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好文 | 外语教学与外语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之我见（文/王文斌）

01

问题的缘起

每一门学科都有一套较为稳定的概念系统，而这一概念系统则往往维系于一套业内人人能懂的术语。毫不夸张地说，术语的准确使用是一门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一门学科，其术语若使用混乱，或其所表述的概念混沌不清，那就难以开展有效的学术交流，也难以有效传播学术思想，难以迈入真正的学术殿堂，恰如孔子所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然而，在我们外语界，有两个术语，即“外语教学”和“外语教育”，常交替频现，纠缠不清，在学术会议上抑或在海量的学术论文中，这两个术语常相提并论，而且在外语类期刊、图书、出版社等名称中，这两个术语也常交叉出现，如期刊名称：《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教学》《外语与外语教学》《现代外语教学》《中国英语教学》《中国外语教育》《中国英语教育》等；书名：《中国外语教学理论研究》《外语教学改革：问题与对策》《中国外语教学理论研究》《中国外语教育年度报告》《英语教育新论》《以发展综合认知能力为目标的英语教育》《外语教育技术》《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研究》《中国外语教育传统历时调查研究》等；出版社名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上这些名称当时是出于避免名称重复而起名还是在业务上的确各有所侧重而定名?至少从目前情况看，上文提及的期刊、书名抑或出版社，它们所从事的工作或研究对象基本上是共性大于个性，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这两家出版社所从事的业务范围及其定位几乎没有根本性的差异。我们常说，顾名可以思义，那么从以上这些“教学”或“教育”的不同名称是否能读出各自的意义偏重？

殊不知，即便在《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和《高等学校外语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里，“外语教学”与“外语教育”也存在概念含混之处，如在《指南》的“前言”就提到：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进一步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在总结大学英语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特制订本指南”。在此所提的全是“教学”，当然其文件名就是《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可在下文，《指南》提到“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要求我们为高校大学生提供优质外语教育”，而且在“课程定位”中提到：“大学外语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英语作为大学外语教育的最主要内容，是······”从中可见，“教学”与“教育”似乎各有所强调，但不明显，而且似乎在此的“教育”涵纳了“教学”这一概念。在《国标》里，虽然文件名也含“教学”一词，但在“培养目标”中提到“外语教育与学术研究”、在“总体框架”中提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语言技能训练与专业知识教学”、在“教师发展”中提到“更新教育理念”，而且全文专辟小节“教学要求”和“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制要求”，但未辟篇幅专提“教育要求”和“教育过程质量监控机制要求”。从中可视，“教学”与“教育”概念有些隐晦，而且“教学”似乎能够包含“教育”。

再次，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领导下的专家咨询机构，均命名为“某某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如“高等学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等。显然，在此所提的均为“教学”，而非“教育”。

倒是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下文简称《纲要》）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两个文件中，其文件名就指明“教育”，而非“教学”。《纲要》第二章“战略主题”中提到“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在第四章提到“学校要把减负落实到教育教学各个环节”，在第九章提到“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第十一章提到“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改进教育教学评价”，在第十六章提到“合作设立教育教学、实训、研究机构或项目”，在第十七章提到“培养教育教学骨干”等，全文共13次提到“教育教学”。《意见》与《纲要》一致，也是以“教育”为主题，在文中5次提到“教育教学”，如在“第（五）部分”提到“创新教育教学方法”，在“第（六）部分”提到“着力解决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在“第（九）部分”提到“制订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基本要求”等。由是观之，不论是《纲要》抑或《意见》，“教育”和“教学”是并列出现的，“教育”在前，“教学”随后，而且两个文件明显均以“教育”为挈领，统摄文件精神始终，是“教育”涵包“教学”。况且，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2016年12月8日）上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在此显然与《纲要》和《意见》的精神契合。《纲要》和《意见》是领统性文件，适用于各个不同的学科，外语学科也无疑概不能外。“教育”和“教学”在文件中反复并现，这说明两者不能相互替代。最近，上海外国语大学成立了“上海市英语教育教学研究基地”，这一基地名称就是对以上两个文件的很好应和。

我在上文列举这些期刊、书和出版社等的不同名称，其用意不在于评判对与错、优与劣，况且这些不同的名称在当时定名时无疑各有其理。我们在此仅想反映一个需要引起高度关切的现实：“外语教学”与“外语教育”在业界常常混用，有随意性现象，不利于学科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术语是学科的科学语言，是学科形成和发展的产物，用来正确指称学科所研究对象的概念。术语是学科的细胞，其演化和增长与学科本身的演进同步。术语也是学科进步的一面镜子，必须具备精确性、单义性、系统性、简明性和稳定性等要素，否则，学科研究的进发就难免会受到掣肘。简言之，术语的发展水平标志着学科的发展水平。而术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概念，是学术研究的专门用语，作为概念是反映研究对象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

02

外语教学与外语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

“外语教学”与“外语教育”这两个概念，蔡永良（2013）在论及我国应该从外语教学走向外语教育时，曾甄别了两者之间的差异，特别强调外语教学是外语教育的一部分，后者包容前者，而前者不能取代后者。但是，学界尽管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探讨外语教学或外语教育，可将两者一并加以观审的，却极为少有，更谈不上有深度的研讨。而关于外语的工具性和人文性问题，学界倒是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如张中载（2003）、成镇权（2008）、蔡基刚（2010）和丁研、蒋学清（2015）等。这些成果分别检视了工具性和人文性在外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除蔡基刚（2010）较为强调工具性重于人文性之外，其余均反映了彼此需要协调的重要性，但对何谓工具性和何谓人文性的确切意涵却尚未做出严格界定。我认为，不仅需要定义“外语教学”与“外语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而且需要将这两对概念结合起来加以考量。其实，除了并合这两对概念之外，还需一并揆度“培训”与“培养”、“器”与“道”、“形而下”与“形而上”这三对概念，这是因为这些概念实际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均是同一对象不同侧面的反映，如同一枚银币，面目不同，本质一致，需要一并擘析。

2.1 “外语教学”与“外语教育”

“外语教学”和“外语教育”这两个概念，虽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区别，学界似乎人人都了然，可缘何频频出现上文所提的混用甚至混淆。看来学界对其还是有迷糊之处，对其进行讨论实有必要。

“外语教学”，显然涉及外语的教和学，即倾力于教外语和学外语的人类活动，这无须多言。需要明了的是，在此教和学的对象是外语，明显具有特殊性。外语无疑属于语言范畴，与音、形、义三大语言要素相关。诚然，这是外语的音、形、义，关涉所教学语言的音素发音、词语发音和句子发音、词语的构形、句子的构形、语篇的构形以及这些音和形所表达的意义，而这些与外语的听说读写密切关联。如是可见，外语教学所侧重的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外语基本技能和知识教学。因而，所谓外语教学，直言之，就是指对所涉及的某一外语的音、形、义的听说读写进行教和学的活动。

“外语教育”，虽同样涉及外语，但“教育”不同于“教学”，其终极目标并不止于外语的基本技能和知识，而是在于教化，即依凭对外语的教学，达到知晓国外、开阔视野、文化互鉴、塑造人格、陶冶情操、提升格调、培养思维、养成良好行为方式等目的。古人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化，教行于上，化成于下也。教与化两者并合，即为教化，通过上行而化成以下。而在此的教化，可等同于教育；在此的“上”和“下”若嫁接于外语教育，就是指通过教师这一“上”对外语知识的传授使学生这一“下”受到教化。由此可见，教育容纳教学，但超越教学，是教学在精神、素养、思维和行为层面的升华。简言之，外语教学是立足于语言基本技能和知识的教学，而外语教育是建基于外语教学之上的视野、包容、人格、情操、格调、思维和行为的教育。由此，外语教育可定义为借助对外语基本技能和知识的传授这一途径而使学生获取精神、素养、思维和行为的熏染。

通常情况下，外语教学的初级阶段，往往侧重于基本技能和知识，如对“A: What’s this? B: It’s a book.”这样注重语言知识的特殊疑问句的问答教学，一般就没有什么教育可言，但是，若是对以下特殊疑问句的回答句进行教学，就显然包含教育：

A: What’s the meaning of the English proverb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 deed” ?

B: Its meaning is that a friend, when you are in need, is indeed a true friend.

这一回答对话尽管也涉及英语特殊疑问句的知识，但明显蕴涵着对真假友谊的判断。在多数情况下，教学常关注语言的外在知识，如音和形等，而教育则更注重义以及义所催生的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深度思考和关怀，即教育更关切外在知识所蕴含的内在思想。

毫无疑问，一般的情况是，任何语言都不是单纯的知识表达，而是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和精神，语言是思想和精神的寓所，而思想和精神是语言的实质。语言与思想和精神彼此不可割裂。恰如《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对语言所做的定义：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时，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时，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作用于文化时，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在此所指的“认知事物”和“文化信息”无疑涵纳着思想和精神。在外语教学与外语教育中，均不可避免地涉及语言教学及其所传达的思想教育和精神教育，往往彼此交集，难分难舍，即教学中体现教育，而教育中含有教学。概言之，教学往往具有教育性，教育往往容含教学性，只是在不同的阶段或不同的专业，各有所侧重而已。在此有一点需要明确，即外语教育涵纳外语教学，但外语教学不一定彰显外语教育。

2.2 “工具性”与“人文性”

《国标》虽未提“工具性”，仅提及“人文与科学素养”，而这也应属“人文性”之列，但不论在《指南》中还是在《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标》）中，均强调了“工具性”和“人文性”，这说明两者在外语教育教学中的重要性。

《指南》在提到大学英语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时，强调其工具性主要表现在听、说、读、写、译以及专门用途英语，而其人文性则主要体现在熟知国外的社会与文化，增进对不同文化异同的意识和理解，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课标》在提及义务教育阶段的英语课程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时，强调其工具性主要表现在英语语言知识，发展基本的英语听说读写技能，形成用英语与他人交流的能力，而其人文性则主要体现在养成良好的意志品质和合作意识，学会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形成创新意识，发展科学精神，从而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可见，《指南》和《课标》对“工具性”和“人文性”的要求虽有区别，但基本相似。两者对“工具性”均强调英语的基本技能和基本知识，如听说读写，只是《指南》所指的培养对象是大学生，强调了“专门用途英语”；两者对“人文性”均强调了社会与文化，只是《课标》对此的强调更为详细，涉及人、社会、自然、创新意识、科学精神等。其实，“文化”一词就能涵盖“人文”的诸方面，涉及人审视和认知世界事物之后所凝定的明确的知识以及人点化、改造、重组世界事物的活动（称为人文活动），包括这些活动所产生的诸种结果，如思维方式、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精神图腾、风土人情、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价值取向、规章法制等。“文化”一词是“人文化成”一语的缩写，源出《周易·贲卦·彖辞》：“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由此可见，《指南》提及“文化”，可几乎囊括人文的诸种现象。

至此，我们可以给“工具性”和“人文性”各下定义。我们认为，在此的“工具性”，是指突显特定外语的基本技能和基本知识的外语教学活动。而在此的“人文性”，是指突出特定外语民族所创造的文化诸种果实的外语教育活动。显然，我们在此是把“工具性”与“外语教学”挂钩，把“人文性”与“外语教育”关联，其道理有二：一是从上述可知，在此所谈的“工具性”，基本上与外语教学的界定接近，均指涉外语的基本技能和基本知识；只要睽重工具性，就必然注重教学性，而只要注重教学性，就必然睽重工具性；二是也从上述可知，在此所言的“人文性”，基本上与“外语教育”相通，均指人类文化的结晶，包括精神素养、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等。因此，只要偏重于“人文性”，就会突显“教育性”，而只要侧重于“教育性”，就会彰显“人文性”。这就是我们在上文所说的，“教学性”与“工具性”基本相通，而“教育性”基本与“人文性”相合。

譬如说，若教学中有“A: Is this a book? B: Yes, it is.”，那就是关于英语一般疑问句的教学，仅牵涉英语的基本技能和知识，无关乎教育性和人文性，况且在现实的生活中，如此问句很少能用得上。但是，如果教学中有以下对话，那情形就不一样：

A: Do you like the Aesop’s fable The Father and His Sons?

B: Yes, I do. It tells us that if we are united, we can stand, but if divided, we will fall.

若教学这一寓言《父亲与争吵的儿子们》，那么学生不仅学会关于英语一般疑问句及其他相关的基本技能和知识，而且同时会获得“团结就是力量”这一人生哲理的启迪：要像寓言中所说的木棒一样，凝心聚力，团结一致，就不易被敌人征服；可如果内讧，争斗不休，那只能耗损自己，就容易被敌人打垮。

由此也不难看出，不存在没有教学性的工具性，也不存在没有工具性的教学性。同理，不存在没有教育性的人文性，也不存在没有人文性的教育性。但是，教育性和人文性需寓于教学性和工具性，教学性和工具性是手段，而教育性和人文性是目的。

2.3 “培训”与“培养”、“器”与“道”、“形而下”与“形而上”

我在前文提及，除了“外语教学”与“外语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这两对概念之外，还需一并审视“培训”与“培养”、“器”与“道”、“形而下”与“形而上”这三对概念。下文就这三对概念做一扼要的陈述。

所谓培训，简单地说，是指技能或知识有组织的传授，在本文中就是指外语基本技能或知识的课堂传授。从这一定义可知，培训注重技能的操作层面或实践层面，这显然与上文所探讨的“教学性”和“工具性”在本质上具有相合性。

所谓培养，简单地说，是指根据特定的目的进行长期的教育和培训。在此，有两个重要概念：一是教育，二是培训。前者表明培养就是教育，促使教育对象身心健康成长；后者表明培养包蕴培训，培训是培养的基础，培养是培训的目的。培训从根本上讲是以基本技能或知识为本，而培养则是以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为根。在外语的培训过程中，学生更多是当作客体，依凭诸种外力和手段，被动地学习或模仿；而培养则始终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尽一切所能使学生成为能自我学习与成长的人，使其成为能从事技能和知识的自觉者、自信者和创造者。

扼言之，培训与教学性、工具性基本上属于同一范畴，而培养则与教育性、人文性也属于同一系列。若外语教学仅注重基本技能或知识的传递，那无疑就是培训。若外语教育着重于学生的能动性和主动性，那么这就是培养。

那么，何谓“器”？何谓“道”？“器”和“道”是中国古代的一对哲学范畴。“器”是指有形的具体事物或可资使用的器物，而“道”是指无形的客观规律和准则。“器”和“道”的关系实则具体事物与抽象道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或相当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世界上的诸种具体事物，就是“器”，表现于周遭世界，而“道”则往往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中，没有“器”就没有“道”，“道”是“器”的本性，是“器”的神质，是“器”的灵魂所在，即“道”是“器”的发生和发展变化的自然规律和法则，而“器”是这种自然规律和法则的载体和展现。这就是平常所说的“道以成器，而器以载道”。朱熹曾说：“也者，行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行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文公文集·答黄道夫》）显然，“器”与具体事物紧密相关，与人类活动中的基本技能或知识也密切关联，注重对事物实用性的关注，而“道”则超越“器”，是对人类精神世界和灵魂世界的关切，是对事物本真、本性的追索，关乎人的精气神。而这又无疑与上文讨论的教学性与教育性、工具性与人文性、培训与培养密切相干，即“器”基本上属于教学性、工具性和培训范畴，而“道”则属于教育性、人文性和培训范畴。

《周易·系辞》说，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可见，我在此所提的“形而下”就是“器”，“形而上”就是“道”。“形而下”是以把握现实诸种现象并有效解决诸种困难为旨归，审实度象，细究事物外在的结构、相互作用及其运动方式，睽重实际问题的解决，具有实用目的性和具体应用性，即偏重事物的实际效能和实际应用，而“形而上”是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终极关怀，探赜索隐，认知世界，以关怀自然、社会与人的属性与本质为宗旨，追问隐匿于事物形式背后的属性与内在本质。由此可观，“形而下”与上文所说的教学性、工具性、培训和“器”几乎一脉相承，而“形而上”则与教育性、人文性、培训和“道”也近无二致，因为前者均主要关切基本技能和知识，看重事物的实用性和应用性，而后者则主要关心对人、自然和社会的深度探究，关切外在知识所蕴含的内在思想，寻求人格、事物的规律和本质。

03

结语

术语及其概念的混用或混淆，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本文在分别界定各概念的基础上，析述了各概念之间的关系，指出“教学性”“工具性”“培训”“器”和“形而下”在实际上其概念是大同而小异，而“教育性”“人文性”“培养”“道”和“形而上”在概念上也是基本相通相合。在外语教育教学研究中，应该做并合思考，无须进行割裂而论。本文同时指出，“教育性”“人文性”“培养”“道”和“形而上”应借助“教学性”“工具性”“培养”“器”和“形而下”才能得以体现。后者是前者的外在展现，前者是后者的归宿。后者是前者的条件，前者是后者的根据，往往通过后者而起作用，二者彼此互相联系、相互作用。总而言之，教学是教人如何做事，而教育是教人如何做人。在外语教育教学研究中，我们应该护养教育性，引领教学性。

本文发表于《中国外语》2018年第2期第1，12—16页。由于篇幅所限，注释和参考文献已省略。

作者简介

王文斌，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词汇语义学、语言对比与语言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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