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港双城：地名成长的故事
“深圳”和“香港”这两个如今听起来响当当的地名，一开始都不是当地重镇，而是随时代变迁不断扩展，逐渐从边缘到中心，最终覆盖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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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经济特区，香港是特别行政区，双城之名中，各有一个“特”字。它们出自同一母体——新安县，明万历元年（1573年）设立，到今年正好450周年。有意思的是，“深圳”和“香港”这两个如今听起来响当当的地名，一开始都不是当地重镇，而是随时代变迁不断扩展，逐渐从边缘到中心，最终覆盖全域。
一
故事还得从1688年讲起。1688年是怎样一个奇特的年份呢？美国学者小约翰·韦尔斯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1688年的全球史：一个非凡年代里的中国与世界》。给人的感觉，仿佛1688年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元纪年，而是通往历史奥妙之境的一道暗门。
1688年即康熙二十七年，这一年对深圳的特别意义是“深圳”作为地名符号首次出现在文献资料上。当年，新安县开展了一项水文勘查，在县城以东约30公里处有片水域，即今天的深圳水库一带，勘查人员将其标注为“深圳”，意即深水沟。这片水域西南边不远处有个墟市，因此被称作深圳墟。墟市往南有条小河，原名罗溪，也改名为深圳河。
深圳墟是深圳地名的1.0版。作为新安县36墟之一，当时的重要性显然不及政治中心南头和海防重镇大鹏。不过，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深圳墟在19世纪中后期已远近闻名，与观澜墟、清平墟、东和墟并称新安四大名墟。1898年6月9日，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新界。深圳河成为界河，深圳墟与港英统治正面相遇。这引起英方勘界大臣骆克的不安，他经过近一个月调查，写成《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报告书》，于1898年10月呈送英国政府。报告中明确提出：
“让一个中国城镇出现在英国领土边沿近在咫尺的地方，其不利之处在九龙城问题上已经有所体现，该城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无止无休的麻烦和香港及中国政府间经常发生摩擦的根源。如果允许深圳留在中国领土内，历史肯定会重演的……重要的是应该将深圳纳入租地内。”
从骆克的描述可以看出，当时的深圳已经从墟市发展成了城镇。在中国古代，城和市是分开的。城未必有市，市未必成城。市在岭南一带被称为“墟”，在北方则被称为“集”。不管是墟还是集，基本功能都是交易，上面的建筑主要用作商号和作坊，而不用作居家。当年梧桐山下两大名墟，西为深圳墟，东为东和墟，后者就始终没有发展成为有规模的城镇。
所以，深圳镇是深圳地名的2.0版。这时候，深圳墟只是深圳镇的一部分，而深圳镇亦是新安县的一部分。不过，随着深圳墟和深圳镇名头渐响，以深圳命名的地方也多了起来。比如深圳河入海口有一狭长海湾，因位于南头城之后一直叫“后海湾”，便逐渐被称作了“深圳湾”。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深圳镇从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南国名邑的重要时期，直接动因是罗湖海关的设立和广九铁路的开通。
深圳镇从骆克所谓“一个中国城镇出现在英国领土边沿近在咫尺的地方”，边境交往渐密，到广九铁路1911年全线通车并在此设站，各路人等云集，很快成为周边地区最繁华、最具规模的城镇，习称“东门老街”。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激烈变革的历史转折时期，深圳镇的发展被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如今东门老街上还有两栋古色古香的小楼，一为思月书院，一为鸿安酒店。前者是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十万罢工工人离开香港返回内地的接待站，后者是1938年底叶挺将军组建抗日武装的司令部，都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到1950年代初，虽然宝安县（1914年由新安县改名）的县治仍然在南头镇，但经济社会中心早已东移。鉴于这一情况，宝安县1953年将县城迁往深圳镇。县城与铁路枢纽重合，深圳镇再次迎来新发展。1960年代初，深圳戏院、新安酒家、华侨大厦等三大现代建筑设施相继落成，代表了当地三种主流文化形态——影剧文化、饮食文化、旅游文化。深圳戏院吸引了许多国家级的艺术团体前来演出。新安酒家楼高四层，装饰讲究，不仅古色古香，还有中央空调，铺红地毯。华侨大厦则是一家涉外酒店，据说是周恩来总理指示修建的，用于接待东南亚华侨。这些建筑及其发挥的特殊作用，在当时国内县级城镇是绝无仅有的。
经过上世纪初叶和中叶两次跃升式发展，加上毗邻香港的特殊性，深圳镇在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影响力已然举足轻重。不过，真正脱胎换骨的变化还是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宝安撤县建市，命名深圳。次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从深圳墟到深圳镇再到深圳市，深圳地名进入3.0版。以后的故事就无需多讲了，传统计划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在这里碰撞交融，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深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风向标和重要引擎。
三百年沧海桑田，四十载凤凰涅槃，终于成就了这座奇迹之城。
二
香港作为地名出现，应当早于深圳。不过同深圳墟一样，其得名也与交易有关。
沉香是岭南的传统香品，东莞地区最早对沉香树进行人工培育，明代形成了以东莞寮步镇香市为代表的香料市场。当时所指东莞，地域远远大于现在的东莞市，泛指唐至德二年（757年）由宝安县改名而来的东莞县范围，含今天广州增城区、东莞市、深圳市、中山市、珠海市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別行政区。在这一广阔地域内，有不少与沉香产业相关的地名，如香山、香洲等，当然最著名的还是香港。东莞及周边香农把各自生产采购的香品香料，运往东博寮海峡北岸一处名叫石排湾的港口，集中分检装船后，北上广州港，南下东南亚。久而久之，港口便被称作“香港”。
鸦片战争中，一批英军在石排湾登陆，本是询问他们登陆的岛屿叫什么名字，当地居民却顺口回答“香港”。于是，整个岛屿被称为香港。为了避免混淆，石排湾一带改称香港仔。英国强占香港岛后，还一度把岛屿北面的海湾称作香港港（Hongkong Harbor），后来沿海湾修建维多利亚城，才改称维多利亚港，并把城后的太平山改名为维多利亚峰。从转运香料的港口到香港岛，是香港地名内涵的第一次扩张。后来英国又强占九龙半岛，港英殖民统治覆盖了维港两岸，但香港作为地名，仍然还是指港岛，与九龙并用。1898年中英两国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表明在官方文件中，香港的地域范围从此包括了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即港英殖民统治全域。这是香港地名内涵的第二次扩张。不过在日常用语中，香港主要还是指港岛，与屯门、元朗、荃湾、西贡、官塘等并用。直到今天，还有一些住在新界地区的居民，把去港岛说成去香港。
经过这次内涵扩张后，香港的地域范围是确定下来了，但地域认同还需要一些特别的契机。一个多世纪以来，促进这种地域认同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但有两个事件起到了关键性的助推作用。一是1972年红磡海底隧道通车，二是199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
1972年8月2日，红磡海底隧道正式通车，香港岛与九龙、新界联为一体。这条隧道迄今仍然是世界上交通最繁忙的海底隧道之一，大大促进了维港两岸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唤醒了香港人的共同体意识。第二年，长达200余集的电视连续剧《狮子山下》开播，狮子山精神成为香港精神的代名词广为流传。同时，香港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督麦理浩走马上任，在“清洁香港”名义下，创立廉政公署，启动地方行政改革，实施十年建屋计划，推行九年免费教育，开发新市镇，兴建地下铁路，城市面貌和市民生活大幅改善。麦理浩十年任内，香港经济增长之强劲为开埠以来所仅有，一跃而入亚洲四小龙之列，港英政府的管治威信得到提升。
这时候，香港作为一个整体，再不是处于主流文明边缘的百衲衣式的传统小农社会，也不是移民海外的中转站，它已经蝶变为一个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管治良好的现代市民社会。那个立足东南亚，交汇中西方文化，连通海内外市场，融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物流中心为一体的超级都市，呼之欲出。
1997年香港回归，特区政府成立，香港的整体意识因为外部环境改变再次得到强化。作为单一制国家的地方政权，香港市民的国家观念开始觉醒。之前，他们在国家观念上基本是缺位的，港英当局出于殖民统治利益的需要，不会强化他们的英国人观念，也不愿意强化他们的中国人观念。回归后的香港，面对庞大的祖国和内地，自我认同感逐渐增强。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进入高速发展快车道，香港凭借天时地利，尽享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经济持续增长，贸易活跃，就业稳定，一片繁荣景象。
从港岛到九龙再到新界，近两个世纪以来，香港地名的成长是由南往北扩展的，而港岛长期处于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不但影响了香港南重北轻的城市布局，也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定势。位于深港边境的广大地区，长期被视作城市的边缘，基础设施投入和市民文化建设不足。一些厌恶性设施，如垃圾填埋场、殡葬场等，被刻意安排在这一带，引起当地居民长期抗议。加上土地权属、文化习俗、宗族矛盾等社会历史问题错综复杂，导致新界很多地方的发展模式和社区面貌自成一格，与港九地区俨然两个世界。
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出北部都会区计划，引起空前广泛的关注，除了可望解决产业政策过度依赖地产和金融、科技创新动力不足、青年就业空间狭窄、楼价长期居高不下等深层次矛盾外，人们对改变香港城市空间格局的预期同样炽热。随着北部都会区建设深入推进，面积远大于港岛和九龙的新界北部从传统的城市外围和投资忽视区域一举成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承接大湾区内地城市辐射的核心地带，无疑是香港城市发展史上一次战略性更新。假以时日，香港单一中心的城市格局势必彻底改变，形成双中心哑铃形格局，甚至可能出现北部都会区在经济创新动能、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规模、对香港经济的拉动上全面超越南部都会区的情况。那时候的香港，将是一个全新的香港，一个更加完整而丰满的香港。
三
虽然深圳和香港都各有自己的历史，但真正意义上的双城故事，是从1979年开始的。当年4月，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允许广东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侨乡汕头设立出口加工区。福建省委也提出类似设想。中央对此表示支持。关于如何命名这几处实行特殊政策的地方，邓小平一锤定音：“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就叫特区嘛！”所以，从陕甘宁的特区，到深圳等经济特区，再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有着一脉相承的理念。深圳与香港的关系，在成立经济特区之前，由于政治环境和经济体量悬殊，充其量只算是拥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之后才开始谱写可堪称道的双城故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深圳向香港“抄作业”的阶段。深圳成立经济特区，本身就是主动接受香港辐射的体现。当时，整个宝安县才30万人口，生产方式以农渔业为主，本地生产总值只有区区2.7亿元人民币。香港已经是一个拥有500万人口、本地生产总值达288.62亿美元的发达经济体，无论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流行文化和精神气质，都处于世界前列。著名艺人梅艳芳的形象设计师刘培基，曾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啊，那是一个华丽的年代！连高跟鞋的声音都不一样，那些人一举一动都有派头，那种风范你学不来。但比起财力，更加难以复制的是那种几近天真的乐观底气。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风向标，始终指向香港。向香港学习体现在方方面面，一开始可以说是到了照抄照搬的地步，形象地说，只把繁体字翻译成了简体字。香港利用所拥有的欧美市场配额，为深圳带来大量出口订单。制造业大规模内迁，促进了深圳出口导向型制造业迅速发展，助推本地产业融入全球产业链。随着产业和资金的引入，技术和管理也联袂而至，重塑了深圳的商业文化和市场经济秩序。与此同时，深圳及珠三角高速发展释放出空前强劲的生产力和市场需求，使香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遥想当年那大开大合、大进大出的火热景象，总让人激动不已。
二是深港双城各自努力的阶段。这个阶段从香港回归祖国开始，持续20多年，充分体现了香港与内地城市在“一国两制”之下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巨大张力。1997年前后，深圳虽然在许多方面仍然是香港的小弟，但也已跨入GDP千亿元俱乐部行列，在双城关系中便增加了些底气。一方面，香港继续在投资兴业、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城市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龙头引领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实力迅速上升，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对香港的依赖逐渐降低，且在机制、人才、资本等方面越来越具有辐射力，香港相对于内地的优势随时间推移而有所减弱。
曾听一位香港朋友说，依靠内地赚钱的优势已被他们那一代人赚走了，现在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只靠“销售身份”就可以躺赢。这种情绪与当年香港人的优越感形成巨大反差，社会矛盾愈演愈烈。这期间，有两个时间点特别发人深思：2014年2月，深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发展粤港澳湾区经济的构想；2019年2月，深港双城分别公布2018年GDP数据，深圳首次超越香港夺得大湾区之冠。
三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发展的阶段。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与“一国两制”两大国策的交会互动。深圳和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是大湾区三大极点之最。从综合影响力看，“香港—深圳—广州”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主轴，对周边城市产生着广泛的辐射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深圳被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着手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香港则实现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重大转折，破天荒地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表明主动接受深圳辐射。北部都会区总面积达300平方公里，当初深圳经济特区也不过320平方公里。据权威人士讲，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沙头角深港国际消费合作区的建设正如火如荼展开，势将形成西、中、东全面对接的战略合作平台体系。香港联通全世界，深圳服务整个内地，深圳与香港的合作应当放在中国与世界双向开放的大格局中来规划和考量。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深港之间从制造业合作到服务业合作，再到其他方面合作，谱写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双城故事。当我站在塘朗山顶极目阁里鸟瞰深圳湾，只见海天之间，以深港西部通道著称的深圳湾大桥穿云破雾，踏浪御波，把辽阔的海湾变成了一片内陆湖。长桥一头连着香港流浮山天水围，一头连着深圳大南山蛇口港，飘逸豪放，寓意着深港合作从罗湖桥时代进入了深圳湾大桥时代，从小河时代进入了大海时代！
千古沧桑入碧波 一桥飞渡出山阿
同心共筑青云路 不负双城故事多
线索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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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晶报APP
统筹 | 李岷
文 | 木木
制图 | 胡椒枪
编辑 | 叶辉 李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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