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君：土耳其上演的，是《纸牌屋》还是《人民的名义》

文 | 周轶君

土耳其公投扩大总统权力的故事，可以用两套不同的剧本来演绎。一是如西方媒体描述，暗黑势力窃国得手，如截至第四季的《纸牌屋》。二是枉法者终究会淹没在正义的海洋中，哪怕他们一时风头无两，如《人民的名义》宣传的那样。

按第一套戏走，2003年率领正义发展党赢下议会出任总理以来，埃尔多安早期虽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与欧盟关系，但近年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强力镇压国内和平抗议、助长官商勾结、任人唯亲打击异己、严控言论自由。即便如此，他仍能够通过一次次公投或选举实现自己的政治计划，总理任期满，就修改法律直选总统——2014年埃尔多安获选总统之后，下一步无疑是赋予这个职位至上权力。

按第二套戏来理解，埃尔多安其实一直在走下坡路。2003年所属政党拿下议会66%议席（埃尔多安当时遭禁止从政五年，后来补选议员出任总理）。2010年修宪公投，夹带削弱军方、妇女可以戴头巾等议题，获得58%支持。受2013年盖齐公园抗议影响，2014年直选总统时获得51.71%选票，远远低于他自己预想的72%。而这一次跌到51.37%的新低，还不算上多个国际观察团体认为选举存在舞弊，假票泛滥，真票遭丢弃。尽管仍然保持过半优势，获得的支持一次比一次低。半个国家向他说不，埃尔多安并非高枕无忧。

埃尔多安靠全民投票独揽大权，有媒体惊呼“土耳其亡国”，或者“民主已死”。实际上，这次最新公投赋予他的权力，跟美国总统差不多。美国总统同样兼任党首，签署总统行政令，也能否决国会决议（国会可以再否决）。但是由于两百多年的民主传统，加上复杂的制度设计，美国总统与国会之间注定是讨价还价拉锯战，而土耳其去年兵变之后，国内气氛类似上下整肃，全民批斗，埃尔多安可以随时宣布紧急状态而否决一切反对声音，土耳其总统权力受到的制约更小，这才是外界担忧所在。

在《纸牌屋》与《人民的名义》两个剧本之间，土耳其社会真实发生的是：埃尔多安执政十多年间，经济快速发展，人民变得富裕，本来就是中东伊斯兰教国家中世俗底子最厚的土耳其，越来越多人打开眼界，开放思想，因而越来越不能接受埃尔多安家长式的，铁腕威权式的统治。我曾经写过《经济成功的政府，能说了算吗？（上）》、《（下）》，详细描述了土耳其社会的这一变化。受惠于执政党经济政策的中产阶级，未必对政府感恩戴德绝对服从。

▲ 当地时间2017年4月18日，伊斯坦布尔女性举行游行抗议活动，反对公投结果（图源：Sipa）

但是，新兴中产阶层扩大，还没能彻底改写土耳其人口结构：参加2013年一百多座城市抗议、不满埃尔多安的人，仅仅占全国4%，而全国17%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宗教保守人士占总人口一半，他们多是埃尔多安的支持者。换句话说，这解释了埃尔多安为什么对选票箱游戏那么热衷，那么自信，因为他的支持者绝对人数总是能超过反对者。

不过，今天埃尔多安的支持或反对者并不绝对以这样的阵营划分，界限在混淆，人群在互渗。我接触到的底层保守人士，因埃尔多安对个案处理不公而产生怀疑，掌握财富的西化商人，反而愿意为稳定的投资环境牺牲部分个人自由。但总体上看，过去十年重要投票的结果都显示，埃尔多安的支持率在下降，至今勉强维持优势而已。

埃尔多安用全民公投赋予自己更多权力，是否因应了“以民主终结民主”的假设？西方记者把埃尔多安称作普京的学生。做完总理做总统，“民族主义＋宗教＋保守价值观＋权贵资本主义＋控制媒体”的管治方程式，如出一辙。现实中，埃尔多安跟普京闹翻过，也和好过，两个都是国际政治实用主义信徒。但说起以选票箱阻击反对派，埃尔多安恐怕跟已故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更加惺惺相惜。两人都是以贫穷+保守人士为票仓，以公投发动群众斗群众，自信跟自己一条心的群众，数量总是多于反对者。

并不是民主投票逼死了民主本身，而是假民主偷换概念瞒天过海。土耳其、俄罗斯、委内瑞拉的民主制度，并不有效保障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和私有财产，徒具投票——这一最显而易见的民主面孔，是所谓“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 。而“自由民主” （liberal democracy），除了投票之外，还需要一整套对司法、言论和私产等精致有效的保障措施，确保民主投票的环境、程序公平。

埃尔多安在获取绝对权力之前，已经以“国家安全”为由，解雇数千名司法机构人员，辞退上万警察，包括曾经调查与他儿子相关的腐败案件的人员，查封批评他的媒体。土耳其的民主显然没有获得足够保障。

实际上，“不自由的民主”最爱玩全民公投，大家做选择，看似透明公正，还因此戴上一张更高级的假面具——直接民主。尤其目前，世界范围内对代议制民主信心在减退的情况下，直接民主好像更具说服力。全民公投的确是直接民主的主要形式，但也需要一套制度和程序设计。比如，民众有权发起公投议题、同一议题可以在不同时间反复投票、投票率达到一定百分比等等。但是在委内瑞拉和土耳其，往往只有政府有权设定议题，胜利方赢得高位之后，宣布不玩了，不再就具体议题征求民意。

土耳其本是中东除以色列之外，最接近现代民主的国家。目前发生的情况，是民主倒退吗？如果把视线拉长一点，追溯到凯末尔建立现代土耳其国家源头，凯末尔推行世俗化的过程，不但不民主，可谓极端专制。对宗教群体的迫害，在帕慕克小说中，比比皆是。但凯末尔特殊的国父地位，二战后特殊的世界格局，他的霹雳手段令土耳其迅速摆脱贫穷面貌，接上西方文明的轨道。

凯末尔同样搬来了西方政治制度。但刚开始，他恰恰实行的是总统制和一党制。1930年凯末尔要求建立反对党，希望土耳其慢慢向多党制过渡。但是他发现新成立的政党并非“忠诚反对党”，伊斯兰色彩过重，于是解散反对党。凯末尔去世之后，土耳其反对党才慢慢发展起来。几十年间，土耳其民主又多次经历凯末尔派系军人干政，推翻亲伊斯兰政府，把国家扳回世俗轨道。这样的情况，到了埃尔多安手中才终结。埃尔多安表面上更倾向伊斯兰世界，价值观跟凯末尔南辕北辙，但管治手段回到总统独大，简直是殊途同归，难怪他曾在竞选时把自己的画像与凯末尔并肩高挂。

在我看来，土耳其民主无所谓倒退，也不是回到原点，更像是一场艰难的螺旋上升。原因就在于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很难再允许这个国家回到绝对专政，尽管目前他们的声音受到严重压制。西方将埃尔多安称为“独裁者”，实际上时过境迁，他的权力远比不上凯末尔，也不可能真的回到那个专制时代。

而长久撕裂土耳其的，恐怕还将是它的文化身份。土耳其得益于东西方之间的地理位置，但所谓二者兼容兼得，现实看来不大可能，必须先立其一。凯末尔当年强势西化，土耳其得以发展，但欧盟到底不能接纳土耳其，一定程度上又把土耳其推回东方。

向东方转，向伊斯兰世界靠拢，也是埃尔多安的政治考量。他的雄心绝不仅仅是土耳其苏丹，而是“中东之王”，乃至穆斯林世界领导者。这样，他才有了跟西方讨价还价的资本。土耳其本来就是北约盟友，如果埃尔多安能够实现国内稳定，并在中东发挥主导作用，西方便不能忽视他。问题是，埃尔多安在区内挑战者众多，短期内这个目标也达不到。前几年暗中支持伊斯兰国的黑历史，也在他与北约盟友之间划下嫌隙。

欧洲国家对土耳其的转向是相当敏感的。这次令欧洲吃惊的是，几个主要欧洲国家的土耳其人，除了在瑞士的，大都投票支持埃尔多安。

德国等地的土耳其人移民，第一代主要是来自农村地带的低收入家庭，他们一直视埃尔多安为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民族英雄。尤其当他们自身的文化，在德国遭到挑战时，比如戴头巾象征“落后”，或者在社会上碰触到玻璃天花板。再者，海外移民并不是埃尔多安国内政策的直接承受者，那些对人民自由的干涉，他们并非受害者。在瑞士的土耳其人投反对票居多，因为其中多反现政权的库尔德人，也因为移居瑞士的土耳其人，历史比其他欧洲国家更早，移民在瑞士社会的融入程度普遍更高。

土耳其人本来民族自豪感极强，这次移民们向欧洲展示了自己引以为傲的身份归属，尽管他们身处的主流社会对埃尔多安非常反感。

本文原标题《土耳其真的以人民的名义，终结了民主吗？》

题图为当地时间2017年4月17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发表演讲，宣布修宪公投结果（图源：Sipa）

【作者简介】 

周轶君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资深战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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