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左起）：米尔顿·弗里德曼、西奥多·舒尔茨和乔治·斯蒂格勒在网球场合影 我写此文时，这15人当中已有12人去世。这让我可以正式宣告（这并不重要）：根据我个人的判断，1969—1978年的得奖者全都值得赞美，他们拿奖毫不意外。有些懂行的学者宣称，这些获奖者当中的某些人，或许应该排在后面，让后来的几位获奖者先得，或由已去世的和从未得到斯德哥尔摩首肯的杰出人物替代。这样的看法我并不反对。名单中的15人中，最年长者是弗里希，生于1895年。最年轻的是阿罗，生于1921年。令人惊讶的是，这15人只有四人出生在美国。（他们当中没人出生于弗兰克·奈特、韦斯利·米切尔，或我其他师辈的家乡那样的典型小镇。）拉格纳·弗里希 肯尼思·J.阿罗至少有三人出生于俄罗斯。三人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只有两人生于主流经济学的诞生地，不列颠群岛。荷兰培育出两人。最后，奥地利人哈耶克，是以德语为母语的唯一获奖者。那时候，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对这个15人名单都没有贡献。欧陆那些让经济学隶属于法学院的国家，被经济学隶属于工程学院和商学院的国家超越，也许并非偶然。说句公道话，土生土长的四位美国人的名单之列，我们应该再添上移民到美国的库兹涅茨、列昂捷夫和库普曼斯，因为他们的主要研究工作，是在美国做的。以此类推，也可以把哈耶克重新分配给英国，因为他的主要著作，是在英国写的。值得注意的是，有几位我老师辈的经济学大家，没在诺奖名单上。各种参考工具书告诉我，雅各布·瓦伊纳、弗兰克·奈特、阿尔文·汉森以及保罗·道格拉斯，本来都应在头几年拿奖。埃里克·伦德贝里及诺奖委员会，显然做了有意识的决定，要把目光放在现在和未来，所以没有把头几年的奖，颁给行将隐退的大学者。可以看出明显的倾向：最早的诺奖，偏向擅长数学的经济学家。只有哈耶克、缪尔达尔和库兹涅茨例外。甚至连库兹涅茨也表现出数学才能，例如他推广尤金·斯拉茨基的开创性统计研究，后者证明，将差分法和移动平均法，反复应用在不相关的随机时间序列上，就可以制造出周期性的结果。库兹涅茨也发表过科努斯（Konüs）之后有关经济指数定义的重要文章。（有人猜测，因为经济学毕竟是研究社会的软科学，诺奖委员会希望通过强调数学，来把难以控制的主观性和意识形态——这与最初的诺贝尔文学奖及和平奖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降到最低。）冈纳·缪尔达尔我们能从这第一个子样本里，辨识出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吗？在回答这种问题时，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就会污染我们的主观认知。毫无疑问，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会被视为“保守的”经济学家。弗里希、丁伯根和缪尔达尔，当然会被归类为社会民主党人和“善意人士”。透过这种归类方法，据我们的了解，在那个时期，库兹涅茨和列昂捷夫都倾向于不问政治——从列宁时代的苏联流亡海外的心力交瘁的孟什维克大都是如此，这是不难理解的。苏联学者在1975年没有公开表达个人思想信念的自由，所以我不尝试对俄籍的坎托罗维奇的社会态度打分。依据瑞典的标准，俄林被视为比他同代的选民更保守，因此我倾向于把他与希克斯同置于中间。那就还有6位需要评分。在赌注相同的情况下，我赌他们中的全部（或大多数），在稍微中间偏右与稍微中间偏左的候选人之间，会投票给中间偏左派。我认识的大部分瑞典经济学家，都会比他们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更偏右。所以我认为，斯德哥尔摩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多数时候会选择与他们相近的人获奖，这么说也许不算太离谱。我必须澄清，很难证明，学者群体中的任何一个人，仅仅因为志趣相投而拿奖。相反，拥有任何过强的意识形态声誉，可能反而会妨碍你提早赢得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 ▌再举荐15人历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已经明白，伟大的发现很少是哪位学者单独的成果。达尔文和华莱士同时有类似见解的情形，其实是常态而非例外。牛顿和莱布尼茨的个案也是如此。根据托马斯·库恩的记录，有十几位各自独立的研究者，他们分别声称发现了能量守恒定律，其中每个人的具体发现，别人并不知晓。这一无情的事实，反驳了卡莱尔（Carlyle）的如下迷思：个别的伟大巨匠才是历史舞台上真正重要的演员。同样的道理，这也让诺贝尔奖评委的任务更加困难。我有个务实的建议，即每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应该颁三个奖，而非只颁一个。（是的，是的，爱因斯坦应该在颁奖典礼上，单独与瑞典国王握手。）简单的算术可以证明，在头十年里（1969—197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本可以给出一个30人的名单，而不是仅仅嘉奖我们这15位经济学家。基于好奇和公平公正，我再提一个15人的应获奖者的名单，作为反事实的思维实验。每位读者可以像我一样，随机地在50名公认的杰出人物中挑选15人，来替代我从1500个名单中挑出的这15人。以下是我为1969—1978年提供的一份假想名单，按年排序，人名也任意排列，这无关紧要。我的选择显然侧重数学。如果名单由哈耶克来拟，必将完全不同。我的排序也与众不同，像霍尔布鲁克·沃金这样的名字，甚至没有收在官方的《经济学名人录》里。那是因为编者遗漏了这位学者，他在1925—1960年间，率先而广泛地记录了期货和现货价格的随机游走性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我选约翰·罗尔斯，并非因为我相信这位哲学家的造诣，比阿罗、利特尔（Little）或海萨尼这几位经济学家更深。然而，罗尔斯的普遍被接受应该得到承认。为什么提名克拉维斯，而不提名萨默斯（Summers）和赫斯顿（Heston）？当诺奖的摇奖机需严格限量时，就必须挑选最有实质贡献的领头人。伯克利的每位物理学家背后，众多的合作团队成员必然都无法得奖。谁说生活是公平的？但第二个名单比第一个更公平，这是我的目的。关于上述选择的辩论，会比名单本身更有趣。托马斯·谢林最终在2005年与罗伯特·奥曼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结语我希望新增的15人，不会夺走原先获奖者的荣誉。学术成就不是，也不应该是零和的游戏，称颂甲不必非贬低乙不可。原先的获奖者——若视作一个群体——几乎都是工作狂。但这削弱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人们喜欢做自己擅长的工作——按我的观点，这样的工作严格来说都不能算是工作。这群人的大多数，似乎已都达到我们对他们的期望。可能有少数例外：外人可能会以为，未充分发挥学术潜力可能是他们中一些人的主动选择。一般来说，原因不是他们懒惰或想挣大钱。这些天赋异秉的人身上，也会有意识形态的热情，把他们的努力引离了学术上的创造。在自由的世界里，外人哪有权对别人的志向指手画脚？拿到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会变得比较缺乏独创性，这个说法广为流传。目测这批早期试验品的发展轨迹，我看不出他们有任何后继乏力的迹象。是的，在斯德哥尔摩加冕之后，虚荣心可能膨胀，但是在按年龄修正之后，一般来看学术创造仍会保持同样的势头。最后我想要说明一点。在1901—1968年间，自然科学的诺奖，倾向于颁给有具体成就的学者：罗伯特·米利肯（Robert Millikan）因测量电子的电荷，获得物理学奖；或是因“康普顿效应”或“穆斯鲍尔效应”而得奖。如果幸运的苹果没砸到你头上，你就得不了奖。在更一般性的领域里，硕果累累者未必得到回报。我担心，经济学诺奖委员会会过度地受到这种影响，仿效这种不当做法。最早选出的这15位，事后想想，其实已或多或少避开了这种诱惑。新增添的15位，似乎更趋向于打破这种可疑的甄选方法带来的被提名者之间的同质性——我们总是去挑选那些有特定技术贡献者，而忽视了其他许多有更全面贡献的学者。我知道有许多人，不会同意这个观点。▄ ————————原文标题：The First Fifteen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s, and Fifteen More Might-Have-Beens。原文出处：Speech, Lindau Economics Nobel Laureates Conference, Lindau, Germany, September, 2004。转载于：J. Murray(ed.), 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 Samuelson. Vol.7. Cambridge, Mass.：The MIT Press, 2011. pp.1072—1077. (#591)。译者：吕吉尔 《萨缪尔森自述》 [美] 保罗·A.萨缪尔森 著吕吉尔 译赖建诚 校格致出版社定价：85元 👆点击封面 即可购买萨缪尔森是世人敬仰的现代经济学之父，他把经济学变成了一套规范的演绎体系，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这本《萨缪尔森自述》收录的25篇文章，出自萨缪尔森晚年，有回忆录、演讲稿、访谈、书信等多种体裁，是了解大师思想和人格魅力的绝佳窗口。萨缪尔森的这些篇章，讲述了他的科学观、价值观和处事方式，他如何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又如何谦逊地展示他的博学、犀利、通达、睥睨。有对师友的深情回忆，亦有对论敌的辛辣讥嘲，这本书是萨翁的内心独白，是另一种形式的自传。透过萨缪尔森的巨人之眼，我们可以窥见他对科学和社会的严肃思考、他与知名学者和肯尼迪总统的交往，以及动荡年代美国知识界的倾向和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