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与慢”文丛缘起
继“轻与重”文丛，六点图书近期推出了2.0版的“快与慢”书系。
如果说，“轻与重”偏好“essai”的文体，尝试构筑一个“常识”的水库；“快与慢”书系则崇尚“logos”的言说，就像打一口“问题”的深井。
本书系的旨趣在于：且慢勿快。快，是绝大多数人的自由作为；慢，则是少数人的自觉理想。
编辑推荐1.卢曼，社会学系统科学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劲敌，当代极少数几个确实改变了范式的社会学家。
2.《作为激情的爱情》是卢曼最受大众欢迎的一部著作，但并不浅显，爱情现象学在卢曼系统论中具有范式意义。
3.爱情是一种概率极低的关系，一个卓越的悖论系统。人们一方面膜拜理想爱情，一方面又意识到其空洞。爱情的真伪无可交流，只能自我理解。不确定和高风险，既是爱情的悲剧之源，也是爱情的活力之源。
4.爱情与其他交流媒介颇有相同之处，爱情通过悖论机制发挥整合作用，让人学会适应悖论世界。
作为激情的爱情：关于亲密性编码
[德] 尼克拉斯·卢曼 著
范劲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爱情秩序是社会-人心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爱情现象学探讨在卢曼的社会理论整体框架中扮演了一个特殊角色。从学术生涯伊始，卢曼就涉入这一主题，在1968/1969年冬季学期代理阿多诺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席时，他选择了“爱情”为授课主题。卢曼认为，西方的爱情语义学自16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形式变化，反映了造成人格性亲密性日益增长的社会分化。爱情媒介从社会系统中分化而出，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中出现的“激情”语义学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的实质是以悖论化代替过去的理想化作为编码路径。可见，亲密关系对于卢曼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是以悖论为生命力的交互作用系统，为了展开恋人间行动/体验的悖论而存在。爱情悖论的系统化能力，间接地提醒人们，不确定性并非秩序的敌人，反而是对冲不确定性的最佳手段，而爱情秩序的存在，也证明某些后现代理论家提出的绝对混沌并不成立。
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与哈贝马斯齐名的当代德国社会学家，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教授。作为系统论的代表，他将社会及其不同分支领域视为纯粹由交流构成的诸社会系统，主张一种激进建构主义的理论思考方式，对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代表作包括《社会系统》《社会的社会》《社会的经济》《社会的科学》等，《作为激情的爱情》是他最受大众欢迎的一部著作。
范劲，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研究重点为当代西方文化理论、德国现代文学、中德文学和文化关系，自2012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基于卢曼系统论视角的学术论文，如《作为交往媒介的世界文学及其未来维度》《外国文学的元方法论——一个系统论视角》《诗学与系统性》等。
自由即秩序：卢曼的爱情理论(代译序)
前言
第一章 社会和个体：人格性和非人格性关系
第二章 爱情作为由象征而一般化的交流媒介
第三章 交流可能性的演化
第四章 爱情语义学的演化
第五章 爱情的自由：从理想到悖论
第六章 激情：过度的修辞和不稳定性的经验
第七章 从风雅到友谊
第八章 引导性差异：快感/爱情
第九章 爱情针对理性
第十章 通向个体化的路上：18世纪的酝酿
第十一章 性的纳入
第十二章 不可交流性的发现
第十三章 浪漫主义爱情
第十四章 爱情和婚姻：论再生产的意识形态
第十五章 今日如何？问题和替代方案
第十六章 爱情作为互渗入系统
术语索引
自由即秩序：卢曼的爱情理论（节选）
范劲
卢曼从他学术生涯之始就涉入这一主题。在1968/1969年冬季学期代理阿多诺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席时，卢曼选择了“爱情”作为授课主题。某种意义上，这符合68年一代的精神，因为爱情是自由的代名词。1982年，《作为激情的爱情》出版。2008年，基塞林（Andre Kieserling）又从卢曼遗稿整理出当年课程讲义的底稿，以《爱情：一种练习》为题出版。显然，卢曼不仅仅是对爱情现象感兴趣，也不仅仅是对法国17世纪通俗爱情小说着迷，而是很早就直觉到这一现象的社会理论效益。在《作为激情的爱情》中，卢曼主要考察了17世纪以来爱情的历史语义学演化，配合以之前就开始践行的两条理论线索，即知识社会学和交流媒介理论，以呈现爱情作为一种交流媒介从社会中分化而出的过程。要弄懂他的思路，首先就要掌握几个基本概念。
1. 概率极低的关系
爱情是最重要的，可也是最难捉摸、几乎非理性的人际关系形式，用卢曼的话说就是概率极低的（unwahrscheinlich）关系，故爱情关系的成功是社会系统演化的一大成就。从概率极低到概率较高的神奇转化，是事情的核心，也是理论探讨的焦点。爱情之所以有魅力，正因为实现概率极低。为何如此？——因为“双重偶然性”的存在。伴侣双方为迥异的两个“世界”，各使用一套自我/世界、行动/体验的区分标准，彼此互为偶然，从而导致“正常”情况下，双方本应不知道如何进入爱情、维持爱情。卢曼用了出租车的比喻来形容这一处境：
婚姻在天上缔结，在汽车中自会分道扬镳。因为坐在方向盘前的那位是以情境为导向的，他会认为，他是在尽其所能地驾驶；而坐在一旁观察他的这位同车人，会感到受他的行驶方式所摆布，将此方式归咎于驾驶者的品格。同车人只能以评论和批评的方式行动；但要想得到驾驶者的同意，却希望渺茫。在出租车里（极端情形不论）大概是没有什么必要，就此进行一番交流。可在亲密关系中，的的确确就是这种情境成了对问题的测试：他如此行动是以我的（而非他的）世界为根据吗？在产生怀疑时，有谁能够忍得住不去尝试通过交流进行澄清呢（而在其他场合中大可偃旗息鼓，以沉默告诉自己和对方：不必冒险测试）？（Niklas Luhmann, Liebe als Passion,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4, S. 42）
出租车内发生的，是一方在行动，而一方只需体验，期待和自身体验相符合。爱情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不对称性。行动和观察的分离造成了“归因冲突”，一方认为行动的原因是情境，一方认为是行动者个性使然。如果不能随时交换行动和观察、自我和他者的位置，让互动密集化，必然出现交流堵塞。现代社会的恋人普遍感受到这一烦恼。个体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他人的共识变得极为困难，因为讲话者总是从自身出发，以自我为中心设计世界，交流伙伴沦为确认者的补充角色，去被动地承认对方的世界设计就是最普遍的世界设计。
电影《毕业生》结尾，从相顾而笑的喜悦，到沉默无言的尴尬，谁也不知道对方心里现在在想些什么。
2. 由象征而一般化的交流媒介
如何摆脱困境？人类发明了由象征而一般化的交流媒介（symbolisch generalisiertes Kommuni-kationsmedium），所谓“爱情”就是这个东西，承担了让亲密关系由概率极低变得概率很高的功能。媒介来自社会，它让私密情感社会化，或者说，以社会认可的方式保持私密。卢曼的核心观点是，爱情借助抄袭来的模式、抄袭来的情感、抄袭来的存在而产生，人们之所以一见钟情，是因为早就学会了一见钟情。不难设想，青年男女在进入恋爱过程之前，就通过社会环境尤其是小说影视熟悉了过程、套路和结局，在脑中将同一脚本演练了千百遍。如此大费周章，耗尽心力，只为等待一个契机，让现实中的对方上钩，等待一个理由，让自己心甘情愿地在现实中陷入罗网。即便为情而苦，也是遵循规范（像少年维特那样!）在受苦。爱情作为媒介本身不是情感，但能让情感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伴侣双方无法直接沟通，却大可以和媒介达成一致，在媒介内部获得共识。交流媒介之内，对方的强求不仅可以接受，而且会带来愉悦。神奇的是，语义流动越自相矛盾，行为模式越奇特夸张，符码就越是稳固，这一爱情关系的特殊现象，正说明了交流媒介的性质：
像在所有的交流媒介中那样，符码在此也必须在自身中为自身规定了例外；只有将负面的自我指涉融入其中，它才能制度化。（Niklas Luhmann, Liebe als Passion, S. 83）
一般化意味着媒介适用于任何场合，不受缚于事实情况，这一提升借由象征而实现。诺瓦利斯的格言“象征即神秘化”在卢曼理解来，就是将逻辑中的悖论变得“不可见化”，将差异在神秘化的层面统一（Niklas Luhmann, Die Wissen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2, S. 189）。
3. 语义学
爱情媒介通过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语义学（Semantik），规定语义流动的通道，为痴情儿女供应演出脚本。所谓语义学，系指“被标举为具有保存价值的经过浓缩和确认的观察，或意义的短暂固定，以用于重复使用，尤其是以文本形式”（Detlef Krause, Luhmann Lexikon, Stuttgart: Lucius & Lucius, 2005, Aufl. 4, S. 223）。语义学包含的意义内容经过高度压缩，具有了稳定性，从而可以脱离具体使用场合。它相当于社会的概念库存，一方面储备意义内容选择所需的种种形式，一方面储备交流用的主题。语义学和社会结构通常为联动的循环关系，否则就起不到引导交流的作用，但总是比社会结构变化滞后一段时间。《作为激情的爱情》属于卢曼的“社会结构和语义学”项目计划的一部分，基本思想是：社会系统由阶层分化向功能分化过渡，导致了语义学观念资产的深刻变化。功能分化取代阶层分化，意味着交流成功不再取决于交流者的等级地位，而是特定功能系统为特定问题的解决提供的成功条件，掌握系统的交流规则就尤为重要。爱情语义学的普遍贯彻，让交流成为自我指涉的反身过程，专门性和普适化合而为一——专门系统之内，规则是普适的。说到底，这是一套系统性的化简工具，通过一些人们不假思索地使用的“词语外衣、套话、智慧格言和经验警句”（Niklas Luhmann, Liebe als Passion, S. 9），化简过剩的复杂性，让痴男怨女在疯狂中确保自家的清醒，确保双方体验和行动的一致。
4. 亲密系统
卢曼将系统区分为机器、有机体、社会系统、心理系统（即意识）四类，系统的特征是所谓“自创生”（Autopoiesis），即从构成自身的要素中再生产出自身。社会系统的特征是持续不断的交流，根据所容纳、所管理的交流的不同类型，又分为交互作用、组织（法庭、学校、基金会等）、按功能分化出来的部分系统（法律、教育、科学、艺术等）以及社会运动（如抗议、冲突）四类。爱情帮助伴侣间组成个体的人格性系统，以区别于非人格性系统，卢曼称之为“人际间互渗入”，或称之为“交互作用系统”、“亲密系统”。亲密系统和家庭一样，属于交互作用（Interaktion）层面，这类交流以实际接触为前提，在场/不在场的差异对于交流成功十分重要。亲密关系和其他交互作用关系的区别则在于，心理系统不仅参与系统运作，且以人格的形式成为最重要的交流前提。斐迪南的“爱情圆圈”终将会普遍化，以便将所有人格性要素纳入交流。卢曼将现代的社会结构特征界定为功能分化。功能分化促成个体自治，每个人都成了自由、平等地履行功能的个体，与阶层相关的不变“存在”失去了意义。个体化的增强，导致对于切近世界的渴望也愈益急迫，这正是亲密系统分化而出的社会理由。个体问题的解决方案不是简单的个体化，还需要将切近世界和公共领域、人格性交互作用和非人格性交互作用区分开，才能通过分流信息以应付种种复杂性。反过来，人格性和非人格性关系在现代社会的激进分离，又导致把抚慰灵魂的希望过多地托付于人格性层面，从而激化了亲密性需求。席勒《阴谋与爱情》，琴师的女儿露意丝与宰相公子斐迪南的爱情悲剧，门当户对与浪漫主义两种爱情编码的矛盾。随着亲密系统分化而出，社会系统卸掉了负担，可是爱情成了高难度的艺术、高风险的事业。爱情需要为自己发明依据，自己促动、自己阻碍、自己诱惑自己以达到目的，闭合与自我指涉成为爱情的核心。 从整体上说，爱情的自由化对应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媒介之所以变得越来越自由，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现代社会复杂性越来越高。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环境，系统自身的复杂性也需要越来越高，否则在当代环境下，如果还依照从前那种父母之命的简单方式，求偶者将无法找到合适伴侣。这就是说，在高风险、高度不确定的系统中，最好的稳定机制反而是风险和不确定本身，复杂性的自由互动才能防止系统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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