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公知、三观正：网络标签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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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D：ipress
把网络上的意见冲撞视为“战争”，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年，还十足是夸张其词、上纲上线，时至今日，却俨然成真。诸如“网络舆论争夺战”“思想战争”这种字眼，不仅见于偏激网民的帖子，也见于主流媒体乃至官方文件，成为无需避讳的合法论述。一些舆论冲撞的过程，仅从场面上看，似已能找到符合“战争”特征的多种要素。包括统一调度指挥、战术应用等等，可以通过部分公开合法讯息得到佐证。由于线上行为与线下后果的分野，并不像母体（Matrix）与锡安（Zion）之间那么遥远，甚至连暴力这种战争核心要素，也没有缺席。
本文所记录的，是这场“战争”局部的几场“战役”。姑且把它们命名为“网络标签的修正主义战争”，因为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对某些网络标签化词语所指的“修正”与“再修正”，无论这种“修正”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
▍帝国保卫战：“愤青”的光复
最早让我意识到自己处于这样一场“战争”之内的，是“愤青”这个词。
大概是2010年。妻子的一位闺蜜，某日来家做客，谈及关注我微博，略带揶揄说道：“没想到（从你发的微博看）你居然是个‘愤青’。”
这句话让我相当不快。
以上要传达的信息是这样的：
第一，这位朋友觉得“愤青”不是一个很正面的词，但也没有贬义到不能当面以玩笑口吻形容某位朋友，我觉得，在她看来，“愤青”还可能是略偏中性的。
第二，对我来说，“愤青”是一个贬义相当强的词语，甚至朋友开玩笑说出来形容我，都多少让人不快。
第三，我认为自己不是“愤青”。
是啊，我怎么可能是“愤青”呢？“愤青”都是些什么样的人？2008年，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朴芬庆同志藏在无数中国人的心中》，讽刺“愤青”们——还记得韩国成均馆大学历史系教授朴芬庆么？“朴芬庆”，“嫖愤青”嘛。
问题其实在于，我和她所说的“愤青”，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至少，在我们各自的理解里，“愤青”涵盖的范畴是不同的。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我们日常所见大部分“愤青”的表述。
像“愤青”这么显赫的一个词，专门论述“中国愤青”的书都出了好几本，资料繁多，也就省得我在这里浪费笔墨，太古早到不着边际的法国革命“愤青”起源，也略去不表了。
就说在中国。据张闳在《愤青的变迁》一文中的考证，中国最早的“愤青”，是“知青”的“异形”。1980年代，“尽管在当时‘愤青’一词尚未十分流行，但那时的文化青年除了学生干部和积极分子外，几乎一律是‘愤青’”。
人人都是“愤青”的时代，这个词当然坏不到哪里去。而在彼时，“愤青”所指，也大体可以用字面意思理解：一为“愤怒”，二是“青年”，并没有被赋予更多的标准和意涵。
这个词的色彩出现根本变化，是1990年代的事，变化的背景，则是“中国内地的民族主义思潮再度兴起”。到21世纪来临，网络开始普及，“愤青”一词频频出现于BBS及QQ聊天室，“充斥论坛的往往是各种谩骂和煽动性的‘爱国言论’以及粗鄙的人身攻击和诋毁，还有对战争的无原则鼓吹。”“他们对具体的事物漠不关心，对具体的不公视若先睹，对身边的事物也没有爱。只有一派歇斯底里的狂吼乱叫。只爱一个空洞的、子虚乌有的‘国’，用来掩盖自己内心的麻木、愚顽和冷漠。”
张闳认为，“这一危险的狂欢，在2008年达到了巅峰”。当时的“愤青”现象，是“民族主义情绪与互联网言论平台的激情媾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言论‘聚变’反应。政府培训的职业‘网络评论员’夹杂其间，增加了资讯的混乱局面。……选择性地过滤资讯，又带来了资讯的不充分和不完整。真相与流言混杂在一起，形成了汹涌的资讯洪流，冲刷着公众脆弱的理性河床”。
可以看到，至少在2008年前，“愤青”已经成为“民族主义愤青”的代名词，这个词语的定性，已经非常负面，甚至已经没有人愿意为之辩护。
“愤青”这个词语负面化的过程，是一个所指范畴缩小、极化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原本比较中性的、纯属事实描述的“愤青”，成为更小的一部分“民族主义愤青”的代称，并在这个过程中，达到了“名声最坏”的阶段。
而在2008年后，“愤青”的名声却不那么差了。发生了什么？
因为出现了“右愤”。
大概在2008年，一则名为《“左愤”与“右愤”》的帖子开始流传。帖子以一一对应的方式，列举了“左愤”与“右愤”各自的不堪：
“左愤多是80后
右愤多是80前后，个别更老的属于发育不良
左愤认为自己有一颗赤诚的红心
右愤认为自己有一个无双的大脑
左愤常以爱国者自居
右愤常以独立思考者自居
左愤的爱国是一腔热血，头晕眼花
右愤的独立是一头雾水，慌不择路
左愤是大脑格式化的产物
右愤是格式化后没安杀毒软件的结局
……”
而在2012年，一篇名为《‘愤青’究竟何许人也？》的文章出炉，并且多年后仍被转载。这篇文章称：“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杨丽君博士和郑永年教授通过访谈、调研和分析网络内容等研究手段，清晰地回答了‘愤青’的特征。”
文章指出，人们或是将“愤青”简单地等同为民族主义者，或是认为“愤青”只不过是在网络上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然而，通过对包括“反CNN运动”“韩寒现象”和“69圣战”等一系列网络热门事件进行剖析，杨丽君和郑永年发现：自称或者被称为“愤青”的这些人，其实是由三个差异极大的群体构成的，亦即“民族主义型愤青”“批判中国型愤青”“忿怒发泄型愤青”。
无论是“左愤”与“右愤”的两极化，还是三种“愤青”的“多极化”，原有的“愤青”指称的群体，都出现了扩张。当“愤青”成为偏颇的一极时，也是其网络名声最坏的时候，但当出现了所谓“右愤”这一捆绑在一起的对应群体时，“愤青”一词的“民族主义”色彩便被忽略，而判定的标准，也回归到原本的“愤怒青年”（青年也可以是幼稚的中年人）。这正是我那位朋友与我对“愤青”概念分歧所在。
这一变化过程，很难指证是统一指挥的“战斗部署”，还是舆论自然的演化，但实际效果，却委实不亚于一场漂亮的“帝国保卫战”。“愤青”这个词在此如同上甘岭，成为拉锯战的锋线。指出或定义“右愤”的存在，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战术。一方面，是互污，类似于：“你撒谎！”“你也没说实话！”使对方的攻击效果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当人们面对两种“极端”时，往往本能地倾向于寻找中间点，让自己显得不偏不倚，自然具有裁决权威。当然，这种心理，也很容易受到欺骗。举个例子，一个人在完整的桥上寻找“中道”，自然没问题，但当桥已断，只剩半截，原来的中点便成为新极点，再寻求中道，不免偏于一边。
有效的战术必然会得到总结与发扬。比如对“五毛”标签的讨论，就出现了“美分”这一对应捆绑标签。至少在相当多人眼中，“五毛固然可恶，美分也没好到哪里去，说不定更坏”。“自干五”能在最近的舆论中，开始出现“合法化”“正当化”，完全不惧怕颇受非议的“五毛”一词成为负资产，某种程度上，也是把这一舆论认知作为基本面。
▍克隆人进攻：“公知”与“精英”的陷落
在挽救了“愤青”（或者说将某些“愤青”的批评者拖下水）后，“网络标签修正主义战争”的战火仍在蔓延。反守为攻的战线推进到了“公知”一词。
战果我们今日都已知晓，“公知”一词作为曾经的正面词语，已经“挂掉”，或者说，被彻底污名化了。
这个词语沦陷的速度可以说是惊人的。2006年，我半路出家进入某家报纸，一天，在负责的版面上漏出“公共知识分子”一词，分管领导看到大惊小怪，说：这个词你也敢往版面上放？
在那时，确实算是“不够专业”的错误。然而，在今天，随便在哪个微信群的下水道和垃圾箱，都可以翻到“公知”被遗弃的躯壳——有时还能捡到“母知”。与此同时，这个词已经完全地“正常化”了。
关于“公知”，已经有不少篇文章，因此关于这个词的来龙去脉，以及对“公知”的种种批评是否合理，此处也不赘述了——既然那么多文章都没有把道理说明白，何必徒劳无功。
这里要说的是“公知”一词的溃败路径，与“愤青”洗白路径的关系。如前所述，“愤青”之所以能减低污名指数，是因为通过某种论述（如“左愤”和“右愤”），使其所指范围扩大，淡化其非字面的特征而强化其字面涵义。“公知”溃败的路径与此相反：其所指范围向极端化推进且缩小，在认知上，突出的是其非字面涵义（如自由主义、学者专家），而淡化其字面涵义，即“公共”与“知识分子”。
谁都知道，不管按照“公共知识分子”的原初定义，还是按照正常情况下大众对其字面的理解，都不能把某种专业之外的倾向，比如自由主义，作为划分公知的标准。但事实是，最终“公知”的定义被狭窄化到一个很小的范围，甚至某种意义上直接成为“以批评体制批评政府为主要目的的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称。几乎所有非媒体专业人士在网络表达中的通病，比如对信源的求证核实能力缺乏等等，都被归为这个小群体特有的毛病，并且在有些情况下，被暗示是有意为之。
于是我们看见，除了屈指可数的坚持宣称自己是“公知”的人（但他们经常又可悲地被质疑欠缺做“公知”的专业资格），大部分人逃离了曾经一度颇有光彩的“公知战壕”，决绝迅速，连袜子都遗落在那边来不及穿。“公知”成为任何人都可以踩一脚的垃圾。
有意思的恰恰是“任何人都来踩一脚”这个现实。毫无疑问，那些自称“左派”的知识分子，既然选择了公共表达，他们其实是具有“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只不过，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公知”还情有可原。问题是很多“以批评体制批评政府为主要目的的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就是别人眼中确凿无疑的“公知”，也摩拳擦掌，大骂“公知”，并坚决“划清界限”，这就有意思得很了。人人都行“公知”之事，人人都骂“公知”，那么究竟谁是“公知”呢？
历史上，也惟有“反革命”一词，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境：人人喊打，人人皆是，人人避之惟恐不及，却又人人无可闪避。如果把“公知”的陷落看成“克隆人的进攻”，那么，“揪反革命”就是遥远的“第一战”。人人都以为自己混在革命队伍中，喊一声“打倒反革命”就万事大吉了——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呢。
“公知”的陷落，顺带放翻了“精英”。与“公知”的沦陷过程一样，首先是涵义的极化与收缩，最后成为定点打击的标识。“右愤”这个词被拎出来成为“左愤”的对应物那么通顺，可在“公知”挂掉的过程中，却没有一个“左派公知”受到牵连被指为“公知”，也没有一个“官场精英”被“精英”捆绑。如果说某些“公知”以自扇耳光的方式与“公知”角色切割，还可以说是见机“太快”，但“公知”这个词这么容易整体挂掉，只能说对手的战略战术正确，执行得力，善于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对词语的修正已经臻于“得心应手”，使之成为一场“不对称战争”了。
▍绝地反攻或西斯复仇：“三观很正”的逆袭
“不对称战争”是双向的。当“愤青”无法给对手标签，“公知”不堪为自己标记，“绝地武士”们也找到了扳回一场的阵地。在我看来，“三观很正”的流行，正是这样一次逆袭。
“三观”本是一个非常官方、非常主流的概念，有“新三观”“老三观”之分，更远，尚有佛教“三观”之说。通常所说的，一般是指“老三观”，即“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曾几何时，“老三观”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正确”的万能标尺，所谓“正确”，亦即是否“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90年代后，“老三观”在主流话语体系，渐有没落趋势。所谓“新三观”，应用也局限于体制内政绩考核。直到网络兴起，一切渐趋娱乐化、去意识形态化，“三观”一词在网络世界重新被拾起，最常见的用法，是“毁三观”。举凡渣男渣女、小三上位之类，都可以归入“毁三观”之列。
大致与“公知”一词被毁同时，“三观很正”开始流行，而最常用的人群，似乎与通常意义的原“公知”群体，有很大的重合度。当然，这里的“三观很正”，与1980年代及更早的“三观很正”，所指即使不南辕北辙，也是大相径庭。
当一个人说另外一个人“三观很正”时他究竟在说什么？具体到个例，似乎很容易解释，但作为一个群体现象，却又不是那么简单。就像人人都可以骂“公知”而又人人行“公知”之事一般，“正确的三观”愈发成为一个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事物，正确与否的裁量权见仁见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一个人评价他人“三观不正”时，固然是贬义，但判定人“三观太正”，似乎也难说褒义。不管有没有诉诸语言，“他三观跟我很近（离我不远）”，才往往是评价他人“三观很正”的真正意图。
然而，用极为笼统、大而化之的“三观”来标签一个人，难说不是一种武断的裁量，这与“抓公知”的内在逻辑相去多远呢？“公共知识分子”“愤怒青年”“精英”，这些标签至少还有某种可以描述的事实特征，而“三观很正”却只能是自由心证。“三观很正”半娱乐化流行的结果，只会是人人都能用“某人三观很正”，来显示自己作为宇宙坐标原点的宣示，或成为小圈子接头的暗语。对“三观很正”的“活学活用”，诚然看起来扳回一阵，但究竟是“绝地武士的反击”，昭示“原力的觉醒”，还是“西斯的复仇”，隐藏着“魅影的危机”，却还难下定论。用黄霑的一句歌词或可形容：“人海的冲击比那苍海更大（啊啊）/难为正邪定分界。”
这固然符合“绝地武士”陷入困局、只能地下斗争的语境，站在战争全局审视，却已经失去了正大对阵的可能。也许正因如此，“三观很正”迄今并未如“公知”一般，受到太大的压力和围剿，哪怕来自“克隆人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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