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手牵猴:油画是从这里开始的 | 博物馆窜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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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手牵猴
在布鲁日,今天最有名的,恐怕就是纺锤编织的手工蕾丝。穿过老城的戴佛运河边,为游人指路的地图,也是这样的编织品,尺幅相当巨大,更像是城市形象的宣传品。虽说也是中世纪的故迹,且有“北方威尼斯”的俗称,这里的空间却疏阔很多。从大钟楼、圣母院到救主大教堂,一个个地标时时可见,做为方向的参照。到底是北方,水面随处有天鹅悠游而过,拖曳着几道尾涟,扰乱沿岸古旧砖墙的倒影。
▲ 布鲁日
但在中世纪的全盛时期,这座港汊纵横的水城中往来穿行的额,是来自各地的驳船。贸易和纺织,曾使这里财源广进。虽说那是四百年再往上数的年月。评估一座城市全盛时期的成就,永远是以她衰落之后沉积的美感,做为清算方式。就靠着这笔遗产,布鲁日百年前就把旅游视为重要产业。单从客流量来看,来到布鲁日的游客大多涌向圣母院,一座红砖结构的哥特教堂。这里供放的云石圣母像,出自米开朗基罗之手。这是他的雕塑作品旅行到的最高纬度。
不同于威尼斯的是,它在航运、教育、酿造、工程等领域,始终保持着相当的水平。即便如此,这还是一座属于往昔的城市,它最辉煌的一页被夹载到博物馆中。一个包括郊区幅员不到一百四十平方公里,人口十万出头的城市,却拥有三十余家博物馆。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格勒宁格博物馆。展馆规模不大,前身也是一座中世纪修道院,但它弥足自傲的一点,是为公众提供了一种油画发源地的想象空间。也正由于地理因素带来的优势——当然也是局限——该馆的重心放在早期尼德兰绘画,兼顾其它。
▲ 格勒宁格博物馆
这类先插一句题外话:艺术史上的尼德兰,指的并不是荷兰。前者是一个地理概念,后者则是“三十年战争”后,尼德兰北部七省脱离西班牙统治后,形成的一个国家;前者是十四到十六世纪,北方文艺复兴的重要部分,后者则属于巴洛克时代,出现了伦勃朗、哈尔斯、法布里修斯、维米尔这些名家。
而说起尼德兰绘画,爱好者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扬·凡·埃克的《自画像》,还有《阿尔诺尔菲尼夫妇》。后者经常做为最早的油画杰作,出现在各种书刊当中。这两件作品都在伦敦的国立美术馆。这种大型博物馆的长处是馆藏丰厚,包罗万象,但代价则是作品与原初语境的强行剥离。当然,这个问题对于任何博物馆全都成立,即使就在本地,轻重不同而已。但无论如何,解释权交到别人手上,多少是种遗憾。
▲ 《阿尔诺尔菲尼夫妇》,扬·凡·埃克
格勒宁格博物馆的明星,当然也是凡·埃克。很长时间里,他被说成油画的发明人。当然这事儿又跟那个瓦萨利有关。就是说此人的笔一路伸到了北方。所谓文无第一,画也一样。油画的出现,应该不是孤立事件。与他同时代的卡姆平,对此也有贡献。就像这座博物馆收藏的其他早期尼德兰画家一样,凡·埃克也是外来移民。商业中心总能吸引到各种类型的人才。
等这位画家在布鲁日定居安家,已经是一个有些基础的老男人,于是娶一幼齿为妻,家族成分大概是下层贵族,也算步入了庸俗的成功者行列。关于这位凡·埃克夫人,我们只知道她名叫玛格丽特,娘家姓氏已无可考。再就是她喜欢买彩票,当时的新鲜事物。旧时代的女人,要不是出身显贵,都是和草木同朽。所幸她家领导是个画家,总算留下一副肖像,收藏在格勒宁格博物馆。
▲ 《玛格丽特》,扬·凡·埃克
就像很多早期北方人的作品,这幅画充满细致的局部描摹,但人体结构比例不准确。也许因为尼德兰地区经济繁荣,战乱较少,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政府执法也更严明,这些艺术家不像意大利的同行,有机会经常接触死人。雷奥纳多·达·芬奇早年就追随维罗奇奥,解剖过不少尸体。他在手稿中绘录的大量肌肉、骨骼的构造机理,都是这样积累的。米开朗基罗也这么干的过,虽然这样并不合法。
他的人物表情也略显刻板。这其中或有哥特风格的因素,但也不妨看成另一种写实,毕竟欧洲北部的人,表情不像南方人那么丰富。当然你也可以举出反例,比如前面刚刚提到的《阿尔诺尔蒂尼夫妇》,画中人物就是意大利人,来自卢卡,那个新婚丈夫的职位,恰好就是美迪奇银行派驻布鲁日的代表。凡·埃克流存至今的作品不多,大多完成于他定居布鲁日之后。
凡·埃克的经历比较特别,青年时代在勃艮第公爵府任专职画师。一份侍从的薪水,除了维持生计,还能带来安全感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至少不用为订货犯愁。虽说出身平民,但他受过古典教育,通晓希腊、拉丁,甚至希伯来语。这样的文化修养对他混迹宫廷,应该不无帮助。除画画之外,他几次担任外交使节,甚至履行过秘密使命。他与其兄合作过一幅表现耶稣下葬的画,天使背后的远景,正是耶路撒冷的天际线。这或许是文艺复兴时代,唯一准确表现圣城景观的作品,只有作者曾身临其境,才能做到。
格勒宁格馆藏的凡·埃克作品中,更重要的是《政法神父凡·德·派尔与圣母子》。这是布鲁日当地一个富有的神职人员,委托画家绘制的一幅油画。就像上文提过的,早期油画并不是画在帆布,而是橡木板上。另外,这个画家习惯在画框上签名,它属于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个类型,术语叫sacra conversazione,这里暂时凑合着翻译成“神圣会话”。画面中的核心人物都是圣母子,但还会出现一些使徒、圣人;他们之间的互动感。带来更鲜活的观画体验。
这幅《圣母子》是凡·埃克的晚期作品,可以集中看到画家的主要创新和风格特征。委托人跪拜在圣母子和圣多纳(布鲁日的护守圣人)面前,手捧祈祷文和眼镜。15世纪的尼德兰,眼镜还是奢侈品,虽然这一地区后来曾以磨制镜片闻名,就连斯宾诺莎都是业内人士。这个视力强化工具,暗示着人物的博学,以及富有。另外值得留心的是,画面最深处的窗子都是装嵌玻璃的。当年,这种透明材料的制作成本极为昂贵,贵族之家外出迅游期间,都要把玻璃窗卸下储存,至于寻常百姓,只能靠开闭木制窗扇透气挡风,因此画中情景即便属于个别现象,也足以说明布鲁日的富庶程度。
这件作品再次展示了画家的细部技巧,从圣母宝座的刻饰,到东方地毯的细密纹样;从圣多纳法衣上的织绣纹理,到圣乔治盔甲上面的倒影。这里,戎装圣人的头盔成了一个弧面反射体,上面倒映出在场的人物,就像《阿尔诺尔蒂尼夫妇》中的凸面镜。圣骑士的金属甲叶上,还有另一个人的倒影,也正是画家本人。这个细节并非噱头。它折射出艺术家的身份自觉,也预演了委拉斯开兹在《宫娥》中,嵌入自身形象的后设性处理。
▲ 《宫娥》,委拉斯开兹
在那个时代,一个富有的自由城市想要摆脱大封建主的控制,除非拥有强大的军队。但在火器普及之前,这基本没有可能。欧洲的贵族就是一帮军头,打打杀杀是他们吃饭的行当。让一帮商人带着老百姓跟他们拼刺刀,纯属作死。早期枪械在精度和射速方面没法和弓箭相比——这个要等到发明膛线和后膛装弹才能解决——它的长处是降低训练难度,工商业阶级也能负担得起。在此之前,武装掠夺比起生产积累,还是一桩更好的生意。布鲁日地处富裕的弗兰德地区,除了发达的海上贸易,编制产业同样领先欧洲大陆,自然成为强权觊觎的对象。
后来哈布斯堡家族的马克西米安一世迎娶勃艮第女公爵玛丽,将这方宝地纳入囊中。接着就是加倍课税,贬值货币,商家不堪其苦。他们不止一次组织反叛,甚至曾经扣押马克西米安本人。这个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意向地方政权归还权力,可他刚一脱身,就立刻背信弃义,引来大军进犯,封锁当地主要商道。海峡对岸的英国趁机落井下石,派舰队封锁布鲁日港。此事对当地后果深远。马克西米安一世登基后,把帝国曾经给予布鲁日若干特许权,转手赐予更靠北方的安特卫普。
做为屈服的姿态,市议会委托画家杰拉尔·大卫绘制了双联画《冈比西斯的判决》,向皇帝公开致歉。根据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国王冈比西斯二世把一个收受贿赂,审判不公的法官剥皮处决,再把人皮蒙在他的座椅上,留给秉承父职的儿子。该画原本挂在市政厅,用以警示后人,切勿见利忘义。其中的一幅,后来转藏于格勒宁格博物馆,就是表现行刑的那部分。几年前,乌克兰的美女前总理季莫申科被控滥权受审,她的粉丝举着这幅画的印刷品,呼吁司法公正,增加了不少曝光率。
▲ 《冈比西斯的判决》,杰拉尔·大卫
有个很受欢迎的黑色匪帮片,叫《在布鲁日》,大家或许都看过。片中的两个杀手,暗夜登上老广场边的大钟楼,接着就出了人命。要是白天,由这个制高点向西远眺,你会看到一组风力电站的叶轮,再往远处是一座通往北海的港口。然而直到15世纪,钟楼下的古城就是港口。15世纪开始,北海水面下降,海岸线一路退至20公里外,财富也随城中主要运河一起开始干涸。
19世纪末,象征派诗人罗登巴赫在小说《死城布鲁日》中,为这座昔日的繁华港埠,派定一个颓败而诗意的文化角色。此时它早已归入比利时,这个现代国家。进入衰落期后,布鲁日的经济和文化地位被安特卫普,还有更靠北方的阿姆斯特丹逐渐取代。通过宗教改革,反抗哈布斯堡王朝获得独立的荷兰,此后将成为这一地区的新主角,进入自己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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