪
往期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