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新生：善良的制度使人穷而不困
丰子恺先生说：“人生有三层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是灵魂生活。”，在我看来，此并非次第等级，而是一种并存：此“三层”生活，每一个人的日常里随时随地存在，只是权重分布不同，呈不确定状态。但凡作为生命，别的生命族类不了解，但对于人类而言，吃喝拉撒、做梦、心理归属互不耽误，只是外界及周围的环境、所遭所遇的机缘，使其中的某一层生活权重分值作用大一些而已。
我在《量子指数理论——人类如何重启未来》里撰述从不确定到不确定的思维价值指数坐标，认为任何使生命价值确定本身，都是一种物理假定：只要生命景象存在，一切从未确定、也不可能确定。所谓确定或理性，出于原始生命安全感的需要：强者需要使自己永远强，弱者需要确定性的保护不要发生变化。但生命生老病死永恒于不确定过程，所以，唯一确定的就是如影随形地生命价值坐标的指数修正。
制度，作为人类自我组织型式，同样呈现如影随形的变革，而变革的目标，就是使其更符合人性、进而更符合生命的意义：人性，就是区别于其他生命的觉性或者灵性（至于与其他生命族类相比是否真的如此暂且搁置）；生命的意义，就是觉醒生命本身无穷的潜能，同时使其更符合人性。
人性具有群体性或社会性，而生命只属于个体：没有谁可以替谁去生活、无生死。从某种意义上，制度是人性的孵化器，生命的价值取决于人性的品质。
判断制度的优劣，在于制度本身是否益于人性品质的提高或向善，向善的人性是众生平等，即生命权的不可褫夺，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动物，彼此都要竭尽最大的善意相处。当我们做不到众生平等时，至少人类自己应当做到人人平等，此亦为人道，即人类的生命规则。
好的制度，就是善良的制度，是物质、精神、灵魂三层生活的权重优化逻辑。生命作为物质体现，喂养物质及如何善待肉体物质的“人性”即承载能力、向善即健康能量，就是物质生活的本质；生命作为超越物质存在而牵引其使得每天快乐、幸福和喜悦的源泉，就是一个人的精神以及品质；灵魂是生命意义的追问即我作为物质存在的价值，是否使得自己持续地提升精神品质，而具有获得未知事物的能量。
好的制度最起码的保障，是人类具有生命安全感、物质即肉体生命的能量补给、精神生活的自在自由、灵魂即生命能量充盈的不竭动力源泉，只要符合此三层标准，此可称之为好的制度。
当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的总统或首相，如平民一样平等生活，说明其是安全的，他在一个具有三层生活标准的制度框架生存，人性权是为了维护制度即人性的生命规则正常运行，同时向不利于或者损害这一规则的因素说不。假如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阶层，出门需要保镖成群，净街清巷，每到一处如临大敌，这一制度即是不安全的，在一个拥有权力、物质财富的人都不安全的制度环境里，人人平等的安全值无从谈起。
人类的三层生命标准，不需要多少钱、不需要特权保护。假如一个制度让人人时时刻刻为维护物质生命安全而不得不放弃精神生活、灵魂生活，这个制度肯定是有问题的。好的制度里最优的制度，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的宜居之所。
制度比较的终极标准是人性。所谓制度比较，尚未到达人类经济及物质生活行为安全领域，更惶论人性，更是奢侈。
由此三层生活为制度优劣的标准，即知将众目睽睽与物欲划一条直线，且心无旁鹜，此猫论炮制者的一大发明，即是人类三层生活权重失衡的渊薮。我们已经感受到，满眼全是几千亿几万亿的所谓物质财富的符号，给自己带来了安全感吗？不要说精神生活、灵魂生活的安全保障，仅物质生活是否难以为继，已经足以让人们胆战心惊、如履薄冰，如此困窘的我们，哪里有时间奢望过自己的精神生活、灵魂生活？！
我对世界有兴趣，对中国或者美国或其他国家没兴趣；我可以对众生有兴趣，对人类没兴趣；我可以对人类有兴趣，对种族没兴趣；我可以对种族有兴趣，对信仰没兴趣；我可以对信仰有兴趣，对制度没兴趣；我可以对制度有兴趣，对体制没兴趣；我可以对体制有兴趣，对人类行为没兴趣；我可以对行为有兴趣，对人性没兴趣；我可以对人性有兴趣，对能赋没兴趣；我可以对能赋有兴趣，对宇宙没兴趣，不是我没兴趣，只是因为我的兴趣到达此处时，什么都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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