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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动画行业打工,倒欠八千块

阿瑞 新周刊
2024-10-02




















日剧《Legal High 2》如此形容那些画动画的人:“能够创作出少女在花田里奔跑的动画的人,就是那种在花田里奔跑的人吗?怎么可能,他们是走火入魔地伏案工作,呕心沥血地燃烧生命、创造作品的人。”


以打工人的视角来看,国产动画不是个高薪的行业,更有其不成熟的地方。但无论如何,依然有一群人正在拼尽全力,制作出他们心中理想的动画作品。


作者 | 阿瑞编辑 | DR
题图 | 《凡人歌》


在崛起之路上的国产动画,今年似乎差了点运气。

被视为动画电影“大本营”的暑期档已经过去,多部作品的票房成绩却不甚理想。27部动画电影里,15部作品票房破千万,但其中,国产仅占5部。暑期档13部国产动画的总票房为5.59亿元,作为对比,去年暑期档仅《长安三万里》票房就达到18亿之多。

至于今年,除了春节档狂揽20亿的《熊出没·逆转时空》、贡献了暑期动画电影近8成票房的《白蛇:浮生》,再也找不到一部票房过亿的国产动画电影。

(图/《伞少女》)

而更小众的二维动画,情况或许也不乐观。暑期档的《伞少女》,仅获一千多万票房,导演在社交平台发文透露了背后的艰辛:二维动画公司或裁员或倒闭,人才正在不断流失。

如果要给不同行业的工作加以定义,对于年轻人来说,动画自然算得上离梦想最近的那一类。但若把视角转向打工人,在那些真正投身于“梦工厂”的人眼中,国产动画行业究竟是怎样的?新周刊和四位不同岗位的从业者聊了聊他们的经历。

“打了一年工,我倒欠八千块”

这届年轻人与动画缘分的起点是相似的,他们大多从小就开始看国内外的动画,渐渐产生了对创作的向往。

2000年出生的Mola喜欢画画,作为艺术生考上了一所动画学院。“刚上大学时,第一次自己练习制作简单的火柴人小动画,发现角色在我笔下拥有了生命原来是这么奇妙。”

学校课程与实践存在不小的差距。好的动画学院会鼓励学生做原创独立动画,但一般的动画学院更多是照本宣科,仅仅从老师那里学习,对工作应用的帮助不大。

于是Mola从大一开始就自己尝试接动画外包和实习。“二维动画公司实习工资很低,甚至可能没有工资。有的公司会提供培训,但也不是包教包会。”

当人物动起来,就像拥有了生命。(图/@画动画的Mola)

Mola大概是用人单位最喜欢的那种大学生——“应届毕业有两年工作经验”。大学期间,她从中割开始接触实际的动画业务。所谓中割,即两张原画之间插入的过渡画面。画中割是难度最低的一个工种,正适合Mola这样的学生入行练手。而随着经验升级,Mola到大四毕业时,已经是能够画第一原画的熟练工了。

毕业之后,她顺利进入某视频平台。和当年画中割时每张4到6元的薪资相比,这份工作的待遇相当不错。但她的主要工作内容,也“仅仅”是给进口的番剧修改画面,以达到平台过审的要求,比如“打马赛克、加衣服、擦掉血迹”。

Mola觉得这不算是真正参与到动画制作中,一年后便跳槽到了动画公司。

但即便离梦想更近一步,职场现实也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这家公司虽然有原创作品,但也会接外包项目,而Mola没有选择项目的权利,无论多么磨人都不能拒绝。

更绝的是,在受不了提出离职后,Mola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公司一直没有给她缴纳公积金。

“入职时他们说很多外包员工都要求不交五险一金,问能不能也不给我交,我不同意,但没想到他们偷偷没交公积金。”Mola还发现,自己的社保也是按照最低基数缴纳的。在她强烈要求下,公司才给她按照实际工资为基数进行补缴,并开始给其他同事缴纳公积金。

Mola感叹:“之前赶片子熬了一个又一个通宵,现在觉得真是可笑。”

《一人之下·锈铁重现》剧照。

26岁的李三果一直在动画行业做后期,同样经常加班。“下午三点上班,早的话深夜一两点下班,晚了就凌晨四五点,更忙就要通宵了。”最忙的时候,他的同事甚至会住在公司。

动画不是一个高薪的行业,有从业者在网上晒出工资,月入两千块并非罕见。刚毕业时,李三果的工资也只有三千元出头,每月房租要一千多元,加上其他日常花销,他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

眼见涨薪无望,李三果干了一年就选择辞职,不但没有攒下积蓄,花呗和借呗还欠了八千多元。

后来,李三果跳槽过几次,一直没有离开动画行业,工资最高涨到过每月八千元,但并不稳定,没有项目时,依然只有三四千元的底薪可拿。他待过一家公司,因为甲方拖欠尾款,有几个月没能按时发工资。他还通过一些同行得知,某家业内小有名气的公司,最近半年都没有发过工资。

至于那家给他开出过八千元工资的公司,老板是富二代,因为个人兴趣选择了开动画公司,但并不懂动画,也不怎么插手管理,目前已经因经营不善倒闭,还亏了大几百万,“老板说他再也不会碰二维动画了”。

一些光影、水火的特效,都是由后期完成的。(图/《大鱼海棠》)

李三果同时也是一位B站UP主,有时会拍视频讲动画行业的从业经历,引来很多同行围观。大家聚集在他的评论区和粉丝群,话题往往少不了“要不要转行”。

“我找过粉丝群的人一起做外包,后来再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转行了。好多人熬不住,就离开了。”

门槛最低的剧本,其实最难做

小A在日本动画行业做过五年美术背景,有位资深作画监督曾问她:“你们中国明明有悠久的历史,为什么没有做出更多(好的动画IP),只有《西游记》?”

扁平的人物、无法自圆其说的剧情、产量大而精品少……国产动画这些屡被诟病的问题,在行业内外都称得上老生常谈,用“屋漏偏逢连夜雨”来形容都不为过。

正如《伞少女》导演沈杰所说,这部动画电影拉投资花了两年,找编剧写剧本又花了一年半。这期间,团队没有动画电影可做,不少人因为等不及而离开。所以,当投资方给出定稿剧本时,就算明知它不够好,团队还是开启了制作。

“因为每一轮修改,基本都是以半年为单位的,半年后,剧本真的能好吗?二维的人才一向是单向流出的。”

这只猴子,不止一次造就了中国爆款动画和游戏。(图/《大闹天宫》)

李三果刚毕业时,有位组长曾尽心尽力地教他,“颜色怎么调,为什么要这样调,他都会说得很详细”。动画行业非常依赖“传帮带”的模式,如果经验丰富的人才不断流失,新人的摸索会更艰难。

在优先保障生存的前提下,打磨剧本成了某种奢望。在整个影视行业,好编剧都是稀缺的;而且与真人影视剧相比,动画项目能够给编剧的报酬要低很多,自然更难请得动好的编剧。所以很多时候,哪怕被吐槽剧情稀烂,大银幕上呈现给观众的动画故事,也已经是整个团队竭尽全力的最佳结果。

不过,在行业浸淫了几年,Mola认为这并不是单纯的金钱问题,“很多导演是学画画出身,没有系统学过编剧。他们想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很少会考虑请专业的编剧”。

动画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技术门槛,唯独编剧看似没有。“很多人觉得剧本随便拿起笔就能写,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无论设定多么宏大或者微小,讲好一个故事并不容易。(图/《新神榜:杨戬》)

Mola参与制作的一部动画,第一版剧情几乎是“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导演不小心把一个关键的角色“忘在一边”,导致出现了许多逻辑漏洞。即使后来尽力挽救,作品播出时,依然被观众批评剧情生硬。

她有过和导演想法不一致的时候,却“没有什么反驳的余地,只能接受”。剧本往往由掌握话语权的那个人决定,有时是导演,有时是投资人或老板。

“我们老板有一次亲自做编剧,结果被批评得很惨,后来他就不插手了。就算手下没人敢提,如果网上舆论声量很大,老板们是会知道的。但有些老板看到还有人买单,能赚到钱,就不会考虑改进。”

K也是一个喜欢动画的年轻人,出于对这个行业的好奇,他曾入职一家动画公司的宣传部门。这家公司原本打算推出一部电影,但在受邀观看动态分镜(动态分镜可以理解为一部动画的“草稿”,已经定下了每个镜头的内容,只是未经细化、上色、配音)时,各部门同事发现了很多不合理的剧情问题,包括不尊重女性的情节。

但在听到同事的现场建议后,执导影片的中年男导演表现得很意外,似乎不太能理解这些批评。好在最终老板一锤定音,认为剧本不过关,毙了这个项目。

K也为某部动画电影的专家研讨会写过宣传稿。“参与人员全都是老年男性专家,给出的意见很浮于表面,和年轻人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图/《年会不能停》)

流水线上的动画人,无能为力


倘若动画不够吸引人,除了剧本以外,往往还有“演出”的问题。

由于并非真人表演,动画角色的“表演”是否真实,需要依赖制作者的“演出”。因此,日本许多公司会专设演出一职。小A称,演出非常重要,相当于导演助手,主要职责是画静态分镜并监督整集动画的质量,一个团队会有一位总导演和两到三位演出。

小A在2021年从日本回到中国。她对比发现:“国内的动画公司往往不重视演出,甚至不设演出职位,把原本属于演出的工作丢给了动态分镜师,但其中很多人不会画静态分镜,连镜头语言、专业术语都不知道。”

静态分镜决定了每个镜头的构图和移动、人物动作、台词、时长等,对后续的制作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图/《白箱》)

在日本,一个人要由资深演出带教多年,才有能力独立担任演出,达到较好的效果。而在中国,演出却可能被丢给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做。Mola是冲着有做演出的机会而跳槽到动画公司的,但实际工作中,她感到自己“更像个万能工具人”。

对于参与人员众多的项目而言,如何统筹决定了效率高低。开会时,导演会告诉各部门需要做什么,但落实到每个环节,依然难以避免“各干各的”。

Mola做原画师时就遇到过,连最简单的文件命名都没有统一规范,“我要翻很多文件才能看明白前一个人在画些什么”。流程常常是导演制定的,只考虑他本人的方便。“每个导演有不同的习惯,有的导演喜欢用PS,那后面的人就遭殃了。”

连续的动画需要保持前后统一。(图/《白箱》)

小A指出,插画与动画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连续。“总导演负责定下整体基调,没有精力去盯每个镜头,所以每个环节都需要一位负责人把团队带起来。”统一每个画师的画风、质量是监督和演出的责任,确保项目在预算内按时完成是制片的责任。

在日本,制片会像秘书一样细心协助每个部门,帮忙解决问题。但在国内,制片往往只把员工们看成手下,“如果出了问题,他们更希望画师自己承担责任”。

动画的制作有如一条流水线,当流程跑动起来,每一次反复修改都意味着成本的增加。前期剧本和分镜确定后,即便不够完美,也几乎无法再改动剧情,螺丝钉们只能埋头做好各自的工作。

而当作品完成后,面向公众的宣传则更为重要。

作为宣传人员,K时常需要与其他部门沟通,却常常难以推进。“我的主要工作是将动画获得的成绩宣传出去,例如获奖、参展、出海等,但和相关部门索要资料时,他们常常显得事不关己。”

K的职责范围有些模糊,他原本只负责企业宣传,但渐渐还需要做不少面向观众的宣传工作。

《制作进行》以制片人的视角,讲解日本动画的制作流程。

K认为,宣发是需要多方讨论配合的,但在某动画电影上映前,公司把宣发工作全权交给了宣发公司。电影上映后,排片率不理想,公司拿出一笔预算,打算再独立做一套宣发,但他们并不懂如何做,反而浪费了资金。

“他们很难抓到观众的情绪点,也想不到提前准备相关物料,结果还要我这个辅助人员当晚加班剪视频。”作为曾经的媒体从业者,K不理解公司没有进行话题策划,“如果想上热搜,平台也需要有具体的话题”。

最终,K离职了。因为长期加班的同时,他还要被借调到别的部门做社群运营。“一部已经下映的电影,为什么还要做社群?”他终于明白,动画公司的职能部门并非他理想中的工作岗位,也离他喜欢的动画太遥远。

热爱动画,不是打工人的弱点

在日本时,小A也经常加班,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身体吃不消是她回国的原因。“有次加班后我想休假,原本答应的美监却改口说‘别人都在忙,只有你休息不太好,你可以帮别人分担一些工作,这样别人以后也会帮你’。”

但日本的动画公司不但会依法付加班费,且加班时长还能再换取休假。“日本劳务局很严格,有家动画背景公司不给医保,被罚了2亿多日元(约1000万元人民币),直接强制解散,社长被禁止开公司。”

据铃木敏夫所写的《吉卜力的天才们》,吉卜力工作室为员工建了一家托儿所。(图/《千与千寻》)

即使在日本,动画新人(中割)的工资也只有四五万日元(2000多元人民币),甚至不够付平均六七万日元的房租。“拼命熬,熬到作画监督助理就好过了。”虽然有升职加薪的希望,但初期非常考验一个人对动画的热爱。“因为太难熬,很多年轻人转行,日本动画也快断代了。”

小A觉得,动画行业最具有欺骗性的事,就是“为爱发电”。很多人因为热爱,所以不计较得失,再苦再累都愿意熬,更容易被过分压榨。“就算你不做,有的是年轻人愿意做。他们熬不下去了,还有下一拨年轻人。”

Mola跳槽时,也有广告公司开出更高的薪资,但她宁愿降薪也要去动画公司。经历过社保风波以后,她感慨:“一些低端的小公司可能本不该运营下去,它们却以自己赚不到钱为理由,损害员工应得的权益,从而得以存活,这是不合理的。”

当然,业内那些用心做作品的团队,也会给打工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前段时间,李三果第一次作为外包人员参与动画电影项目,签了不少协议。按下手印时,他感觉很“神圣”。工作中,每个工程文件都规范清晰,每一次修改意见都很详细。

(图/《白箱》)

无论如何,依然有一群人正在拼尽全力,制作出他们心中理想的动画作品。而参与其中的成就感,的确无可比拟。

K参与宣发的电影上映时,他特意让看首映礼的朋友帮忙拍了片尾字幕,定格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大银幕上的那瞬间。

小A的野心是一点点增加的。“一开始名字上了片尾字幕就满足了,后来希望自己名字的位置越来越靠前。入行这么久,总得有一些自己的作品吧,不然对不起自己的梦想和努力。”

从中割到原画,Mola的名字一直在片尾字幕,直到担任演出后,她的名字出现在了片头的字幕中。“感觉之前吃的苦、受的累都值了。”不过这种感觉并不能维持太久,第二天她依然觉得自己“充满班味”。

(图/《白箱》)


几位动画人都没有考虑过转行。“‘为爱发电’大概仅限于刚毕业的学生,工作几年后大家只是‘混口饭吃’,不谈虚的了。”李三果说,“但如果一定会离开,我应该是最后一批离开这个行业的人。”

日剧《Legal High 2》如此形容那些画动画的人:“能够创作出少女在花田里奔跑的动画的人,就是那种在花田里奔跑的人吗?怎么可能,他们是走火入魔地伏案工作,呕心沥血地燃烧生命、创造作品的人。”

只是对观众而言,当期待被不断透支,国产动画的成长速度,或许还需要再快些。

校对:遇见;运营:嘻嘻;排版:冼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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