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循环”时代到来，文化产业如何应时而变
第2913期文化产业评论
从202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次提出“两个循环”的概念之后，引起社会各方关注的“内循环”，已然成为了近日热门的关键词汇。习近平总书记也一再强调“内循环”之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那么在当前局势下，文化产业又应当如何对接“内循环”大势呢？
作者 | 韩晗（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编辑 | 谢廷玉
来源 | 文化产业评论
正文共计3977字 | 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次提出了“两个循环”概念。在5月23日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6月18日，刘鹤副总理在陆家嘴论坛开幕式上表示“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在7月21日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度强调，“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
作为一个最近热门的关键词，“内循环”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可以预见的是，“内循环”将影响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因此相关论说也呈“井喷”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产业促进法》即将出台的今年，国内文化产业如何对接“内循环”，却鲜有人关注。我认为，在目前局势下，文化产业领域也应积极采取应对策略，对接“内循环”大势。
首先，这里要阐明一个基本概念，这里所言的“内循环”，不是闭关锁国、计划经济，更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出口转内销”，而是在认清客观现实的前提下，保证生产供给与就业稳定的一种经济杠杆，即以不断扩大内需，主要服务国内市场为导向，以国内消费侧的需求推动文化供给侧的改革。具体来说，有如下几点值得我们重视。
其一，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意识形态“铁幕”下，互联网的壁垒化日趋森严，以“互联网+”为主导的国内互联网文化产业，应当首先认识到“内循环”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中国文化产业凭借微信、抖音、优酷、新浪微博、B站等网站或软件，积极走向世界，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化出海，技术护航”，并取得了积极的效益，但就目前局势而言，这一“出海”的难度显然加大，当中以Tik Tok被迫出让美国市场份额为标志。倘若美国的“文化铁幕”拉下，从经济效益而言，国内文化企业只能在国内市场谋求生存之道。
不言而喻，国内文化产业特别是互联网文化产业领域应当未雨绸缪，积极做好“内循环”的准备，在未来的时日，很可能国产网游、个人通讯终端等软件会全面受到一些西方国家的封禁或部分封禁。按照西方国家的行政逻辑，首先会以法案、总统行政令等明文形式明确使用中国相关软件的违法性，这种潜在的法律风险在欧美国家并非纸上谈兵，因此我们难以寄望于西方国家用户以“翻墙”的形式继续使用国产软件。因此，如何对接“内循环”，才是当务之急。
在互联网文化产业领域，我们应当进一步开拓国内消费群体的需求，拓宽消费者的渠道，积极与国家战略如精准扶贫、创新创业、“新基建”、“四史”教育等相结合，继续做精、做优国产互联网文化产业品牌，以文化科技深入融合的姿态，推动传统文化业态如图书、电影、音乐等进一步便捷化，促进互联网文化消费的“内循环”。
举例而言，文化产业与“新基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目前两者的合作甚至接触都非常有限，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的“新基建”，代表着我国未来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方向。当中如5G基站建设、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等都与文化产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文化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文化产业化的程度仍然较低。文化企业应积极与高校、科研院所、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深入合作，通过合作建设数据库等方式，在传统文化“两创”方面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依托先进的产学研平台，借助沉浸式体验技术，激发前沿科技为文化产业的进一步赋能。
其二，从文化金融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于目前潜在的国际金融风险应当有足够认识，努力确保文化产业领域的国际资本安全。在有条件时，优先将资本投入到国内文化产业发展领域，对于在海外上市的文化企业，应当做好风险预案工作。
目前，国内一些文旅企业或与之相关的企业在海外上市，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绩，但是就目前局势而言，其风险控制能力仍有值得担忧之处。文化产业作为轻资产领域，潜在的国际金融风险对于大多数文化企业很可能是灭顶之灾。
当然，认识潜在的国际金融风险并非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动辄从国外市场匆忙退市或撤资显然并非明智之举，而是应当积极有为而治、谋篇布局，有步骤、分过程地将相关可能出现风险的资本转移到政治更为安全、市场更为健全与中国有着传统友谊或战略合作关系的国家或地区，以形成广义上的“内循环”。当然，条件许可，也可以将资本投入到国内相关文化行业如重工业电影、在线知识付费、国产动漫等等长期资金缺乏的领域。
在这里，国有文化企业与民营文化企业应当采取相对差异化的战略。在“内循环”层面上，民营企业应当利用自身民营优势，积极借助亚洲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等机构或政策，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比如以版权进出口、合作拍摄影视剧、合作开发旅游线路等形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我们可以掌握“内循环”主动权的前提下，促使中国文化产业“绕墙而出”，继续寻求新的“出海”机遇；而国有文化企业则应当在国内重工业电影、工业遗产保护性开发、乡村振兴等层面，积极有所作为，有序推动“文化精准扶贫”、“锈带变秀带”与“乡村文旅开发”等重大文化产业项目落地。
其三，对接“内循环”意味着文化企业应当主动出击，在城市改造更新、文化资源开发当中积极承担，尤其在工业遗产保护性开发、博物馆与大学文创等领域，文化企业应积极介入、深入融合。
以工业遗产为例，目前我国工业遗产的改造更新主要停留在大型城市的部分工业遗产当中，而且是地产项目主导的改造工作，如北京798、武汉“汉阳造”与景德镇的“陶溪川”等等，毋庸置疑，以目前全国工业遗产的体量来看，文化特别是文旅企业介入仍很有限，当中不少处于城市中心，政府在工业遗产保护的投入中极其有限，而这些都是潜在且未开发的市场，亟需在对接“内循环”时予以重视。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就是博物馆与大学文创，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博物馆与大学文创的开发程度仍然较低，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博物馆文创开发程度，仅为美国的24%，而大学文创仅为美国的3%，目前我国大学文创基本尚未起步，而绝大多数市级博物馆都缺乏应有的文创产品，博物馆与大学虽然是公益事业单位，但却是自带“文化流量”的机构，在文化资源开发上有着巨大的前景，从这一点而言，国内文旅企业应当主动出击、积极有为地进行市场布局。
博物馆与大学并非专业从事文创的机构，在设计、创意、生产与销售方面等资质与经验，显然不如专业文创企业。而且随着校属企业逐渐脱钩剥离，部分刚成型的大学文创也逐渐式微。因此，国内相关文创企业应当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合作，实现文化资源市场开发的馆（校）企合作，推动博物馆与大学文创的活化与市场化，促进传统文化、大学精神的传播。
其四，因为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对接“内循环”更应当注重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导向，积极与新文科、交叉学科等相配合，形成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体系，推进文化产业的学科建制化。
因为中国文化产业本身是在晚清外侨移植入华的结果，故而长期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在研究上也借助西方理论、在实践上引进西方经验，甚至在文化产品上也引进了较多的西方文化产品如好莱坞电影、日韩畅销书等等。这确实对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此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发展，并为中国文化产业争取了“走出去”的机遇。但毋庸讳言，这影响到了国内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机制，长期以来，国内文化产业在人才培养上普遍存在着“重产业，轻文化”的现实，“文化产业”始终不是一个一级或二级学科，且多半挂靠在经济、管理等学科门下，使得在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中，对于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多不重视。
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曾经的“拿来主义”显然已成明日黄花，可以想象的是，很多原本可能进一步扩大的文化产业的国际市场将进一步缩小，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更应当抓住“新文科”与“交叉学科”的建设机遇，在人才培养上更加注重立足中国立场、解决中国问题，推进文化产业研究的“中国化”，想千方设百计地推出中国的文化产品，讲好世界文化产业领域里的“中国故事”，传递出“中国声音”，早日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文化产业学科建制化。
综上所述，文化产业对接“内循环”建议重视如下两个层面，一是在风险控制层面要加以重视，“内循环”是应对目前国际形势的国家战略，我们当然应积极转危为机，但风险控制亦不容忽视，切不可将“内循环”作为投机方式，或者钻政策空子，制造出更大的金融风险，否则必然给整个文化产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二是在国际合作层面也不能轻言放弃、轻易退缩，国际局势瞬息万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核心的全球化是不变的主潮，文化产业本身具有推动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职能。中国文化产业正处于引领期，更要在这个特殊的时局下起到中流砥柱的时代意义，我们既要趋利避害，也要有策略地迎难而上，以“走出三峡”的气魄，推动中国文化产业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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