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赵刚：购买的身份

编者按：

长征空间于2018年5月推出了艺术家赵刚的个展“购买的身份”，针对艺术家个案我们将陆续发布一系列由赵刚撰写的文章。由此从艺术家自身的角度出发，观其对艺术的独特感受，理解其丰富的生命历程与艺术实践。

购买的身份（2018）

文 /赵刚

故事要从一块终年降雨的潺湲土地开始。这里有种恶棍叫女娲。她补了天上的洞之后，就开始有雪山、各处是内海、绿洲、草原的点缀，还有一块沙漠。从雪山向北走，蛮荒的黄土边上可以看到一群中国战士。莫名就有了黄河，再来就有了黄帝。沙漠与我们所说的中亚各种斯坦国家相连，一群商人来自中东，安顿了就不再回去。

再往南走，地貌上可以看到农耕活动。但总是时不时就有剧变，是农民和他们的战士的无止尽争斗，无非是为了生计，抢粮劫色。到了春秋战国，儒家思想出现在现在的山东。而阿拉伯人也从大地的另一边登上岸，开始传播他们的宗教信仰。

战后，天下统一。儒学向北蔓延，大概到今天的西安附近。秦始皇不相信儒学，他其实有试着弄懂这些东西，至少在最开始。他将书同文车同轨，顺手也埋了所有知识分子。中国成了所谓的帝国政体。秦后来是汉，但其实没什么差别。这是一段不断循环的历史，无非是分分合合。

《中国地图》，2015

长江和黄河其实也没什么区别。中国始终就只有一条河，只是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说法。南方是神农，他的恩赐让农民开始种更多经济作物。在四川，大禹控制整个水域，那里才有了文明。南方人对北方并不了解，对于要怎么成为中国人，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中国一直不叫中国，而且总是有各种说法。中国没有宗教，至少没有什么国教。每个人都信皇帝，因为皇帝是天子，是吧。要我说，道教主要是三国时期的魏国贵族在森林中嗨大而来的。这是虚无的极致，你如果喝挂就会懂了。然后接管的是唐朝，佛教开始被推广到中国。佛教本质上是从西天来的移民，只是被唐朝皇帝发现它用处很大。所有人都曾想方设法，譬如给你一个宗教或身份的方式来管中国。书面语言只在宫廷流通，更像是传递政治信息的密语，而不是人民的语言。

唐以后是宋，再来是金。金是山北的游牧民族，然后是蒙古，也是蛮族。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蒙古人的长相。他们不像现在的蒙古人，也许比现在更白。他们入侵到华南，一路到杭州，第一次看到人们种稻，说：“这些草看起来真逗！”他们不知道米是什么，所以把它喂给他们的马。如果你想谈论中国文化，也许大米就是它们的全部。光是繁殖水稻并让它们壮大，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成就。当然，这些都仅仅限于中国的南方。

我们今天知道的中国美学和中国画都来源于宋。从那时起，人们开始觉得绘画可以记录社会政治上的不满。画一片杳无人烟的山水，以对照社会，这完全不同于之前的美人图、仕女图，或皇帝肖像。因为传统的中国艺术可以非常政治。山可以代表社会衰败，动物可以代表皇帝倒台之类的。到明代，汉族重新掌权，这时候出来一个很有名的画家，叫仇英，开始批量生产绘画，因为在一个繁荣的社会里，所有人都会想要几张画挂家里。这比安迪·沃霍尔要早多了。

《闽南作家》，2017

不过就算是这样的中国文化也不能与中国的概念完全相符。之前的大诗人李白就不是中国人，他出生于吉尔吉斯斯坦，来中国就是买醉和写诗。后来其他民族都被赶到沿海地区。福建很多人有阿拉伯血统。他们得的地中海贫血症跟中东地区发现的一模一样。

有人问我为什么在一些近作题目里用闽南这个词，他们不明白闽南是个暗号。那是一个我从北京看来无法理解的地方，地方奇怪，人也奇怪。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的人像他们那样做菜。把鱼从水里捞出来，直接烹调，不用任何香料，做出来的菜却很好吃。闽南人会做生意，所以几百年前就开始移民到世界各地赚钱。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很强，但也可以很快消散：台湾人、新加坡人、印尼人都说闽南话，但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来自闽南。她和中国无关，却能告诉你关于中国的一切。

不管怎样，北方游牧民族没过多久就东山再起，我的满族祖先南下，建立清朝。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只有两个民族经历过逆向殖民：入侵英格兰的诺曼人，最后全变成了英国人；满人入关，到十七世纪完全放弃了原有身份，变成中国人。但这也是个漫长的过程。清朝为今天的中国奠定了基础，因为清朝的疆域图是现代中国版图的原型。满人不搞种族歧视，他们的军队里既有汉人，也有蒙古人。满人没有书面语言，只好借用蒙文的书写系统。

清朝创造了当时最复杂的政府机关。传教士带来西方的药品，很多疾病变得可以治愈。宋的遗产，宋的艺术和工艺真的要到清朝才开始被重视。清以前，所有统治者上台之后都会一把火烧了前朝的建筑和庙宇。清王朝花了很大功夫记录中国历史，编纂辞典，其中既有汉语辞典，也有西文辞典。我觉得满清真的是第一个试图变成现代国家并且与世界互动的王朝。

不过，乾隆皇帝决心扩大疆域，吞并朝鲜北部和俄国的部分领土，统一新疆，甚至打到了越南。清朝全盛时期的版图就在这时候形成，乾隆至今都是受人称颂的英雄，但这时候也埋下了最终毁掉中国的祸根。

社会一繁荣，堕落的人就多。十九世纪，东印度公司看准机会，用鸦片让中国陷入瘫痪状态。我不清楚英国人是不是本来就打算彻底灭了中国，但中国人做什么都要做到极端。鸦片战争就这么开始了，最终成为清朝最严重的问题。

《我成为中国人》, 2017 - 2018

随着问题进一步恶化，小个子孙中山登场了。像孙中山这样的南方人天生就知道怎么赚钱。他本来在海外求学，将来想当一名医生，但他兄弟跟他说，当医生赚不了什么钱，不如建个党。所以他成立了国民党。而当时的人真的太绝望了，他基本上相当于组织了个帮会，然后靠帮会赚钱。

和他同时代的另一批人有不同的想法，他们觉得马克思主义有道理。他们代表穷人，国民党代表富人和中产阶级。两种意识形态开始互相冲突，一边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帮会，另一边是西方意识形态。

共产党人在中国出现的时候，他们动用了来自前卫艺术的所有能量。他们本身就是前卫的知识分子，留学地不是巴黎，就是柏林。这跟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人念的都是美国大学。所以问题也许在于，今天的中国还是不是欧洲前卫主义的延续？

当时，中国的艺术学生也往巴黎跑。在巴黎看印象派或者现代艺术对他们来说肯定是种醍醐灌顶的体验。但我个人并没有很喜欢印象派，我觉得那只是大传统上的一次甜美的小突破，完全没有社会意义。我更喜欢二战前的艺术运动，比如俄国前卫艺术里的至上主义。我也非常喜欢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因为虽然都是些画和雕塑，但媒介真的不是问题：重点在于挑战权威，重构宗教。

《闽南皇宫》，2015

我出生于共产党打败国民党之后的年代。在共产党眼里，满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导致中国积贫积弱，最后被西方列强侵略压迫。末代皇帝溥仪甚至在伪满洲国时期给日本人当了傀儡。在监狱里关了十年之后，共产党终于原谅了他，但我还是觉得他是个悲剧人物。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历史的悲哀很适合我，所以我画了长春伪满洲国皇宫里他的房间。我对这种悲哀的结局特别着迷，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但绝对说不上成功。

我们家世世代代住在北京同一个城区。在我有生之年，这座城市完全变了个样。那些找不到尽头的树林，那些将军墓，那些作家可以投水自尽的池子都已经没了。我小时候被安排去挖防空洞，还得挖我们家祖上的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爸把家里所有的瓷器都砸了，免得抄家被没收。但几天后，班上年纪大一点儿的同学还是过来把我玩具打烂了，当时我特别想杀人。之后的三十多年里，我心里一直藏着这股几乎毁了自己的怒火，就因为当年有个混蛋打烂了我的玩具。

《闽南苹果》，2017 - 2018

那是一个天灾人祸并行的年代。街上血水横流。1976年大地震那天，我听到了有生以来听过的最大的声响，就像等了多年的原子弹终于在头顶爆炸了一样。那天我看到天变红了，水变黑了，到处都是动物和人的尸体，铁轨弯成了意大利面。

因为我爸是八旗子弟，又是知识分子，所以当时我们的社会地位是下层中的下层。我爸也不是什么好人，喜欢在外面沾花惹草，让我妈特别崩溃。我爷爷更像一个绅士，但他吸鸦片上瘾。北京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鸦片赵。”最终我们不得不从自家的房子搬出来，搬进了大杂院。那里跟贫民区差不多，但作为小孩儿，你可以找到的乐趣很多。我会偷看年纪大一些的女生，偷看他们不穿上衣的母亲洗衣服。我还喜欢跟其他男孩子一起去公厕放火。公厕烧起来气味其实还挺好闻的。

“赵刚：购买的身份”，2018，展览现场，长征空间

1983年，我找到路子可以逃离分给我的那个12平米宿舍：去荷兰读书。但去了以后发现欧洲灰蒙蒙的，而且很孤单。我的流浪生涯就这样开始了。最初我连给自己买杯酒的钱都没有；等搬去纽约的时候，我已经有钱可以买醉了，但那又造成另外一个问题。

2001年，我回到北京，想去找我们家的老房子。一切都没了。现在中国终于统一了——统一在路易威登的旗帜下。这种情况可是头一遭，不过邓丽君在八十年代可能已经差不多成功过一次。

我认为中国画没能走很远。它还是很浪漫和基本的，更多是关于实用性，而不是真正的思考。它愉悦人的眼睛，但不启发观众。虽然中国有12亿人口，中国美学还是一片混乱。美学被简化为愉悦感官的风格和形式主义。

所以我重画经典古画；想找回中国艺术曾经激进的部分，想知道当时的艺术家在画下这些具有高度颠覆性的山水画时，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我的画就是在重新强调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强调中国人如何寻找自己的身份。我不知道绘画算不算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能更像一个副产品。但我还是觉得它有价值。艺术本身可以解决身份和政治立场的问题。艺术家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跟既定社会政治结构吵架。

《闽南星夜》，2017 - 2018

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艺术，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有明确的使命，就是挑战单一的神，把人类的力量和科学放到教会之前。中国从来没有国教，这一点挺悲哀，甚至是悲剧。没有需要你挑战的核心结构，也没有正儿八经的信仰，只有实用。大伙儿去庙里是为了求发财。做一个中国艺术家很难，因为你没什么明确的挑战对象或是使命。在我艺术生涯刚开始的那一段儿，我属于所谓的“前卫艺术”群体，挑战文化大革命代表的国家体制。但很快改革开放就来了，你又挑战什么去呢？这就是悲剧，是做一名中国艺术家最难的地方——很容易变成反动分子。

回头想想，中国文明里其实没什么文明的成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捡起中国艺术，把它变成一种启发，试试看呗。在这里面，正经处理绘画问题的艺术家实在是为数不多。但无论如何，我的创作会跟这些人站在一起。

此刻，我的父亲正在人生的最后一哩路上。我从来没有能够真正认识他。对我来说，他充满了神秘且令人同情的色彩，这却从未打开一次深入的交谈。我只知道他进过监狱，还有一次地震，我去了劳改营看望他。他生于日占时期的北平，并失去了亲生父亲，后来由他的叔叔，我的爷爷，抚养长大。我那爷爷也许曾在溥仪那边替鬼子卖过命，谁知道。我的父亲其实是文革中某个派别的一份子，随后被抓起来了。我妈总是怕他再惹麻烦，才逼着他也去了法拉盛。现在他就要真正走了，让我感觉是一个时代的退场大于父子关系的终结。他对我而言是一阵模糊记忆，里面是一辈子的颠沛流离。而这也是我继承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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