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iResearch热点聚焦栏目汇总
紧跟热点，聚焦前沿，2017年度大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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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人们每时每刻无不淹没在海量的数据信息之中，数字世界一直在爆炸式地扩张，大数据给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毫无疑问，大数据时代必将和正在驱动着现代教育的变革，教育信息化成为现代教育的时代主题。
下面我们看看三位专家对于大数据特点的阐释，以及他们对大数据时代外语教学的指导性意见。
刘润清： 在大数据时代，外语教育科研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后二三十年里，外语教育（可能主要是英语教育）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教学模式、学习模式的变化，教师认知和学生认知都会发生变化，我们科研的方向和重点（题目、领域、所跨学科）也会有根本性的改变。由于计算机技术的高度发达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科研方法和统计方法也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陈坚林： 大数据具有四大特征，分别为容量大( Volume)、种类多( Variety)、速度快( Velocity)、价值高( Value)，俗称4V特征( Mayer-Schnberger，2012) 。
王哲： 大数据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教育方式。如今，大数据被应用到现代外语教育领域，用以支撑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用以测试外语水平。分析外语大数据，我们就能更精确地判断外语学习者的整体和个体状况，更精准地判断他们学习的发展趋势， 从而开展数据驱动的精准教学。
“产出导向法”研究
产出导向法”的发展历经10余年，旨在克服中国外语教学中“学用分离”弊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目前正在多所高校实践，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现代外语》2017年第3期刊载6篇专题论文，反映 “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与实施方法研究”的最新成果。本期热点聚焦摘登这6篇系列论文，期待可以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外语教学理论的发展、应用与研究，为中国外语教育质量的提高做出积极贡献，为中国外语教育理论国际化做出有益尝试。
文秋芳： “产出导向法”四个中国特色：1）融合课程论和二语习得理论两个视角；2）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对症下药，综合施策；4）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
常小玲： 双轮驱动模式能促进教材的持续更新与理论的不断完善。这一模式对外语教材编写实践与编写理论研究都有所启示。
张伶俐： 研究表明POA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听力、写作和口语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POA有助于充分开发学生中优质英语资源的“潜能”，从而满足国家对高端外语人才的需求。
张文娟： 实验结果显示，两组学生的写作总分和“内容”、“结构”得分均未见显著差异，这很可能是因为实验时间短，教学对学生写作质量的影响有限。
邱琳：研究结果表明，在语言促成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的语言促成理论原则有较强的指导意义；语言促成“过程化”设计效果初显，循序渐进的语言促成设计对学生产生积极的促学效果。
孙曙光： “师生合作评价”是为“产出导向法”设计的新评价形式，以解决评价效率低和效果差的问题。
“产出导向法”对大学英语写作影响的实验研究（上）（文/张文娟）
“产出导向法”对大学英语写作影响的实验研究（下）（文/张文娟）
“产出导向法（POA）”教学材料使用研究
为进一步推动“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下文简称POA）的运用，《中国外语教育》2017年第2期刊登5篇系列论文，聚焦“产出导向法与教学材料使用”这一议题，从不同角度探究使用教学材料的“理据性”和“有效性”。这5篇系列论文均源于作者参与编写的《新一代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下文简称《新一代》）第二册第四单元Kindness and Indifference的教学实践和理性思考。本期热点聚焦摘登该系列论文，期待可以有助于参与POA教学试验的教师更有效地使用《新一代》教材，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同时推动国际学界的新热点研究，即教学材料在语言教与学过程中的作用。
文秋芳： 长期以来，教学材料在二语习得或二语教学中的作用一直未受到关注，实证研究更是寥寥无几。但近年来，这一被遗忘的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逐步成为研究新热点。本文力图从使用者（教师和学生）角度出发，构建基于POA教学材料使用和评价框架及其评价指标，重点考察教师是否有效使用教学材料达成教学目标。
孙曙光： 在使用新教材前，教师需仔细了解教材的编写理念与特色，力求抓住新教材的精髓。POA关注学生的语言产出能力（Wen 2016； 文秋芳 2015），将其作为显性终极目标（文秋芳 2017a）。因此，设计恰当的产出目标是教师备课的出发点。在设定产出目标时，教师需通读教学材料， “考虑教材所提供的资源，充分挖掘教材”（束定芳 2014：58），特别是将产出活动熟稔于心。
邱琳： 在设计促成活动时如何选择与转换输入材料是“产出导向法”实施过程中的难点。为应对这一实践难题，文秋芳（2017）提出促成活动有效性评价指标（精准性、渐进性和多样性）。以此为基础，笔者通过教学实践提炼出促成活动有效性评价指标的落实途径。
毕争： 本文基于“产出导向法”教学材料使用与评价理论框架，评价POA教学实验实施后产出目标的达成性。图1展示了本文的研究框架，其中，“教学材料”指经过教师选择或改编后实际用于教学的所有材料，包括课本（textbook）和补充的文本、网络平台的微课、音频、视频等。三个评价指标分别为：“参与度”，指学生上课注意程度和配合程度；“获得感”，指学生是否感到上课有收获，“不虚此行”；“产品质量”，指对学生产出表现的客观评价（文秋芳 2017）。
张伶俐： 笔者开展POA教学实践，深入探讨如何针对中、高级水平学生设定教学目标、选择和转换教学材料，进而依据产出目标恰当性、促成活动有效性以及产出目标达成性来评估教材使用的有效性。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当前国际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翻译事业快速发展，但也面临多种挑战，无论是翻译研究的多元化要求还是翻译师资队伍的培训、翻译服务业的完善等，都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寻找突破。针对翻译现状的不同面，究竟存在哪些具体问题，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本期“热点聚焦”精心汇编了分别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南开大学的四位专家就“中国翻译现状窥探与反思”这一话题进行的多视角探讨。他们或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出发点深入探究国内翻译研究现状，或直面国际翻译学界领军人物，从国际视角提出中国翻译发展方向的参考，或以跨学科视角（经济学方向）试析中国翻译服务市场现状，或从伦理建设角度给予翻译行业健康发展的启示。因篇幅所限，各位专家的成果并未全部呈现，只望以此提供多种思考角度，从宏观方面了解当前中国翻译发展的前景与问题，并反求自身，探索个人感兴趣的领域和贡献方向。
张威： 当前，以翻译为核心的语言服务行业蓬勃发展，在社会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高素质翻译人才的培养、翻译现象的综合考察与分析已成为各领域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为客观评价当前中国翻译研究的不足，判断未来研究走向，提高中国翻译研究的整体水平，本文对国家社科基金翻译类项目（2000-2003）进行详尽地梳理。
吴攸： 弗兰斯•德莱特（Frans De Laet）教授是国际翻译学界的资深学者，在翻译人才的培养与翻译事业的发展规划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与独到的见解。2016年5月，在笔者与他进行的学术访谈中，德莱特教授中肯地评价了中国当前口笔译教学与培训现状，分享了欧洲口笔译课程设置与改革的经验，并对中国MTI项目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司显柱： 随着全球信息交流需求的增加，翻译服务的经济价值逐渐体现。以往学者对于翻译服务的经济视域解读都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信息对称假设之上，然而翻译服务产品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点，轻易形成柠檬市场，降低市场上产品的平均水平，造成市场萎缩。本文运用阿克洛夫（Akerlof）1970年提出的柠檬市场理论分析了我国翻译服务柠檬市场的成因，并提出了以市场治理为主、行政治理为辅的治理对策，试图为我国翻译市场的健康发展献策。
苗菊： 文章以行业视角视翻译为经济服务活动，指出翻译是由资源分配、技术应用、项目管理、客户服务、规范制定、政策约束等多维生态节点互动互联形成的生态网络，而翻译伦理是整个网络运行的规则和契约，在翻译生态网络的关键节点中产生导向、约束、规范、促进等效应，系统构建翻译伦理体系对于翻译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和翻译专业教学模式创新具有战略指导意义。
提及经典，我们可能会想到以下关键词：世界性、普适性、普世性、永恒性、超越性等。马克·吐温说，“经典就是人人都希望读过，但人人又都不愿去读的东西。”为何希望读过，因为经典充满着审美光芒、认知力量和智慧，展现着人类共有的本性或追求。为何不愿去读，试想也有很多原因。但究竟何谓经典？谁在构建经典？为何要重估经典、重读经典？经典对于当今教育有何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本期“热点聚焦”精心汇编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三位专家对于“经典重估与重读”这一话题的多视角探讨。他们或从时代发展的角度探讨经典重估的重要意义，或从经典的形成和价值方面给予解答，或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对文科博士生提出要求，希望这些不同角度的解读能给读者以启发和思考，在还原经典、重估经典、重读经典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个人的印迹。
陈众议： 经典重估既是时代的迫切需要，也是文学发展的规律使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文化支撑，因而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典谱系，以便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筑牢国家意识，培植民族认同感和向心力。正因为如此，对西方送来的经典谱系，我们理应有肯定的否定和否定的肯定，而非照单全收。
郭英剑： 一般认为，经典是文化积淀的结果，是历史自然淘汰的结果。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经典的形成与文学评论、文学史写作、教材选编、书目推荐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杨晓荣： 想谈谈《关于文科博士生读经典的几个问题》这个题目主要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我国前几十年的社会动荡形成了不可忽略的教育断层，使得至少两三代人缺乏比较完整的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这对人文学科的发展来说成为一种先天不足。 其二，由第一点引发，后来社会教育中普遍出现“急补”心理，与其他因素结合，又形成了大众阅读的浅表化、碎片化风气，对高校文科教育产生负面影响。 其三，高等教育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功利化、实用化倾向，直接影响了学术阅读视野的深度和广度，这一点和上面的第二点共同形成一种后天失调状态。 其四，近几十年文科新理论迭出（包括旧理论的引进或复兴）在髙校学术研究和研究生教学中引发了某种焦虑感，进而加剧了上述各种风气所形成的浮躁心态。
对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的讨论近年来不绝于耳，很多论著在肯定这种“走出去”的可能性、意义和必要性的同时，对此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状况进行反思，得出的结论多为：因为翻译策略不对，“走出去”的状况尚未未尽如人意，如1981- 2007年中国向西方推出了覆盖文学、哲学、饮食、中医等中国文化多方面的“熊猫丛书”，这套丛书译介的整体效果并不理想。时至今日，中国文学要想顺利地“走出去”，产生预期的影响力，为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发挥积极作用，还需要有识之士继续集思广益，为之付出不懈努力，为此意在摸索切实可行的“走出去”路径的论著也应运而生。（邵雪萍）
陆建德： 当代中国作家被喻为是“喝狼奶”的一代，中国当代文学也被称为是“阴影文学”——即在外国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的巨大阴影中存在的文学。中国当代作家对于外国文学的阅读和熟稔，可谓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不少中国当代作家完全不讳言自己与外国作家之间的师承关系，如余华之于川端康成和卡夫卡，格非之于博尔赫斯。这些作家的外语水平如何不得而知，但他们通过中文译者阅读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是普遍现象，当代中国作家的外国文学知识令人惊叹。
彭萍： 翻译作为语言文字的转换形式，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中的重要手段之一。但长期以来，翻译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出版社很少宣传译者，译著书脊上一般没有译者的名字，有的译著封面上也没有译者的名字，到扉页中才出现；译者得到的报酬较低，没有版权，只是原作者的附庸。在这样的情况下，翻译未能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可想而知。
吕世生： 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了以中国文化“走出去”为目标的中国戏剧翻译，但迄今中国戏剧在目标语文化中的影响不仅弱于中国诗歌、小说，而且与亚洲其他文化的戏剧，如日本、印度、印尼等也无法相提并论。中国戏剧“走出去”未能实现预定目标无疑是有复杂原因的。中国戏剧“走出去”的翻译是戏剧文本由自我文化走向他者文化的过程（又称为“译出”out-translating），与通常文本由他者文化走向自我文化过程（又称为“译入”in-translating）相比，不仅文本跨文化的方向不同，更重要的是两种翻译行为的动机、目的及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
文学与科学
有关文学与科学的关系，早在一百多年前两位维多利亚哲人赫胥黎（T. H. Huxley）与阿诺德（Matthew Arnold）就展开“辩论”。赫胥黎是达尔文的坚定拥护者，他在《科学与文化》中强调用“科学精神”来看待事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对事物的真切认识。他指出那些拥护古典文化而排斥科学教育的文化守成主义者缺乏的正是这种科学精神。阿诺德随后在《文学与科学》中强调古典主义文学教育重要性，指出文学作品直接揭示人性。事实上以“反科学”而闻名的华兹华斯，细读其作品，可以看出他对科技发展的反应是客观辩证的。他认为诗人既要像科学家一样奋发有为，又要贡献“神圣精神”去援助物质性或工具性科学。同时代的诗人柯勒律治的科学观更为明显。柯氏对待科学的兴趣是持久的，但对科学的态度是复杂的。他质疑科学“自下而上”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但也渴求这种“生命的知识”。《古舟子咏》可谓体现了这种分裂的态度。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无论本人是否读过达尔文的作品，其创作都一定程度受到达尔文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乔治·艾略特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伴随着文学研究视角多样化，文学与科学的关系不再泾渭分明。文学与科学的结合可以让人类更加清楚认识自身及周围世界，而文学与科学这个话题也成为文学作品探讨的一个主题。
金冰： 拜厄特在《尤金尼亚蝴蝶》中通过对一个达尔文主义者精神成长和转变的描写，还原了研究主体作为具体的人所特有的情感意志和历史、文化价值取向，从而为传统维多利亚小说中科学与宗教冲突的主题赋予了新的意义。
谢海长： 威廉·华兹华斯通常被认为具有“反科学”倾向，但整体细读表明他对科技发展及运用现状的观察反应是客观辩证的。
纳海： 两位维多利亚哲人赫胥黎与阿诺德一百多年前因文学教育而各自撰写的文章，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只是关于学科地位的争论。如果我们耐心地剥开那一层层的互相引用、比较和质疑，而聚焦他们各自的思想传统，也许这场“争论”能展现出新的面貌。
董伊： 柯勒律治相信，知识是由远古传承至今的，而科学则是传承这种知识的载体。柯氏对科学兴趣是持久的。
潘滢：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家乔治·艾略特的经典之作。精细微妙的人物刻画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是这部小说的主要特征。小说的主人公极其看重责任与道德感，而作者通过一个中心张力来着力刻画主人公。
姜毅然： 日本的传统医学（也称东洋医学）深受中国中医学影响，在江户时代形成了独特的汉方医学。随着近代以来沉寂近百年的汉方医学在现代社会的复兴，日本文学中也出现了有关汉方医学的内容。
关于什么是文学一直有不同的定义和阐释。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模仿论”还是以华兹华斯为代表提出的“表现论”，实质是说文学是时代生活的文化象征和人生体验的审美表现。而在文学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看来，与其说文学是想象的写作，是虚构的，不如说文学是“客观的”，因为文学作品蕴含着其所处时代的价值判断，因而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文学具有一定政治、历史色彩。
文学作品既超越现实，又不可避免烙上时代的印记。M. H. 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在专著《镜与灯》中提出文学批评四大要素理论，即围绕作品的是作家、宇宙和读者。尽管在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看来，后现代知识属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历史不是一个连续的故事。德勒兹更进一步用“块茎”概念颠覆传统西方哲学，认为后现代思想无根无中心。但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作品总有一个直接或间接源于现实的主题。关注文学作品中的这种反应某种客观状态的内容，或发掘作品背后所隐含的政治、历史书写对于后现代读者解读文学文本显得尤为重要。
张剑： 奥登的《中国十四行诗》常常被理解为对战争的抽象思考或者对奥登本人心路历程的追溯，但是作为战地行纪，它首先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描写。虽然奥登当时有“超越政治”的思想倾向，但是其作品毕竟是有感而发，以具体历史事件为基础。因此，把《中国十四行诗》与《战地行》中的旅行日记进行对照，在两者之间进行互文阅读，可以挖掘出其中的历史细节和具体指涉。细读每一首十四行诗，还原它们的历史，对于深入理解这组作品及其抗战叙事，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霍盛亚： 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中曾说：“科幻小说作为一种体裁的独特性与空间有关，而不是与时间（历史、过去、未来）有关”（412），也就是说这一文类更擅长在不同空间中创造出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谓的自洽的“虚拟的历史”（virtual history），或曰“或然历史”（alternate history）甚至是“反事实历史”（counterfactual history），但这并不是说科幻小说就无法像历史小说那样去书写。
孟夏韵：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1936—)以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尖锐的现实批判内容荣获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创作于1965年的作品《绿房子》获西班牙文学批评奖获、秘鲁“国家小说奖”、1967年首届罗慕洛•加列哥斯国际小说奖。巴尔加斯•略萨此部作品取材于现实生活，书写了独裁统治下秘鲁和拉丁美洲社会底层人的艰难生活，描写暴力充斥、弱肉强食、黑暗而腐败的社会。作家以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不断地拷问现实，反思历史政治，揭露和批判社会的黑暗、以及上层社会的伪善和官僚的腐败。
高尔聪： 《与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 2009）是根据阿里•福尔曼（Ari Folman）同名电影改编的漫画小说（graphic novel），这部作品是福尔曼根据自己在1982年黎巴嫩战争中的真实经历创作而成，它将记忆与幻境糅合到一起，展现了黎巴嫩战争以及这场战争中最为残酷的历史事件“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给这场战争的亲历者心灵上造成的难以治愈的创伤。
当前话语研究的主要范式、流派及其分析方法有着显著的西方文化传统，在取得诸多成绩的同时，很可能受其视角与框架的限囿，难以（充分）观察、探测东方/第三世界国家的话语现实，特别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具体话语实践。因此有必要补全这一西方视角的话语分析思路，文化话语研究弥合了这一现实需求。追求文化平等、多元文化共存与繁荣应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施旭教授立足这一要旨，不遗余力地在国际学术舞台疾呼、开创并推动这一新的话语研究范式，并基于此提出系统化的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框架。
施旭： 人类各种文化的话语有什么样的特点、问题和优势？不同文化的话语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在话语过程中，不同文化群体是如何合作、竞争以及他们的话语互动是如何改变自身乃至世界的？如何增进人类话语研究的文化多元对话并从文化自悟和文化批评的高度去研究话语？这些是“文化话语研究”（Cultural Discourse Studies）要回答的问题。文化话语研究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逐渐成形的一种知识运动、学术思潮和研究体系，已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并显见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许多领域。
袁周敏： 文化话语研究破除了拘泥于语言文本的分析模式，在问题意识的指导下，把实际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作为话语研究的起点和归宿，采用历史的-文化的-整体的综合分析视角考察具体语境下的话语现象。因此，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应具备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意识，遵循扎根本土的研究原则。
陈珏： 文化话语研究是在西方话语研究传统与东方、中华话语研究传统的对话批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Shi 2005，2014；施旭2008，2010）。受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二元对立哲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资本主义全球化等影响，西方话语研究偏重文本分析，轻视历史、文化关系，忽略东方特质，操纵一套文化霸权话语体系（Shi, Kienpointner & Servaes 2005）。东方、中华学术虽有优秀的传统资源，但在西方强势话语的笼罩下，失去应有的文化地位和声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西方学术的附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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