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明：没有X教授，抗争者会跟随万磁王

文 |

▍一

佛罗里达奥兰多响起了枪声。在这个叫“脉动奥兰多”（Pulse Orlando）的同性恋酒吧里，一场近50年规模最大、死伤最惨重的枪击案发生了。至今，约50人死亡，53人受伤，受害者大多数是同性恋者。在“同性恋骄傲月”（6月）中，奥兰多的同志们遭遇了“黑色星期天”。

枪手名叫奥马尔·马丁（Omar Mateen），基本信息为：29岁，美国公民，阿富汗移民二代。此次行动并未发现还有其他同谋，极有可能是“独狼行动”，即单独行动的暴恐分子，而不是从境外潜入的ISIS或基地成员。不过，有目击者称，马丁“开枪的时间很长，几乎与唱一首歌的时间一样长”。他最后射出的子弹超过100发。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其形容为“一种恐怖和充满仇恨的行为”。

媒体拼凑的信息，慢慢为我们展示了奥马尔·马丁清晰的面孔：他出生在纽约，并无犯罪记录，父母是阿富汗移民，现在的居住地是奥兰多以南车程约两小时的圣露西郡皮尔斯堡。他曾在一家私人安保公司工作，于2011年和2013年两度获得保安人员执照。可见，他与法国巴黎袭击案的几个成员一样，来自西方国家的底层社会，是被边缘的人群。马丁极有可能被ISIS的宣传机器所蛊惑，因此走上了恐怖袭击之路。

▲ 枪手奥马尔·马丁

有色人种在西方社会中的处境，时至今日，仍然尴尬。有色人种主要包括黑人、华人、印度人、印第安人（土著人）、拉美裔、中东裔（穆斯林）等。尽管他们多次发起过抗争，也极力推动平权运动，但种族歧视的事件依然如影随形，难以杜绝。哪怕在有色族裔中，有如马丁·路德·金、穆罕穆德·阿里、迈克尔·杰克逊、惠妮·休斯顿、科比·布莱恩特这样的全民偶像，哪怕巴拉克·奥巴马还成为了美国的总统，但更多的有色人种还是处于边缘状态。白人孩子与有色人种的孩子，依然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玻璃门”依然存在。大多数有色族裔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居于社会底层行业，比如说清洁工、售货员、搬运工等，工作极其没有成就感。就像《疯狂动物城》中的狐狸尼克所说：“不管你怎么努力，人家都会把你当作一只狡猾的狐狸。那我就干脆当一只狐狸好了。”

当然，不能否定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美国多元社会建设获得了很大的推进，种族平权运动得到了很大的普及。黑人、黄种人、拉美人都获得了比以前多得多的机会。但是，穆斯林（尤其是中东裔穆斯林）这个群体却遭遇了重创。

 美国9·11事件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国际上反恐联盟的形成，更意味着国内形势高度紧张，反恐成为比种族平等多元更高的政治正确。9·11事件后，美国社会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案件迅速增加，其中52%的受访者称，受过“特别监控”，43%受访者表示，受到过骚扰。许多穆斯林孩子们在学校被称为恐怖分子，被要求“滚回家去”，虽然他们就出生在美国。尽管当时多元主义、种族融合在美国媒体中反复提倡，但穆斯林群体则遭遇最艰难的时刻。而且，每一次国际新闻中爆出恐怖袭击的消息，无论是在西班牙、英国，还是在印尼、澳大利亚，都会加重穆斯林的困境。

 可见，作为阿富汗移民二代的马丁，他的青少年时代都在这样的氛围中度过，对社会的愤恨也可想而知。他工作的卑微，失败的婚姻，更是进一步加剧了他的挫折感。但更关键的是，这个群体的部分人，选择了一种可怕的抗争方式。

▍二

 左翼抗争运动，历来是政治学领域的一个令人关注的议题。抗争者有某种政治诉求，通过各种渠道以实现。他们的目标也不一致，手段更是多种多样。一般抗争者都是出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或是阶级上处于下游，或是人数上处于少数。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民族运动、女权运动，都属于左翼抗争运动的谱系。在近50年中，左翼运动中不断演化新的抗争方式，比如环保运动、反全球化运动（本土主义运动）、反核运动、同性恋运动等，各式各样，大张旗鼓。

 按照光谱的划分，分为“保守”-“温和”-“激进”-“极端”等不同的序列。一个主题，可能会孕育出不同的阵营。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例子，就是以60年代黑人平权运动为隐喻的漫威动漫《X战警》，变种人的斗争实际上就是一次平权运动。X教授查尔斯试图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实现人与变种人的和平共存，但万磁王则是更加激进的一方，通过搞破坏实现对人类的报复，但同时也在加深人类对变种人的仇恨。尽管这两人大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变种人的利益，但最后都厮打起来。

实际上，很多左翼运动，如果发展到极端，都会带有激进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的色彩。比如说，黑人平权运动中，有伟大的马丁·路德·金，也有主张暗杀白人的“黑权领袖”马尔克姆·X；在环保运动中，有“绿色和平”（早期）这样的动人传奇，也有“地球解放阵线”这样让人闻之色变的“生态恐怖主义”；在工人（学生）运动中，有温和的、有建设性的社会民主政党，也有激进的、甚至变成恐怖的组织，比如日本的赤军、秘鲁的光辉道路；在印第安人平权运动中，有温柔浪漫的副司令马科斯，也有愤怒的拉塞尔·米尔斯……总之，“每个查尔斯的背后，都会有个万磁王”。

 按照这个光谱，在西方的穆斯林也可以如此划分。

对于温和派而言，非暴力是抗争的重要手段，甚至比抗争更重要。甘地有句名言：“殖民者有枪，但我们有比枪更厉害的武器。”非暴力，实际上是道义层面的抗争，它需要表演、建构、言说、策划，还需要吸引媒体的关注，这是一套极其复杂的战略。但是，它的效果也是明显的，马丁·路德·金、副司令马科斯、哈维·米尔克（同运领袖）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放在穆斯林这个群体中，我们发现并不能看到使用这个策略的人。

 至今，真正站出来、为自己发声的穆斯林不多。他们并没有一个真正的领袖，像以上群体的代表人物一样，为他们申辩。他们的声音都被右翼的呼喊声压制了。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在这个时代节点中，一个更极端的思潮在这个群体中迅速传播。它像幽灵一样随着互联网准确地找到了每一个有伊斯兰倾向的人。一些极端者，就如林达在长文《廉价的政治正确会遮蔽暴恐真相》中指出的那样，在“伊斯兰同心圆”中，处于最核心的是“暴力圣战者”，“他们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就不顾自己姓名要去杀死叛教者，相信殉教会入天堂”。我曾经震惊于一位原教旨主义者纪念本·拉登的散文，文章大气磅礴，文笔秀丽，将拉登描绘为一个无畏的斗士、杰出的圣人，一个伊斯兰世界的“切·格瓦拉”，并号召所有圣战士为拉登的理想而战斗。这种类型的文章，在《大比丘》（ISIS的官方刊物）中比比皆是，具有极佳的洗脑功效。

自从2013年起，在伊拉克、叙利亚战场上，出现了很多从西方世界返回的“圣战士”。他们很多人甚至一辈子都没去过亚洲，却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这场混战中。最令人吃惊的是德国青年国脚、带有中东裔血统的布拉克卡兰，居然参加了叙利亚的“圣战”，并被炸成碎片。他的弟弟说，他在网上看了很多极端主义的书，因而被洗脑，从而放弃在欧洲大好的足球事业，走上了不归路。

▲ 布拉克卡兰和弟弟

中东研究专家殷罡在总结这场反恐战争中所说：“最可怕的，不是ISIS占领了多少城，而是它背后这套意识形态。只有驳倒这个意识形态，才能制止ISIS的扩张。”不管ISIS命运如何，对于欧美国家来说，很多处于社会边缘的穆斯林，因不满而滋生反抗、进而摇身变为暴力圣战者，将一次又一次地制造新闻。

从查理周刊事件到巴黎空袭事件，再到今天的暴力事件，都是在欧美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所为。很明显，他们都是“暴力圣战者”。皮尤研究中心的数字是，目前在这个核心部分的人数，大约在17万-47万。如果这个群体都行动起来的话，那将是世界的灾难。

▍三

他们之所以热衷于采用暴力，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因为温和派的抗争一直毫无起色。

 如果没有查尔斯教授，变种人都会聚集在万磁王的身边。相信大量带有反抗意识的穆斯林都是处于摇摆状态，如果没有非暴力的抗争路径，他们就会走上极端主义道路。

以美国为例，温和派穆斯林占大多数，但他们声音很微弱。在奥兰多枪击案之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主席尼哈德·阿瓦德在记者会对ISIS成员及其支持者隔空喊话：“你们不是为我们代言，你们不代表我们，你们是精神错乱，你们是非法之徒……你们不是为我们的信仰代言。他们从不属于这个美好的信仰。”

可惜，阿瓦德的声音还是太小，哪怕他很努力，他一直没法“抢到头条”。从话语打造、景观树立、街头运动的角度而言，穆斯林平权运动是乏善可陈的。当然，难度也摆在那里，不仅因为恐怖主义经常出现拉后腿，而且一些习俗也为现代文明所不容——比如男尊女卑、头戴黑纱、敌视同性恋等。这些习俗都增加了平权运动的难度，因为“非暴力抗争”的重要一点是，唤得公众对其的认同。

而与此同时，ISIS的意识形态又在通过互联网而广泛传播。面对越来越壮大、理论武器越来越强的激进派，阿瓦德等人并没有多大的办法。

奥巴马在对此事表态时小心翼翼地绕开“伊斯兰”这个字眼；善良的美国市民依然打着宽容的标语，依然在街头拥抱穆斯林。但这无济于事。这不能掩盖在这个移民群体中的身份危机以及精神危机。他们依然在底层、边缘处境挣扎，为社会的歧视、割裂所买单。

 林达指出，目前在伊斯兰内部，两股势力在拉锯。对于阿瓦德等人而言，任务是艰巨的，甚至可能被指控为“叛教”，进而被刺杀、被炸死。对于偏激的独狼而言，他们何尝不知道投身暴力抗争是死路一条呢？因为他们找不到其他选项！

 在本文即将结尾之时，看到了一个未曾确定的消息，凶手马丁有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同性恋者。“看到两个男人亲吻而感到恶心”的说辞，有可能是羡慕。这就是所谓的“恐同即深柜”。“少数派中的少数派”，这加剧了马丁内心的惶恐，进而扣动了扳机。

【作者简介】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评论员，政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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