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虹斌:坦然接受命运,也是一种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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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ID:ipress
这几年,职业剧越来越火,比如《心术》之后的医疗剧,《离婚律师》之后的律师剧。比起早些年借着医院或律所的背景来谈恋爱的粗制滥造,现在的职业剧请得起明星、请得起好编剧、也请得起像样的顾问了,显然进步不小。
最近我在追的一个剧,叫《爱的妇产科》。第二季自开播以来蝉联收视榜首,再次夺得全国网省级卫视收视冠军,口碑也相当不错。以往,同样是医疗剧,美剧着重探讨的是疾病,韩剧着重的是情感纠葛,日剧在意的是人性与道德的批判;而中国的医疗剧因为才刚刚兴起,以上的通通都涉及,还加上一个中国独有的医患关系。
不过,该剧中,可以说每一个都是好人,既没有阴谋,也没有阳谋,没有贪污腐败,没有勾心斗角。除了爱情纠葛之外,简直人与人之间充满美好与爱,连情敌之间也是,吵归吵,真正有事儿的时候还是互相照应、互相配合。但就是这么单纯的剧情,还是看得揪心不已,到处都是冲突,到处都是危机,原因在于,这部剧实际上存在着一位看不见的反面角色。这个坏蛋,就是无处不在的“死神”。
《爱的妇产科》里,男主角杨俊波是主任医师,医界精英,他有一种任劳任怨、又爱把所有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的圣父型人格。所以,在面对他所爱的叶紫医生的时候,就陷入一个怪异的困境了。
一方面,离婚的叶紫发现自己怀上了孩子,却又患上了宫颈癌;另一方面,叶紫却执意要生下孩子,要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全胎儿。对杨俊波而言,如果顺从叶紫的心意,那么,叶紫将性命不保;如果要拯救叶紫,让她打掉胎儿、切除子宫,势必会让叶紫终生记恨。何况,孩子的父亲陶腾仍然深爱叶紫,又与杨俊波又是势均力敌的事业竞争对手。
虽然剧中也反复强调了“母体优先”的医学伦理;但在自带圣母及圣父光环的男女主角那里,这一普遍适用的原则就不适用了。因为普适原则是应用于最大众的人群的,设定的是最低原则,即是尊重人的生命权;而胎儿尚不具备民事权利,必要时是可以牺牲掉的。但男女主角的设定,则是拥有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的超人格。
可惜,在现实中,再伟大的主观意愿也无法发挥效力,因为人格是受制于身体的物理属性的,身体不能承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最终,叶紫愿以生命捍卫的胎儿,还是因为身体的意外受伤不得不打掉了。电视剧用了整整两集的篇幅来表现女主角的痛苦。更糟的是,叶紫和主刀医生杨俊波,都坚持认为是自己的错。
作为一出医疗剧,“死亡”这样的主题在所难免。剧中随时可见的“妊娠高血压”“子痫前期”“羊水栓塞”等等问题,都是随时可能致命的。在各种疑难病症面前,或者在手术的成功率极低、只有一线希望的情况下,医术水平高超的三位男女主角,往往能逢凶化吉,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这种主角加持的光环,常常给人感觉是开了外挂,小宇宙爆发,在现实中很难复制这种成功。
即便如此,患者当中的母亲或者胎儿死亡,仍然是常态。每一个心碎的母亲、抱头痛哭的丈夫、或者失魂落魄的父母,他们要怎么面对脆弱的生命?
我并不喜欢“战胜病魔”这种说法。它大概就是那种所谓的“革命乐观主义”,说得好像这个世界存在着“人定胜天”似的。
确实,在医学上已经部分地实现了“人定胜天”,比如,过去生孩子,是“半只脚踏进鬼门关”,婴儿夭折更是家常便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自然界借此得以维持人口均衡。而今,发达的医学技术正在与自然拉据,从它手中争夺生命。在大城市的正规医院当中,产妇的死亡率已经非常低,以后随着技术手段的进一步提高,还会表现得更好。
但无论如何,人类也没有理由狂妄自大,因为仍有大量可知未可知的疾病和风险在等着。比如脑死亡的孕妇如何产下胎儿,生产过程中忽然出现死亡率极高的羊水拴塞怎么破,宫颈癌孕妇生命垂危胎儿救不救,连体婴儿怎么办?
——或者说,你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成为这极小概率中的一个?
疾病往往被视为一种隐喻。尤其是纯洁无瑕的新生儿的疾病与残缺,常常会归罪于母体的过失。现在虽然不再把疾病视为对那种客观存在的道德人格的惩罚了,但母亲(少部分情况下也有父亲)常常会为此背上重大的良心债务。实际上,许多病症的出现仅仅是一种随机的存在,与道德无关,也常与母体的行为并无直接关系。再说得直白一些,那只不过是大自然随机扔的骰子。
但人类总是习惯性地为这种不幸赋予理由,被选中者也往往在对自己充分谴责和表达悔恨之后,才能勉强接受命运。因为,有时候,“我是被命运选中的”比起“是我自己搞砸的”这种认知,无力感更强,更难以接受。
这也是为什么那位连体婴的母亲,和在手术昏迷中不得不引产的叶紫,会那么痛不欲生。她们难以接受这种偶发性的悲剧,为什么正好发生在自己身上,理性难以承受。
包括“圣父”杨俊波,他也很难接受自己的每一步都做得非常正确、非常好,为什么还会有不幸发生(如高危产妇脑死亡、叶紫引产),所以他一定要从自己身上中找到证明自己做错了的细微的责任,这样才能心安。
从根源来说,这些下思识都是源于人类的谵妄和自大,以为只要自己做得完美了,就可以战胜自然,消灭所有的偶然性。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这种极端的痛苦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一个月前,Facebook女COO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丈夫意外离世;这两天,她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篇广为流传的感人文章。
在这篇《过去30天,我像是过了30年》中,她说:
Adam M. Grant告诉我,我需要掌握三件对培养坚韧至关重要的事。首先是不把“自己”卷入其中,要意识到这不是我的错,他告诉我要忘记“对不起”这个词,要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这不是我的错。其次是不把“永远”卷入其中,要记住我不会永远这样痛苦,事情会好起来的。最后是不让事情无止境扩大,这件事没有必要影响我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学会作出区隔才是健康的做法。
(Sheryl Sandberg与丈夫Dave Goldberg)
事实上,要一个对人生责任的人,承认“这不是我的错”,并不比那些善于推御责任者承认“这是我的错”更容易。
脆弱的桑德伯格还说,“真正的同情,不是坚持说一切会好起来的,而是承认一切不会好起来”。从痛苦中自拔的首要前提,是要提受现实,而不再自我欺骗。
今年两会中曾有一个“关于阻断缺陷婴儿出生”的提案,这种提案的初衷我能理解;但如果把这个命题纳入一个更大的视野来思考,我们就必须承认:孩子的健康与否残缺与否,并没有对错之分,他们所拥有的权利都是一样的。父母们无须为此自责和愧疚。竭尽所能,然后坦然接受命运,也是一种壮举。
看到影视剧里那些悲恸的年轻父母,我会想,原来我们能够完整和平安地来到这个世界,其实,也是一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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