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医疗弊政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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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去证伪韩雪要求开后门被拒的传言，很难完全否认韩雪带有明星待遇的期待，甚至，急诊与普通门诊在诊疗的时候也有规范流程上的不同。
但是，韩雪与医生的冲突，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不仅仅因为她是明星，而是因为，韩雪的遭遇，绝非个案。即便不是在急诊，而是在普通门诊，短短一两分钟的问诊，不耐烦的态度，韩雪的遭遇唤起了普通老百姓种种不愉快的看病记忆。
不过，韩雪也遭到了不少医护人员的批评。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理由就是，问诊时间不可能长，因为病人太多，所以，韩雪应该接受这个局面，抱怨与愤怒是不合理的。
如果想把这个问题更深入地讨论下去，不妨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从另外一个普遍现象来讨论一下事实与伦理、实然与应然的关系。
有一句话叫做“西药治病，中药赚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下中国医生开出来的药，一般同时有西药与中成药。既然都总结成为精炼的八个字了，自然不是无风起浪，这种状况，是普遍存在的。
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西药疗效显著，起到治病的作用，而中成药，则因为价格贵，成本低，利润大，所以，回扣多，医院、医生凭此得到额外的收入。
但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中成药的疗效却并不显著，为了达到疗效，往中成药中掺西药的丑闻不少。更重要的是，中成药往往副作用、不良反应都不明确，有些甚至有明确的肝肾毒性。中成药的这个现状，对于一个接受西医系统专业训练的人来说，这并不符合他们应有的方法论与专业伦理观。
那么，这就意味着，当医生在开出中成药的时候，是明知会给病人带来健康风险，为了得到收入，却默认了这个风险，有违应有的认知与伦理。虽然个别医生没这样做，但整体而言，这是中国医疗行业的普遍现象。
当然，医生这么做，很大程度，是无奈之举。从总体上看，当下的医疗体制中，以药养医，医护群体的劳动价值被严重压低，极不值钱，令人叹息且愤怒，在这种局面下，中成药的利润就成为中国医护人员的收入来源之一。
那么，问题来了，从现实处境与医疗伦理的角度：在具体的现实条件之下，医生开中成药是合理的吗？医生的现实处境能够改变这个问题的伦理性质吗？如果一个患者不接受中成药，该不该批评他不体谅医生的现实处境呢？
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微博上@了很多医疗界的意见领袖、大V，几乎无人回复。
显然，对于专业人员而言，没有人能够坦然地说出：根据我四年本科，三年硕士，甚至再加三年博士所学到的知识，我认为，中成药的疗效与安全性达到了西药的水平，所以，病人不接受中成药，就是不信任医生，让医生损失了收入，不尊重医生劳动的价值，是刁民。
甚至，对病人而言，这个困境也会带来困扰。有一次，去医院看急诊，当时没有留意，去药房拿药的时候，才发现有中成药，随即表示我不要该中成药，可药房要求有医生签字，于是，找到医生，医生没说什么，顺利地退掉了。
后来，心中隐约有些不舒服与内疚。医生深夜值班，非常辛苦，中成药也并不算太贵，六七十块的样子，这些中成药如果我拿了，医生或许多几块、十几块的收入，可现在，这笔收入没有了，更重要的是，当面要求医生退掉，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令人尴尬的医学伦理质疑。
之所以举中成药的例子，是因为这个现象与韩雪所遭遇的，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病人应该得到仔细的诊疗，就如病人不应该吃下不明毒副作用的药物一样，都是医学伦理上应该达到之局面。另一方面，病人多、医生忙，无法在每个病人身上花5分钟，与医生不得不靠开药，甚至开毒副作用不明的中成药来获取收入，这是当下中国医疗的实际之局面。
所以，这两个问题都是“应该怎么样”与“实际怎么样”之间的矛盾。当然，相比仔细的诊疗，中成药的毒副作用把这个“应该怎么样”严重地放大了，因而也把问题的逻辑思辨关系更清楚地呈现出来。
这个逻辑思辨关系就是，即使我们承认实际之情况，但实际之情况，并不意味着合理。实际并不等于应该，实际不等于正确。
要开中成药，查查资料，尽量确保没肝肾毒性，甚至，有肝肾毒性也没办法了，愧疚都不用，但总得心存良知，明白收入与病人风险的关系，不能说，不乐意接受的就是刁民，甚至还嘲讽、黑脸。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也不少。
同样的，医生很忙，一天要看很多病人，难免烦躁，治疗方法也讲究一个短平快，这也没办法。但总得明白缩短诊疗时间，实际上牺牲了发现小概率病症的机会，也损失了患者的依从性；总得明白广谱抗生素、抗病毒、激素一起上虽然达到了短平快，实际上却是无奈之举，并非正确之举。
医疗伦理，有着复杂的专业性，普通老百姓并不知道，无法判断。韩雪此次与医生的冲突，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她的母亲也是一个医生。耳濡目染之下，她才有了判断、识别专业伦理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看，此次冲突，是一个稍有专业知识的局外人对当下局内人的专业伦理的挑战，而对于这些专业伦理，局内人已经在重压之下麻木了。
这个局面，应该改变。
实际上，这个不合理的局面，既影响患者的感受，也影响到医护人员的权益：医生不应该一天诊疗那么多的病人；医生应该凭诊疗获取收。既然如此，还有什么理由要为这个局面的不合理的地方做辩护呢？当医护群体为这个局面做辩护，与患者对骂的时候，真正该为这个局面负责的又是谁呢？
实际上，在当下中国，医护人员这个群体，已经太累，也受了太多的委屈，当然，也给患者不少委屈。
我想说的是，是谁设计了这样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医患对骂，医患相互敌视？甚至，让病人在不接受中成药，反抗这种制度的时候，还心生愧疚？
这一切，当然毫无疑问地指向国家卫计委。只有它才有责任，有能力去改变这个局面。我想，问出“谁该负责”这个问题，也是医疗领域自身的责任与权利，当然，对于这个领域的意见领袖、微博大V们来说，则更是如此。
这可以说是道德绑架，但道德，几乎是公共人物与老百姓，代言人与被代言人之间的唯一的、必要的纽带。
当然，谁都知道身在其中，这样做也很难，那么，退一步，即使回避真问题，但也不能用“制度很好，医护人员很好，只是患者刁民太坏”的伪问题来煽动情绪，挑起对立。
这样做，虽然安全而讨巧，既无风险又能最大化地激起情绪，获得了拥护，但却使得舆论进一步的失焦，在医患对骂中，掩盖了真问题与真责任。如果说，有“人血馒头”的话，我想这也是的。
(原标题：《医患困境中的舆论失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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