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王佐良：今天英诗，离开现代主义已经多远
Bach: English Suite No.3 ( Glenn Gould )
显默斯·希尼
谈到当今用英文写作的诗人，最引人注意的可能是希尼。
希尼生在北爱尔兰，上了贝尔法斯特的大学，在一个喜欢写诗的教师的指导下，写起诗来，以后就以教书和写诗为生；现在成为英语诗坛上一大家。
他的诗是乡土文学的代表，写的是农民生活，没有多少田园牧歌气息，而是写他们男的挖土，女的搅乳，艰苦得很，笔调也相应的沉重，但是刻画得深，而不走俏皮、高雅的文人诗路子。
北爱尔兰是当今世界上的“热点”之一，经常有爆炸、冷枪，不同派别的当地人彼此巷战，又分别同英国军警对火。希尼的诗里也是经常有暗杀的威胁，枪手的黑影，黑夜篱笆外有不断注视着的几双眼睛，粮仓里也充满恐怖气氛：
我脸朝下躺着，避开上面的恐惧，
两只有环的大麻袋像大蝙蝠那样袭了进来。
对于爱尔兰人家，这种恐怖是从儿童时代就开始的，例如在一首题名《警察来访》的诗里，诗人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看经常来他家的一个英国警察如何又来查问了：
他的摩托车立在窗下，
一圈橡皮像帽斗
围住了前面的挡泥板，
两只粗大的手把
在阳光里发着热气，摩托的
拉杆闪闪有光，但已关住了
脚蹬子的链条空悬着，
刚卸下法律的皮靴。
他的警帽倒放在地板上，
靠着他坐的椅子，
帽子压过的一道沟
出现在他那微有汗水的头发上。
他解开皮带，卸下
那本沉重的账簿，我父亲
在算我家的田产收入，
用亩、码、呎做单位。
算学和恐惧。
我坐着注视他那发亮的手枪皮套，
盖子紧扣着，有绳子
联结着枪托。
“有什么别的作物？
有没有甜菜、豌豆之类？”
“没有。”可不是明明有一垅
萝卜，在那边没种上
土豆的地里？我料到会有
小作弊，默默坐着想
军营里的黑牢的样子。
他站了起来，整了整
他皮带上的警棍勾子，
盖上了那本大账簿，
用双手戴好了警帽，
一边说再见，一边瞧着我。
窗外闪过一个影子。
他把后衣架的铁条
压上账簿。他的皮靴踢了一下，
摩托车就嘟克、嘟克地响起来。
完全是素描，几乎都是具体的东西和动作，但是情景和空气中充满了对立，也不乏点睛之笔，如“法律的皮靴”，“算学和恐惧”，“我坐着注视他那发亮的手枪皮套”，“军营里的黑牢”。没有亲善，倒是有欺骗──父亲故意漏报一笔萝卜收入。孩子注视着这警察的摩托车和手枪，而警察在临走时也不忘多看这未来的抗英枪手几眼。诗的节奏也是硬邦邦的，没有任何轻柔、甜美的声音。
这是写压迫、敌对、恐怖的诗，然而又是用了卓越的诗才写的，一切都精心安排，就像敌对双方精心安排每一场战斗一样。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英文诗到了今天，离开现代主义的意境和技巧已经多远。希尼所做的，是艾略特等人不肯做也不会做的。当然，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属于两个时代，两个世界，但要紧的还有一点：诗艺也前进了。
对于这样的新诗艺，最好的说明人还是希尼自己。近年来希尼常在美国大学讲课，也曾出现在某些学术会议上。在1979年美国现代语文学会的年会上，他针对“尚未说出的对诗的假定”这一题目，作了一次发言。诗人谈诗，不用许多学院派醉心的名词，却能直接进入诗歌问题的核心。他谈的是一个并不时髦但很重要的问题，即诗的社会作用。
为此他对比了两首当代美国诗，一首是詹姆士·赖特的《写给梨花》，另一首是罗伯特·洛厄尔的《渔网》。两人都是逝世不久的名诗人，两诗也都不凡。赖特之作也颇有社会意义，因为他羡慕梨树，而憎厌美国的现实，写到明尼阿波里斯街上有一个可怜的老人祈求别人的爱和同情，但结果则是：
他会有风险，
会有嘲弄他的警察，
或者一个能说会道的干练青年
一拳就把他的假牙砸坏，
或者逗引他，
把他带到一个黑暗的角落
猛踢他那无力的下身，
就为了取乐。
而洛厄尔之作表面上只是谈他在诗艺上的自我完善：
渔 网
任何明净的东西使我们惊讶得目眩，
你的静默的远航和明亮的捕捞。
海豚放开了，去捉一闪而过的鱼……
说得太少，后来又太多。
诗人们青春死去，但韵律护住了他们的躯体；
原型的嗓子唱得走了调；
老演员念不出朋友们的作品，
只大声念着他自己，
天才低哼着，直到礼堂死寂。
这一行必须终结。
然而我的心高扬，我知道我欢快地过了一生，
把一张上了焦油的渔网织了又拆。
等鱼吃完了，网就会挂在墙上，
象块字迹模糊的铜牌，钉在无未来的未来之上。
诗很不好懂，但有可追踪的线索：渔网是诗艺，它企图捕捉海洋的秘密和远方的音乐，而诗人有时太安于静默，有时则又滔滔不绝。许多天才诗人青年死去，不死的则垂垂老矣，如徒有技巧而无新意的老演员，因此“这一行”（可以是诗行，也可以是这一支派的诗人）必须终结了。然而洛厄尔回顾自己过去，在不断修改自己作品，使之达到完美的努力中过了一生，还是感到欣慰，因为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崇高职责，而且多少留下了一点艺术珍品，尽管人们未必能够看出诗人原意，毕竟给那不可捉摸的未来以一点坚实可靠的东西。这样一读，我们看出这首诗有中心意义──诗人怎样看待自己的工作；有中心的形象──渔网能放能收，与水和鱼打着奇妙的交道，有框架之形而又能捕捉最无形的想象世界；有时间的推移，青年夭折的诗人同暮年颓唐的老演员作了对比；最后，还有诗人的自白，那声音里有对诗艺的自信，对不倦地追寻艺术完美的不悔，对进入难测的未来的无畏。
这是一首形式完整、意义深刻而又精心制作的当代诗。但是很可能，人们会问它的社会意义何在？
希尼把它同赖特的诗作了比较，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当然，赖特提到了社会的黑暗面，“嘲弄人的警察”和“能说会道的干练青年”就是例证，他甚至表达了要同兄弟们团结的意图。然而他更羡慕开花的梨树，认为它才代表纯洁和“我无法触及的完美”，总的态度是消极的、隐退的。这在艺术上也有痕迹可寻，即他不是力图从解决技巧上的困难中见功夫，而是放松自己，走了自由体的容易一途。因此，“他的风格是传达一种易受伤害的感觉的工具，而不是用来去伤害对手和下达命令的工具。而他放弃传统形式，放弃韵律和句法的严谨而走向节奏和形象上的优美，则是反映了他不相信诗还有承受历史冲击的能力。……他被当代工业社会的现实征服了，于是满足于美的安慰，满足于艺术工作的纯洁性，以此为唯一目的，而不是把它看作一种力量，能够同外面的现实领域联结起来，对它传达自己的声音”。这样，赖特等于默认了社会上的流行论调，即诗已经不对社会发挥积极作用了。
至于洛厄尔，则希尼认为他恰恰相反。他认识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并要求自己的诗能承受住历史的猛烈冲击，对于语言也力求硬朗、准确，因此也就“无言地谴责了那种认为诗歌活动太纯洁，太高雅，经不起当前这一历史时刻的杂乱、粗糙的袭击的论调。”对于《渔网》本身，希尼进一步作了这样的评论：
这首诗初读可能使人觉得作者对自己有点溺爱， 因为它谈的是诗人在不断修改自己作品中度过了一生。但是诗行的钢铁框架使诗篇没有坠入自我陶醉；它不是一篇言辞，而是一种精心制成的形式，也是一种故意发出的声音，一开始像音乐那样甜美，而结束时则只听见一下下猛烈的撞击，像是有人在毫不客气地猛叩门上的铁环。此诗有一种内在的生命，它是在千方百计地向一个形式行进──理解了这一点就会使我们不只注意它表面上所做的“无能为力”的宣告，而还注意到洛厄尔对于诗艺所给他的职责的内在的信任。我们看出了这点，也就受到作者所做承诺的鼓励，并在这种承诺里听到了权威的声音。
这一段话，出自希尼之口，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它不仅赞颂了洛厄尔，而且也解释了希尼本人的诗歌意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在西方世界重新强调诗的“伤害和命令”的能力，诗的战斗作用，重申诗是社会生活里的积极力量，但他又同时指出，必须还有对诗艺的不倦的追求；追求完美的努力本身也就是对恶势力的斥责。由于希尼本人的作品体现了积极性和完美性的新型结合，他的这番话也像洛厄尔的作品一样，包含了“承诺”和“权威的声音”。
原载于《读书》1987年第8期
预读/校对：李宏飞、福克驹、胡江涛
整理：胡江涛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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