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位经济学家密集发声！做到两点就可瓦解美国脱钩企图！中国5大新趋势！抗疫为百姓平均延长10天寿命！从过去500年，总结3条规律
重磅！
林毅夫、黄奇帆、李稻葵
等21位经济学家家最新发声，信息量巨大！
“动荡中的2022——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
“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
清华大学校长王希勤
向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致辞
5月14日，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开幕，清华大学校长王希勤为论坛作开幕致辞。
王希勤指出，“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举办，就旨在将形势分析、政策解读、实践建言与学术研究融为一体，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树立信心，为国内外经济学家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搭建思想桥梁，为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提供学术舞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他表示，今年是清华大学全面实施“十四五”规划和2030中长期战略规划、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关键时期，学校将继续坚持开放办学，积极搭建中外文化友好交往的合作平台，一如既往支持“首席经济学家论坛”，聚焦经济全球化大势、助推多维度交流。
全文实录：
王希勤校长：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以“云端”相聚的方式隆重举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我谨代表清华大学，向参加本次论坛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屏幕前的各位老师、同学、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欢迎！对“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当前，人类还未走出世纪疫情阴霾，又面临新的传统安全风险；全球经济复苏仍脆弱乏力，又叠加发展鸿沟加剧的矛盾；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也在上升。本届论坛以“动荡中的2022——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为主题，在当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这动荡变革的时期，更需要我们坚定信心、直面问题。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人类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克服困难才能发展进步、走向光明，坚定信心才能应对挑战、超越自我。
在这动荡变革的时期，更需要我们观念互鉴、思想互通。国际合作与交流在非常时期更显重要和珍贵，能让人们在观点交流中得到启迪，在文明交汇中汲取智慧，在文化交融中深化理解。
在这动荡变革的时期，更需要我们廓清迷雾、携手同行。加强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和市场机构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促进政策研究与对策研究的紧密结合，用科学性、原创性的分析框架，共同研究解决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树立共同体意识、强化系统性观念，用理性之光照亮世界经济前行之路。
“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举办，就旨在将形势分析、政策解读、实践建言与学术研究融为一体，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树立信心，为国内外经济学家解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搭建思想桥梁，为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提供学术舞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清华大学始终保持“中西融汇、古今贯通、文理渗透”的办学风格，积极推动中外文化融通、文明交流。今年是清华大学全面实施“十四五”规划和2030中长期战略规划、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关键时期，学校将继续坚持开放办学，积极搭建中外文化友好交往的合作平台，一如既往支持“首席经济学家论坛”，聚焦经济全球化大势、助推多维度交流。
今天参加论坛的嘉宾都是对全球经济政策与实践有着深刻洞见的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校歌中有一句歌词，“立德立言，无问西东”。我希望，此次论坛能够让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国家的理论观点碰撞、融合，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思想盛会；我相信，此次论坛一定会为我们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发展挑战，携手促进人类共同福祉增添新的思想动力，汇聚合作共赢的伟力！预祝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林毅夫：中美应保持正常经济关系如果能够做到这两点，可以瓦解美国试图和中国脱钩的企图！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14日出席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时指出，中美应保持正常经济关系，树立全球稳定和平的新秩序。
林毅夫说，全世界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经济版图发生巨变。一方面最主要的国家增长率在下降，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崛起，特别是中国。
他指出，全球版图变化中，最大的输家是美国。2014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也正因为这样的改变，美国想采取一些措施保持经济产出并遏制中国的发展。
面对当今情况，中国接下来最好的战略是什么？林毅夫给出两个建议。
第一，希望能够保持动态的经济发展。
他指出，当前中国不断大踏步迎头赶上，有后发者优势。中国现在的技术渗透率类似20世纪40年代的德国、5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这种后来居上模式的国家经济增速在8%至9%。对中国来说，每年有8%的经济增长潜质。
与此同时，中国有非常庞大的国内市场，有很高的国际经济占比份额，并且有较好的政治环境保证经济稳定增长。
“这些都是中国的优势，中国应该发挥这些优势，以保持动态经济增长。”
第二，希望能够保持开放的态度，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
林毅夫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算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有8%的潜在增长率，如果中国能够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将会持续助力全球经济发展。
此外，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是120多个国家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70多个国家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全球化经济背景之下，贸易是1+1＞2的共赢。
“因此，建议中国保持高速动态经济增长，并且保持开放型的改革态度。”林毅夫说，如果能够做到这两点，中国的增长将是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也可以瓦解美国试图和中国脱钩的企图。
他还指出，目前中国正在迎头赶上，总有一天中国经济总量会是美国的两倍。
“到那一天，美国将不得不做一个平衡和抉择，必须跟中国做贸易，必须跟中国维护好关系。只有跟中国打交道，才能确保对其国家有益，保持正常的经济关系，这样树立的全球新秩序是稳定和平的新秩序。”林毅夫说。
林毅夫：保持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将为全球贡献至少四分之一的增长动能
林毅夫指出，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崛起，特别是中国。2000年中国占全球GDP的比重是6.9%，2018年占全球GDP的比重是16.8%，增加了9.9%。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新兴国家如何在新世纪中实现这一点？林毅夫表示，是因为新兴经济市场拥有后入者的优势，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成本低很多；同时也可以从全球化当中受益，全球化使得新兴市场有足够的市场发挥他们的竞争优势。
他指出，在全球版图的变化当中，最大的输家是美国，因为20世纪美国一直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经济体。到2014年时，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同时，林毅夫也指出，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经济规模是最大的，但是美国的人均GDP水平更高。面对当今的情况，对于中国来说接下来何去何从最好的战略是什么？林毅夫给出两个建议。
第一条建议，希望能够保持动态的经济发展。
林毅夫指出，中国正处在迎头赶上的追赶状态中，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四分之一的水平，美国在人均GDP和科技人均占比两个方面更高。但是中国正不断地大踏步迎头赶上，有个后发者优势。
他分析指出，中国现在的技术渗透率类似20世纪40年代的德国、5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这种后来居上模式的国家的经济增速有8%-9%。对中国来说，每年有8%的经济增长潜质。与此同时，中国按“购买力平价”来算已经是全球最大经济体，有非常庞大的国内市场，有很高的国际经济占比份额，并且有较好的政治环境保证它的稳定增长。
林毅夫认为，中国应该发挥这些优势，保持动态经济增长。
第二条建议，希望能够保持开放的态度，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
为什么这样建议？第一，林毅夫指出，因为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我们能够保持经济8%的潜在增长率，并且每年实际可以实现5-6%的增长。如果中国能够保持这样高速增长，将会持续地助力全球经济的发展，所以中国每年继续给全球至少贡献四分之一的增长甚至更多。
第二，林毅夫指出，中国不仅仅是按照购买力评价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现在中国是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另外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所以在全球你可以算一下，对于全球90%的国家来说中国要不然就是他们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国，要么就是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国。”林毅夫说。
林毅夫认为贸易是一个双赢的东西，尤其在当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之下，大家应该实现1+1大于2的共赢，所以他建议中国保持高速动态经济增长，并且保持开放型的改革态度。
最后，林毅夫指出，中国人均GDP占美国的50%，中国的人口实际上是美国的4倍，总有一天会是美国经济总量的2倍。
“那一天到来了，美国将不得不做一个平衡和抉择，必须跟中国做贸易，必须跟中国维护好关系。尤其只有跟中国打交道，才能维持自己的就业率，才能确保他们的国家有获益，保持正常的经济关系，这样树立的全球新秩序，是稳定和平的新秩序。”林毅夫最后说。
黄奇帆：下大力气搞好金融，这五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一是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黄奇帆认为，人民币发行锚定美元绝非长久之计，应该锚定自己的GDP含税量上、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黄奇帆表示。
二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黄奇帆表示，前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现在出了不少问题，这就要我们思考“房住不炒”背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来支撑。
三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绿色金融。黄奇帆表示，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很快，但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将来实现了“30·60”目标了，煤电仍是一个重要补充，“所以在这个的过程中，金融部门不能谈煤色变，而是要立足国情发展服务绿色转型的融资体系。”黄奇帆称。
四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黄奇帆认为，近年来，中国涌现了不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但很多机构对真正的先进技术、创新的独角兽缺乏鉴别力，上一轮消费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的这些巨头，都被外国资本投了重仓。这一轮，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绿色经济等前沿领域，我们国内的这些机构们能否抓住机遇呢？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黄奇帆表示，应该创造条件让普通职工在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有投资性收益的渠道，比如发展年金，把年金建设成养老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许企业年金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于资本市场，这既为职工分享资本增值收益创造了条件，也为资本市场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一举多得。”黄奇帆认为。
以下为黄奇帆发言全文：
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受邀参加今天的圆桌论坛。就今天的话题我谈一点体会。我认为，当前和今后我们至少面临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第一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深度冲击世界经济，主要发达国家货币超发，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全球性通货膨胀渐行渐近。国际经贸秩序深度调整，反全球化逆流时有回潮，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面临更多挑战。国际冲突持续升级，局势走向扑朔迷离，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越来越大。“灰犀牛”“黑天鹅”层出不穷，对我宏观经济稳定构成压力。
第二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偏低。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趋于下降。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在1.25%左右，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只有美国的40%、德国的43%、日本的63%。到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要达到美国的60%的水平，那就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必须达到2.7%。如果未来15年我国GDP增速达到5%左右，2.7%就意味着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要达到54%，做到这个很难。
第三是资源环境约束偏紧。毋庸讳言，中国在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同时，也成为资源能源消耗大国，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重要资源进口依赖度过高。长期以来形成的大进大出、粗放发展的经济模式在日益偏紧的资源环境约束面前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向绿色发展、低碳发展转型。特别是我们宣布了3060目标，要实现它们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第四是科技和产业革命日新月异。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核心内容的数字经济、以细胞免疫、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技术突破和应用为代表的生物经济、以零碳低碳技术开发和推广等为代表的绿色经济正在重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加上不断拓展的深海、深空探测，脑机协同、人机互动、虚拟和增强现实等，未来产业在不断更新迭代。如何把握机会，参与甚至是引领这些科技革命，是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应当承担的重要使命。
第五是社会层面包容发展任务繁重。比如，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根据七普的结果，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总人口18.70%，比六普上升了5.44个百分点。预计到2035年前后，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再比如，我们虽然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还有大量人群的相对贫困问题，而且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要比解决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困难，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领域仍然存在不少短板，推进实现共同富裕任重而道远。
应对这些挑战，唯有改革、开放和创新。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激励创新，最大限度把中国这个最大规模单一市场的活力激发出来，进而打造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一切未来和外部的不确定性。
我认为，下大力气搞好金融，是下一阶段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激活创新的关键火种、也是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对应于上述五个方面的挑战，金融领域有五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一是适时建立人民币之锚。
目前，我们的人民币发行在一定程度上仍是锚定美元的，这固然有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但从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和发展需要来说，这种现状绝非长久之计。一国的货币应该锚定在自身GDP的含税量上，锚定在自己的国债信用上，只有如此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铸币税。只有有了自己独立的货币锚，有了自己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才有真正自主的货币政策，国内一切金融资产的定价才有了基准。这个问题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博弈中显得越发迫切，需要研究。
二是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低、对GDP贡献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要素错配，特别是金融错配。前几年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高企绑架中国经济，大量资本裹挟着银行贷款无序涌入房地产业，现在出了不少问题，这就要我们思考“房住不炒”背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来支撑？再比如，目前金融业的平均收入水平是制造业的好几倍，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利润占了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一半。中央明确要求保持制造业一定的比重，那么我们就要思考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
三是结合中国国情发展绿色金融。
目前，一方面，双碳目标下我国绿色金融业务发展很快，但作为绿色融资的基础，有关减排和绿色的认证标准和体系仍在探索中。另一方面，中国以煤为主的资源禀赋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一夜之间把煤电机组全淘汰掉。这个转型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将来实现了“30·60”目标了，煤电仍是一个重要补充。所以在这个的过程中，金融部门不能“谈煤色变”，而是要立足国情发展服务绿色转型的融资体系，即“转型融资”。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四是加快发展面向中小型科技企业的科技金融。
这些年来，中国也涌现了不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但很多机构对真正的先进技术、创新的独角兽缺乏鉴别力，往往是国外主力机构投了，国内机构才跟进，甚至一窝蜂，在一些领域甚至形成了新的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上一轮消费互联网时代，我们看到的这些巨头，都被外国资本投了重仓。这一轮，在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和绿色经济等前沿领域，我们国内的这些机构们能否抓住机遇呢？我们既十分期待，又同样担忧。
五是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
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让老百姓更好的获得财产性收入。即使是普通职工，在正常的工资收入之外，我们也应该创造条件让其有投资性收益的渠道。比如发展年金，把年金建设成养老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允许企业年金通过市场化方式投资于资本市场，这既为职工分享资本增值收益创造了条件，也为资本市场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长期资本，一举多得。这是金融服务共同富裕的一种方式，类似的还有很多，需要系统研究。
国内怎么做好自己？清华大学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李稻葵认为当下就是要好好地控制疫情，结合本人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解，做一点深入的分析。“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非常好的一个测度是人均寿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是提高老百姓的平均寿命。
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非常骄傲的，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今天的77岁，过去30年，每年提高了99天，“我们每一个中国百姓过生日的时候要记住，过完这个生日，虽然按照一般来讲是年长了一点，离最终的生命终点接近了，但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发展让你延缓了99天的寿命！”李稻葵分享称，并表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世界银行的数据都显示如此。
李稻葵认为，以平均寿命这个测度来看过去两年的抗疫是有成绩的，过去两年的抗疫帮助挽救了多少生命？这个话题各有各的说法，姑且把美国的数据中死于新冠疫情的数量乘以四：假如中国没有做好防疫工作，过去两年会有400万生命的损失。每一个失去的生命的挽回，相当于让每个人多增加了10天的寿命。过去两年伟大胜利，为每一个百姓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十天，平均每年5天。
复旦大学在自然子刊上面说，如果抗疫做不好，不坚持严格的抗疫可能会丧失155万的生命，这155万生命大部分可能是中老年人，把这个算下来摊到每一个人，则平均寿命减少了4天。
李稻葵分析，中国做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部分原因是有在提高公共卫生投入、有科技进步、有提高安全教育水平、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原因，但还有根本的一条是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是提升我们的健康水平，增加人均寿命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生活水平提高包括什么？包括有时间健身，包括家里按了空调，夏天可以休息好、冬天有暖气。李稻葵引用数据称，过去的30年或者20年平均人均消费如果上升或者下降一个百分点，带来多少天的人均寿命的上升或者下降呢？答案是十天。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就是延长平均寿命，1%的人均消费增长能提高每年10天的生命，十天相当于通过抗疫挽救了400万的生命。
中央和国家要求全社会做到严格抗疫，实际是在两个战场，一个是一定要保住疫情不要扩散，它的第一个直接的目标就是减少生命的损失。保证疫情不扩散是争取时间、买时间。因为最危险的、容易感染的是中老年人和有基础病的人，每一个配合防疫的人是争取时间控制疫情的发展，争取时间给爷爷奶奶、年长的父亲、母亲，给他们创造条件，劝他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打疫苗，建立相应的针对老年人医疗体系，同时等待特效药，等待更好的疫苗。防疫打的是时间仗，时间很宝贵。李稻葵呼吁相关的医疗部门把老年人，把有身体基础病的人放在首位，大家一起争取时间给他们筑牢防护线。
第二个是保经济。此时此刻很多的工厂不能完全复工，复工的不能完全复产，东南亚的领导人有意把中国的生产线吸引到他们的国家去，中国不能自毁长城，只忙着减少感染，把产业链忘记了。保护产业链就是保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
如果能够保住生产线，保住产业链，把未来潜在的GDP增长速度保住0.1%，对未来每一年的增长能够多增加0.1%，由于消费跟整个经济基本同步的，则人均消费每年增加0.1%，折算成寿命是能够增加6天。
所以，保生产线、保产业链非常重要，不能只盯今天也要看明天，明天的收入也很重要；不能只看到今天保住的生命，还要保住未来的健康、生命，所以产业链一定要保住。
刘世锦：国内有些新能源汽车不比特斯拉差，我们要有信心
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应把重心放在“进取型反应”
5月14日，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刘世锦出席并演讲。
刘世锦首先指出一个误区，当前在讨论经济政策问题时，很多时候看短期的多，看长期的少，特别是不太注意把短期问题放在长期背景下看。刘世锦认为，很多货币、财政政策不一定能承担刺激任务，短期的货币、财政政策用以保持经济短期的平衡，而长期的增长动能得靠别的东西。
刘世锦呼吁大家更多关注长期问题，关注真正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潜能。从这个角度就全球的问题，刘世锦谈论了应对气候变化时，怎么将其转化成创新和增长的动力。
怎么应对气候变化？刘世锦认为，从中国的经验来讲是三种反应方式。
第一种，防御型反应。主要是传统的能源或者高碳的行业感到有压力，这些行业在考虑将来要转型重组甚至要退出，但在短期比如看到油价、钢材价格在上升的时候，它们感觉自己还是很有分量的，到底要不要退？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种，适应型反应。“典型的是节能减排，节能永远是对的，因为节能以后能减少对能源的使用。”刘世锦说。
第三种，进取型反应。积极推动创新，发展绿色，特别是推动绿色的创新，用低碳、零碳的新能源新技术取代传统的高碳能源、高碳产业、生产方式。
刘世锦指出，在三种反应里面最重要的是采取进取型反应，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都应把重心或者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这个方面。
第二，刘世锦坦言应对气候变化最初面临很大的压力，想回避发现回避不了，逼着必须搞创新，最终将气候变化压力转为创新增长动力。绿色创新除了能实现减碳外，还从经济学的角度创造了更多消费者剩余。
刘世锦指出，新能源汽车上升势头很快，一季度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汽车销售总量的比例接近20%，这个速度远超预期。
从消费者的反应看，大部分消费者买新能源新车关注的是性价比、性能，首先感觉到用电比买油的运营成本低，而且车机好用，舒适程度高。他指出一个现象，两年前买新能源车可能时为了摇到号买油车过渡，而消费者自从开了新能源车就不再改变了，“你让我开油车我都不开，我就开新能源车，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说。
第三，刘世锦指出，绿色创新能够大大降低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绿色产品在初期比较贵有溢价，随着创新竞争的加剧，价格在下降，有些产品的绿色溢价已经变成负的了。刘世锦以光伏发电为例，过去十年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了80-90%，现在已经等于或低于燃煤发电的成本，而且业内人士分析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
第四，气候变化带来的新的技术，与数字技术或者数字经济密切结合。刘世锦认为，全球经济实际上进入了数字化转型阶段，传统的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是并行的，孪生的数字界面已经出现，这个会带来真正革命性变化，气候变化带动的技术创新主要在能源和传统的产业领域，本来数字化进程可能是缓慢的，但是现在提前了，而且会起引领作用。
所以刘世锦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心还是要转到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上来，而且这不是主动的，是被动是逼出来的，而且逼出来后“花朵”“果实”超越预想。
不仅可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同时也可以为全球范围引入一场重大的技术变革，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动能。
刘世锦还指出，发展数字经济带动的绿色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会走出一条和以前不一样的、甚至零排放实现增长的绿色发展道路。
关于新能源汽车，刘世锦特别提到特斯拉，他指出特斯拉在上海工厂做得很不错。对于近期马斯克对中国工人给予高度评价一事，刘世锦肯定表示，中国工人各个方面素质都很好，其他国家可能还比不上，这是中国很重要的优势。
国内对特斯拉工厂设在上海有不同的意见，有声音认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占了国内的市场，使得有些企业没有竞争力。对此，刘世锦表示国内新能源汽车有些不比特斯拉差，进来一个强的竞争对手，国内只要放开、允许竞争，中国的企业一点都不差，我们要有信心。
“绿色新能源技术要开放，开放以后国际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会更加活跃，同时发达国家在绿色创新领域比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对全球的发展也会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余永定：资产负债平衡要有反制能力，
中国要尽可能不当“债主”
5月14日，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余永定出席并演讲。
余永定指出，当前中国的海外资产负债结构需要调整，有两个目的：
第一、提高海外投资的净收益，降低外汇储备在中国海外资产中的占比。
第二、提高中国海外资产特别是外汇储备的安全性。
对于调整海外资产存量，余永定建议，第一可以考虑减持美国国债、增持其他形式的资产、分散化外汇储备的币种；第二中国可以增加对战略资源生产国的投资，比如说对中亚特别是对阿拉伯油田，可以考虑采用股权投资；第三，信守承诺，严格保护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第四，用技术手段，IT技术、数字货币等等。
对于未来中国海外资产的政策调整，余永定则表示可以考虑以下方面的建议：
第一、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带动进口。他指出，中国长期保持大量的对外贸易顺差在过去是好的。但在目前政策需要调整的情况下，减少贸易顺差重要的条件是必须有国内内需，内需不足企业就会出口，如何使中国有非常强的内需，除了长期的结构性改革等问题，从短期来看要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
第二、调整为鼓励出口执行的出口退税政策。
第三、要增大对大宗商品、战略物资的进口，中国应增加对粮食、能源的进口。
第四、少购买美国国债，更多进口美国产品，尽可能履行中美贸易协定。
第五、特定时期维持贸易逆差，增加进口和用掉多余的外储。
第六、实行浮动汇率政策，坚持汇率浮动，坚持干预市场、适应维护市场稳定导致的外汇储备增加或者减少。余永定指出，中国不能放弃资本管制，要抑制热钱的流入和资本外逃。
第七、增加海外投资形式，通过把贸易顺差转化为海外投资。
第八、发挥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优势，但是要小心债务陷阱。
余永定最后指出，国际收支要尽可能平衡，海外资产负债要尽可能平衡，不要有过度的美元资产，资产负债平衡要有反制能力，中国要尽可能不当“债主”，当债主在当前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是十分尴尬的。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出席论坛时表示，我国在扩内需领域，应更多依靠消费拉动。一方面要继续加大财政政策对消费的投入力度，还要多种举措共同发力改善居民的收入结构。
李迅雷指出，受到疫情、乌克兰危机影响，经济外循环内循环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障碍。目前来看，我国在畅通内循环上，主要是通过基建投资。但完全单靠基建投资是不够的，因为基建投资面临好项目越来越难找、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现金流产生越来越难的问题。因此，促消费意义重大。
对于促消费的方式，李迅雷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财政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今年减税降费和留抵退税的力度非常大，总规模全年预计到2.5万亿，尤其是留抵退税这对于解决企业目前现金流问题，纾困问题具有非常积极的效果。但当前财政主要投入在稳企业稳就业上，对于消费领域的支出偏少。他建议，财政政策力度要继续加大，尤其用于消费方面。应推动发放消费券，发放消费券的方式相比美国发现金的方式更具针对性。
李迅雷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已经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拐点和房地产市场的拐点，过去的增长模式现在很难再持续。靠外需很难，扩内需就需更多靠消费拉动。
他表示，目前中国的消费总量还可以，因为人口基数大，过去几年经济高速增长。但结构上存在消费率过低问题，居民家庭消费更多用来投资、买房。相信今后随着房地产投入的减少，消费率有可能会有所上升。此外，还要通过收入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增加企业责任等多种举措共同发力改善居民的收入结构。
野村证券陆挺：今年在货币政策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
5月14日，在论坛上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表示，今年在货币政策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的背景下，要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并且优化财政支出的方向，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稳定预期，保障基层政府的稳定运行并保障市场的主体。
陆挺指出，除了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也要注意内部风险。疫情不仅对产业链供应链产生冲击，还影响了企业和居民对疫情的不确定性的预期，不断消耗不少家庭、企业的储蓄和积累，导致家庭、企业抗冲击能力逐渐减弱。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面临的困境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对基层政府稳定运行和基建投资造成压力。此外，传统政策的空间和效果也有所变化。以前主要靠地产和基建拉动经济，但当前房地产市场面临困难，而基建投资的回报率也有所下降。
陆挺认为，今年在货币政策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的背景下，要加大财政支出的力度，并且优化财政支出的方向，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稳定预期，保障基层政府的稳定运行并保障市场的主体。当前，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的下滑意味着财政需要通过其他的渠道增加政府可调配的资金，甚至在一定的时候要调整今年的赤字规模。
陆挺表示，财政支出要突出纾困的重要性。针对需要纾困的家庭和中小企业，应通过财政政策撬动信贷政策，比如增加贴息、贷款的担保，在纾困方面给一定的租金减免、税费减免，加大税收减免力度非常重要。
此外，陆挺表示，在推动基建方面，要加大力度尤其是加大有合理回报资金项目的开工和建设，优先考虑人口流入地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基建。在稳外贸方面，可以适时、适度通过向市场购汇的方法来释放人民币的流动性，节约降准的空间，同时维持现在人民币的略有贬值的状态。
瑞·达利欧：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
5月14日，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动荡中的2022——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为主题，邀请到21位来自全球著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与领军学者，围绕四大圆桌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出席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达里欧指出，变化的世界秩序中，有三个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首先，是大额债务和债务货币化，尤其是世界三大主要的储备货币；其次财富和价值观差距加大，引发内部冲突；第三是崛起大国挑战现有大国以及现有的世界秩序，引发外部冲突。同时还需要注意两个外生的重要因素：流行病、干旱、洪水等自然之力，以及知识和技术的进步。
达利欧认为，目前，美国的债务和债务货币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和收入差距是 1930 年代以来最大的，政治鸿沟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世界秩序正在变化，如果资源的分配不再基于利润，而是政治目的，那么根据历史经验，贸易摩擦、科技摩擦、地缘政治影响纷争、经济金融摩擦、冲突等等都存在进一步加剧的风险。虽然历史不一定能准确预测未来，但是可以提供警示，各方需要保持沟通、交流、对话，避免冲突或争端，努力实现合作共赢。
图为瑞·达利欧
以下为瑞·达利欧发言实录：
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研究成果——三大趋势和规律，我纵观了过去500年的历史，总结了这三条规律。这个研究是我亲自做的，之所以做这个研究是因为我必须了解今天发生了什么，以及在当今和未来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视角进行预测。
接下来我将逐一简单跟大家分享：
第一，非常巨大的债务伴随巨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什么叫做债务货币化？中央银行印钞票来购买债务，在全球三大主流货币当中尤为严重。第二，巨大的内部冲突。我们发现上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况在1930、1945年，当时美国产生了财富和价值观的差异。而且在西方世界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内部的这些冲突带来的是左翼、右翼的民粹主义，他们在人群当中代表一部分人，他们希望进行斗争，他希望和其他的人群进行对立，他们对立的点是希望能够把自己让步降低到最低点，这样的斗争对民族有影响，所以尤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有极严重的内部冲突，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大家可以看到1930-1945年的历史形成这样的规律。
第三，大国的崛起。比如中国的大国崛起，由于中国的崛起会挑战已经存在的大国比如说美国，已经有的世界秩序被大国挑战了，使得外部产生很多冲突，不一定是有冲突，但是水到渠成地会有外部冲突的产生。原因是随着大国力量的加剧和增长，大国之间彼此无法认同彼此，有了不同的观点，就会产生冲突。在竞争过程中会发现如果冲突没有得以自我化解，则会有更多的冲突产生。
历史告诉我们当这三大力量齐头并进的时候会有非常高风险的环境，这是当今所处的社会现实和环境所面临的情况。所以我必须要研究储备货币的兴衰还有包括储备货币所代表的国家的兴衰，回顾过往500年历史我总结出以上三点。并且我对中国各个王朝的兴衰进行了研究，从唐朝600年左右开始。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于大国的兴衰进行研究。另外两个特别的因素也吸引了我的研究视野，他们也是非常显著的因素。首先，自然之力。包括全球流行疾病，包括干旱、洪涝灾害，它们实际上是不频繁的，但是一旦来袭影响非常大，它们造成非常多的死亡并且会颠覆很多的文明，比前三个因素还要更大，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自然之力。
其次，随着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人们的能力进行适应性的变化，逐渐适应环境和突发事件。所以我纵观历史会发现实际上同样的事一再重演、不断地重复、循环往复，其中唯一一个变化就是大家用什么样的技术，人的本质是推动历史往复前进的基石。
接下来通过图表跟大家图文并茂地来进行展示之后要回答大家的问题，从1900年开始画图，上面是美国的GDP水平，上升的曲线，为什么要衡量它？因为它是一个刺激的因素，如果你想要刺激经济的发展，你的做法肯定增加很多的信贷，产生了购买力，随着时间的积累，信贷产生债务、债务变成了某人的资产。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借的债务拿什么钱还？如何偿还？用硬货币偿还，如果是这样就会产生很多的痛苦，因此事实是怎样的？事实在于说有很多的钱被印超了，这是一个标志，不断印钞表明国家存在不平衡，不平衡一方面体现在它花的钱，另外一方面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花只能靠印钞花钱。
有两个不同的图，蓝色是短期的利率水平，当它达到了零的时候，如果此时债务水平又特别高，这相当于要印很多钱才能偿还这个债。红线产生了它的结果。所以在1930年到1945年期间发生的情况不言自明，通过这样的研究能够更好观察并且预测2008年经济走势，当时债务占GDP的水平特别高，而我们的利率水平接近零的水平，并且我们也观察到央行印了很多钱希望能够渡过周期，历史往往循环往复。前面讲的是印钞，这一页代表的是1900年以来的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非常重要的是要提醒各位注意，你会发现美国自从1930年以来经历了最大的收入差距，相当于财富和收入的分布有特别大的差距，尤其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会加剧。
现在所存在的政治方面的差距，回溯到1900年开始，红色线所代表的是共和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投票记录，蓝色线代表的是民主党的投票记录，对应参议院、众议院。大家可以观察到线越来越高，它变得更保守，所以相当于是政治的右翼向右倾斜，我们可以发现蓝线往左往下面走，大家可以看有一个差值，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自从1900年开始意识形态的差距是巨大的，是自从1900年以来前所未见最大的意识形态的差距。所以我发现投票差距最小的地方是大家最不愿意妥协的地方，这表明是一个政治方面的挑战，而这样的一个政治方面的挑战非常严重，严重到以至于我们可以感觉到在下一届总统选举过程当中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失败，如果是这样，系统会受到颠覆和破坏，这是历史一再告诫我们的。
这是我专门汇总的图表，我希望把不同力量的强度进行对比、实力进行对比，这边的实力表明的是国家相对实力，比如说从1500年开始进行对比。我必须研究足够长的历史才能了解大国它的起伏和兴衰以及储备货币国家的兴衰，大家可以看到有8个实力方面的指标，之后跟大家讲这都是什么，整体来讲的是综合实力的对比和指数。红色的线是中国，最开始中国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之后有所下降。我们发现荷兰和英国超过了中国，1880年以来慢慢下降，会发现是屈辱的100年，后面继续下降一直到1949年，会发现后面的图表表明中国从1949年以来不断上扬、有所进步，见证了中国包括在全球历史当中最伟大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另外一个图你会发现荷兰、英国的线交织在一起包括其他国家的发展和起伏。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所绘制的小短片，希望通过短片给大家非常简单的比拟来解释规律。它把我刚才讲的规律以更加简单的方法跟各位进行呈现，这个小短片主要是呈现了在过去的历史过程当中不断循环往复的规律和周期。
【以下是短片内容：
我在过去的500年当中研究了最强大的十大国家包括三大储备货币的起起伏伏，它们曾经发生了很严重的冲突，在图表当中给大家进行了衡量，为了更好了解中国的规律，我也让大家了解到中国各代王朝的兴衰以及从600年来的货币发展。由于所有的指标放在一起会非常复杂，我给大家讲一个重点，包括荷兰、英国、美国还有中国，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规律，现在我们化繁为简，大家可以看到四个国家250年当中不断循环往复，会有一些周期，中间有10-20年的转型期作为缓冲，转型期都是冲突发生的时候，因为领先的帝国不打仗没有办法衰弱，我怎么样衡量大国的实力？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用8个主要的实力指标，把整个实力进行平均。八个指标包括教育水平、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力、竞争力、经济的产出（包括在全球贸易当中的比例）、军事实力、金融中心实力、资本市场、储备货币实力等八大指标进行可衡量对比，能够知道现在这些国家对比过去怎么样，是实力上升了还是衰弱了。所以我们按照序列每一个国家都这样去看就能发现有典型的周期不断地重复。
这些线叠在一起非常非常复杂，我们把它简化，可以看到这里面进行了因果关系分析，因果推动了一个国家的兴衰，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更高、能够不断地进行创新，有更多的技术发展，他们才能有更多的能力让货币成为储备货币，大家实际上可以看到这四大力量一起下降，使彼此不断地下滑。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国家内部有什么样的因素推动了国家的兴衰，简而言之，这些大的周期什么时候开始呢？通常有一个大的冲突，以至于战争时他们能够除旧破新，有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全新的主导国家。当时这样没有人可以抗衡的国家会繁荣发展。这是周期的第二个步骤。当大家习惯了安居乐业、繁荣和发展，实际上我们会发现他们不断地借贷，债台高筑之后会有金融泡沫，这样你会发现它的贸易份额不断增加，而且大多数贸易以这个货币进行结算，因此它成为了储备货币，使他们有更多的借贷行为。除此之外，我们会发现财富的分配不平均，越有钱的越有钱，穷人一无所有，差距过大之后泡沫破了，只能开动印钞机不断地印钞票，这样穷人和富人之间会有内部矛盾，可能会产生一些为了财富重新分配而进行的革命，可以是和平革命、也可以是内战。
当国家不堪重扰，去解决内部矛盾时，力量相对来说就会下降，所以新的正在冉冉升起的大国能够去竞争，因为大国内部冲突正在解决，外部的冲突会产生战争，我们发现战争过程中会有新的赢家和输家，赢得全盘皆赢，建立了全新的世界秩序，这样自我更新的周期重新开启。】
刚才这个短片主要是审视了一下过去的货币和大国竞争规律，幻灯片中左边图片向各位展示的是死亡率的数据，衡量刚才说的大国冲突包括战争所造成的死亡率，右手边给大家展现的也是全球死亡率，这个数据也是不断上升，是自然之力造成的全球死亡。这就是为什么基于这些点刚才讲到纵观历史我们不能忽略自然之力，比如全球气候变化就是其中的典范，我们必须要注重自然之力。
左边图片代表的是全球人均GDP水平，已经剔除通胀，右边是每个人的预期平均寿命，这两个指标都展现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这两个图非常有意思，两个图有意思之处在于刚才和各位分享的所有周期，从长期来讲相对比较缓和，指的是相对于人们的适应力来讲比较缓和，人类具有强的适应力，在周期过程中能够保护自己，能够通过创造发明不断地适应变化的环境。
我想让大家了解这个信息，就是我们的现状，我们觉得了解了历史的大周期的循环往复的规律就能够去洞悉未来，我不会花很长时间讲每个国家周期是怎样，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冲突不断地上升，接下来前方的路非常不明朗，下一个主导的国家的出现肯定会引起自然的冲突，所以通常根据历史规律会有金融战争、经济战争，我们觉得有五种类型的战争，有的时候有贸易战争、技术战争（还包括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战争）、资本战争、经济战争、军事战争等五种。
它们开启之后会不断地加剧升级，现在我们会观察这样一个环境，会有很多经济和资本方面的战争，换言之，这个环境过程中大家希望通过战争控制一下对资源进行分配，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经济环境，全球经济过程中会发现经济资源在全球进行分配，大家看一下在全球，如果你在一个国家生产东西成本更低那我就在那个国家生产，生产完再运到其他国家，而在全球经济活动过程中经济资源的分配实际上就是全球资源的分配。
有一些由政治决定的资源分配，比如制裁之下的资本流动，这也和二战之前的情况非常相似，当时美国对日本有制裁，阻止石油运进日本，以及对日本资产的制裁这都是二战的结果。我们也不应该去认为因为这个事情在过去发生了，很有可能未来就一定会发生，但是可以去了解一些经验，我们需要理解这种因果关系，学习这类经验能够让我们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刻意识到它，并能够防止它的发生。所以非常感谢给我的时间，我整理总结了一下我的想法，非常期待大家的问题。
（本文根据发言内容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21位经济学家
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功召开
2022年5月14日，以“动荡中的2022——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为主题的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云端隆重召开。本届论坛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主办、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中心(CIFER)承办，中英双语直播。
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每年春季在京举行，聚焦全球视野，助推多维度交流，邀请国内外著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共同探讨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政策走向。面对疫情反复和俄乌冲突的动荡局势，2022年第三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邀请到21位来自全球著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与领军学者，围绕四大圆桌主题展开深入讨论。
张晓慧在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致辞
当下结构性货币政策迫切需要能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2022年5月14日，以“动荡中的2022——全球与中国经济及政策展望”为主题的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线上举办。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出席论坛并致辞。
张晓慧指出，时代呼唤新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新的货币经济学理论。从实际问题出发的理论创新和更好服务于实际政策的理论创新，是学院下一个十年应当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希望首席经济学家论坛能就中国与世界的经济、金融、科技趋势、政策进行分析和展望，提供更多的思想交流和智慧成果。
图为张晓慧
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致辞
（2022年5月14日）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 张晓慧
尊敬的王希勤校长、林毅夫院长、黄奇帆市长、达里欧先生，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经济学家、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全体师生向出席论坛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以及在线上观看论坛直播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每年春夏之交在北京举行，论坛聚焦全球视野、助推多维度交流、集聚国内外著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与领军学者，政策、市场、学术三界同场共商，是中国与世界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和交流的重要平台。首届论坛于2019年在清华大学校园举办，2021年论坛在线举办、全网直播，实时观看人数过千万，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今年是第三届，面对疫情反弹、俄乌冲突以及全球通胀高企等不确定因素，论坛选择 “动荡中的2022——全球与中国经济政策展望”作为今年的主题。今天的论坛，迎来了众多研究中国与世界经济金融政策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我和屏幕前的朋友们一样，期待聆听他们对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深刻洞见。
今年也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成立十周年。五道口办学至今已历经四十一载。2012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与清华大学强强合作，在1981年于北京海淀五道口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十年前五道口金融学院成立之初，我们立下了“扎根中国大地，建设国际一流金融学院” 的冀望。虽然办学成功与否并不以“论文”判高下，但国际一流的论文发表毕竟也是学院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截至2021年底，学院全职正教授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的A+类论文人均超过7篇，领先于亚洲其他金融院系。学院自成立以来，在国内外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或被接受的高水平学术论文共311篇，数量和质量均处于较高水平。可以说，建院时希望能够成为亚洲最好的金融学院这个目标已经初步实现。
最近这两年，学院一直围绕着如何继续坚持理论和实践创新，立足中国金融实践，做好中国问题研究，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完善支撑和影响决策的经济金融理论框架，大力提升通过金融研究服务国家重大决策的能力等问题在展开持续的讨论。我们认为，理论研究必须从实际问题出发、从实际政策出发，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政策与学术相结合。五道口金融学院本身就是人民银行与清华大学合作的产物，学院的前身就是人行研究生部。早在80年代研究生部建立之初，我们不仅邀请了全国最优秀的经济金融学教授来传授最经典和最前沿的经济金融理论，也邀请了业界著名专家和政策研究人员来为我们的学生讲解行业的最新发展和政策动向。可以说，无论是早期的人行研究生部还是现在的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从来都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一直以来，老师和同学们都是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的，大家围绕中国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问题展开研究，努力探索中国经验，力争在经济学、金融学领域有所突破。
从实际问题出发，必然要求理论上的突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等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推出了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通过增加金融系统的流动性来支撑实体经济的复苏。按照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说法，量化宽松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打破了所有的经典货币经济学理论。只不过我们看到的是，长期的超低利率并未能带动长期生产率的提升，相反却鼓励了短期刺激、助长了资产泡沫。近年来新冠疫情的反复来袭又使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供应链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叠加俄乌冲突，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和利率则显著加大了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动荡，避险情绪高涨，全球经济由此增添了许多新的不确定性。无论是货币经济学理论还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尤其是地缘政治冲突期间经济金融制裁的滥用，令人不得不怀疑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否还能继续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
疫情暴发以来，我国没有搞“大水漫灌”，而是采取货币政策结构性逆周期发力，信贷资金直达中小微、科技型企业，定向精准支持制造业等重点领域，在货币总量基本匹配经济需求的前提下，既激活了微观主体活力，增强了总体创新能力，稳定了产业链、供应链，也稳住了宏观经济。但是，如何解释在非常时期的当下结构性货币政策成为挑大梁的角色，恐怕是经典的货币经济学所不能承受之重，迫切需要能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时代呼唤新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新的货币经济学理论。从实际问题出发的理论创新和更好服务于实际政策的理论创新，恐怕是五道口金融学院下一个十年应当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
今天我特别高兴，看到有这么多著名学者共聚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就中国与世界的经济、金融、科技趋势、政策进行分析和展望。这样的学术探讨，无疑对提升五道口金融学院的研究能力大有裨益。
最后，感谢各位嘉宾对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一如既往的支持，预祝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开幕式嘉宾
圆桌讨论一嘉宾
圆桌讨论二嘉宾
圆桌讨论三嘉宾
圆桌讨论四嘉宾
(内容来源：清华五道口 ）
相关文章
为伟大思想而生！
AI+时代，互联网思想（wanging0123)，
第一必读自媒体
商务合作、投稿及内容合作，请联系后台小编
或27168430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