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例新冠病人尸检主刀者：说不怕是假话……

导读

1月7日，第一位新冠肺炎患者去世，但直到2月16日，才有了第一例尸检。

来源：“八点健闻”微信公众号
作者：健闻杨媛

因为主刀了全国第一例新冠病人遗体解剖，59岁的法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系教授刘良广为人知。

2020年2月16日凌晨，武汉金银潭医院的一间手术室里，刘良和他的团队在对着遗体集体鞠躬后，历经三小时完成了解剖。

武汉多位临床医生都向八点健闻提到，尸检结果对他们认识新冠和进行针对性治疗很有帮助，能够提高重症患者的生存率。

武汉的疫情虽然已过去，法医的很多工作却刚刚开始。

武汉解禁以来，刘良每天都在外地做案子，一个星期跑4-5个地方，他脑子里总绷着一根弦：整个湖北省的法医尸体鉴定，都会增设一个前置条件——抗体检测，同时加强鉴定人员的防护。

因为不能排除死者曾经或者现在就是新冠肺炎感染者，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病毒在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身体状况的人体内表现可能不相同，需要更多的死亡样本来揭示疾病的全貌。

“我们的资料里缺乏年轻人，缺乏所谓的不严重的突然死亡的人，缺乏普通型（肺炎）突然急转恶化的人，缺乏小孩、孕妇、治愈出院后突然死亡的人……对于此病，我们知之甚少。”刘良说。

2020年5月的最后一天，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已显出盛夏的炽热，在小巷子里一家光线昏暗的咖啡馆，刘良声音轻轻，让话题像不断分叉的树枝一样扩散蔓延：谈武汉疫情和首次新冠尸检，谈法医专业，谈破案…他毫不掩饰愤怒与感性，有时大笑，有时扼腕，有时眼中泛泪。

△ 即将为逝者进行解剖的刘良和他的同事，左为刘良，中间周亦武，右边为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王荣帅博士。本图由受访者提供。

迟到的第一例新冠病人遗体解剖

2020年1月7日，武汉协和医院西院一位有华南海鲜市场流行病学史的患者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家属质疑诊疗程序和死因。

“那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刘良说，要是做了尸检，就敲响了警钟。彼时，新冠病毒基因系列尚未公布，这个病还被称为“不明原因肺炎”，且并未引起重视，距离钟南山1月20日宣布“人传人”还有十几天。

但在家属、医院以及卫生部门的拉锯下，尸检最终没能进行。

此后，刘良开启了艰难的呼吁之路。

求解剖机会而不得的过程像是西西弗斯推石上山，“每次要看到曙光了，又一锤子把你赶到山底下去了。”发出的报告无任何回音，托关系找人也“到处碰壁，谈起来都是泪”。

在华科大同济医学院法医系副主任周亦武看来，2020年1月20日是个分水岭，这一天，国家卫健委将新冠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这意味着尸检需要更为严苛的条件。整个团队的信心因此大受打击，但刘良没想过放弃，这点让周亦武佩服，“我悲观，他也悲观，但我已经熄火了，他还在做”。

好几个（医院）院长都对刘良表示愿意帮忙，可等说到具体的实施细节时，又都遇到了困难。

问题之一是，在哪个时间段做尸检。按照现行的传染病遗体处理条例，患者死亡后应立马拉到殡仪馆火化。若要在殡仪馆做，则又会牵扯出民政部、公安部门等一批单位，“根本走不通”。

所以只能在遗体被拉去殡仪馆之前，也就是还留在医院的这段时间内做。而要在这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5、6个小时的时间里完成全部的解剖工作，需要医院方的全面配合，不仅要帮忙跟家属沟通，还要提供场地。

更大的问题在于，当时武汉没有符合条件的p3防护级别的负压解剖室，若擅自提供解剖场地，“一旦出事没人担得起责任。”

1月24日，为此折腾了十几天的刘良发了一条朋友圈：这个三十，截止现在，过得真心累！！！没有一点过年的心情！发泄一下，重新振作起来！

直到无意间接触的媒体带来了转机。2月13日，梨视频首次将刘良的声音扩大，2月14日，北青深一度也对他进行了采访报道。“死亡病例过千，尚无一例病理解剖，早一点做可以多救几个人。”面对媒体，刘良一再强调病理检查的重要性。“CT上磨玻璃影到底是个什么，打开看看才知道，患者淋巴细胞降低，这不符合病毒感染的一般规律……”

2月15日早晨，刘良收到参会的紧急通知。武汉各大医院、国家卫健委、省卫建委、市委建委的代表都出席了会议。与会各方在尸检的重要性上很快达成共识。

晚上9点多，刘良突然接到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的电话，说可以做了。

刘良在他的记录中写道，“这次尸检得以这么快进行，得益于家属的同意，我们尸检前专门为他（她）们默哀，同时也得益于昨天上午国家卫健委高效的紧急会议，基本上是特事特办的模式，救人要紧，在紧急出台文件的同时，迅速给重点医院口头通知”。

△刘良和同事向捐献者遗体鞠躬致敬。

“说不怕是假话”。

解剖在第二天凌晨进行。

第一主刀是刘良，周亦武作第二主刀，同时负责收集检材和样本。刘良的学生王荣帅作助手，帮忙递刀、递线，纪录照相。

为了安全，刘良早已备好解剖方案：采用“干性解剖”，即解剖时尽量避免液体流出。

为避免液体渗漏，直接在尸袋中进行，无需解剖台，解剖室内门窗紧闭……“次生灾害我都解决掉，无非就是人吃点亏。”他说。

在预案里，第一主刀本是王荣帅，这样的安排源于新冠肺炎病毒“喜老不喜少”，——比起59岁的刘良和56岁的周亦武，30出头的王荣帅感染后转重症的风险低一些。

但临上台前，刘良被防护服穿戴过程中的神圣感击中，想到王荣帅孩子还小（2岁刚过），遂改了主意，他自己和王荣帅的位置对调。

尸检前一天，刘良收到了一条为他鼓劲的信息，是曾经的同门师姐，现南方医科大学法医系教授王慧君发来的。“非典”期间，王慧君曾对SARS死亡病例实施解剖，发现病原体为病毒而非先前所猜测的衣原体，为非典治疗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事实上，当时在并非主战场的武汉，刘良和周亦武辗转联系到SARS病例定点收治医院，悄悄地做了一例疑似病例的尸体解剖，并在后来的病理检查中发现了SARS病毒颗粒。

想到当时唯一的防护设备仅一只棉布口罩，刘良表示并不后怕，只觉得自己“傻大胆”。17年后，在家乡武汉，身着厚重的防护装备，他坦承，“说不怕是假话”。

宇航员一样的装备叠加紧绷的神经，让他们的体能消耗迅速，在解剖进行到2/3时，刘良已经体力不支，先出了解剖室，剩下的工作由王荣帅接手。

平时一台解剖一般需要一个小时左右，这台用了三个小时。

△刘良接受采访。本图由受访者提供。

与黏液相关的争论

解剖的结果，（除了各器官组织的有关病变外，）证实了病人肺部黏液很多，并形成黏液栓。而在此前的治疗过程中，许多医生认为肺部纤维化是最严重的问题，因为病人干咳的状态比较多，医生没有意识到肺部会有黏液的问题。

刘良观察到，捐献者的肺部肿胀，左肺炎性斑块（灰白色病灶）较重。颜色上，不同于健康时应有的粉红透白，而是呈暗红色。触之质韧，失去肺固有的海绵感。

“一般的病毒先侵袭上呼吸道，让感染者出现咳嗽、咳痰、咽痛、流鼻涕等症状，新冠肺炎病毒不同，从外周向肺门和上呼吸道蔓延，最先感染处于边缘的肺深部和背部，并形成黏液栓。如果肺是一颗倒置的树，那么病变最先出现在叶子边缘，这时不会出现呼吸道症状，患者也不会感到缺氧，很隐蔽。所以感染早期多呈现沉默型轻状，进一步发展，肺的代偿性已经不行了，马上出现缺氧，然后快速往重型、危重型发展。”刘良说。

基于这一特性，避免轻型、普通型往重型、危重型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及早干预、治疗。

鲜为人知的是，关于黏液的部分，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就像一个人把铁链子绕到他的颈部，是要窒息死亡的，你这时是给氧还是先把脖子前的铁链子打开？”刘良认为不先清除痰栓就给氧，无异于白费功夫，还可能将栓子推向更深的地方去，加重缺氧。可部分临床医生认为，黏液也可能在细菌感染后产生，而死亡病例在终末期很容易并发细菌感染。

黏液到底是患者终末期细菌感染所致，还是原发病灶产生？武汉第一医院呼吸科副主任陈菁认为，“质疑也得拿出一手的证据”，她随即对自己管辖的两个重症病区的30多位新冠肺炎患者进行了痰培养，结果只在两位上了ECMO 的患者的痰液中分别发现了绿脓杆菌和鲍曼不动杆菌（终末期患者肺部容易感染的细菌）。结果并未发表，但陈菁心里已有底，“我当时就比较相信尸检结果了。”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陈菁戴起自制的防护面罩、抄起纤支镜，亲自为患者清肺，并纪录下过程，生成一段大约10分钟长的视频：跟随纤支镜的镜头进入患者的肺部，前8分钟一无所获，8分钟之后，伴随着一声惊呼，忽见哗的一坨，蚯蚓粗细的、白色的、粘稠的液体。“有痰栓！跟尸检的结果对上了！”画外音是同事兴奋的喊叫。

“那位患者此前接受高流量给氧，血氧饱和度只能勉强到90%，清肺后，当晚就上了95%。”陈菁说。她把视频发给刘良，团队十分振奋。

黏液还涉及到后遗症问题，刘良说：“黏液堆在肺泡和气道里，影响通气和换气，如果未及时清理出去，最后变得坚实。即便患者转阴出院，这一堆垃圾还堆在里面，如同海啸过后，淤泥没有冲出房间，房屋空间变小了，病好了，肺（功能）却还原不了了。”

△刘良。本图由受访者提供。

只有身在武汉，才知道老百姓多难

尸检结果备受关注。

2月18日和24日，钟南山曾两次致电刘良，询问尸检结果。

但刘良还不能透露，他说，“钟先生你别逼我……”

“那我问一句，你答一句，回答‘是’或者‘否’就行。”钟南山说。

刘良以这样的方式把尸检所见提前告诉了钟南山。

2020年3月4日，国家卫健委发布《新冠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新增了根据尸检结果所得的7条“病理改变”，包括刘良团队解剖所得的“腔内可见黏液及黏液栓形成”。

2020年4月，参照方案，武汉协和医院西院的内镜清肺小组对患者进行纤支镜清洗，抽除了肺泡中的黏液。参与治疗的一位医生很激动，在朋友圈发文：“降低了危重病例死亡风险！”

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副主任任亮记得，“（刘良）他急得不得了，想尽快把这些信息反馈给临床，指导临床救治，由于验证的病例数太少，方案获得官方认可还需要更广泛临床研究支撑，他就尽可能地通过各种渠道与临床专家交流，中间就有一个巨大的时间差……也只有身在武汉才知道（老百姓）到底多难，所以才会那么急。”

△国家方案第七版出来后，刘良发微博庆祝。

父亲的叮嘱：“搞专业吧”

在专业领域，刘良早已成名：作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系教授，湖北司法鉴定协会会长，法医病理、法医毒理学家，多次参与复杂要案的鉴定工作，曾被央视评为2016年的年度法治人物。

刘良1961年出生于武汉，家里姊妹4个，他排行老三。父亲刘清澜十几岁参加革命，是老一辈的共产党员，1949年后，南下留在了武汉，从事宣传出版行业，最终供职于湖北省新华书店。

在动荡的年代，知识分子的身份，以及敢讲的性格，让刘清澜吃了很多苦。对不稳定有着深切恐惧，“去搞专业吧。”他这样叮嘱刘良。

刘良选择了医学。1983年，他从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临床专业毕业，被分配到了武汉协和医院工作，填志愿时，他从高到低依次填上眼科，病理和法医。

没想到被分到了神经内科。这让一向风风火火的刘良无法接受。“我听到就怕。高血压、脑溢血、中风，治得彻底吗？当时还规定三年之内不许考研究生，三年之内要24小时在病房转，三年之内不能结婚，我天哪。换，必须换。”

去人事科的路上，他刚好碰到一个被分到法医系的同学，对方的志愿是内科，一看尸体就剧烈呕吐。“都是男的，都戴眼镜”，两人一拍即合，决定找各自的科室主任对调。

但那个年代没有说安排好了还可以改的，“组织包分配，你还调动，没这事儿。”可两人心都很绝，同时罢工了四五天，加上两个科室的老教授跟院领导游说，终才顺利调换。

1984年7月，卫生部和教育部在全国六所医学院校中设立法医学专业，正式招收法医系学生，被法医界称之为“老六所”，原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正是其中之一。

著名的法医病理学家、毒理学家黄光照作为法医系第一批教授之一，和同辈老法医一起，奠定了同济法医系的底色。

从1987年开始，刘良师从黄光照，开始系统地学习法医病理与法医毒理学知识，一直到1994年博士毕业。

刘良从没后悔进入法医的世界。他还记得第一次看尸体时的情景：死者被肢解，只留下躯干。

老法医问，知道她怎么死的吗？刘良说都碎尸了，肯定是被人杀死的。又问，碎尸之前怎么死的？他被问住了。收队后，老法医让办案民警把尸体放这里，第二天早上9、10点钟让小刘再来看看。

第二天一早，老法医已在尸体旁等着他，说你看脖子上有什么。“不是个大伤口吗？”“除了伤口呢？”刘良仔细看，竟发现了零星的卵圆形印迹——那是手指的压痕经过空气的氧化、风干之后在皮肤上的显影，说明死者生前被人掐了脖子。

随着指印一起凸显的，还有他对这门学科的兴趣。

△刘良。受访者供图。

法医要对得起亡灵

每一位法医或许都穿梭于两个世界。一个是纯粹的科学世界，死者不会说谎，尸体上的每一处印迹都是客观存在的证据。另一个是复杂的现实世界，尸检作为司法程序中的关键一环，稍不注意，就会在利益的博弈中被拉扯变形，失却客观性。

“对得起历史，对得起未来，对得起亡灵。”2016年，中央电视台一档栏目做了一期关于法医的节目，在节目的最后，刘良说了这三个短句，但在播出时，第三句被掐掉了。

日常的鉴定工作中，刘良常常作类似的表达。“我不是来帮当事人，也不是帮公安的，我是来帮死者的。”

有时候当事人不理解，觉得被冒犯，家属觉得，“你不帮我帮谁？”。在一次涉及医疗纠纷的鉴定中，死者家属对法医团队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不仅要观看尸检过程，还准备拍照，而因事关死者隐私，在司法程序中，拍照是不被允许的。僵持不下，刘良有些窝火，厉声说“总有一天我要下去见他的，公不公正，下去跟他见分晓。”对方一拍大腿，“这话我放心”，遂放弃围观和拍照。

刘良坦承，自己不是封建迷信，就是中国人很朴素的生死观和正义观，相信“抬头三尺有神明，善有善报。”

△刘良和著名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受访者供图。

2016年，刘良成立了“刘良工作室”，他说这个机构承载了他的理想。

不同于2005年后大规模涌现的以追逐利益为首要目标的市场派鉴定机构，亦不像在体制内，个人晋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论文发表量——这对法医这一应用型学科来说不太合理。

刘良希望结合高校理念和市场化的运营模式，法医的晋升和科研论文量脱钩。但刘良并不是不重视科研，他要求将每年收入的10% 用于科研。并且，科研中，不以“阳性”结果为唯一目标，“阴性”报告同样予以发表，他打算要办一份杂志，就叫“实验阴性报告”。

“现在发表的（论文）都是试验成功的，可是不成功在哪里呢？不成功的不让你发，为什么不让发？发了没用。但恰恰这种没有用的东西才是真的有用。你发出去别人就不会走你走过的弯路了。”

旁人说“你真有创意”。

“总有一天要干这事”，刘良说。

责编 | 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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