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勤伯:“分享”和“点赞”长大的一代是民粹领袖的天然盟友
文 | 王勤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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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全国都是暴雪的消息,有雪灾有雪崩有封路,佛罗伦萨只有连刮3天的大风和零星飞洒的细小雪花。
托斯卡纳总有办法躲进寒流的夹缝里。
叶子掉光光盼着大雪的梧桐树倍感失落,像婚礼的米粒已洒落在裸露的肩头新娘却发现自己没嫁出去。
▲资料图:佛罗伦萨街景
我趁着打折季买了一件合身的外套,把两条活蹦乱跳的狗送去店里洗澡。
店主是一对秃顶的孪生兄弟,我只记得其中一人的名字,用以称呼两人。关上店门走出几步,身后传来鬼哭狼嚎,每次离家不带它们,会准时在电梯将要抵达一楼时听到同样的哀嚎。
没有狗在身边走走停停嗅一嗅尿一尿,我在熟悉的城市道路上又变回一个完整的陌生人,除了街名和门牌号,我回家的路没有别的参照点。
不变的生活路标曾是欧洲人的骄傲,每天凌晨烤炉香味在空荡荡的石板街道中到处追赶挑逗晚归者的面包房,找回的零钱上也混杂着奶酪和火腿气味的肉铺,为了保鲜货物宁愿手背开裂两颊冻出番茄酱也不开暖气的蔬果店主,堪称街区八卦百科全书的报亭老板……短短几年,这样的店铺有的关停、有的改业、有的改业再关停,有的再关停再改业,有的无声地宣布着将坚持到老店主去世那一天。
经济不景气、移民危机是堂而皇之的理由,连锁超市、派送上门、现代化封闭楼盘、网购、大众评分才是老式街区生活的墓地。欧洲的外表仍是欧洲,日常生活平静如水,掩盖着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在21世纪的无所适从。
出于对欧洲文化传统的敬仰和对政府管控力的推崇,来自中国的观察者在缺乏对欧洲普通人日常生活深入了解的前提下很容易产生误解,以为限制移民封锁国界的保守做法能解决社会治安、恐怖主义、失业危机、福利赤字、经济低迷等一系列问题,保持欧洲“原来的面目”。这是站在变迁世界面前的另一种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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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无所适从,我想起那不勒斯朋友萨尔瓦托雷那张胖乎乎的脸。
萨尔瓦托雷有家庭有住房也有车,更有一门传统手艺,在过去的欧洲,足够过得比较滋润。现在,似乎这些又都不够。他是朋友的朋友,从南方来佛罗伦萨,约了时间找我咨询。
乌菲兹美术馆背后的内里街有个餐馆铺面转让。待转让的铺面并无特色,但与之几米之遥有家小店叫“老酒商”,在社交平台和点评网站上非常红火,世界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萨尔瓦托雷的比萨饼手艺放在那不勒斯也算不错,他想问,若是盘下那店铺做比萨饼,能否沾到“老酒商”火爆人气的光。
▲资料图:佛罗伦萨街头游人如织
朋友推荐得没错,我确实熟悉“老酒商”,2014年全世界在Tripadvisor网站上被点评最多的餐馆。几年前只是一个卖夹肠面包和葡萄酒的10平米小店,导游们带着一队队游客过来,对着写满食物名称的黑板讲解“大茴香根”香肠的历史,再讲讲托斯卡纳红酒,游客每人支付8欧元得到一个夹肠面包和一杯红酒,站在街边吃相百态。
我曾习惯在内里街找地方吃午饭,品尝过好几次“老酒商”,结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质量一般般,并不代表什么了不起的传统,价钱偏贵。相对于夹肠面包,更具佛罗伦萨特色的午餐小吃是牛肚包,价钱便宜,肉量大口味儿足。而我最喜欢“老酒商”对面的外卖店,真正的托斯卡纳家常菜,严格遵照传统食谱历,蘑菇的季节做蘑菇,野猪的季节做野猪,每周五必定做鱼,有利沃诺烧鳕鱼,也有油炸海鲜。
几年后,外卖店关闭了,变成“老酒商”新增的门面,街道两侧各自一条几十米长龙。相邻其他几家餐馆和小吃店也更换了主人,我很少再去内里街。
在意大利,过去时代的餐饮业是最平衡和稳定的行业之一,认真勤劳工作就能获得不错的收成,经营几十年的老馆比比皆是,不少球星退役时都喜欢投资餐馆。现在,少数人暴发、多数人危机的状态却渐成行业大势。
一家在质量、传统、可选择性等诸多方面都不是最佳的店铺可以人山人海,周围质量不差的店铺却常常门可罗雀,对于老一代的欧洲人是不可理喻也无法解释的。有不少人试图模仿“老酒商”在社交平台进行推广,收效甚微,谁也不清楚背后真正的秘密。最近两三年,就连外地来佛罗伦萨参观的意大利游客也加入了“老酒商”门外长队,和全世界一起体验“世界第一”的味道。
萨尔瓦托雷对自己的“沾光创业”计划充满乐观,但他在佛罗伦萨人生地不熟,不是网络高手,更不懂外语,“你觉得可行吗?他们每天吸引来那么多人,全世界都来了……”
我很抱歉但也非常直接地回答,如果带着20年在火炉前辛苦揉面铲饼的积蓄来做投资,最好谨慎一些,“沾光线路”风险太大,因为网络已让现代人变成一个新的物种,那些拖着巨大的行李箱也要在烈日下排队半小时去“老酒馆”吃个夹肠面包的游客,即便找到一家更美味更实惠的餐馆,仍然会认为自己中途放弃排队是个输家。我在那条街目睹过太多次其他餐馆一律空空荡荡不知所措的景象。但这就是信息时代,我也同样学会了不说出真相,如果有朋友从中国来,说他已品尝过佛罗伦萨“当地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冰激凌店”,我会假惺惺地表示祝贺;如果朋友打听“佛罗伦萨排名第一的咖啡馆”,我会胡诌一个,而不是提醒说当地人没有这样的排名。
胖乎乎的萨尔瓦托雷有点惊愕,也有点云里雾里,好半天不吱声。我突然有点后悔,仿佛不经意地欺负了一位老实人。
“我的妈,今天这日子真的有点难”,他终于开口,“得做点什么……但是做什么?”
他和太太、儿子一起去考察了待售的店铺,顺带参观了老桥、百花大教堂等景点,周日上午弥撒结束后就回老家了。他更多应该是在价格面前做出了放弃,而不是因为我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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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角有一家私立风湿病医院,或许是我回家路上唯一的实体路标。
好几次经过这里,我都按照现代人的消费逻辑对自己再度确认,如果有一天住进去,我购买的私人保险会承担75%的费用。我不知道剩下的25%在哪里,就像不确定是否有一天刚好可以得风湿病住进去。
前方迎面走来一位衣帽整齐、神色凝重的老律师,或老建筑师,或老测绘师,总之不会是个老画家或老诗人。他突然驻足,带着显而易见的敬意查看公文袋外侧的《晚邮报》是否雨湿,然后把报纸放进包里。我也情不自禁地停步,看着这个身影刚从昨天走来,又径直往昨天走去。
我已很久不买报纸。上一次是半年前在法国,想了解蒙彼利埃当地报纸如何报道欧洲杯。平时,我更多是捧着平板电脑看各国报刊杂志的付费电子版。但付费电子版不是什么先进手段,我刚到欧洲时主要媒体都在推出这项服务,十几年过去,多数报纸付费电子版用户不仅远比购买纸质版的人更少,甚至在两三年前达到峰值后逐渐下滑。现代人的阅读早已脱离一页页翻看版面寻找文章的方式,即使在可随意实现页面翻动的触屏手机和电脑上,人们还是更喜欢标题+索引+链接的直入阅读。
每次和同行友人小聚,报业前景都是绕不开的沮丧话题。报纸一直在削减采编支出,记者们同样无所适从。《晚邮报》编辑部多次用自己报纸版面刊文谴责集团管理层在各种新领域投入大量资金收获一堆垃圾最后卖楼填亏空。但新领域投资还会继续下去,媒体变革大潮面前,每个媒体经营者都需要“做着点什么”,向外界展示自己不是无所适从而是胸有成竹。
实际上,尽管同样急剧萎缩,欧洲报纸的现状还是比中国更好,甚至好很多,毕竟知识产权保护严格,前些年一度泛滥的论坛、小网站、新媒体抄袭现象已大有好转,一篇独家文章的全文只能在独发平台读到。然而,阅读方式的改变却为报业准备好了一个更深的坑:人们不再相信新闻。
川普说,他不需要媒体,他直接和选民对话。他和媒体的战争仅仅才开始。川普敢于宣布“记者是一群不诚实的人”,既歇斯底里也自信爆棚,新闻业揭穿他多少谎言都不足以让其害怕,倒是他的每次打击都精准指向新闻业的命门。
民粹领导人容易获得“无知”“偏颇”等评语,但他们把握社会潜在情绪的直觉却让批评他们的人难以望其项背。报业兴盛的时代早就为报业衰落准备好了一批随时愿意推波助澜落井下石的人。
《晚邮报》即使上世纪80年代巅峰期发行量也过不了百万,固定阅读综合类大报的人少于阅读通俗小报的人,读小报的人又少于不读报的人。那些不读报的人对读报的人是怎样的情绪?就像穷人之于富人、文盲之于读书人,所有的谦卑背后都有一份羡慕嫉妒恨,暗藏的情绪永远在积攒爆发的能量。
“记者都是马桶”,我曾不止一次在早餐吧里看到擦着油嘴的人这样调侃正在读报的朋友,在社交网络尚未兴起的年代,这种话也起于调侃也止于调侃,完成了能量释放。然而,社交网络改变了不同性质的话语在社会场合中的地理分配和能量级别,当美国总统候选人也以类似的粗暴态度对待媒体,不读报的人、不愿对社会问题进入深入思考之辈,找到了为他们“伸张正义”的大人物,他们终于以“人民”的身份站起来了,终于可以挣脱束缚大声表达自己曾被媒体“歧视”“过滤”“排斥”的观点。
新的趋势是,在社会敏感事件中,新闻业每一个基于事实的客观报道都会加深本行业和大众之间的分裂。倒是率众爆粗的民粹领袖可以赚取到最大的利益,川普说“和选民直接对话”,当然也可以与其信众们直接无障碍地分享歧视和偏见。
▲位于罗马的某处难民营
1月3日,一名25岁的科特迪瓦女性在威尼斯地区一个难民营里的洗澡间突然身亡,难民“暴动”抗议,多名工作人员被堵在办公室里直到凌晨1点才被放走。极右党派“北方联盟”多位领导人立即发话,有人说必须立即驱逐这些难民,有人说意大利残疾人得到的补贴也远远低于难民。网络上一波接一波的骂声,指责难民不懂知恩图报反倒挑三拣四。
媒体很快调查出以下事实:血栓是死因。难民营内部条件恶劣到非人,难民补贴发放到难民手上只有每天2.5欧元,医生每周只来一次。倒是接手难民营项目的公司刚中标就立即暴富,营业额从每年几万欧元一夜间变成几百上千万,更有黑手党影子——“过去我们做垃圾生意,现在得赶紧发难民财”——罗马警方曾公开这段电话窃听内容。然而,基于事实的调查和结论不足以说服过去不读报、如今成天被网络民粹话语喂饱的民众,他们继续谩骂难民和移民,觉得黑手党比难民更亲,认为外国人比黑手党更阻碍意大利经济。
黑手党倒是敢于力排民粹压力维护“经济正常秩序”。在那不勒斯,当街贩卖假货的塞内加尔黑人每周缴纳20欧元保护费,那不勒斯当地人则是30欧元,不交钱一律吃枪子儿。当地人抗议收费不公平,黑手党不为所动:意大利游贩比黑人同行挣得多很多,理应交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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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西欧新闻业拥有良好的知识分子传统,尤其是法国《世界报》、西班牙《国家报》、《先锋报》、意大利《共和报》、《晚邮报》这些“大报”的编辑和记者,个人素质着实令人称道。民粹领袖过去在新闻业面前无比尴尬,他们的论据太容易被驳倒,很少能顺畅通过媒体传播。
今天的民粹领袖话语内容和过去并没有太多区别,甚至更含混,把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地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自由主义糅杂一处。“一个养活全家的父亲因穆斯林恐袭(或北非暴徒入室抢劫)死亡(或残疾),他的工作岗位迅速被移民占据”这种把移民-犯罪-本地人失业-恐怖主义等内容牵强一处的故事在很多年以前就能找到,大报从不会采纳,民粹领袖需要到处开集会上对选民一个个当面讲述。
科技革命引发的舆论环境变化却为民粹领袖们提供了机遇。无需领袖开口,有的是志愿者主动去传播,传播者认为这才是真实的世界,是过去长时间被媒体掩盖的真相,他们有义务让更多人知道。很多传播者过去不是报纸读者,自认为是新闻业的受害者,因无法在严肃媒体话语体系中找到认同感而时刻面临被社会边缘化,网络却让每个无知者都相信自己有了一部随身携带的大百科全书,在信息和观点面前实现了起点平等,他们不仅可以重新诠释世界,还可以报复对新闻业的多年旧仇。
传统媒体的读者流失并不完全因为“网络冲击纸媒”,而在于新闻业已经成为新一代读者怀疑、排斥乃至公开质疑和攻击的对象。在“分享”和“点赞”中长大的很多年轻人,甚至产生对新闻业“无法忍受”的倾向。
不能持续吸引新读者的媒体都是死路一条,但历来肩负社会责任的新闻业又宁死不愿越过底线放弃曾让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信条。2017年新年刚过,意大利发生了3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一起16岁儿子雇凶杀父母,一起吸毒男杀死好心帮助自己的网恋情人、一起丈夫捅死妻子。一位女读者写信抗议《晚邮报》,质问为什么要刊登那么多犯罪新闻。在她看来,报纸刊登凶杀案新闻仅仅是为了赚取眼球。
16岁儿子雇凶杀死父母的案件对意大利社会震动最大。16岁的里卡多家境不差,每天沉迷于社交网页、网游和大麻。因学业太差被父亲斥责,许诺1000欧元给17岁的好友马努埃尔,让其深夜进入父母卧室用斧头将双亲劈死,之后伪造入室抢劫现场,但警方48小时内就破了案。
《晚邮报》记者波利托发表了一篇社评,名为《无法再对孩子说不的父母》,批评了新一代人的自恋文化,更展示了今天意大利父母们的无所适从:不敢对孩子说不,单纯地变成小孩在学校和社会上各种行为的辩护者,消费习惯的严重不同让两代人彻底分隔,已不再有价值或传统在两代人之间传递……
一名20岁的佛罗伦萨大学学生安德烈写信抗议《晚邮报》,他认为波利托“对于新时代,对于新千年的年轻人,片面只看那些突兀例子,尤其是被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突兀出来的例子。”安德烈用排比句列举了一系列年轻人认真学习、爱家庭、工作、创业的例子,认为他们都被波利托忽略了。
这些信展现的正是自恋一代和传统媒体的决裂过程。网络社交生态让每个人成为自己的编辑、记者和报贩,并自认为拥有充足的个人权利去拒绝社会讨论——如果自己不是同性恋,他人讨论同性恋婚姻就是打搅自己;如果自己不是杀人犯,媒体讨论少年犯罪问题就是对新一代人一概而论;既然希特勒已经死了很多年,今天讨论纳粹问题纯属多余,历史修订主义也太温和,最爽还是历史否定主义。
民粹领袖率众颠覆政治精英阶层,在过去的世纪里早有过先例。这场针对新闻业的战争却是北美和西欧从未经历的历史。过去很多年里,律师、新闻等行业的强大曾确保了欧洲社会令人羡慕的秩序感,让意大利人在不稳定的政局里过着波澜不惊的社会生活,现在,民粹话语高举“人民”和“国家”大旗攻击新闻业,要突破“政治正确”的束缚让没有逻辑的愤怒、否定事实的观点和公开的歧视得到“自由”表达,实际却是要抽掉一根仍在努力阻止公民社会抽风的筋,实现强权领袖和乌合大众的反社会大联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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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主兄弟说,两条狗洗澡的时候都很乖,就是不能接受分开洗,做什么都一定要在一起。
我想问他们兄弟俩小时候是不是也这样,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狗不懂无所适从的含义,它们立即嗅出我口袋里的食物,是我中午在餐馆省下的。托斯卡纳无盐面包,喂狗佳品。
本文原标题《托斯卡纳笔记——平静生活里的无所适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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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勤伯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体育记者,文学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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