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 | 服务国家战略 培养高端人才 推动外语教育发展（文/戴炜栋）

专栏引言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外语教育研究前沿》2019（3）刊登了“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外语教育发展70年”专栏，邀请三位新中国外语教育的亲历者、引领者和践行者，回顾70年来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外语教育与学科建设的发展历程。

胡壮麟教授在《坚守信念 服务国家——从外语实践到语言教育与研究》一文中，汇报了对我国70年来高等外语教育政策和实践的经历和认识，并对新时代新技术背景下如何改进和提高我国外语教学提出了建议。戴炜栋教授在《服务国家战略 培养高端人才 推动外语教育发展》一文中，追溯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历程，指出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一直与国家战略紧密融合，服务于国家经济、文化、外交、外事等发展需求；我国高校的外语教育一直顺应时代发展的不同需求，坚持培养国家、社会急需的高端人才。史铁强教授在《新中国俄语教育发展——搭建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一文中，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求学和从教经历出发，回顾了70年来我国俄语教育的发展历程。

本专栏三篇文章既有高度又有温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回顾历史，探索规律，启迪未来。

提 要：本文追溯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历程，指出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一直与国家战略紧密融合，服务于国家经济、文化、外交、外事等发展需求；我国高校的外语教育一直顺应时代发展的不同需求，坚持培养国家、社会急需的高端人才。此外，笔者回顾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探索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最后，笔者对新时代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提出建议：1）对接国家战略，实现特色发展；2）坚持立德树人，建设质量文化；3）运用信息技术，促进共建共享；4）立足本土需求，培养国际视野。

关键词：外语教育；国家战略；高端人才培养

1. 引言

2019年是新中国70华诞，所谓知史以明鉴，查古以知今，因此有必要追溯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历程，回顾成就并展望未来。作为深耕教书育人一线的老教师，多年来我参与并见证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教育改革发展进程，承担了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外指委”）的相关工作，对国家战略如何影响我国外语教育、人才培养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感悟，对新时代我国外语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也有一定思考。下面进行扼要梳理，希望对进一步推动我国外语教育发展有所启示。

2. 外语教育服务国家战略

外语教育一直紧密跟随国家战略，服务于国家经济、文化、外交、外事等发展需求。无论是外语学科布局、语种分布，还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社会服务、国际合作等，均在对接国家战略，呈现动态发展趋势。这从外语教育的发展阶段可见一斑。

我认为基于时间跨度、发展特点等因素，新中国外语教育70年的发展可大致分为五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1949—1965）、“文化大革命”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1966—1977）、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世纪末（1978—1999）、进入21世纪以来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2000—2011）和新时代（2012年至今）。从语言文学到语言学、文学、翻译，再到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五大学科方向，从最初的41种到现在的100多种外语专业，从主要翻译国外著述到中华学术精品外译，从强调国际前沿理论的推介到具有中国特色原创性理论的挖掘凝练，从培养单一语言技能人才到培养复语复合型人才，再到培养“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及“一精多会、一专多能”人才等目标，均体现出外语教育与国家战略紧密相关。

为了做好外语教育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工作，外指委等教育部专家咨询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外指委的前身是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1992年改为外指委。第一届外指委主任委员为胡文仲，我当时是副主任委员兼英语组组长。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外指委均由我担任主任委员。多年来，外指委对外语教育做了大量专业指导性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期制定了《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英语教学大纲》《高等学校英语专业高年级英语教学大纲》，20世纪90年代对其进行了修订，同时组织了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并将考试逐步推广到俄语、日语、法语、德语等通用语种。此外，针对国家的西部大开发、加入WTO等战略，外指委设立专项课题鼓励相关高校进行理论探索和教学改革。面对国家对非通用语种人才的需求，外指委为非通用语种教师争取到每人每月发100元、各院校相应配套100元的补贴政策，有效地增强了非通用语种教师的获得感。针对外语教学“大中小学一条龙”的问题，1998年教育部召开了全国外语教学“一条龙”第一届会议。此后，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会议，并开展了一系列教学研究工作，促进了大中小学外语教育的整体发展。2008年，“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外语教育发展丛书”出版。该丛书由第十五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前副总理李岚清作序，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高校外语专业、大学外语、高职高专外语、基础外语教育等的发展历程。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外语教育发展研究丛书”出版，我和胡文仲担任主编，梳理了外语教育发展、发展战略、教学理论、语言学、翻译研究等不同领域的成就，书中大量的资料和史实是外语教育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充分佐证。

3. 人才培养服务时代需求

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培养专门人才，而我国高校的外语教育一直顺应时代发展的不同需求，坚持培养国家、社会急需的高端人才。

国家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和动态性。譬如，1970年到1972年，我国与30多个国家建交、恢复建交或者发展友好关系，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且中美联合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外交事业的发展需要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外事人才。毛泽东主席于1971年10月和11月就外事干部培养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了外事干部学习外语的重要性，并指示学校扩大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德语和阿拉伯语这七个语种的容量，各高校采取储备和培养相结合的办法培养外语专业人才。1978年召开的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加强我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迫切需要加强外语教育，培养又红又专的外语人才。此后，大中小学外语教学改革都相应地围绕这一目标进行。

随着改革开放的稳步发展，国家与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呈现多元化趋势。《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明确指出，21世纪的外语人才应该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好的素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1998）。《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提出培养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这一目标，强调了复合型理念（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 2000）。《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则针对非英语专业学生，提出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07）。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双一流”建设等的推进，高等教育强调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18年教育部发布的《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8）《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8a）等进一步明确了外语人才培养和课程目标，而此后进行的“建金专、建金课、建高地”等建设任务也提出了新要求。目前各高校外语学科围绕这些任务进行的战略语种拓展、课程体系建设，思政课、慕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等改革，都有助于培养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外语人才。

鉴于人才的培养质量涉及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等不同阶段，无论是教学理念、教学策略、教学资源，还是教学模式、评估方式等，均需考虑不同学段的衔接与系统性。早在20世纪90年代参编上海市小学、中学以及全国高职高专、英语专业教材等工作时，我就深刻体会到外语教学需要有“一条龙”体系，以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教学资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后来我的一个国家社科项目也是以此为论题的。2001年，我在北外召开的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外语教育“一条龙” 的具体理念，基于这次发言的论文于2001年发表在《外语教学与研究》上（戴炜栋2001）。该文从语言和语言教学的本质、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材编写、教学方法和师资培训等方面提出建构英语教学“一条龙”的具体建议。这一建议对我们今天培养国家需要的专门人才仍有借鉴价值。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等问题贯穿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培养模式等问题不仅要从纵向的学段、时间跨度来看，还要从横向的宏观因素、中观因素、微观因素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4. 上外探索人才培养创新

上外于1949年建校，与新中国同龄。70年筚路蓝缕，学校从拥有单一文学门类的外国语学院逐步发展成为文、教、经、管、法多科并存的外国语大学。作为1958年入校读书、1962年留校工作的老上外人，我亲历了上外的发展历程，深刻体会到学校一直坚持“格高志远、学贯中外”的校训精神，创新改革，锐意进取。在学校从注重培养传统语言技能人才到打造复合型人才、国际化人才的进程中，一些理念与举措值得一提。

一是20世纪80年代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传统单一的外语教师、翻译等人才培养模式已不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1983年，上外开始试点培养复合型和复语型人才，陆续开设一些应用文科的专业，包括经济、法律、法学、新闻学等，要求以上专业的学生兼修语言专业，同时采取英语专业学生辅修经济、法律、对外汉语、新闻传播等专业，非英语专业的语言类学生试点双语专业等举措。该模式受到学生、家长和用人单位的认可，并在其他外语类院校得到推介。

二是新生收费制度改革。20世纪90年代，上外作为单一外语类学院，办学经费比较紧张。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上外在1993年与清华大学、东华大学一起率先试行新生收费制度改革。因为当时所有高等教育都是免学费，2,400元的学费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又是很大的一笔支出，所以学校面临较大压力，既担心影响生源，又担心影响学校声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配套了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等制度，同时到电视台、电台去宣传，说明收费改革后，教学质量会更高。事实证明收费改革制度很成功，生源质量并未下降。1997年，全国高校全面实行收费制度。

三是上海外语口译证书考试项目。该项目于1995年6月开考，每年两次。上外负责上海市紧缺人才岗位资格培训项目，旨在借助培训考试，培养一批能胜任各类涉外谈判、文化交流、高层次会晤研讨以及国际会议的外语口语和翻译人才，并为广大外语学习者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提高其口语和口译水平。自开考以来，来自国内外各地的参考人数累计近150万，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作为该项目的顾问、试卷审读专家以及相应培训教材的总主编，我深刻体会到，对外语类院校而言，对接国家和区域需求，培养紧缺外语人才至关重要。

四是“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进入新时代以来，上外进一步提出“诠释世界、成就未来”的办学理念，坚持以“服务国家发展、服务人的全面成长、服务社会进步、服务中外人文交流”为办学使命，以培养“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为目标，致力于建设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其中，“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引发了教学理念、课程体系、教学模式、评估方式等的相应变革，学校稳步建构专业集群，建设国际化慕课，推行完全学分制和全员聘用制、教学质量监控等制度，推出智慧校园和智慧空间，打造卓越学院、人才培养实验班等，相关成果于2018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创新改革均需要政策制度、硬件设施的支持和保障，在一定意义上，“985工程”“211工程”“双一流”建设等均为高校带来发展机遇。1993年，时任上海市领导的徐匡迪、陈至立来上外视察，同意将我校作为第一批教育部和上海市委市政府共建的学校。在上海市的支持下，上外建设了虹口校区1号教学楼，改善了办学条件。1996年，学校申报了“211工程”建设学校并顺利通过预审。入选“211工程”后，在教育部和上海市的支持下，上外不断优化办学环境。2000年至2003年，陆续完成松江校区的建设，为2017年学校成功入选一流学科建设单位夯实了基础。“211工程”“双一流”建设等为学校的科研、人才培养等提供了经费、政策等大力支持，推动了学校的全面发展。

5. 新时代外语教育内涵式发展

2012年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已经成为重要任务。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此后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8b）等文件，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等，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吴岩 2019a）。就外语教育而言，我曾经在《70年外语教育：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提出培养卓越国际化人才、推动学科交叉原创性研究、营造教学相长生态环境、推动人工智能+外语教育发展等建议（戴炜栋 2019）。现在结合国家需求与外语学科特色，提出以下发展建议。

第一，对接国家战略，实现特色发展。如前所述，外语教育服务于国家战略需要。外语学科在“一带一路”“文化走出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优秀中华文化与原创成果的国际传播，还是国别与区域研究、全球治理人才培养，均需要外语学科作出积极贡献。目前，为培养“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22所院校正在试点公共外语改革。外语教育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但当前仍面临不同学校外语学科存在同质化现象、人才培养存在低水平重复等问题，各高校有必要结合自身办学传统特色，明确发展定位，探索多元人才培养、特色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问题；同时可综合考虑是否服务国家和地区重大战略需要，是否发挥智库作用，是否弘扬传播优秀中华文化等维度。

第二，坚持立德树人，建设质量文化。就外语教育而言，在新时代背景下，有必要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卓越国际化人才。卓越国际化人才不仅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扎实的人文素养和跨文化沟通能力，还要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2019年6月在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三部曲”，即在21世纪前30年，从树立高等教育的“质量意识”走向“质量革命”，然后达到“质量中国”（吴岩 2019b）。我认为建设质量文化一方面要强调对标对表。2018年教育部发布了《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等文件，有必要围绕国标、专业认证体系等指标，加强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丰富各类教学资源，培养高端专门人才。另一方面要注重多元需求。针对不同人才培养目标，凸显个性化教育理念，不仅要进行高等外语教育、基础外语教育课程体系、培养模式、教学评估的改革创新，而且要进一步完善大中小学、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体系。

第三，运用信息技术，促进共建共享。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大数据、云平台、流媒体、智慧空间等与教育紧密融合。慕课、翻转课堂、自主学习平台、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简称SPOC）、各类学习App等迅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2018年教育部发布《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强调要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全力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鼓励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教学水平、创新教学模式，利用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多种方式用好优质数字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8c）。2019年，中国慕课大会召开并发布了《中国慕课行动宣言》，提出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用优质慕课资源补齐区域和校际人才培养质量差异短板”，“进一步融合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创新慕课学习内容、模式和方法”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教司 2019）。由此可见，有必要促进信息技术与外语教育的融合，探索移动互联网下的外语教育教学规律，不仅要打造智慧教室、智慧校园，还要建设智慧空间、智慧平台，以促进智慧教学和优质资源共享，推动外语教育全面发展。

第四，立足本土需求，培养国际视野。无论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均须立足本土需求、强调家国情怀，同时培养国际视野、提高国际声誉和影响力。我认为，外语一流学科建设与外语教育发展在对接国际前沿领域的同时，一定要挖掘、打造自身特色，实现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具体而言，在人才培养方面，要探索中国学习者的外语学习规律，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学习者需要的教育教学模式。在科学研究方面，要注重解决本土问题，挖掘本土理论，推动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研究，加强中国学术的国际表达。在社会服务方面，要在资政咨商、启民育人、提升国家外语能力方面发挥作用。在文化传承创新方面，要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同时，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外文明互鉴。

2019年，我已近耄耋之年。作为奋斗在外语教育一线的老外语人，抚今追昔，不胜感慨。70年来，外语教育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相信在新时代背景下，在业内各位同仁的努力下，外语教育将会有更大发展，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作出更大贡献。

注：本文节选自《外语教育研究前沿》（原名《中国外语教育》）2019年第3期8—12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作者简介

戴炜栋，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英语教学法、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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