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博尔赫斯：谈失明（倪华迪译）

Jorge Borges 黄灿然小站 2019-04-14

我做了许多、并且是太多的报告。我发现，人们往往喜欢听个人的事而不是普遍的事；喜欢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事。因此，今天我要从谈我个人的一定程度的失明开始我的报告。我说一定程度的失明，是因为，我的一只眼已完全瞎了，另一只眼部分地失明。我尚能分辨几种颜色，能分清绿色和蓝色。另一种是黄色，我也并非完全看不出。记得我小时候，（如果我妹妹在这里，她也一定记得起来。）站在帕莱尔莫动物园的兽笼前面，那正巧是虎与豹的铁笼，我看着有金色与黑色斑纹的老虎。直到现在，那黄色仍留在我的脑际。我写了题为《金黄的老虎》的一首诗，里面提到我的这次经历。

我想谈一件人们往往不知道的事，不晓得对大家是否有用。人们总是想象盲人一定是被囚禁在黑暗的世界中。莎士比亚的一行诗正表明他持这种看法：“看着那盲人所见到的黑暗”，如果我们把“黑”理解为黑暗，莎士比亚的这行诗是站不住脚的。

使瞎子想念的一种色彩是黑色，另一种是红色（无论如何对于我这个瞎子是这样），黑色与红色是我们所缺少的颜色。我已经习惯于在完全的黑暗中睡觉，但长期以来，我必须睡在一个雾霭的世界中，我感到很不舒服，这是一种发绿或发蓝的、隐隐约约发亮的雾霭，是盲人的世界。我倒情愿要黑暗，我情愿依靠黑暗。红色在我看来是一种模糊不清的褐色。盲人的世界不是人们设想的那样一片黑暗。不管怎么说，我是在谈我自己，而且这也是我父亲和祖母的情况。他们去世时都已经失明。失去光明但含笑地勇敢地去了。我也想有这样的结局。世上有许多东西有遗传性，（比方失明就是。）但勇气是不能遗传的。我知道他们都曾经很勇敢。

瞎子们的世界是十分不方便的。那是一个难以说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常常浮现某种颜色，对我来说仍然是黄色与蓝色。（只不过蓝色又常常呈现出某种绿色，）还有绿色（除非这绿色就是蓝色）。白色已消失不见或者与灰色相混淆。至于红色，已经完全消失。但我奢望某一天（我正在治疗）有所好转，以便能见到这种可爱的颜色。这是一种闪烁于诗词之中的色彩，它在许多语言中有着十分美的名字。德文把它叫作scharlach，英文称为scarlet，西班牙文把它叫作鲜红，法文叫écarlate。所有这些词看来都无愧于这种奇妙的色彩。然而，黄色一词在西班牙语中念起来声音过于细微；英文中的黄色yellow一词情况几乎与西班牙文一样。在古西班牙语中，我记得似乎叫amariello。

我就是生活在这种颜色的世界中。首先我想讲的是，我刚才说我一定程度的失明，这样讲是因为我还不是人们所以为的那样彻底失明。再则，我谈的是我自己。我的情况没有什么戏剧性，那些骤然失明的人的情况是戏剧性的：遭受突然的冲击，意想不到地失去视力。但我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的视力缓慢地减退（这种缓缓而来的失明），从我能看东西的时候就开始了。从1899年开始逐步发展，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没有经历激变的时刻。

作为这次报告的内容，我应当找到一个使我感到痛苦的时刻，比如，当我知道我已失去视力，失去我作为读者和作家的视力的那一时刻。为什么不把这个时刻定于1955年呢？那是很值得纪念的时刻。我不是指那年九月的倾盆大雨，我指的是我个人的状况。

我这一生得到许多不该得到的荣耀，但其中有一次比任何一次都使我高兴，那是我成为国立图书馆馆长的时候。我被解放革命政府任命此职，政治原因多于文学方面的原因。

我受命图书馆长之职以后，就回到了蒙萨拉特区墨西哥街的那所房子。那是在南部，我那时十分怀念那所房子，从未想到过自己要成为图书馆的馆长。我的怀念含有另一层意思，我常常在夜晚随同我父亲前往那里。我父亲那时是心理学教授，常去借柏格森或威廉·詹姆斯的书。他们是他所喜爱的作者。他也借古斯塔夫·斯彼勒的书。那时我借书时十分胆小。我常常寻找某卷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或是布朗克豪斯或玛亚出版社的徳国百科全书。有时就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当即阅读起来。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终于得到了报偿，因为我读到了三篇文章：一是关于德洛伊教士的①，二是关于德鲁士人的②，三是德莱顿的③。那真是一份以字母dr开头的礼物④。另一些晚上我的运气没那么好。此外，我知道里面还有格罗萨克的书。我本来可以亲眼见一见他，然而，那时我十分胆小，就像我现在这样。那时我以为这种腼腆十分重要，可是现在我知道腼腆是一个人应当克服的缺点之一。而实际上腼腆胆小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世上好多事情人们往往给予过分的重视。

① 古代凯尔特人的一种教。

② 黎巴嫩的一种土著居民。

③ 德莱顿（1631—1700），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

④ 德洛伊、德鲁士和德莱顿（ druida、 druso、druden）三个词均以dr两个字母开头。

我于1955年末受命后走马上任。我曾问过图书馆的藏书量是多少，他们告诉我有100万册。后来我清楚是90万册，也完全足够了（也许我觉得90万比100万还要多。90万说起来时间长，100万一下子就完了①）。

① 西班牙文中90万这个数字书写或口头表达时都比100万这个数字长。

我逐步懂得事情具有一种讽刺含义。我一直把图书馆想象为天堂一般，另一些人把它看作为花园，也有一些人把它当成宫殿。我就在那里面。从某种意义上看，那是用不同语言写成的90万册书的中心位置。我发现我几乎已经分不清书的封面及书目。我那时写了一首题为《天赋之诗》的诗：

不要以泪水和怨恨
贬低上帝那巧妙的表白
他以绝妙的揶揄
同赠我书籍和黑夜。

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天赋：大量的书籍与黑暗，我读不到那么多的书。

我曾想象格罗萨克也是这首诗的作者，因为他也曾当过图书馆馆长，并且也是盲人。格罗萨克比我勇敢，他保持了沉默。然而我想，无疑我们二人的生活是相像的，因为二人都失去了视力，二人都酷爱书籍。他写的书比我的更好，为文学增添光辉。不过归根结底，我们二人都是文人，都在那个我们看不到的图书馆中漫步过。对于我们黑暗的两眼来说，那是一家充满空白纸页的、没有文字的书籍的藏书馆。我在诗中写到上帝的揶揄，但最后我却自问：我们二人中，到底是谁写了这首诗，这首有一个复数的“我”而且是出自同一个灵魂的诗？

我那时不知道这家图书馆曾经有过的另一位馆长，他是何塞·马莫尔①，也是一位盲人。这样，出了三个瞎子才使事情划上句号。一、二可能是巧合，三则是证明，这是个三重证。是神明或神的证明。马莫尔任馆长时，图书馆在委内瑞拉街。

① 何塞·马莫尔（1817—1871），阿根廷诗人，小说家。

现在人们常常讲马莫尔不好，或者干脆就不提到他。然而我们应当记得当我们说“罗萨斯时代”时，我们脑海中出现的不是拉蒙·梅希亚①写的那本令人尊敬的《罗萨斯与他的时代》。我们脑海中浮现的是那本叫作《阿玛利亚》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小说所描述的罗萨斯时代②，那本书是何塞·马莫尔著的。他为国家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形象，这是一件很体面的事。但愿我也有相似的荣耀。实际情况是：当我们一提到罗萨斯时代，我们总是想到马莫尔所描述的那些专制暴徒们，想到在帕雷尔莫的聚会，想到独裁者的一名部长与索莱尔③的对话。

① 拉蒙·梅希亚（1847—1893），阿根廷历史学家。

② 罗萨斯（1793—1877），阿根廷统治者。

③ 索莱尔（1793—1849），阿根廷政治家。

这样，我们有三个人经历了同样的命运，共同体验过在南部蒙塞拉特区的欢愉。对布宜诺斯艾利斯人而言，南部是这个城市充满神秘色彩的中心。那不是我们向观光客们展示的豪华的中心区，（在那个时代没有人宣扬现在所谓的圣特尔莫区。）南部成为未经宣扬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秘密中心。

我现在想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时，脑海中出现的是我孩提时代所认识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低矮的房舍，有庭园、门厅，养着乌龟的水池，钉有木棚的窗子。过去的这个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整座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全部，而现在，过去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只算是城南部分。我感到，我又回到了我的上辈们的那个城区。当我知道图书馆里有那么多书、我必须向我的朋友们询问这些书的名字时，我想起了鲁道尔夫·斯坦纳①在他的那本神智学的书中的一句话。他说，当一物消亡之时，我们须想到另一物诞生。这意见是有益的，但却不易做得到。因为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要失去什么，但却并不知道将得到什么。已经失去之物，总是历历在目，留下一个破碎的形象。但我们无法知道代替它，继承它的事物。

① 鲁道尔夫·斯坦纳（1861—1925），奥地利哲学家。

我过去曾下过决心，自己对自己说，既然我已失去形象的世界，我将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我要创造将来，一个能代替我这个实际上已经失去的可见的世界。我想起了桌上的几本书，当时我是我们学校的英国文学教师，我能为这无限的、能超越一个人或几代人的生命的文学做什么？在这四个月的阿根廷祖国日及停止工作期间，我能干点什么呢？

我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培养人们对文学的兴趣和热爱。我尽量回避日期与人名。几位已通过考试的女学生来找我，（所有的女生们都通过了考试，我总是尽力不给任何人不及格，十年之中，我只让三位坚持要重读的学生不及格。）我对这几个（共10个）女孩子说：“我有一个想法：现在既然你们已通过了考试，而且我也完成了当教师的责任，那么，我们开始学习一种我们不熟悉的语言和文学难道不更有意思么？”她们问我哪种语言与文学。“当然，不言自喻，是英语和英国文学，我们现在既然已经摆脱了考试的表面文章，就让我们从头开始吧。”

记得我的桌子上放着两本书（我取来的）。我先是放在书架的最上面一层，以为我永远不会需要它们，一本是斯威特①的《盎格鲁一撒克逊读者》，另一本是《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两本书均有各自的生僻词表。一天上午，我们聚集在国立图书馆。

① 斯威特（1845—1912），英国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

我想，我已经失去了看得见的世界，现在我要得到另一个世界，那是远古的祖先们的世界。我们远古的祖先部落的人们划船穿越北海，从丹麦、德国及低地国家到达了英格兰。他们称其为英格兰是因为英格兰即盎格鲁人的土地的意思。过去叫作“不列颠人的土地”，是属于凯尔特人的。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们聚集在格罗萨克的办公室中读书。有一件事既使我们愉快也使我们羞愧，同时又使我们充满某种骄傲。那就是下面的一件事：撒克逊人与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用两个卢纳文①字母表达th两种不同发音，即 thing和the中的th的发音。这一点使文章带有某种神秘的色彩。我于是就把字母写到了黑板上。

① 斯堪的纳维亚的古代文字。

这样，我们遇到了在我们看来不同于英文而又像德文的语言。这就发生了学习语言时所经常发生的事。每个词就如木刻的一般跳跃出来，仿佛是护身符一般。因此外文的诗句有比本国语的诗句更大的影响力，因为它的每个词都像是听得见，看得准似的。我们会去思考它的美丽、它的力量或者起码是它的奇特。那天上午我们运气不错，我们发现了这么一个句子：“凯撒是罗马人中第一个寻找英格兰的人”。我们在北方国家的书中遇到了罗马人，这使我们很激动。你们该知道，我们一点也不懂得那种语言；我们是在放大镜的帮助之下读的，每个字犹如某种护身符一般。我们找到了两个字，这两个字简直使我们发了疯。的确，我老了，她们年青（大概正处在青春时期），我想：“我找到了离我五十代之前的祖先们的语言。我正回到那种语言的时代，我在重现这种语言。我不是第一次使用这种语言，当我还是别的什么人时，我就是用这种语言说话的。”这两个词就是伦敦的名字Lundenburh和罗马的名字Romeburh。而罗马一词更使我们激动，这个名字的光辉照亮过这些散落在北方的岛屿。我只记得那时我们走上大街大叫起来：Lundenburh， Romeburh……

这样，我就开始了对盎格鲁撒克逊的研究，我的失明使我着手进行这种研究。现在，我的脑海中充满了挽歌、史诗及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诗句。

于是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听觉世界代替了我的视觉世界。后来我就转而研究这个更为丰富多彩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世界，转而研究北欧传说。随后，我又写了《德国文学》，写了许多基于这些题材的诗，特别是我从这些文学中得到了享受。现在我正准备写一本关于斯堪的纳维亚文学的书。

我不允许我的失明剥夺我的勇气。我的出版商告诉我一个绝好的消息，说我要是每年给他30首诗，他就可以出版一册书。但当我想到我要一行行口述的时候，我觉得30首诗简直就是一种刑罚。但同时这也意味着一种充分的自由，因为一年之中，一个人不可能没有30首诗的灵感。失去视力对我来说不是一种完全的不幸。不应当以凄凉的心情看待失明，应当把它看成是生活的一种方式，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一个瞎子同样具有他的优势。我的某些天赋应当归功于这种黑暗：我的盎格鲁撒克逊语，我那不很丰富的冰岛语知识，我写那么多诗词所感到的幸福，以及我得以写就这本有着夸大其辞的题目的书之后的乐趣，这本书叫《黑暗颂》。

现在我想谈谈另一些情况，另一些辉煌杰出的例子。我们从一个非常明显的友情、诗词及失明的例子开始谈，从诗圣荷马开始。（我们知道另一位希腊盲人诗人塔米里斯，他的著作已经失传。我们主要是从另一位杰出的盲人作家弥尔顿的著作中知道他的。塔米里斯在一次诗会上被诗神所败，诗神们粉碎了他的里拉琴，夺走了他的光明。）

王尔德作过一次奇妙的假设，我不认为有历史价值，但其智慧让人感到愉悦。一般说来，作家们都期望自己所说的话具有深度。然而，王尔德虽是一个具有深度的人，但却企图表现得肤浅一些。虽然如此，他企图让我们把他想象成一个健谈的人，希望我们如柏拉图评价诗是“轻柔、明快而又神圣的”那样去看待他。那么，这位轻柔、明快而又神圣的王尔德说：远古时候人们把荷马说成是盲人诗人，这种说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们不知道荷马是否真有其人。有7个城市竞争他的名字，这足可以使我们怀疑他的历史存在。也许不曾有过荷马，而是在荷马的名字下，有过许多希腊人。历史传统一致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位盲人诗人。荷马的诗是能产生一种视觉感受的，在许多情况下是有一种光辉的视觉感受的，就如王尔徳的诗一样。当然王尔德的诗要差一点。

王尔德明白他的诗视觉感受太强，于是就希望克服这个缺陷。他也想写富有听觉感受和音乐感受的诗，比方说像丁尼生和魏尔伦二人的诗。王尔德十分敬佩他们。他说：“希腊人认为荷马是盲人，其目的是想说明诗不应该有视觉感受而是应当有听觉感受。”这就产生了魏尔伦所谓的“一切都由音乐所决定”的看法，产生了王尔德的现代象征主义。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荷马其人不曾存在过，但希腊人喜欢想象他是一位盲人，以便说明诗应当首先具有音乐感。诗首先是一把里拉琴。而诗的视觉感受在诗人身上是可有可无的。我知道许多有着视觉感受的诗的伟大诗人，也熟悉许多其诗中没有视觉感受的伟大诗人，还有许多什么智慧诗人、思维诗人等等，我不懂为什么要那么多名目。

让我们来谈弥尔顿的例子。弥尔顿是自愿变为瞎子的。打一开始他就知道自己要成为一个杰出的诗人。别的一些诗人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柯勒律治和德·昆西，他们只写了一行字就知道他们将有一个文学的归宿。我也一样——如果我可以谈我自己的话。我从来就感到，我的命运首先是属于文学的。也就是说，可能有好多坏事或几样好事要随我而发生，但我知道，从长远看，这一切都要写成语言文字。特别是那些坏事，因为幸福无需改变成文字，幸福是它自身的结局。

我们再回到弥尔顿的问题上来。他为国会判处国王死刑而写辩护词耗尽了自己的视力，他说，为了自由而自愿变成一个瞎子。他谈论这一高尚的责任而不抱怨失去了光明。他为他自愿地失去了视觉而记住了他想成为诗人的最重要的愿望。在剑桥大学发现了他的手稿，上面有弥尔顿年轻时为了写一首好诗而列出的许多题目。

“我要为后代留点什么，让他们不会轻易地自暴自弃。”他说。他记下了十个或十五个左右的题材。其中之一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竟带有预言的色彩。这个题材即是参孙①。他那时不知道他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将与参孙一样。参孙在《圣经》的旧约全书中预言了基督的命运，他一样确切地预言了他的命运。他失明之后，就着手写两本书，一本是《莫斯科历史》，另一本是《英国历史》，两本书都没有完成。然后他又写了长诗《失乐园》。他找到一个不光使英国人发生兴趣而且也使所有的人发生兴趣的题材，这个题材叫作亚当，我们大家的共同祖先。

①《圣经》旧约中的人物。

他很长时间是在孤寂之中度过的，他写诗，记忆力得到了改善。他的记忆中常常藏着四、五十行十一音节诗。当有人拜访他时，他就让他把这些诗记录下来。他就是这样把诗写成的。他回想并思考与他有着如此相似命运的参孙，因为那时候克伦威尔①已经死去，复辟的时刻已经到来。弥尔顿受到追捕。本来他可能作为弑君者的辩护人被判处死刑，但当查理二世——被杀的查理一世的儿子——看到被判处死刑者的名单时，提起笔来，不无风度地说道：我感到右手有点什么，让我不要签发死刑判决书。”于是弥尔顿与别的许多人因而死里逃生。

① 克伦威尔（1599—1658），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独立派首领。

于是他写成了《力士参孙》。他本来曾想写一部希腊悲剧，此事发生在写完参孙的最后一天，弥尔顿想到命运的相似之处，因为与参孙一样，他也是一个在最后时刻遭到失败的强人。他瞎了。他写的那些诗，据兰多尔说，常出现标点错误，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失却了光明，在加扎，（加扎是腓力士人的城市）与奴隶们一起，做着苦工。”这真像是不幸堆积到参孙身上似的。

弥尔顿写过一首关于失明的十四行诗，其中有一行可以看出确是由盲人所写。当他描述一个世界时，他说：“在这个黑暗而又广袤的世界上”，表明正好是盲人感到孤寂时体验的世界。因为他们在行路时伸出两手以便寻找某种依托。我们有了一个超脱失明的痛苦而写出作品的例子（比我这个人的例子重要得多。）：《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最精彩的十四行诗以及《英国文学》的一部分，从开天辟地一直到诺曼底征战。他写这一切时已经双目失明，必须向偶然而来的来访者口述他的文章。

波尔顿贵族普列斯科特①曾得到其妻子的帮助。当他在哈佛大学上学时，一次事故使他一目失明，另一次事故使他几乎失明。于是他决定一生从事文学。他研究了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文学。帝国时代的西班牙使他找到了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正好符合他拒绝共和的僵硬态度。他从学者变成了作家。他妻子为他朗读书籍，他向她口授了墨西哥和秘鲁被征服的历史，以及天主教国王时代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历史。这是一项幸运的、几乎是完美无瑕的工作，花去他20多年的光阴。

① 普列斯科特（1796—1859），美国历史学家。

还有两位典范离我们近一些，其中之一我已提到过，是格罗萨克。他被不公正地遗忘掉了。现在他被人们看作是闯入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国佬，说他的历史著作已失去了青春活力，现在人们拥有更好的文件云云。可是，他们忘了，格罗萨克作为一位彻头彻尾的作家，曾写了两部著作：其一就是他自己提出的题材，其二是他写作的方式。除了留给我们历史著作和评论之外，格罗萨克创新了西班牙的散文。在任何时代都是西班牙语的最杰出的散文家的阿尔方索·雷耶斯①曾对我说过：“格罗萨克教会我西班牙语应当如何写。”格罗萨克也超脱其失明的痛苦，为我国留下了几篇最好的散文，永远使我们回味无穷。

① 阿尔方索·雷耶斯（1889—1959），墨西哥作家。

还有一个比格罗萨克更著名的典型：乔伊斯，他做出了双倍的业绩。我们有他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这两部范围广泛的、难以读懂的书。但这是他事业的一半（也包括他的优秀的诗和那部使人佩服的《青年艺术家画像》）。另一半业绩——就像人们说的，也许是最容易重新用得上的——是他采用了没有止境的英文。英文词语超过任何别的语言，为作家提供了各种机会。特别是它的动词十分具体。但对他来说还不够。乔伊斯是爱尔兰人。他记得都柏林是由丹麦海盗建立起来的，于是他就学习了挪威文。他用挪威文给易ト生写过信。后来又学了希腊文、拉丁文……他学会了各种语言，然后用一种他自己发明的语言进行写作。那是一种很难懂的语言，却富有一种奇异的音乐特征。他为英文带回了一种新的音乐。他勇敢地（但也是违心地）说：“我认为我所经历的各种事件之中，失明乃是最不重要的区区小事。”他的包罗万象的著作中的一部分是在黑暗中写成的。他在脑中推敲每一句话，有时为此要花费一个整天，然后才将它写出来，又不断地修改。这一切都是在失去视力的情况下，在失明之后做出的。同样，布瓦洛、斯威夫特、康德、罗斯金①、乔治·摩尔等人的缺陷都成为他们进行出色创作的悲伤的工具。变态行为有时也可以有一样的结果，这些行为使他们名扬四海：德谟克利特为了不让外部的现实世界的情景分散他的注意力，在花园中挖去了自己的双目，奥利金②则将自己阉割。

① 罗斯金（1819—1900），英国政论家，艺术评论家。

② 奥利金（约185—约254），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基督教希腊教父的主要代表之一。研究希腊哲学。著有《论原理》等。

我已举了足够多的例子，其中有一些是如此杰出的人物，以致于使我羞于谈论自己。只是由于人们总是喜欢知道一些个人的秘密，因此我认为没有理由拒绝告诉他们，虽然我把我的名字与我刚才提及的那些人的名字相提并论自然是很荒唐可笑的。

我刚才说过，失明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是一种不完全不幸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听一听西班牙大诗人路易斯·德·莱昂①的诗句：

我要摆脱
爱情和嫉妒，
仇恨与希望，
没有激情，无需同伴，
独自地、孤寂地
享用属于上天的
福祉。

埃德加·爱伦·坡能背诵这首诗。

① 路易斯·德·莱昂（1527—1591），西班牙诗人，在西班牙文学史上亭有盛名，故后世称为“西班牙抒情诗歌之王”。

对我而言，没有仇恨地生活非常容易，因为我从未有过恨。然而，我以为，没有爱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对我们每一位都是不可能的。然而，“独自地、孤寂地，享用属于上天的福祉”这个原则，要是我们接受失明也是属于上天的福祉，那么，根据苏格拉底的说法，谁能比一个瞎子更独自地、孤寂地生活？谁能比一个瞎子更能考察自己，了解自己，认识自己呢？

作家也处于生活之中，在一个规定的时间表之内是无法变成诗人的。谁也无法从八点到十二点，从二点到六点，立刻变成一名诗人。但谁要是成为诗人，他将永远是位诗人，并不断地激发出诗的灵感。我想，就如一名画家，他会感受到色彩和形体的包围；或一位音乐家，他感到的是一个奇异的音响世界——这是艺术殿堂中最奇妙的世界，他不断地寻找这个世界，遇到悦耳的旋律和刺耳的声响。对艺术家来说，失明不完全是不幸，它可以变为一种工具。路易斯·德·莱昂还专门为盲人音乐家弗朗西斯科·萨利纳斯写了一首最优美的诗呢！

一名作家，或所有的人，都应当把发生的事看成是一种工具。所有他碰上的事都有某种用处，对于艺术家来说尤其如此。他所遇见的一切，甚至于侮辱、气恼、不幸等等，一切对他来说就是一块陶土，一种创造艺术的材料，他应当利用它。

因此，我在一首诗里曾写到过古代英雄们的食物：屈辱、不幸、不和，这些东西我们可以让它们转化，把我们生活中的不幸的境遇转化为具有永恒意义的事情，或有可能具有永恒意义的东西。

一个盲人若是这样思考问题，他就得救了。失明也是一种天赋，我用各种天赋已经使你们精疲力尽，诸如盎格鲁撒克逊语、半通不通的斯堪的纳维亚语、我过去所不知道的中世纪文学、我写过的几本书，等等，等等。这些书不知是好是坏，但反映的是写书时刻的情景。此外，一个瞎子他感到处于所有人的爱的包围之中，人们对一个盲人总是怀有一种善意。

我想用歌德的一句诗结束我的讲话。我的德文不好，但我想不会有很多错误地念出这句话：“一切离我们近的事物都将离我们而远去。”歌德这句话指的是晚霞。的确，一切近的事物都要远远地逝去。到了傍晚，我们周围的一切东西都会从我们眼前逝去，就如一个看得见的世界，已从我眼前逝去，也许是永远地逝去了。

歌德可能不单指晚霞，他也指生活。一切东西都要离开我们，除了死亡之外。衰老是最大的孤寂，一切近的事物都要远远地逝去，这也指失明的缓慢过程。我今天晚上谈的话题就是失明。我刚才希望说明的是，失明不完全是一种不幸，它应当是命运或机遇奉献给我们的许许多多工具之中的一种。

选自《作家们的作家》，豪·路·博尔赫斯著，倪华迪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预读/校对：江涛，许蕊，圆霏雪

本期编辑：zz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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