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 | 加莱亚诺，那位终生燃烧的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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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加莱亚诺式的知识分子”，我觉得，这是对一个写作者极高的评价。在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一生中，看得到强烈的斗争精神与生命焰火。
在拉丁美洲反体制主义者的长长名单中，加莱亚诺无疑是殿堂级的人物。“我为那些不能读我作品的人写作；为那些底层人，那些几个世纪以来排在历史尾巴的人，那些不识字或者没有办法识字的人写作。”加莱亚诺这句话，回荡在时代的上空，为他赢得了“拉丁美洲的良心”的美誉。
但加莱亚诺对于荣誉一类的东西毫无兴趣。这是一个一路燃烧的乌拉圭人，早年的新闻记者生涯让他怀有强烈的使命感。他在接触底层社会时，对黑人、印第安人、产业工人、妇女等弱势群体的落寞凄凉而深受触动，那种情怀贯穿着他此生的笔墨。他很早就意识到了历史的诡计，在形形色色的具体问题之后，他发现了一个更重大问题，那就是压迫拉丁美洲的苦难——一整套的“体制”。
体制，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用拉美问题专家、著名诗人索飒的话，那就是“经过了金融意识、资本成型、战争贸易、殖民体系、种族主义、官僚制度、现代媒体之后密织不破的一张大网”，它可以说是“秩序”，可以说是“全球化”，也可以说是新自由主义或华盛顿共识等，即“来自西方的政治强权”。
加莱亚诺一眼看出，“世界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欧洲史”，这种意识至今仍钳制着拉丁美洲自由呼吸。“西班牙殖民者巴尔沃阿是同时看见大西洋、太平洋两大洋的第一人？那当时印第安人都是瞎子吗？”
在常规的国际政治视角中，拉丁美洲可视为“美国的后院”，多国政府领导人身后都被认为有超级大国势力作为支撑。亲美领导人，自然会选择了“新自由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实现大规模私有化，开放市场，于是造成了广泛的贫困，这就是所谓的“拉美陷阱”。
“玻利瓦尔预言：我们永远不会幸福，永远不会。目前的一体化进程，既与我们无缘，又不能使我们达到自己的目标。玻利瓦尔早已作出过精确的预言。他说，美国好像是由上帝指定以自由的名义在美洲播下贫困的。”
在《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里，加莱亚诺是一个愤怒的反体制斗士。一方面，他深入历史之中，谈到殖民主义，沉默的印第安人，血腥的屠杀，古代名城的陨落。另一方面，他在经济上分析这种新殖民主义，称“发展是遇难者多于航行者的航行”，西方通过自由贸易、投资、技术经济援助、金融机构、跨国组织等现代手段，这是一种“新殖民”，依然在实施掠夺。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我们看到的不是资本主义原始的幼年时代，而是资本主义血腥的衰败。”在发现了“体制”这个罪恶之源后，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向这个靶子发起攻击。
“不发达并非发达的一个阶段，它是发达的后果。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来自他人的发达，现在它还在养活他人的发达。”这段文字成为了老左派对西方中心论最著名的征伐。
对美国的指责，实际上就是对亲美政府的攻击。尤其当年拉美是军政府当道，独裁者不能容忍这样一个极具煽动性的言说者。于是，这位老左派开始了流亡之路。
他先是被乌拉圭政府驱逐到阿根廷，又从阿根廷驱逐到西班牙。但是，强权的驱逐无损加莱亚诺的形象，反而为他戴上了“桂冠”：他是慈悲的，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念叨那些“影子”，为那些沉默的边缘人们书写；他又是凶猛的，他单枪匹马挑战专制政府、挑战主流声音、挑战不可辩驳的西方中心论、挑战以欧洲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这是怎样的一个文化上的堂吉诃德！
所以，在我心中，他绝对是拉丁美洲最令人激动的作家，独一无二。
（毕加索的油画《堂吉诃德》）
曾任巴拉圭总统的卢戈，赞扬加莱亚诺“曾经是、现在仍是拉丁美洲的声音”，并重申《血管》一书是“拉丁美洲的圣经”；在墨西哥丛林中掀起反体制之战的副司令马科斯，也在困境之中向加莱亚诺写信，告诉他“我们的名字是希望”；2009年，奥巴马访问委内瑞拉时，查韦斯送给他一本书，正是加莱亚诺的《血管》，查韦斯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这就是他主导的“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依据；而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对的，西方文化学者），他的评价是，“出版加莱亚诺，就是出版一个敌人：谎言、冷漠，尤其是遗忘的敌人。有了他，我们的罪责才被记住”。
直到如今，一些学者都叫他“老加莱亚诺”，年龄固然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激情、他的愤怒、他的情怀，带有典型的左派激进主义色彩——至少从《血管》一书中可以看出。
言下之意，他的论点有些过时了。毕竟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中，采取一种对抗性姿态并不是明智之事。当然，这多少是一种苛求，这是世界没有先知，对不对？写于20世纪60年的作品，并不可能预见到后冷战时代形势的发展。
事实上，加莱亚诺在晚年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曾讲到，“自己已经不再觉得和这本书有什么关联了”。他承认，那时候的他不具备写作一本政治经济书籍的必要素养，他还批评自己当时的语言“乏味至极”（是啊，冷战思维还很明显）。
不过，即使如此，这位老人依然没有停止燃烧。他还是改变了那种箴言式的文风，反而用一些小故事、小寓言来继续他的文化抗争。在《镜子：照出你看不见的世界史》中，他变得风趣、迷人，但同样不缺少力度。
他用了600多个小故事来勾勒他的历史观。比如他讲述国际贸易组织的诞生时，就用了赫耳墨斯当选贸易之神的故事，原因是什么，加莱亚诺狡猾地打趣道：“他最会撒谎”。又比如他讲述希腊的奥利匹克运动会，“从来没有女人、奴隶或外邦人参加”，笔锋一转，“希腊的民主，也是这样”。了不起的加莱亚诺！
我觉得，他的力量来自“留白”。事实上，在他后期的很多写作之中，他都采取了这种开放性的叙述方式，除了《镜子》外，还有《足球往事》《火的记忆》《行走的话语》等。
相比于得出具体的结论，他更善于将我们引向深刻的思考。这是一种左派话语的巧妙应对。
正如索飒所言，加莱亚诺让语言脱下了“灰制服”，以生动活泼的形式重新展示了其锐度；主攻拉美文学的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藤威（小疼）也说过，“加莱亚诺变得平和、隽永，言简意赅、意蕴无穷”；《南方人物周刊》提醒，基于单一价值观的反抗很容易就把自己变成另一种意识形态，但他“足够开放，又足够博学，有机会揭露知识的欺骗性”；而我认为，他曾有机会成为一位“伟大导师”，尤其是拉美集体向左转的时代，但他没有，他保持着与政治的距离，而在后期转为一位聪明、幽默的批评者，他宣扬“常识”，提倡“多元”，这是一种后现代的胜利。
时至今日，西方文化中心论仍然存在，加莱亚诺等左派知识分子所说的东西，比如“体制”，比如“后殖民”，比如“新自由主义”，依然是国际社会上挥之不去的阴云。
但是，即使如此，全球化还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拉丁美洲的政治家们，除了委内瑞拉等坐拥丰富石油的国家之外，确实也没有谁能旗帜鲜明地拒绝全球化，就连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在几天前还与奥巴马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冰封了半个世纪之久的美古关系都迎来了春天，这说明“和解”早已经是世界的主题。
但是，加莱亚诺的声音永远留在我们的时代中。他提供的是作为对立面的价值，时刻提醒我们，全球化可能存在的暴戾一面，这将成为国际合作中的重要课题。
同时，他的情怀，他的不满，他的愤怒，他的幽默，让他成为这个时代最犀利、最勇敢的知识分子。4月13日，他的死讯传来，拉丁美洲失去了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一生，始终在批判，质疑，嘲笑，流亡，燃烧。他的血液一直是是滚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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