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克飞：一座用自我审查铸就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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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绒监狱》会让我想起自己与布达佩斯的初见，还有那座ART酒店。
ART酒店并非豪华酒店，但也许是布达佩斯位置最好的酒店。如果你选择河景房型，那么落地窗外便是多瑙河与链子桥，河对岸是雄伟的国会大厦。如果选择城堡景房型，那么落地窗外是布达皇宫、马提尼教堂和渔夫堡。当然，最好的选择是河景房，因为酒店电梯旁的大窗户可以附送城堡景，你大可以搬把椅子在那里看个够。
如果让我列一个“一生必体验”名单，“入夜后进入布达佩斯”一定会是前五名。我永远忘不了初见布达佩斯的那一刻，当日我驾车六百多公里，穿越奥匈边境，又因贪恋乡间美景，避走多条高速，其间还在格拉茨停留了四个小时，所以虽然清晨出发，可抵达布达佩斯市郊时已是夜晚八点。在双向八车道但车流满满的入城高速上飞驰时，我多少已疲惫不堪，但当沿山而建的布达佩斯郊区突然出现在眼前时，我疲意尽消，还发出一声惊呼。那是大片大片的灯光，高低错落，星星点点，宛若童话，非言语可以形容。驶入市区后，那些地标性建筑同样有灯光装点，“欧洲最美夜景”真的名不虚传。不过在我心里，最美的夜景始终是在高速上初见的那一瞬。
▲ 多瑙河夜景
当我坐在酒店房间的落地窗前望向因灯光而绚丽的多瑙河时，我很难想象，如此美丽的城市居然曾是一座大监狱。这是多么不幸，但一切又何等幸运，因为它终于拆毁了牢笼。
在这个大监狱里，禁锢曾无处不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是布达佩斯永久的伤痕。我的视线跨过多瑙河，望向对岸的国会大厦，一艘游船正在宽阔的河面上驶过，想必船上的人们都会对眼前的雄伟建筑表示惊叹，但他们并不知道，这里曾见证风云。1956年，匈牙利民众上街游行抗议时，开明政治家纳吉曾在国会大厦前许诺民众将争取民主。但一切在苏联军队的镇压前戛然而止，一连串民众流血事件后，纳吉被捕，并被处以残忍的绞刑。
那时，出生于耶路撒冷，但在布达佩斯成长的米克洛什·哈拉兹蒂才11岁。他是名副其实的二战后一代，于二战结束时的1945年出生。随父母回到布达佩斯后，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相当奇怪并压抑的世界。他只能选择“萨米亚特”，也就是地下文学。他是匈牙利最重要的地下期刊《讲述者》的编辑，也是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民主与自由出版运动的发起者之一。
▲ 年轻时的米克洛什·哈拉兹蒂
对于1956年的事件，他当然不会像马洛伊等“前辈”那样有直观感受。这种情怀的缺失也许未必是坏事——抽离悲剧去看极权，也许能看到血腥背后的东西。对于抗争者来说，暴力和恐怖带来的惨痛固然能成为反抗的依托，但有时也会沦为一种单纯的报复。可是，如果我们不能看清极权的运作模式，就未必知道到底该如何反抗；如果我们不能洞悉极权本质，那么也许会陷入新的泥潭。
《天鹅绒监狱》指向极权统治中极其重要甚至决不可少的一环——文化审查。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卡达尔上台执政，为了稳定社会，采取了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提出“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和我们站在一起”，取代过去“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的口号。
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匈牙利人拥有较多的创作自由，就连反对者也将当时的匈牙利称为“快乐的军营”。但再快乐的军营也是军营，当审查制度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文艺作品的发表前提不是水准而是国家许可时，作家就已失去了自由。正如哈拉兹蒂写道：
“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天真地相信，完全的审查制度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实现······在与真理的斗争中，谎言是注定被打败的。审查制度是一枚‘徒劳且有缺陷’的武器，它的使用会反过来促进那些它原本着意防止的事物。这番流行了那么久的精彩高论，早已被20世纪极权主义的雪崩扫荡干净了。”
如果仅仅是对审查制度的控诉甚至怒骂，那么我们已读过太多，但哈拉兹蒂是独一无二的。他告诉我们，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简单粗暴后，东欧的文化审查制度开始出现变化，它并不是单纯地让反对者禁声，而是要让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反对者）为我所用，让他们发出整齐划一的声音（有时也可以有点不整齐，以彰显观点的多元化）。某些抗争者并未看到这个事实，他们总认为审查制度是徒劳的，会激起逆反心理，甚至出现越禁止越流行的情况。在某个阶段或某些领域，这种现象当然存在，但它未必一直如此。在哈拉兹蒂撰写本书的70年代，审查制度也在“升级”，大监狱变成了“天鹅绒监狱”，新的审查制度不再简单粗暴，而是寻求与知识分子的“合作双赢”。
在哈拉兹蒂看来，这种新的审查模式更隐性且更危险：“传统审查制度是以创作者与审查官是天敌为前提，新的审查制度却努力消除了这种对立。艺术家和审查官作为官方文化的左膀右臂，携手一道、乐呵呵地勤恳耕耘艺术的大花园。”
极权下的各种合流屡见不鲜，审查制度所造成的只是其中一例。这些合流当然都很讽刺，毕竟“审查官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可以通过吹嘘为文化自由而战的斗争，来为自己的镇压行为正名”。
哈拉兹蒂希望能够展现审查制度背后的文化语境，希望一切不仅仅止于国家干预，更希望能揭示“所有合谋摧毁自主的真正艺术行为基础的情形”。天鹅绒在这里是一个十分恰当的比喻，它温暖舒适，让人有安全感，但本质却仍然是一座监狱。最终，“我们躺在天鹅绒上一起脸不红、心不跳地说谎，一起其乐融融地表演。这些谎言是新的黏合剂，让这本已脆弱的监狱更加牢固”。
当我漫步于佩斯街头时，时常感慨于它沧桑中的华丽。即使是冷战期间，匈牙利也堪称东欧世界里的一片乐土，正是因为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残酷，所以统治者采取了大量弥补措施，希望以经济发展来掩盖极权带来的窒息，也希望人们可以在收入改善的状况下忘记曾经的惨痛。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实现了这一目标。
佩斯的中央市场非常著名，被列为游客必去景点。这是一个壮观的两层市场，是欧洲最大的市场之一，也是布达佩斯人最喜欢的市场。如今这里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肉类鱼类蔬菜瓜果一应俱全，即使是游客也不会空手而回，大可以买上几罐享誉欧洲的匈牙利鹅肝罐头。
▲ 中央市场，欧洲最大的室内市场之一，作者供图
▲ 市场里的鹅肝罐头，作者供图
据说，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即使是在东欧世界最为风雨飘摇之际，中央市场仍能提供足够的物质选择。这似乎是一个隐喻，揭示着极权的运作模式：通过物质主义麻醉民众，消解反抗情绪。而当经济出现崩溃，物质难以为继时，一切就会坍塌。
我甚至认为，布达佩斯的美丽都是一种隐喻，它曾是一个大监狱，却是一座美丽的天鹅绒监狱，审查制度是监狱中的一环。
将“天鹅绒”与“监狱”联系在一起的哈拉兹蒂，本已与别不同，更可贵的是，他进而揭示了更深层次的一面：知识分子自我设限，将自己的内心变成一座天鹅绒监狱。
也就是说，审查制度会潜移默化，转变为每个人的自我审查。当人们习惯于自我审查时，所有的文艺标准都会退后，让位于“政治正确”。此时，禁锢知识分子的已经不再是极权统治者，而是他们自己。在进行创作时，他们会自己设置一条标准，绕开那些会触怒统治者的领域，甚至美其名曰“曲线救国”。
自我审查的危害其实更大，前南斯拉夫作家契斯就曾这样写道：“自我审查意味着要用他人的眼光来阅读自己的文字，这使你成为自己的法官。你变得比任何人更严格、更怀疑，因为你作为作者，知道审查员不能发现的东西——你那些最隐秘的、没有说出来的思想，你感觉你仍能从字里行间读出。”
在这种状况下，知识分子们往往一边痛骂审查制度，一边习惯于自我检查甚至自我阉割；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但其实也是受益者；他们不满于审查制度的种种限制，但热衷于填写各种表格，申报国家资助的项目和奖励。当他们将自己的利益与极权捆绑时，自然就遭遇了控制，成为了“被包养”者，享受各种特权，哪怕以往只是个边缘人物，也能摇身一变为权力精英。
哈拉兹蒂甚至举出这样一个例子：“按照匈牙利人的说法，如果索尔仁尼琴住在匈牙利，他有朝一日会被任命为文联主席，那样就不会有人写作《古拉格群岛》了，即使有人写，索尔仁尼琴也会赞成将他驱逐出境。”
人们还会主动阻止一切有碍于审查的事情发生。哈拉兹蒂在书中写道，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当局一度打算进行文化改革，计划将缺乏“教育意义”的流行艺术推向市场，但知识分子们纷纷反对。在他们看来，市场化是一种巨大威胁，会影响他们依托体制得到的崇高地位，损害他们被包养的利益。
审查制度当然有其土壤，东欧世界也曾出现集体狂热。哈拉兹蒂的父母便是如此，作为犹太人，他们倾向于共产主义多于犹太复国主义，所以毅然带着哈拉兹蒂返回匈牙利，成为建设者。1956年事件当然粉碎了很多人的幻想，但我不知道哈拉兹蒂的父母是否在内，何况，正如前面所说，后来的物质主义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反抗精神。
哈拉兹蒂却不同，他看穿了这些把戏，转投地下文学。当他还是一个大学生时，就因“思想问题”被开除，去工厂劳动一年。他将这段经历写成《一个工人国家的工人》，并以地下形式出版，遭到逮捕和审判。也正因此，他能够与哈维尔等人比肩，成为东欧世界最著名的异议者之一。但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他也没有彻底拥抱西方。曾经屡屡出国，见识过西柏林、纽约、伦敦和巴黎等西方主流城市的他，仍选择布达佩斯作为栖身之所，哪怕它是一座天鹅绒监狱。
“萨米亚特”在东欧剧变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它成功的标志恰恰在于无须再存在。当审查制度被废除后，人们可以自由创作，地下写作也成为历史。
伴随这一切的还有选举。当我途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且被称作“布达佩斯最美林荫大道”的安德拉什大街时，我意外见到了蜂拥人潮。这条遍布文艺复兴式建筑的大街全长2.5公里，一端伸向英雄广场。在这座广场上，正在进行一场竞选演讲，选民们塞满了整座广场。
英雄广场占地极大，这是匈牙利的一大象征，1918年的“白菊花革命”和1956年的“布达佩斯起义”都于这里发端。东欧剧变时，这里也举行过人山人海的集会。广场两侧有着高大的罗马柱环形拱廊，翼护着广场，也翼护着这里曾经的抗争。
每年10月23日，英雄广场上都会举行盛大集会，纪念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纪念活动会蔓延全城，国会大厦前的广场上，也就是当年纳吉选择复出，向抗议民众承诺民主的地方，如今树立着1956年事件纪念碑和10月25日遇难者纪念墓，这里总会摆满民众自发放置的鲜花，纳吉雕像前更是摆满花圈。人们显然清楚，所有为打破这座监狱而付出努力的人都值得纪念。
▲ 英雄广场
当我穿过横跨多瑙河的链子桥，从佩斯走向布达时，眼前是一片低矮的丘陵，沿高地而建的民居、布达皇宫和马提尼教堂等一一在目。整个布达的最高点是海拔仅140米的盖莱特山，在这里可以一览多瑙河两岸风光。1947年，在苏联当局授意下，匈牙利政府曾在山顶建了一座纪念碑，以感谢苏军对匈牙利的解放。这座纪念碑的主体是一座高举一片象征自由的棕榈叶的女性铜像，被当地人称为“自由女神像”，前面还曾有一座手持红旗的苏联士兵铜像。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时，愤怒的人们推倒了士兵铜像，却留下了自由女神像，这显然也是匈牙利人的诉求，只是那时的他们无法挣脱牢笼。
如今，一切早已尘埃落定，除了不能忘记，人们还需要反思。在审查制度下妥协甚至合作的知识分子们，在宽松经济政策前安于现状的人们，都需要反思。反思也不应仅仅局限于暴政，同样需要审视那些曾经的自我审查，看看自己在那个年代里，是不是忽视了一个原本简单的道理：艺术从不拘泥于自由。
【注】本文原标题：《艺术从不拘泥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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