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虹斌：我们有幸见证了一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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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大家都听过这样的段子：朝阳区开咖啡馆真是太难了，楼上楼下爆满跟庙会一样，聊的热火朝天，全都是5000万朝上的大手笔，一晚上范冰冰各桌加盟了至少15次，但有消费的，不超过5桌，全都在蹭冰水喝，玻璃杯口都磨成毛玻璃了。
这种北京故事，到了广州热度就要自动减半了，不过，就我的感受来说，已经够惊人了，随便去哪个餐馆吃饭，去个洗手间都能沿路听到有几桌在谈天使，谈ABC轮。
那么谦逊、那么务实、喜欢闷声发财的广州人，也坐不住了，搞得我以为天使们真是天使，撒向人间都是钱呢。几天之内，我被拉进了几个群，主体是各种创业者，或者是媒体创业者，群人数都是百人以上。
我不觉得欣欣向荣，我觉得不安。
当然，其中肯定是有一些佼佼者积累了足够的经验、资源和人脉，看到了新的商机，对创业充满了信心和情怀的；但容我说一句吧，这个世界哪里来的那么多情怀。
忽然全民创业，这么多风投和闲置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这么多创业和闲置的人，尤其是闲置的媒体人是怎么来的？
从日常的经验来说，钱不会平白地多出来的，它只能是转移出来的，从钱多的地方转移出来的，比如楼市、实业；这就意味着这些领域都不再被看好，经济的下行轨迹已经清晰可见。
而那些乌泱泱的创业者，只能是辞了职出来的。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工作所得不能令他们满意。除了少数情怀主义者，多数创业的人不过是有危机感的人，都是在发现一条路走不通之后，使劲地想开拓另一条路。所求不多，不过是希望能继续体面地生活下去。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也曾动过这个念头，还得到了支持。但在四处请人吃饭、交换信息、对市场进行了简单的摸底之后，我苦恼地打消了这个幻想。这个过程，让我愈发明白，不存在那种“只要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的风口。我们看见了到处都是猪在天上飞吗？没有。大家都在地上拱来拱去找风口呢，还有些，已经摔下来了。
海量的创业者，意味着就业形势堪忧。这是一个全面洗牌的时代。
这几个月，常常会碰到各路媒体朋友，有的就是本报社的同事，大家见面都会问同一句话：你还在报社吗？
仿佛离开才是常态。
从我自身的感受来说，纸媒这个行业，不是在衰落，而是断崖式的坠落。这半个月来，先有湖北最大的报纸《楚天都市报》在一天内裁员近百人（此消息没有得到准确数据）；接着，《重庆日报》集团又出一纸公文，鼓励员工停薪留职去创业；接下来，《京华时报》宣布撤销“深度新闻部”……想必，这不是结束，而只是开始。除了那些向来就没有人买、靠财政拨款的报纸之外，市场化的纸媒，都感觉到了严冬的来临，而且，很可能再没有春天了。
不要问我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想贴出数据去证实纸媒行业营收、广告呈怎么样的下降趋势，我只想描述一下处于风暴中心的媒体普通一员的心境。想想自己多久没有看纸质的报纸，是否对着手机屏幕须臾不离就明白了。大家都意识到在不久的将来，纸媒这个行业将消失，或者成为这个壮美的时代的活化石：还活着，但仅供展览。
确实会还有一小批媒体精英在坚守，还会卓有成效；不过，它绝无可能再有当下那么庞大的体量，容纳多层次多元化的媒体人了；那么冗余的人才怎么办？办法不是没有的：转行，创业，失业。
这就像是一条荒诞的河流，正在向山顶咆哮着奔腾而去。
记得，上个月看到普利策得主Rob Kuznia因为租不起房子不得不转行的新闻时，我还暗自舒了一口气。看吧，真不是我不行，我们不行，不要再用“你混得不好是因为你水平不行，脑子不行，努力不够”来指责弱者了。这是全世界的共同问题。
“美国新闻评论”网站上有一个统计，2013年全美新闻记者的平均薪酬是44360美元，比2003年增长了10.7%。可是在这段时期内，全美平均薪酬增长28%，物价水平上涨了26.6%。也就是说，记者的收入在大幅下降。2013年，美国公关人员与新闻记者的中位年收入差距已达到两万美元，并且差距在拉大。
中国也一样，或者说，更糟。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媒体人”这个身份，能给从业者带来职业自豪感，以及一份在当时对年轻人来说算得上体面的收入；当初能厕身其中的年轻人，都挺骄傲的。据说某报业集团在北大清华招收暑假实习生（无收入）的宣讲会，一次就能收到好几千份简历呢。
但当别的行业从业者在积累资源、收入递增的时候，市场化媒体却已经很多年没有加过薪了。在这种反差中，媒体渐渐变成了典型的“屌丝行业”。大家在勤勤勉勉地奋斗了许多年后，一夜之间却发现，我们是在砂砾上建房子。
如若不信，再想想看，记者证资格考试是不是随便都能考到八九十分以上？而那些热门行业诸如律师资格证、证券从业资格、精算师资格证的考试，甚至公务员的考试难度又如何？入行考试越难，说明行业壁垒越高；壁垒越高，说明行业利润率越高。而那些门槛低的行业，是因为行业利润率低。
前不久，我和同事谈及一位我们共同认识的优秀媒体人，原来他正在准备回老家找工作；去年妻子已带着一年级的孩子回老家上学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小孩在这里上学，每年要交好几万赞助费呢。我说，交钱就交钱啊，两地分居，对小孩多不好啊。这位同事诧异地看着我，显然是在嘲笑我的“何不食肉糜”。
然后，我就开始听到越来越多的广州同行在准备回老家找工作了。
我并是一个怀旧的人；我不会像白头宫女一样，悲伤地控诉一代不如一代，重复着咸丰年间的光荣与梦想；我也不觉得非要用什么行政力量维持这些快要落山的太阳，我相信市场的力量。
想起2014年诺基亚被微软收购的时候，有一句在科技界广为传播的话，“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输了”。爱立信也没有做错什么，索尼也没有做错什么，宋朝百姓也没做错什么，恐龙也没有做错什么，但时代变了，生存环境变了，规则也变了。有些挫败，非战之罪。
美国《纽约客》专栏作家欧逸文在《野心时代》里描述了一个这样的中国：
“中国每两个星期的建设总面积，相当于一个罗马。（2012年，中国乡村都市化程度首度超越乡下。）我开始感到一种压迫感，宛如走进突然出现的城市……惟一恒常的便是新东西不断冒出来。”
这种感觉，想必很多人都有。听起来，好像挺欣欣向荣的。不过，新东西的涌现，必然要挤占旧事物的资源，它的代价就是旧事物在纷纷死亡。
欧逸文还说：
“在北京，我不会放弃每个邀请，原因在那些地点，那些人，你这次不去，就会消失，根本没有下一次。”
消失的，就消失了。谁会去缅怀一面将倾坍的墙？接下来，要拆的是棚屋，要砍的是百年老树，要砸掉的是大门口已被孩童们磨得油光锃亮的石狮子，要撬掉的是踩在上面咔哒作响的微凉的青石板，都无所谓，大家都在翘首等待乌黑的柏油路开进来，瓷砖的二层小楼盖起来，一点一点碾过他们的日常，兴高采烈。
在虚构的场景里，我们很容易把自己设想为得益者和成功者；要知道，事实上多数人都是被淘汰的那部分分母；不是那些被撬掉的青石板、被砸掉的石狮子，就是被砍的老树、被拆的棚屋。这个时代不是每个人都是成功者，很有可能你努力了半辈子，却发现自己被淘汰了，你在踏踏实实地工作，却发现自己为之奋斗的根基已经被拆掉了。那又如何，对着打破的碗哭泣？
和一个媒体同行谈到了我们的困境，大家都不约同地想起了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大潮，我说，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毕竟现在被淘汰的是知识阶层，对社会信心的打击更大……他打断了我的话：为什么工人阶级可接受被淘汰的命运，知识阶层就不可以？工人阶级当年还是领导阶级呢。想到他本人是位博士，我更加无言以对了。
现在，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人生除了奋斗，也必须有接受现实的雅量。社会正在洗牌重组中，我随时做好了当一个失败者的准备；尽人事，听天命，即便失败了，生活也要继续。继续努力，继续折腾，继续保持一位失败者的体面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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