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舟：南方报业与杨箕村：一个时代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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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南方报业这个邻居，杨箕村一直带有某种神秘传奇色彩。

杨箕村千围（据说实际上有1500桌）盛宴最近震撼世界。解读纷纭，有人斥之为“最底层的食腐者”，有人赞之为底层的“奋斗者”，有人看到了农业社会的炫富陋习，有人看到了都市扩张地产经济的发达和虚妄。

▲ 新闻图片：杨箕村的盛宴

杨箕村盛宴，完全配得上一篇博士论文，或一部小说散文。最好是杨箕村的邻居“289艺术”请我策展一个艺术行动，我会在杨箕村的两个邻居——289艺术和TU凸空间（LIVEHOUSE），以及二者之间——策划一场“杨箕村游击战”。但经过精心策划——尤其是航拍——的杨箕村盛宴，已经是好鬼生猛的波普艺术，我能做的，仅仅是继续从高处俯瞰已然消失在高楼大厦之间的杨箕村，悍然高空抛物，扔下这些糖衣炮弹——

地产中国梦的好莱坞式凝视！

景观社会的城中村夺权游击战！

自拍时代事先张扬的头条新闻！

农业社会的法西斯美学！

城乡结合部的都市乡愁！

后现代粤菜之大阅兵！

港产黑帮片之盗版大结局！

野蛮生长之丛林社会的安魂曲！

▲ 资料图：南方报业集团

请原谅我看待一件事情很少先从忧国忧民的角度出发。我们不妨先从城市空间政治——包括中国的风水空间政治学——来看待杨箕村。杨箕村的邻居，以东兴北路划分，一边是中国南方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外商活动中心，号称中国第一家五星级会所式酒店，会所在今日早已臭了大街，但在九十年代，“会所”是个引人遐想的神秘而封闭的空间，而与之相对照的，则是杨箕村的底层发廊；另一边则是南方报业，外商活动中心是广州大道中293号，南方报业则是289号，这里号称“中国传媒的黄埔军校”。杨箕村有一条小河，通向五羊新城的寺右新马路，通向一个游泳场，也通向广州军区。这条河没有名字，俗称臭水沟，但它沦为臭水沟肯定是迟至九十年代的事，在过去，它应该有过一个美丽的名字，可能不难钩沉。1993年，我刚到广州的时候，大街小巷都是李春波的歌声——“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在广州的城中村，这样的歌声容易令人忘记这歌歌颂的据说其实是知青时代的村姑。“村里的姑娘”一直是被中国人在现实中无情抛弃，只能可怜地活在梦中的虚构女神。城乡杂处共冶一炉，是广州特色，其空间政治其实从地名包括村名就可以考察出来，这些诗意的名字充满鸟语花香，比如你很难把“芳村”和什么收容站联系在一起。

南方报业大院和杨箕村互为镜像，尽管貌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实则有着相近的时代节奏。289传媒业最具活力的时候，恰恰是周围社会环境最混乱无序的时候。九十年代广州报业空前发达，从杨钰莹高唱《外来妹》那会儿开始，“南漂”的媒体人就越来越多，289大院里讲粤语越来越少，报业就越来越兴盛。相当多媒体人都把城中村作为自己最初的落脚点，当然，后来他们基本上都住上了自己的豪宅，但要他们回忆当初的城中村生活，估计很难有太多美好回忆，除非你是一个靠出卖回忆为生的浪漫文人。社会大转型之际，地域、阶层、城乡之间的撕裂如此严重，你很难用善良或不善去做道德判断，一个人很可能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一个小小城中村，突然之间要面对环境的剧变和人口的剧增，不单要对付虎视眈眈扩张包围而来的“城里人”，还要警惕蜂拥而入的外来人，既要借着他们收取房租，又要严防外人侵犯村里的利益共同体。

▲ 新闻资料图：拆迁前的杨箕村

在九十年代的广州城中村，一个“外来妹”被村民吹口哨是司空见惯的事，一位住在客村的女同事曾称每次回家平均一百米会碰到一个冲她吹口哨的。我有好几位媒体朋友都与村民发生过冲突，其中一位的妻子被村“联防队员”踢伤，报警，登报，最后都没用。当然不是说就没有外来者和本地人一家亲的美好温馨，但无论对于本地人还是外来人来说，当时的不安全感无处不在，彼此语言和习俗完全不同的陌生人是骤然被抛入同一个高压锅的。很多人都说广州人包容，但这个“包容”更多的是指广州人不爱多管闲事，某种商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务实精神，而未必是指精神境界上的开放包容。否则从前也不会一概用“捞佬”来指称外地人，如今广州到处都在说“撑粤语”乃至“保护粤语”，抗议“歧视粤语”，但这本身就反映了广州的进步，在九十年代，明明是粤语歧视普通话更甚。而南方报业对广州的一大贡献是：普通话和粤语的和谐共存。

村落社会，讲求的是村治精神，自保自家地，而不是动辄上升到国家层面和政治意识形态道德层面，广州城中村村民是缺乏朝阳群众精神觉悟的。三元里抗英与其说是保家卫国，还不如说是保家卫村，富有广州城中村特色的”联防队”，远的便可以追溯到三元里抗英年代，近的可以追溯到文革年代的街道联防，一种以敲锣（其实更多的是脸盆）警示的居民自保治安体系，可以防范过激红卫兵的打砸抢也可以防范小偷。但在社会大动荡的时候，这种对暴力的防范沦为对暴力的恐慌，乃至先下手为强的暴力宣泄。1967年8月，一则莫须有的所谓“三千多被释放的劳改犯进入广州”的谣言令处在文革暴力漩涡中的广州全城陷入恐慌，而克服恐慌的途径是无辜的杀戮，本来恐惧的是外来的所谓“劳改犯”，结果被打死的其实大多是本地人。（又及：关于这一事件，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先生的回忆录有所提及）。

我不是要把改革年代和文革年度相提并论，但既然是“革”，就难免割裂的阵痛，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州，必然要承受因外来人口急剧增加而造成的社会矛盾，从来就没有凭空而来的包容，不经历隔阂与误解、恐惧和歧视、摩擦和冲突，也不会有什么融合。暂住证和收容制度被用来缓解这一激烈的矛盾，但正如孙志刚案所揭示的，恶法必然助长权力的灰色（血色）产业链。广州的治安后来的好转，有政府大力整治之功，尤其是借奥运到亚运之机，以不可避免的大拆大迁对城中村重新规划，这一过程免不了血腥——有那么几年，杨箕村里经常挂出反拆迁横额，而最后出现了被拆迁户跳楼自杀的悲剧一幕。但相对来说，广州城中村的拆迁代价已经算小的了，首先是因为广州的情形几乎绝无仅有的：不少城中村就位于市中心，或者新规划的黄金区域地段，村民再吃亏，也是房价疯涨的受益者。其次，几十年来的房东生涯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财富”，房租渐涨，和外来陌生人相处也就习惯成自然，“大家一齐搵钱”才是广州包容的精神内核。不管是把广州夸成一个似乎天造地设的包容的城市，还是愤然批判广州城中村村民成不了“公民”，都是一种小清新大爆炸的行为。

▲ 新闻资料图：热闹的广州夜市

广州的食物对此融合亦有巨大贡献，没有人不喜欢广州热气腾腾的日常生活——主要体现为满大街午夜都不打烊的大排档和餐馆。广州的胃是最包容的。

这么说来，对于杨箕村千围盛宴的报道，媒体最失职的是竟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到底都吃了些什么，顺德大厨的菜单呢？从杨箕村出来到五羊新城一路上餐馆林立，大多当年我和朋友同事们日夜混迹的餐馆都已不存在，但只是转手改成另一家餐馆，并且在旁边又开了更多的餐馆。南方报业和外商活动中心之间，通往杨箕村的那条东兴北路的尽头，曾经有一家餐馆悍然装修成水帘洞，每次去总感觉自己是白骨精或唐僧，不是吃人就是被人吃掉。但这条路很少有餐馆，那家水帘洞一两年后也倒闭了。但今年夏天我回去一看，东兴北路俨然已经成为广州CBD的最新美食街，有的餐馆如“知道分子书房菜”已经开张营业，有的餐馆如“胡桃里”正在装修。整条路整饬一新，呼应着杨箕村和289大院的新生。大家只看到杨箕村的盛宴，却没看到“中国媒体的黄埔军校”，也正在变成一个美食大本营。

这条短短两百多米的今日美食街，昔日一度遍布“发廊”，没错，杨箕村发廊业曾经一度扩张包围到南方报业。而从南方报业通往杨箕村的这条路段，也是抢劫多发地段，抢的不乏南方报业夜班工作者，相信很多南方报业的人都有过护送女同事下班回家的经历。到了凌晨五点左右，来印厂运报纸的报贩子陆续到来，这里才恢复了安全感。这条小路上的某家小宾馆曾经两度发生命案，《南方体育》有一次开年会，有的住在该宾馆的同事晚上睡觉都不敢关灯。南方报业门口的公交站，从前也一度天天抢手机，光《南方体育》就有两位女编辑相继在大院门口被抢，但都英勇战胜劫匪：一个是在公车上把抢手机的劫匪从车门踹了下去；另一个当过游泳运动员，被一个少年抢了手机后她一路狂奔追上并夺回手机，还训斥对方：”跑不过我你也好意思干这行？！”那年头因为小偷劫匪司空见惯，真遇上了倒也不怎么会花容失色。我去南非巴西，走在环境不大安全的街上，裤兜里会捏着手机或钥匙串，就是当年在广州养成的习惯，随时可以用作防卫武器。

其实我极少目睹犯罪现场，大多罪案其实都是从《南方都市报》看到的，而且往往是在做版的时候，在版样上先睹为快——而不是等到第二天报纸印出来。有一次赫然看到广州新闻版版样上一条新闻：东兴南路发生命案。女主人出去晾衣服未关家门，小偷趁机入屋盗窃，被发现后将女主人及其婆婆杀害，案犯逃不出五羊新城便被捉获。我倒抽一口冷气，案发地点就在我斜对面，当时我住在南方报业大院南门宿舍楼一间7平方小屋，案发地点离我直线距离约五十米，隔了一道墙。我习惯睡到中午，对家门口上午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如果不是凑巧看到报道，也没人告诉我，我永远都不会知道这起凶案。当然，街市依旧太平，我依旧成天在案发那栋楼的楼下买烟买食品，只是从此在叼着烟散步的时候，会稍微感觉到路灯下的阴影。那些消失的生命，充其量化为社会新闻版的几行字，有些如果没登报（或没人爆料，或记者没去，或版面不够），那也就当没发生了，在你喝早茶的时候，就无法提供给你更多的谈资。我最不愿意在报社碰到，也最不愿意与之一起吃饭的老同事，是曾经的灾难报道机动记者张蜀梅，因为她总会告诉你最新的灾难，有的还没来得及报道，或者根本不会报道。她会在吃鱼生的时候喋喋不休讲述一起碎尸案——“有一个人，被切成了千百片”，会在打边炉吃火锅的时候眉飞色舞——“有一个人，被扔进了锅炉”。

只有名人的死才是盛宴。我就是在后来发生命案的那栋楼楼底下的便利店，用公用电话回复当时的南都主编关健的CALL，他冲我喊：傻佬，仲不快滴翻黎做嘢，戴安娜死咗啦。其实我根本不记得他当时到底是跟我说普通话还是广东话，只是现在我觉得广东话更符合当年的气氛。于是，到了凌晨时分，我在印刷厂看到无数个戴安娜的头，在空中飞舞。后来我又在午夜的印刷厂目睹过不少逝世的名人，那些伟大的头，数十万个头，在头版上，在空中飞舞，那是启示录般的伟大的复制者。而在同一年代，舌头乐队在高唱“复制者，复制者，人们不用排队去等候”，NO乐队当时还不叫左小的祖咒则站在强悍的乐队面前高声朗诵十五大报告。现在，从杨箕村千围宴的俯拍照片，我再次看到这种复制的力量，我不是说这就是艺术，但艺术应当直面这启示录般的景观——这种铺天盖地排山倒海的中国式的权力消费美学。

▲ 资料图：1990年代城中村

从南方报业到杨箕村之间，有三种“公共空间”：发廊，大排档，有公用电话的烟店或便利店。宵夜的大排档是如此民主，夜班编辑和小姐共同瓜分大排档的牛河和烤生蚝。政府在九十年代曾统一在全市到处安装公用电话亭，但没过多久电话机电话线就几乎全部被盗拆光。便利店的公用电话，才是这座城市的秘密所在，在等待复机的时候你会无意听到一个又一个异乡人在广州的故事，有时候你不妨多抽一根烟，不道德地再偷听一会，某位小姐的最新故事，她们的名字经常叫小莉或小丽，她们共用同一个名字来面对自己的职业，戴着一个小小的面具融入陌生的都市，周旋于陌生的男人之间，当然，也许面具才是更真实的、赤裸的。她们大多最后会卸下面具回到家乡，运气好的话，开一家烟店，在乡下盖一小栋楼，并给奶奶治病，运气再好的话，嫁一个好人，生几个孩子。成百上千个小莉或小丽曾走在杨箕村的巷子里，她们年轻美丽的头，在时代的巨轮上飞舞，最后消失。有的永远消失在这里，甚至在死后一个月才被房东发现，被媒体披露。

南方报业后门也就是西边，有过几家卖盗版碟的，后来有的影碟店改做发廊或小吃店，最后只剩一家，那里滋养过不少影评，包括酷爱越狱片的“盖申”。有一回我把这家店介绍给香港来的影评人李照兴罗维明，结果给影碟店带来革命性的生意，整个店几乎被搬空了。如今的德州扑克大王王小山也曾经流连于此，不过他既不买春也不买碟，他只买彩票。有一天午夜，我在印刷厂看到无数个王小山的头在空中飞舞，大惊，走近一看，才发现王小山在版面上狞笑，而大标题是：他中奖了。我以为他从此发达了，但第二天去敲诈的时候，他说：太倒霉了，这期的二等奖居然只中了十几万，都不够我这么多年花在彩票上的。又有一次，某位如今的媒体创业大佬从这家盗版碟店带回一张没有封皮的裸碟，回来奔走相告。在互联网还远没那么发达的年代，璩美凤那激情47分钟在事发第二天，便被悍然刻碟销售了，这就是广州速度，杨箕速度，南方速度。杨箕村和南方报是一体两面，媒体工作者与现实的关系就像与沸腾水煮鱼的关系，更准确地说，他们对社会现实具有鼻炎患者对湿热而肮脏的空气的敏感，那个时候广州的治安和广州的天气可没现在好，鼻炎药恐怕也是南方报业的重要广告客户，而正是这种随时随地冲着报纸打喷嚏的敏感，成就了那一代媒体人的名声，也带来了代价。如今互联网新媒体时代，电脑和手机屏幕隔在中间，当年的媒体人也和杨箕村村民一样住进高楼成一统，彼此再也很少与城中村的夜色和河沟的气息混为一谈了。

▲ 南方报业与杨箕村之间焕然一新的美食街

289大院变得新鲜而陌生，成了一个艺术创意园区，到处是艺术、时尚、咖啡、美食，潮人和创业狗出没，艺术空间则展出炫酷的家具——显然不是卖给杨箕村村民的。在已然艺术兮兮的旧印厂，很多老同事老朋友的头，恍然在空中飞舞，他们大多已远走高飞，有的创业，有的出国，也有的在牢里，有的已不在这个世界......

纸媒衰落了，可地价还在不断增值。杨箕村和南方报，应该是彼此最相知的，它们应该站在自己的最高处，互相俯瞰和俯拍对方，相看两不厌。这是一个为了告别的盛宴。激烈的动荡过去，历史已经完成。固化的不仅仅是阶层，也不仅仅是地产经济主导的社会，而是整整一套强悍的“中国模式”。人们能够争抢和分享的，唯有利益，假如利益也难以分享，那就只能分享舌尖上的中国。

在刚刚过去的“滚动三十”工人体育场演唱会上，崔健在三位MC的助阵下，说唱了一首大多数人很陌生的《混子》：“现在时候到了，再也没人闹了，理想之间的斗争已经不存在了。“那是二十年前的歌，来自专辑《无能的力量》。

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喜丧红白天人合一的伟大传统。假如有什么时代病，那也可以提供食疗。知道分子书房菜的包间门口挂着报社各部门的办公室牌子，就差289艺术家来表演吃报纸了。治疗时代病的方法有很多：除了吃，我们还可以上淘宝购物，可以在微信上抢红包。

音乐据点喜窝酒吧搬到了289大院，TU凸LIVEHOUSE则杀到了杨箕村，但光靠音乐很难赚钱，每周有一天，LIVEHOUSE也不得不改成餐馆接受酒席预订，据说有一道新式的老鹅很美。广州的食物是最现实的，不管是新闻理想还是艺术梦想，最终都不得不通往一个温暖的包容的胃，还是那句话：广州的胃是最包容的。在289艺术的带动下，格林威治杨箕村势必会越来越火，火到租金飞涨的时候，你自然会去别的村开辟新的人生和艺术战场，这是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如同如今的打工仔乃至工薪阶层，越来越远离市区的城中村——而本来市区的城中村也已渐渐消失于高楼大厦之间——不断拓展新的城市边界，如同北京有通利福尼亚，广州也有车陂福尼亚。

▲ 资料图：TU凸LIVEHOUSE的演出

南方报附近就有一座五羊图腾，我曾开玩笑说广州的图腾应该是老鼠——假如嫌我恶毒，那就米老鼠吧。广州的大排档是最平等、最环保的，人和鼠分享食物。从前，假如你没有在大排档和老鼠一起吃过饭，你都不好意思说你来过广州，广州的老鼠丝毫不怕人，就在桌子底下在你脚边，分享你遗落的菜渣和骨头，像猫狗一样温顺。但由于太肥，它们有的一不留神可能会和野猫一起，被无良街头贩子做成“羊肉串”。王磊写过一首歌叫《广州老鼠的对话》，盘古唱过一首歌叫《猛鼠过街》——这乐队的两只猛鼠曾经就住在那座大院我的宿舍。如果是在九十年代初，你在广州大排档可能会遇上给你表演米高积逊劲舞的卖艺者，如果是在九十年代末，你可能会遇上拿房东的水桶当鼓，冲你高唱港台劲歌的白银双雄张玮玮和郭龙，如果是在十年前，你可能还会遇上小河，在烤生蚝和大肥鼠的包围下，在晚风和酒气的推动下，唱《不会说话的爱情》，但现在，你只能进LIVEHOUSE听他们唱歌；如果是在十年前，你可能还会在天河城购书中心的门口，向一个叫阿茂的走鬼买打口碟，向一个叫阿科的走鬼买盗版书，而现在你也只能去LIVEHOUSE听五条人唱《走鬼》。最近五条人写了一首《石牌桥》，歌中唱到：“那时广州还没有禁摩托车，我带着你穿过这个城市......”。他们还有一首《梦幻丽莎发廊》，想拍MV，却发现要捯饬一个九十年代港产片古惑仔的发型很容易，要找到一家充满旧日风情的发廊已经不太容易了。一切似乎秩序井然，一切已经焕然一新。

九十年代中后期，陈侗赫赫有名的博尔赫斯书店曾经四处搬迁、四处游击。有一次是在东山的一栋古老洋房，在大尾象工作组的一次群展上临时摆摊，博尔赫斯书店有一股抵御流俗侵蚀的死硬气质，但陈侗同时又是行动高于理论的高手。我很喜欢大尾象的名字——不叫“大尾象艺术团体”，而叫“工作组”。在东山那栋古老洋房，大尾象的徐坦在临时的“博尔赫斯书店”隔壁，做了一个自己和妓女一起快活的图片展。

书店的隔壁可以是妓院，妓院的隔壁也可以是报馆。这才是我所理解的，广州的包容。艺术并不高于生活，新闻理想也未必高于现实。

珠江新城是如今广州的地王，二十年前，珠江新城只是夜班编辑宵夜的一个黑暗诡异的背景，一个杂草丛生的广袤工地，假如走过去冲着这个未来的新城撒一泡尿，碰巧天又下着蒙蒙细雨，你会发现那真是一个理想的古战场，而幽魂们正在悄然给一座未来的城市打地基。二十年前的某一天深夜，我曾经在南方报业斜对面，在如今珠江新城繁华路口位置的一家餐馆，坐在大排档上，欣赏了一出各路有势力人士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血拼好戏，他们各显神通，令人叹为观止，广州午夜的大排档，向我暴露了你在报纸上不会看到的广州地下社会的秘密。事发之后，一个被打的半死的马仔被抬走，警方过来录目击者口供，而我一边说，一边继续吃我的肥鹅煲。

离那家餐馆不远，在如今珠江新城繁华路口的另一侧，九十年代初期有个酒吧，好像叫红蚂蚁。大尾象工作组在那里有过行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陈侗，记得他好像是举着一个喇叭，扮演一个策划发言人的角色。大尾象的林一林当场撒了一叠钞票，围观的盲流和文青一起伸手争抢在空中飞舞的钞票，一举瓜分。我和两位住在圆明园画家村的画家朋友讨论了一下，决定把一张大团结用于打车和宵夜，而不是把它交还给艺术家或警察叔叔。也就是说，把艺术消费掉，把钱花掉，把食物消化掉，和那些盲流一起抢钱，一样花钱。“盲流”是八九十年代广州发明的流行词，从中还会衍生出：盲流歌手，盲流诗人，盲流艺术家，可能还有盲流记者。

▲ 资料图：杨箕村拆迁

砖头和大团结，构筑了当年林一林的作品，当然也构筑了珠江新城，构筑了杨箕村和289大院，构筑了这个时代的欲望都市。

听过当年一位八十年代广州狂热文青的创业故事，他在九十年代转型成为建筑装修商。在赚钱这一事业上他也充满了八十年代艺术狂想者的霸气，当有客户质疑墙板是否牢靠时，他会掏出一叠钞票往墙上狠狠一拍——“不牢靠？那你就把这个糊上去不就得了！”装修大佬后来在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天神秘消失，据说是被人用刀片抹了脖子，但死因成谜。

当年，每当我在南方都市报上看到有作家评论家学者在激情弘扬人文精神批判社会道德的时候，总忍不住想，如果把他们集体拉到杨箕村的发廊里开个会该多好，在那里继续好好弘扬人文精神批判社会道德。

大概是上世纪末的某一天，有一天南都副刊上，有位评论家在发出振聋发聩的质问：“奥斯维辛之后，诗人何为？”刚好那一天，我在大排档吃干炒牛河的时候，听杨箕村某一个小莉或小丽说：“昨天夜里河边的菜市场那儿有个女孩死了”。怎么死的，不知道。但这句话，我知道，就是诗——“昨天夜里河边的菜市场那儿有个女孩死了”。

【作者简介】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乐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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