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 “陛下，我们一起移民美国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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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法措尔德，以色列北方靠近叙以边境的一个村子，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位七十多岁的妇人，名叫阿密拉。她生在以色列建国前的巴勒斯坦，一生只在1957年出过一次国，之后将近五十年，她一天都没有离开过她的国家，也一天都没有停止怀念那一次国外经历。
“我最美丽的记忆，”她说，“就是在莫斯科，我们这么多国家的年轻人在一起，每天从早到晚，我们没完没了地唱歌跳舞。”
她从一只小铁盒里拿出了当时的个人证照，左边是照片、姓名、国籍等，右边印着六种文字说明，俄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以及繁体中文：“第六届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筹备委员会特邀您参加联欢节”，盖了一个方形的大黑戳，发证日期是1957年7月24日。
据维基百科，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创办于1947年，到现在断断续续办了十八届。1957的第六届是这个活动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来自一百多个国家的34000人）。它其实是冷战期间苏联集团的一个宣传工具，举办国从捷克斯洛伐克到匈牙利到波兰，遍及东欧各地，所以被美国抵制。阿密拉特别说到那届会上唱响的主题歌，中国人同样耳熟能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过她说，那位当时登台献唱此曲、简直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苏联女演员，后来叛逃了。
阿密拉会钢琴和小提琴，她一跟比她小7岁的丈夫怄气，就坐到琴凳上，灰白的长发披散下来，像个被逼宫退位的女王一样玩命地沉浸在旋律里面，让它将她带回到无忧无虑的年代，带回那个梦中的莫斯科。那天，我听她徐徐展开珍藏半生的、明亮与阴影交叠的记忆：
原来她并不是从以色列直飞莫斯科的，她是先坐船渡过地中海到达南斯拉夫，在那里坐火车，在东欧诸国辗转了一圈后才进入苏联境内。两周的联谊，由犹太人组成的以色列代表团，行动受着严格的限制，他们不能随便离开会场，前往会场和回宿舍休息的途中，他们都被人紧盯着，不能和莫斯科当地的犹太人接触。即便如此，阿密拉说，在临走前的一天，演出结束后，夜里九点来钟，她和其他人刚走出场馆，立刻被一个苏联男孩拉到一边。男孩邀请她到他家做客，一个楼层很高、面积很小的密闭房间，她去了，直到子夜才回，带回了男孩给了礼物——一件传统的犹太器具：金灯台。
这段口述，差可说明犹太人在苏联时期的一般境遇。
俄国是犹太人的主要定居地，却非他们的乐土。19世纪的沙俄长期推行“三一政策”，境内的犹太人，三分之一杀掉，三分之一同化，剩下的三分之一流放到国外，一个纯正的都不能留，这项政策到了苏联时期也没有废除。头两个三分之一，到1975年左右算基本完成，剩下的三分之一就要驱赶了。但因为人口基数很大，经过七八十年代的移民浪潮，苏联犹太人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仍有约一百万的数量。
虽然排犹史悠久，但苏联却为以色列的诞生当了一把助产士。1947年—1948年，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先是率领东欧集团投票支持以色列建国，后来又在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给了以军关键性的军火支援。那一代以色列人，像同龄的中国人一样对苏联存有深厚的感情，况且那些犹太人也都来自社会主义背景的东欧。
然而，斯大林比很多一厢情愿的左派更早地认识到，以色列将会投入对手的麾下，成为一个忠于它的西方保护人的国家，尤其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特殊，西方为了自身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也要确保它站在自己一边。对“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一语，没有比这更好的注脚了。
苏联反犹，虽然力度时松时紧，总体上可说是不遗余力。上一篇中提到过内坦·沙兰斯基案，还提到了莫斯科的知名反犹组织“帕米雅特”。不同于以草根群氓为主体的3K党，帕米雅特的成员都是精英，有知名教授，有作家文人。据德萧维茨回忆，1990年5月他到苏联时，赶上了“帕米雅特”当街派送新出的一本小宣传册，名叫“锡安长老议定书”。团体内的一些极端狂热分子也自写自印了不少小册子，内容无一例外，都是号召斯拉夫民族团结起来，翦除犹太人。
犹太人要么死，要么滚，最好是杀鸡儆猴，挑一小撮出来杀掉，让其他同类都噤若寒蝉，赶快各自寻觅出路去。帕米雅特叫嚣的种族纯化策略中，就连“同化”这条道路都没了位置，因为他们跟希特勒一样相信，世上没有“同化犹太人”这么一说，犹太性是一个犟头倔脑的种族特性，既不会消失，也不会跟他族混合。唯一的解决方案只有灭绝或者大流放。
一个多世纪来，俄罗斯犹太人始终有一个理想的流放地。有个沙俄时代的犹太笑话：
沙皇穷兵黩武，把犹太人也征入军伍。某日沙皇视察军团，询问士兵是否满意军旅生活，大多数人都说无苦可诉，只有一个犹太士兵鼓起勇气说：“陛下，我在俄国真不幸，这里不准我居留，不准我在我想待的地方过夜，不准我上高等学校，动不动还屠杀我们。我全家都饿死了……”
沙皇长叹一声：“你以为我的境况就比你好吗？我的大臣欺骗我，贪污腐败，还有人朝我扔炸弹，我很不幸啊！”
士兵精神一振：“陛下，那我们一起移民美国好吗？”
苏联末年，盼着逃离的犹太人多了一个可选择的去向，那就是求人若渴的以色列，它在国际国内大造舆论，说水深火热中的苏联犹太人盼归圣地。然而实际上，九成以上的人都选了美国。这是理性人理性选择的结果：美国的法令允许政治难民直接进入美国，因为政治难民等不起。来自苏联的移民，理所当然地被预设为政治难民，尽管事实并非如此。而若是人从以色列移民到美国，就失去了难民待遇，因为以色列不是一个压迫性的社会。
结果就是，如果一个苏联犹太人先到以色列，他就失去了政治难民的身份，再想移去美国就不能享受难民待遇，而需要在提交申请后等待很久，也许长达数年。而如果一个苏联犹太移民先去美国，再去以色列就方便了，因为以色列有移民法，只要是个犹太人，他们就伸出双臂欢迎。
出于这种考虑，有头脑的苏联犹太人，移民首选的去向都是美国。此外，苏联当局也一直执行妖魔化以色列的政策，把对以色列的憎恨扩张到了对所有犹太人的憎恨：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的巨大灾难是犹太人干的，经济危机是犹太人造成的；苏联末年东正教势力抬头，就有人传话说，当初，正是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策划和怂恿下，苏联领导人才下令关闭国内的东正教堂，总之，犹太人败坏了俄国的灵魂……各种无法证实或证伪的阴谋论，都用来伺候那些该当替罪羊的少数民族。
然而，情况在1988年9月发生了变化，美国收紧了口子，不再把所有苏联移民都视为难民了。1989年秋，从苏联经罗马、维也纳再到美国这条“曲线救国”的路径也被美国堵死了，移民大河瞬间缩小为一支涓涓细流。美国人的考虑可能是移民来源不能太单一，得分一点名额给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但更大的可能是，美国人跟以色列人有了协议，要帮助以色列得到足够数量的移民。
于是，苏联犹太人遇到了先辈经历过的熟悉的处境。如果他们在美以之间左右为难，无路可走，记忆就一下子把他们带回到二战后期，那时，除了上海这个自由港，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都对走投无路的欧洲犹太人关起了大门。此外，以色列的法律允许问某人“是不是犹太人”，美国的法律则不允许，对难民必须一视同仁，而现在，美国被迫区分犹太难民和非犹太难民，这跟第三帝国时代的唯种族是问何其相似乃尔。
美国的关门，让以色列移民人口猛增，人数多于1951年以来任何一个年头。以色列的失业率也上升了一成。房价涨了，即使政府增加了住房补助，住房短缺的问题依然严重，而政府内部不休不止的争吵与扯皮则让情况越来越坏。
苏联集团末年的混乱，也只有一战和二战末年的混乱可相比拟。据阿兰·德萧维茨的回忆，在最新的局势下，美国人在争吵，以色列人在争吵，到了苏联一看，被反犹逼上绝路的犹太人也在争吵。在莫斯科（当时还叫列宁格勒），犹太人没有聚居区，没有餐厅，没有俱乐部，只有唯一一个犹太教堂可以去，俄裔犹太人的模样往往不能一眼辨别出来，但只要去教堂看看就清楚了，如果帕米雅特一时兴起，挑个安息日或重大节日，冲到犹太教堂就能把他们眼里的人渣败类给一锅端掉。然而即便如此，在教堂里祷告犹太人仍然分裂成几个小团体，各自聚成一团，互相不说话。德萧维茨立刻想到了那个鲁滨逊·克鲁索的笑话：
犹太人鲁滨逊流亡荒岛十年后，终于被一艘路过的船给救了。他带着船长上岛参观他的住处。船长发现，鲁滨逊造了两座教堂，就问他为什么。鲁滨逊指着一座教堂说：“我现在在这里祷告”，又指着另一座说：“过去我在这里祷告，后来我反对它的一套规定，就不去了。”
只有当共同的恐惧上升到一定程度，顽固的犹太人才能捐弃前嫌，在一起议事。德萧维茨有种美国式的救世情怀，他去说动那些犹太人尽可能团结起来，同时他去接触戈尔巴乔夫，敦促他下令禁止反犹。他当时并不知道戈氏在台上待不了多久。德萧维茨在莫斯科时发表了演讲，以时任教皇的保罗为例，保罗曾去罗马的犹太教堂，宣布“谴责仇恨、迫害，以及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表现出针对犹太人的反犹行为”，德萧维茨说，戈尔巴乔夫也应该到莫斯科的犹太教堂来做同样的事情。
戈氏到底没来。但是德萧维茨有两句话他是听进去的：首先，在他的新政所憧憬的苏美合作的蓝图里，镇压反犹主义是极其关键的一环。其次，如果不是沙皇当年的反犹政策，今天的美国律师群里有一大部分都还在苏联当律师——他们的祖上就是从俄国逃到北美去的。
德萧维茨的曾祖父，当初也是孤独踏上移民之路的，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挫折，也许绝望过，但至少他们是自由移民的，没有人给他们设置障碍，或者规定选项。所以，今日普世的人权概念可以从犹太人问题里推导出来，犹太人的经历表明，自由是人权最起码的要素，它不保证幸福和安全，它是一个条件，一种机会，是人而为人的一部分。在苏联犹太人群里，也有个把极端的个案：先移去美国，又转去以色列，最后竟然还回到了熟悉的苏联。但他们宁要这种自由，也不希望像在1980—1990年代之交时那样，被迫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二选一，或者干脆只有一个选择。
美国人“发明”了现代意义上的人权，也设定了人权的门槛。尽管有丝毫谈不上光彩的种族主义历史，但它对犹太人实在是太好了。在美国，犹太人第一次享有了和本土公民平等的公民权，渐渐进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的要津之中，他们能够影响总统竞选结果，因为他们的政治参与度最高，比其他少数族裔团体更团结，更加积极地投票，选出一个对犹太人友善的总统来促进犹太人的共同利益。在俄国和苏联的经验提醒他们反犹无处不在，而在美国的经验则让他们确信，在人的天赋权利里，想移去哪儿就移去哪儿的自由是不可撼动的。
德萧维茨是被美国“惯”出来的。而阿密拉，她在克法措尔德农庄做过千千万万同龄女人都做过的事：干农活，养孩子，夜巡。她的艺术才华的热情只在1957年夏天的莫斯科释放出了一次，之后她就只能给农友乡民表演，或者自娱自乐。以色列和美国是一天一地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全民皆兵，一个是天高任鸟飞。你生在一个没有什么选择的环境里，你也想不到会去选择什么，而若你生在自由的无限可能之中，你，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早晚将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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