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预售 | 以个体与亲亲的双重视野，重审家在现代世界的意义
论家：个体与亲亲
孙向晨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11月
内容简介
“家”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学界悄然而成一重要论题。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如此显要的主题在近现代却迟迟难以进入主流话语，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立场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家”的价值观被认为是中国人进入现代世界的巨大障碍。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应该更从容地面对这个问题。针对以往或“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偏颇，本书以“双重本体”立意，坚持现代个体的自由，尊重传统亲亲的价值；以此“双重视野”重新审视“家”在现代世界的意义，“个体”与“亲亲”以一种相反相成的方式确立其在现代世界的内在关系。
“家”在现代西方伦理中曾一度失落，从霍布斯到康德，现代个体的价值无疑取代了家庭的独到地位，但“家”的理念仍不时出现。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由“生生”而“亲亲”，由“孝”而“仁”，再到“家国天下”，这绝不是简单地建构一种伦理规范，“家”更具有一种本体论的地位。
作者简介
孙向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列维纳斯哲学，以霍布斯、卢梭、黑格尔等人为代表的近代政治哲学，近年来致力于中国传统思想现代阐释的研究。主要成果：《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合著，2006）、《面对他者：莱维纳斯哲学思想研究》（2008）等。主要学术兼职：《通识教育评论》（联合主编）、复旦通识丛书主编、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简称FISP）指导委员会委员、世界汉学大会理事会理事、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副理事长等。
目 录
序
第一部分 双重本体
第一章 双重本体：形塑现代中国价值形态的基础
一、现代的，还是西方的
二、反思“五四”，还原自身文化的逻辑
三、重新定位中国文化传统
四、生活世界的“双重视野”
五、“双重本体”的概念
六、“双重本体”的关系形态
第二章 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
一、“个体”之于现代性的意义
二、“个体本位”的消极影响及西方文化传统的抵御力量
三、“个体”在近现代中国的发现与陨落
四、儒家的道德自主性与非道德性的权利观念
五、儒家传统之于“个体”的现代意义
第三章 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新文化运动再反思
一、个体主义的倡导及个体的沉沦
二、家庭主义的批判及家庭的没落
三、现代中国的文化复兴需要建构双重命题
第二部分 迂回西方
第四章 “家”在近代伦理话语中的缺失及其缘由
一、亚里士多德论“家”的问题
二、近代“家庭”的契约化理解
三、财产问题的个人化处理
四、亲情问题的同情化理解
五、教育问题的自然化倾向
六、婚姻问题的法律化关系
七、“家”的双重性及“家”的瓦解
第五章 现代社会中的“家庭”及其所代表的伦理性原则——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家庭”问题解读
一、近代“家庭”的契约化理解及黑格尔的批判
二、家庭的“伦理性原则”
三、家庭与个体
四、家庭与市民社会
五、家庭与国家
第六章 关于“家”的一种现象学分析——基于莱维纳斯《总体与无限》第四部分
一、“爱欲”中的“女性她者”的他异性
二、“生衍”与跨世代的“实体转化”
三、“父子关系”与“子亲关系” / 197
四、“兄弟关系”与社会关系的重构 / 202
五、“绵延不绝”的时间观 / 207
第三部分 重建家的哲学
第七章 生生:在世代之中存在
一、“向死存在”与“生生不息”
二、在世代之中存在与“此身”
三、“亲亲”作为源初情感的结构
四、“孝”的“共世代”结构
五、“家”与“代际共在”
六、“在家存在”之“乐”
七、“学”作为“跨世代”的筹划
八、世代性与历史性
九、世代之中的“死亡”问题
第八章 亲亲相隐之“隐”的机制及其本体论承诺
一、“隐”的训诂问题
二、“隐”作为道德困扰解决的机制
三、沉默权与容隐权
四、“亲亲相隐”的本体论承诺
第九章 重建“家”在现代世界的意义
一、现代世界关于“家”之理解的多重误区
二、饱含“个体自觉”的现代“家”观念
三、现代世界中的“修齐”与“治平”
四、“家”的本体论意义
附录：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与天下意识
后记
试读
后 记
孙向晨
离上一本书的出版，已经过去10年了。说来真是惭愧，以思想的节奏和论题的转进而言，这中间应该还有两本著作的出版，分别是有关霍布斯的和有关近代政治与宗教的，但都耽搁了。
2013年夏天，受许志伟老师的邀请，我有机会在15年之后，再次踏访UBC的校园，夏日夕阳瑰丽的Spanish Beach是思考问题的净土，在这美丽而宁静的环境中，纯净的心境是思想展开的真正空间。在UBC美丽的校园里写下了最初关于《双重本体》的初稿，希望以“双重本体”的视野重新审视现代中国在“个体-家庭-国家-天下”诸环节上的变化，一种现代版的“修齐治平”，也是对王国维先生忧虑近代以来“道出于二”的一种回应。因为各种原因，只是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没有完成最终的书稿。本书的出版，只能算是在“双重本体”的视野下，对于“个体”与“家庭”问题的思考，尤其是想在现代世界突显“家”的问题。
一个研究西学的人，在这本书中大谈中国文化传统，是否有越界之嫌。在一个日益专业化的时代似乎显得很不合时宜。确实，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不是我的学术专长。之所以有强烈的冲动写一本关系“中国”的著作，是因为“中国”在现代世界依然是一个“问题”，如何疏通血脉：让现代文明的成就在中国的文化中扎下根来，同时让中国文化传统能在现代世界开花结果，重新具有一种普遍意义；百年来对于学人来说，这始终是一项艰巨挑战，让无数哲人竞折腰。“双重本体”的提出正着眼于此。“双重本体”也算是自己对于一直以来关于“古今中西”讨论的回答，并成为自己思考问题的一个重要框架。
我之前关于莱维纳斯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犹太的“传统”与西方的“现代”之间的张力，在此之后我便把问题意识聚焦在现代性的“起源”与“回应”的问题上，这让我有段时间一直在研究西方近代早期“政治”与“宗教”的关系问题，而霍布斯是这项研究的起点。我们总是把政治与宗教关系看作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其实西方近代早期的“政教”问题，处理的恰恰是西方的“现代”与“传统”关系，所涉及的问题远比政治哲学的领域宽泛。这样的问题意识显然是来自“中国问题”。因为中国现代转型中“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使我特别留意于基督教之于西方社会的作用；而基督教在近代社会的转型以及其对于现代西方国家的价值支撑作用，又使我开始聚焦儒家之于中国社会的重要作用；儒家对于“亲亲”与“家庭”的重视，反过来让我有独到视角来审视西方学者是如何来关注这个问题的，比如“家”在西方哲学中的地位，以及“情感”在理解“个体”中的作用等等。正是在“西学”与“中学”双重视野的循环往复中，推进着自己的研究工作，我称之为一种“双重视野，互为坐标”的方法论，这也是这些年自己形成“问题意识”的基本路径。在这里，西学绝不只是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梯子，西方文明也是人类生存论经验的一种积累，有其宝贵的人文价值，有供人类共同借鉴和共同享有的伟大意义。问题的吊诡诞之处在于身处中国文化语境，中国人自己的生存论结构却常处于一种前反思的经验状态，其潜在地会左右我们对一切问题的思考，但却处于一种遗忘的状态。哲学有责任让这种独特的经验理性化地呈现出来，以一种理性化的方式使得生活中的所以然得以澄清。这迫使我在研究西学的同时，加强中国典籍的阅读；从西学的视野中重新“回过头”来看中国文化传统，正是这一“回头”，使我重新发现了“家”的问题。这是一种“迂回”的路径，会让中国文化传统的逻辑有一种更加清晰的呈现与对比。于是，我的研究就在这种“迂回”中不断触及中国哲学的议题。我想这项工作会是有意义的。
从2013年最初执笔，到现在出版，一晃差不多六年过去了。其中有各种版本的编排，很多内容因为目前的编排已经安排不进本书中了，如对西方“公民宗教”的研究（“公民宗教之于公领域及其三个版本的浅议”，《基督教思想评论》，2016年）等。书中也附录了一篇关于“国家”的文章：“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与天下意识”（《探索与争鸣》，2014年9月），这应该也是上一个版本中的某个章节。现在的篇幅则主要集中在“家”的问题上，故取名《论家：个体与亲亲》，既聚焦在“家”的问题上，也显示了“个体”与“亲亲”的双重视野。
书中所论述的内容基本都有发表,“生活世界的双重本体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双重使命”（《浙东学刊》，第三辑，2013年7月）、“‘家’在伦理学中的缺失及其缘由”（吴飞主编《神圣的家》，2014年7月，宗教文化出版社）、“论中国文化传统下‘家的哲学’现代重生的可能性”（《复旦学报》，2014年，第1期）、“向死而生与生生不息：中国文化传统下的生存论结构”（《宗教与哲学》，第三辑，2014年1月）、“双重本体：形塑现代中国价值形态的基础”（《学术月刊》，2015年，第6期）、“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新文化运动百年再反思”（《复旦学报》，2015年，第6期）、“生生不息：一种生存论的分析”（《中国哲学与文化》，2016年，总第13期）、“列维纳斯关于‘家园’的生存论分析”（《同济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文史哲》，2017年，第3期）、“现代社会中的‘家庭’及其所代表的伦理性原则”（《学术月刊》，2017年，第4期）、“亲亲相隐之‘隐’的机制及其本体论承诺”（《河北学刊》，2018年，第6期）、“生生：在世代之间存在”（《哲学研究》，2018年，第10期）、“重建‘家’在现代世界的意义”（《文史哲》，2019年，第4期）。这些文章中的大多数都得到了多种报刊的转载，其中“双重本体：形塑现代中国价值形态的基础”以及“现代个体权利与儒家传统中的‘个体’”分别获得当年度上海市社联“十大年度推介论文”的荣誉。这些肯定表明了同行对于这些论题的关切与认可，这使我备受鼓舞。鉴于论文发表时的篇幅要求，文章当初都有所删减。目前集结在一起出版时，尽量使用原始版本，这样论述内容可以更充分，篇幅也可以更从容一些；笔者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新的修订与调整，使之放在一起更加协调。
无论怎样，本书的写作还是非常简略。书中的若干部分完全可以演绎成另外的专著。但这样一本著作对我来说依然很有意义，它是一种思想的记录，也是未来读书与思考的备忘。它以概括的方式对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的思考有所总结，在很多论题上也算是有了自家的体悟。
最初涉及这些问题已经很有些日子了。2005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学宾馆中，与张祥龙老师彻夜讨论“个体”还是“家庭”时，张老师的论述让我印象深刻，当时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之后在这些问题上也一直受到张老师的影响，但最终我的立场还是坚持现代价值有其意义，在现代中国谈论“家”的问题不能忽略现代文明的积极成就，中国文化传统的复兴也离不开现代文明的洗礼。2010年在英国兰开斯特与Richard Achard教授谈论了西方人对于“家”的理解，亦深受启发，在西方语境下，常常会以“权利”的角度去理解家的问题。2011年的冬天在芝加哥大学与杨效斯老师的讨论则始终围绕着再次确立“家”伦理的可能性，杨老师很早就已经出版了大作《家哲学》。当然之后还有很多的机会，在与朋友们的讨论中逐步澄清自己的思想。特别是2013年以后，陆陆续续的写作主要都围绕这个论题。生活中的机缘常常是平铺直叙论文背后的真正动力，对于生活中的这种种机缘一直都心存感激。
2013年起意到UBC去写那本小册子的最初原因，是在冯平老师的主持下，哲学学院的一些中青年老师一直在探讨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问题。感谢一起讨论问题的同事和朋友们，冯平、徐洪兴、汪行福、王金林、邓安庆、邹诗鹏等老师，还有叶晓璐老师为大家提供的周到服务，一个小小共同体。在热切讨论中总能激发出更多的想法，所谓的学术共同体不同于一般的团队，它需要智性与友谊，以及能否以包容心态去倾听不同意见的态度。这几年发表的论文多多少少都会糅杂进这些思考的背景。
从2001年开始，丁耘、徐卫翔、洪涛、林晖、任军锋、韩潮、宗成河和我一起开始了读书小组的生活，随后读书队伍越来越大。中断了一两年后，2011年，林晖、任军锋、苟燕楠和我再次开启了读书小组的生活。每周的阅读时光都是非常愉快的。每周四晚上的读书从最初的西学，慢慢地转向了中学；毛诗、公羊、周易、左传、中庸等等，中间还读过一些诗文与庄子。这样的读书小组，一晃就是18年。这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读书生活，每次读书都会让大家受益匪浅。一起读书是一个学者保持谦虚心态的有效方式：面对经典的谦卑，面对朋友的虚心。非常感激这些年来一起读书的伙伴们。
书中的论题曾在中国社会科学论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台湾大学、高雄的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上海社科院哲学所、宗教所、上海交通大学、加拿大维真学院、巴黎高师、柏林自由大学、汉堡大学等学术机构报告或演讲过，与国内外同行和同学们的交流始终是促进我思考的强大推动力，在此一并感谢。
特别要感谢赵鼎新老师、罗卫东老师、朱天飙老师领导的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浙大人文高等研究院坐落在美丽的之江校区，经典的文理学院的建筑与格局，从容大气的高研院理念，温婉细致的学术服务，让之江校区特别适合进行学术研究。中国大学如果在精神气质与物理空间上都能回归到这样静谧、自由的环境，回归朴素的学术原则，而学者们也都能自律而富有研究的热情，那么中国的学术事业无疑将会有一个巨大的发展。2016和2018年暑假中各有一个月的时间都在那里写作，尽管杭州的夏天异常炎热，但写作效果却出奇良好，感谢浙大高研院给予的静心写作空间。
整整13年了，从2006年起主要的精力都放在行政工作上。为同事们服务是一种公共参与的责任，在哲学上也可以看作是实践智慧的历练，实践如何来填补理论上的空隙一直是一件十分有挑战性的事情，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则是一种“知行”的要求；但行政工作不能不说是一种牺牲，《理想国》的第一卷就论证了，为什么行政治理工作本质上是一件没人想干的事。尤其是对于学术生命来说，行政工作更是一种耽搁，一种巨大的耽搁。理论的追求在于宁静致远，在于在思想的静谧处铺展生活或世界的逻辑，它总是力求完美，力求细节；行政工作生活在当下，总是在各种力量之间寻求平衡，在妥协中力求成就某些具体事务，结果常常是不完美的。把行政工作当作一种学问来做，固然可以算是一种托词，但毕竟与学术的要求南辕北辙。完全是两种心态，两种生活，两种志向。所谓的“双肩挑”起码对我个人来说，只能是欺人之谈。在行政活动之余，学术积累一直未敢忘怀，学术阅读一直不敢懈怠。只可惜，写作量本来就小，这对于笔头并不勤快的我来说，无疑雪上加霜。论文的写作几乎都是在平日里忙乱的生活间隙中完成的，论述的不当和瑕疵之处还有很多，希望求教方家，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最后还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倪为国老师。我们是老朋友了，一路见证了他坚守学术出版的热情和执着，令人感佩。这本书从最初联系，到现在出版差不多已经有6年时间了，感谢他的耐心、热心与不懈的督促，这本书最终得以出版，与倪为国老师的鼓励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2013年8月底于Somerville House at UBC初稿
2019年6月底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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