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当医生了，就因为我做过一场成功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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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这种无力感，有时甚至会摧毁一名医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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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拙老友记
天オ捕手发布的是口述真实故事。
【医院奇闻录】是医生群体的口述真实故事专栏，由不同科室医生讲述自己遇到的特殊诊疗案例，解剖生死与人性，还原医生真实工作里不为人知的细节，让你的内心多份理解，少点恐惧。
大家好，我是陈拙。
我听过一个笑话，人的疼痛分为1到10级，1级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10级就是生孩子时的感觉。
那你知道11级疼痛是什么吗——就是生孩子的时候被蚊子叮了一下。
事实上，真的会有远比10级疼痛还疼的，医学上把它称之为“爆炸性头痛”。
那是脑子出血导致的，就像掀起你的头盖骨，在脑子里放一挂鞭炮，“砰”一声炸开，有的人会当场疼晕过去。
神经外科医生杨正经就曾接治过这样一个病人。他本以为问题不大，做过手术后，病人就会顺利康复。
没想到，术后第二天，护士只是用棉签往病人的嘴唇上擦了点水，病人就突然双眼发直、四肢僵硬，眼看就要死了。
“失败的医生”
杨正经/文
事件时间：2016年10月 记录时间：2022年1月
那段时间，接连几天我总是做噩梦或失眠。
梦境多是混乱的手术现场。手术台上的女病人睁着眼睛看我，冲我比大拇指，但脸上没有一丝笑意。
失眠的时候，我就坐在电脑前查资料，不停地摘录论文、课本上的内容，累的时候就想想手术过程，或者看着那个女人的CT片子发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一天前的晚上，这个女病人突然抽搐，昏迷，气管插着管，任我怎么呼喊和刺激都没有反应，心率极快，血压也很高。
我刚接管她的时候，一切完全不是现在这样。
这是我做医生以来，第一次尝试到救人失败的滋味。
这个叫王淑红的病人是夜里送来的。
在急救室，我看到床上躺着一个50岁左右的长发女人，面色蜡黄，体型微胖。她样子挺和蔼，只是会时不时叹气，还一直闭着眼睛。
她的CT检查显示，脑袋里有个叫蛛网膜下腔的地方正在出血。
我给她做了检查，除了脖子很硬之外，其他肢体都可以自如活动，只是双手出汗很多。听她不停叹气，我实在担心她的精神状态，就问有烦心事儿吗？
“我头疼，大夫，那会儿可疼了……”话还没说完，淑红又干呕起来。
我明白，这种因颅内出血引起的头痛称为“爆炸性头痛”，也叫“一生当中从未经历过的头疼”。
就好像给你的天顶盖钻个窟窿，往里面扔个鞭炮，“啪”地一声爆炸，痛感比分娩还更强烈，很多人疼得当场就能昏迷。
而淑红的干呕，则是因为颅内压力升高，形成了颅内高压，这种症状的典型表现就是恶心、呕吐。
尤其是病人在发病时已经吐空了胃里的东西，但仍然还是会干呕时，简直生不如死。
为了缓解她的痛感，我只好让护士给她用了一支止疼药。
在监护室外面等了很久，我才见到淑红的丈夫，是个脸型圆胖的中年男人，穿着朴素，脸上胡子拉碴，穿一身公交汽车司机的工服。
可能因为经常开公交车，肚子比较大，衣服像怀孕似得往前顶，跑快了或者着急了就能听到“嘤嘤”的喘鸣声。
他把手里的押金条、发票、住院证这些东西，一股脑儿都递给我，说：“大夫，哪个是要给您的？”
我看他满头大汗的样子，把他带到医生办公室，拿了凳子让他坐下先歇会儿。
我告诉他，淑红的症状叫蛛网膜下腔出血，这种颅内出血，多半是脑袋里血管上的动脉瘤破了，但具体的发病位置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来确定。
他听我说话，不停地咽口水，两只手握拳放在膝盖上，身体渐渐绷直。
等到聊完，已经快凌晨12点了，他决定要做手术。
我嘱咐他保存好体力，如果很累就可以在一楼的家属等候区的沙发上休息，有什么问题我会随时手机联系他。
第二天一早，我到病房门口才知道，这个男人因为妻子胆小而不敢离开她，在病房楼道外面凑合了一晚上。
我本想劝他到一楼休息，他摇摇头，又朝监护室看了一眼，笑着说：“晚上看不见她，我也挺不放心的。睡在楼道里，我俩只隔了一堵墙，至少离她更近一些。”
淑红在家发病，起初只是感觉头痛，以为躺一会儿就能好，没想到头痛得越来越厉害，后来还吐了一地。
她平日里一没事就会去父母家走动走动，或者下楼跟周围邻居聊天，赶上邻居需要帮忙，她也总爱冲在前面。
但发病时，她打的第一个电话，是给她丈夫，而不是她父母、邻居，甚至不是120。
她总说，怕麻烦别人。
入院后，淑红给所有医生护士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刚入院那晚，我了解完淑红的病情后，临走时给她盖了盖被子，记得她当时轻声对我说了句：“大夫，谢谢您啊，给您添麻烦了。”
监护室里，每个病人手边都会有一个按键器，他们在感觉不舒服或需要帮忙的时候，按下按键，就会把护士叫来。
住在ICU第一晚，那么痛苦，但那个按键淑红一次都没按过。她只是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睡不着觉也只是一直换姿势。每次护士给她量体温，她都会轻声说句“谢谢。
就连排尿不畅这么大的事情，都是护士主动过去看了，才发现的。
当时护士本想给淑红插导尿管，但我担心她因为插导尿管的刺激，造成颅内再次出血，所以，我和护士给她盖上单子，把尿盆垫在屁股底下，鼓励她自主排尿。
一开始她不好意思，直到劝了好久，她才终于尿了出来。
其实，人在生病难受的时候，大都很难有心情和别人交流，有的人甚至还会发脾气。
但淑红并没有因此拒绝跟我们交流，她拖着病体尽可能地配合我们，生怕自己表现得不好，惹了谁生气似的。
第二天上午，交班时我把她的情况跟科里的大主任做了汇报。主任建议尽快安排手术，等待得越久，淑红脑子里的动脉瘤再次破裂的风险就越高。
手术方式有两种，一是开颅，二是介入治疗，都是常规手术，只不过后者比前者贵些。
我把这些情况如实告诉了她丈夫，同时，也想让他在手术方式上拿拿主意，但男人坚持想征求妻子的意见后再决定。
我在监护室外等着淑红的丈夫出来，他刚一出门，就告诉我，他们已经决定开颅治疗。
那天上午10点，我安排完术前的准备，来到病房跟淑红谈话。
刚走进去，就看见护士正在为她盘发。
淑红的头发很长，时不时的就会和吸氧管缠在一起。护士一边熟练地帮她梳理头发，一边用言语鼓励她。
不一会儿，护士就在她头上盘了个髻。阳光从窗户透进来，金色的，很温暖的样子。就像是年迈慈祥的老奶奶，在轻轻抚摸孙女的额头。
“杨大夫，又麻烦您来一趟啊。”淑红见我来，立刻跟我打招呼。
她见我还在忙碌，说道：“大夫，您这昨天忙一晚上了，今天还不下班啊？你们也够辛苦的。”
这句话听着让我很感动，很少有病人生着病还能关心医生的身体。
后来，我自信地向她保证，这个手术很成熟，主任也会亲自操刀，而我也会以助手的身份来和主任一起完成这个手术。
我随即指了指她隔壁的空床，说：“隔壁床的王奶奶做了和您一样的手术，她的情况和您一样，现在已经从监护室转到普通病房了。您就放心吧。”
她这才点点头，对我说：“大夫，我老公刚才也把这些事情跟我说了，我们都相信你。”
那台手术过程非常顺利，用时5个小时，术中出血50毫升，基本没有出什么血，开颅和关颅的操作也都很标准。
因为开颅的原因，术后，淑红头上的刀口周围，产生了软组织肿胀的情况，她一侧的眼睛肿得就像被蜜蜂蛰过一样，眼皮被顶得很清亮，完全没办法睁开。
虽然淑红精神很弱，说话也不是很清晰，但听到我的声音，还是缓慢地说到：“谢谢大夫”，接着，她朝我伸出了一个大拇指。
淑红恢复得很快，从手术室刚刚推出来不久，我就给她做了测试，让她活动四肢，伸出手指，再咳嗽几下，她都是一口气做下来的。
第二天晚上，淑红口渴想喝水，因为是术后，护士只敢拿清水棉签蘸一蘸她嘴唇。
哪知道刚沾湿了，淑红突然双眼发直，然后四肢僵硬，很快意识消失，呼吸也不好了。
我们几乎没有排查出任何可能性。
主任的考虑是，淑红术后产生了全脑血管广泛痉挛的并发症，但也仅仅是考虑。
他让我再去跟淑红的丈夫说说话：“毕竟你才是主管医生，这个时候需要扛起大旗，要不然你怎么成长？”
得知淑红出事后，那个男人蹲在我的面前嚎啕大哭：“杨大夫，这是怎么回事？主任刚才说人不行了，可是昨天她还好好的啊！”
我没做声，帮他拿了凳子，让他坐在凳子上，但他仍然蹲在地上。过了几分钟，他慢慢缓了过来，坐了下来。
他低着头说：“她是个苦命人，嫁给我没跟着过过几天好日子，现在又得了这种病，我很对不起他。”
淑红的丈夫当兵转业后，成了公交车司机，常年在外工作，淑红则在学校当老师。
他说，常常觉得自己没本事，两个北京人却住在燕郊，让淑红跟着他受苦受罪。
但淑红却总对他说：“我当初和你在一起，啥也不图，就图你是个老实人。”
淑红胆子小，丈夫又时不时加夜班，每次夜班回到家，淑红总是没睡，并且已经把热好的饭菜给他准备好了，看着他吃完了饭，才会跟他一起休息。
聊了很久，他对我说：“我能进去看看她吗？”
他颤巍巍地走进监护室，走到淑红的床旁，扑通一下跪了下来。
他握着淑红的手，眼睛紧紧盯着淑红，总看不够似的：“阿红，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啊……”说着说着，他哭了，但尽力压着声音。
大概过了十分钟，我扶着他出了监护室。
等他缓过劲儿来，他看着窗外，忽然说：“杨大夫，她是特别好的一个女人，为什么会赶上她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也不知怎么回答，我只知道，自己要不惜一切代价，去救淑红。这关乎我做这个职业的目的。
我要做一个好医生的想法，从我小时候就有了。
我出身在一个小县城，从小怕死，有次嘴上长了一个包都把我吓得要死，连夜去挂号。
初一的时候，一天躺在床上，我感觉到心突突直跳，整个床都被带着跳。严重的时候，我脸色苍白，恶心想吐。
去了医院，做了心电图，那个医生告诉我说，我心脏上面有根线，比一般人都细，这个线如果断了，随时会死掉。
我非常紧张害怕，但不久又自己好了。现在我知道，那叫做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算不上大病，那个医生的话简直是危言耸听。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做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可以给自己看病，也可以让别的病人不再担惊受怕。
后来如愿考上医学院，当上了医生，我感觉自己对这份工作有使不完的劲儿。
做住院总医师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的第一步，有家医院曾有这样一个说法，以形容这个职位的辛苦——据说所有的男医生进去后，都要剃光头，因为一旦忙起来就是几个月不休息，根本没时间理发。
我在的这家医院，两个医生每人轮值24小时。我最多曾连续工作接近50小时，离开医院的时候，脚都在打软。
我知道，那个状态，我随时会猝死，可是，如果下次还有需要，我还是会去上50小时的班。
那时我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医生，但我就想不遗余力，让自己所学有所用。
尤其是淑红这样的病人，她越是不愿麻烦我，我就越想帮她。
因为我还在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也是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
在宿舍睡觉，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都蹑手蹑脚的，生怕吵到别人；手术室里别人脱了衣服可以随身一扔，我得强迫自己捡起来；别人可以随意把车停在某个地方，我不行，谁给我打了电话，我也会着急，赶紧要挪车。
更何况，我还给了淑红一个期许，说我肯定能救好她。
她还说不管怎样都相信我。
我越来越觉得，救好淑红这样的病人就是我做医生的理由。
自从淑红出事后，我几乎没睡觉。出事当晚，我熬了一宿，翻看她各种抽血化验的结果、CT报告、平时的检查，同时，帮她调整呼吸机，提升血压，纠正电解质紊乱。
连着两天通宵后，我实在熬不动了，想回去休息一下。
可到了床上，睡觉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脑子根本停不下来，反反复复循环的，全是淑红的病情。
然而，一切的猜测在周一交班的时候都被推翻了。没有人能对淑红的情况做定论，只能说高度怀疑术后全脑血管痉挛。
如果想验证这个理论，只有带病人去做进一步的“CTA”检查，需要往血管里注射显影剂，并带去CT室。但现在淑红经不住折腾，可能还没推出病房，人就没了。
那一刻，我真的觉得累了。
手术前，我因为不确定淑红的精神状态，曾经多次对她进行查体和测试。
有一次，我进病房的时候，发现她精神好了很多，叹气少了，虽然还是闭着眼睛，但气色红润不少，血压和心率也很平稳。
但我们只聊了一会儿，她就问道：“大夫，我病得突然，也不知道孩子怎么样了。我老公刚刚过来了，但我们没说上几句话，您能让他进来跟我说说话吗？对了，大夫，我这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早上的检查有结果了吗？”
我斟酌着一点点把病情告诉她，听了我的话，她把头转向窗外，又闭上眼睛，双手合十，向我表达感谢。
直到术前的几个小时，淑红还在问我是不是住在监护室，就说明她的病情很严重，可能没得救，又或者担心她的女儿很久没有见妈妈，吃不到妈妈做的饭菜会不习惯。
后来，一向不爱麻烦别人的淑红，第一次对我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她坚持要我把丈夫叫到监护室里说说话，把家里的银行卡、存折的存放点和密码告诉丈夫。
靠着升压药，淑红的生命被延长了两天，但我们仍旧没找到淑红的病因，高度怀疑全脑血管痉挛的结论，还是没能被改写。
内疚感持续围绕着我。
我感觉自己欺骗了患者。说好的小手术呢？说好的回去照顾闺女呢？我没有实现，我感觉到了当医生以来最苍白无力的时刻。
再见淑红丈夫，他明显沧桑了许多：“大夫，淑红是个怕麻烦的人，所以，她出事到现在，我也没有通知什么亲朋好友，我最后的希望，就是想让她父母和我们的女儿进去看看她，可以吗？”
那时，淑红住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这里的探视规定和普通病房不一样，每天有明确的探视时间段，每个病人家属，也需要遵循尽可能少地待在监护室的原则，而且一次只能允许一名家属进入探视。
考虑到淑红正处在弥留之际，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允许多名家属同时探视她。这大概也是淑红入院后，给我们添得最大的“麻烦”。
这几天，淑红的丈夫也一直想方设法瞒着淑红的父母，本以为淑红很快就能痊愈出院，到那时再跟他们说也不晚。
站在我旁边的男人叹了口气，说：“现在是怎么瞒也瞒不住了。”
得知女儿的消息后，老两口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
看见昏迷的女儿，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气管插着管，什么反应也没有，老父亲假装镇定着，而老母亲因为伤心过度，没多久就住进了楼下的心内科病房。
最后一个得知淑红病情的，是她的女儿，那个她在清醒时一直担心，放不下的人。
那天早上，一个瘦瘦高高的身影，跟在淑红丈夫身后，进了医院。在父亲的带领下，女孩终于见到了自己的母亲。
监护室里，女孩愣愣地站在那里。
直到父亲让她摸着母亲的手说说话的时候，再次感受到母亲那冰冷的双手的时候，这个孩子哭了，很大声音的哭了，不停喊着“妈妈……”
男人最后说：“闺女啊，过来，给你妈妈好好磕个头吧，感谢她的养育之恩吧！”
女孩泣不成声地跪在地上。
砰！砰！砰！
我听见了一遍遍清脆的响声。
那一刻，我再也绷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我赶紧扭过头去冲着墙，我怕家属看到，我也怕别的护士看到。
过了很久，淑红的丈夫从监护室里走了出来，对我说了一个让我十分震惊并且久久难忘的决定：
“大夫，我们想好了，我老婆是个善良的人，总想着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平时在家，她也经常救助楼下的流浪狗、流浪猫，我们商量了一下，已经联系好红十字会了，要捐献淑红有用的器官，给那些需要的病人。”
行医几年来，很少听说有家属主动愿意捐献器官的，虽然新闻上经常见到零星报道，但这个事情，其实离我们医生和老百姓都很遥远。
听到他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只能告诉他，因为我所在的医院没办法处理活体器官捐献，所以，淑红需要先去到红十字会医院，在那里结束抢救措施，等待生命结束，再让医生从她的体内取走能用的器官。
这个转运的颠簸过程，对她而言可能很痛苦，我让淑红的丈夫好好考虑。
最终，男人在捐赠书上签了字。
淑红带着呼吸机和抢救用的升压药，被缓缓推出医院，我的心都要碎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和科室照顾过她的护士，还有主任等一行人，把这一家子送到医院门口，看着淑红被抬进救护车里，越走越远。
她正缓缓地离开我，离开世界。
淑红是我真正救助失败的第一个病人。在她之前，只有那些十分危重的病人，我才有可能救不回来。
她走之后，我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一两个月，我的工作状态都非常消极和混乱。
那时我掌管着科室分配病人的权力。每晚，科室收了新病人，我都会仔细查看，只要发现是因为动脉瘤而入院的，我都会故意绕开自己，把他们分给别的同事。
有时实在绕不开，也会先接收。但到了病人手术的时候，我都会假装在忙其他的事情，故意错过这台手术。
如果连手术都躲不掉，我上手术台时，也只是会选择一些简单的、打杂的活儿来做。
当时有朋友和同事发现了我的异样，和我一起出去吃饭，曾经性格活泼、总是滔滔不绝的我，已经变得只知道低头吃饭，很少言语了。
有一次，我和一个同事吃饭，期间我不知因为什么，想起了淑红，总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她。我突然跟同事说：“诶，哥，你看我似乎不适合神经外科吧？”
同事以为我最近收病人多，工作强度大，累得都说胡话了，也没当回事儿，囫囵过去了。
见他这反应，不知道为什么，我接着问：“哥，我觉得以我的能力，干脆转到病案室整理文书得了，你说呢？”
同事笑了笑，说我忙工作忙傻了，让我赶紧回家好好休息。等调整好状态，还得继续在神经外科奋斗。
但这些话对当时的我而言没什么作用。
我渐渐像是有了什么强迫症似的，时时刻刻都害怕自己的病人死亡，害怕病人会突然出现病情变化。
当时有几个我接管的动脉瘤病人。
一个是在他的术后第一天，我就开了增强CT的检查单让他尽快做复查，我想确定他在术后，会不会有血管痉挛。
等那个病人到了CT室，值班的医生问我，病人的病情还这么严重，能不能过几天再做检查，没必要非在病人情况还没见好转的时候做。
但我还是坚持要让病人检查，仿佛病人不做CT，就真的会像淑红一样，突然从我身边离开。
还有一个病人，我开了经颅彩超的检查单，但当时病人的头上还缠着厚厚的绷带，根本没办法做彩超。
超声科的大夫看到检查单，十分不解：“这头上还缠绷带呢，小杨为什么非要让他做彩超啊？”
不得不说，淑红悲剧的后劲儿实在太大了，就像是踏进沼泽里，我越使劲儿挣脱，陷得越深，甚至还波及到了监护室的护士们。
那段时间我进监护室都不太笑了，还经常会因为护士们没有及时给患者吸痰，而冲她们发火。
有一次，有个护士调整了我给病人设置好的呼吸机参数，我看到以后，不仅气冲冲地跑去质问她，还去质问和她一起值班的其他护士。
起初，我身边绝大部分人都不以为然，觉得只是我间歇性的心情差罢了。后来，是护士长向我们科室的主任反映了我的情况。
那时淑红走了有大约一个月了。
主任是发现我很久都没怎么管过因动脉瘤而入院的病人，并且还接到了影像科对我的投诉，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对病人再投入感情。
有一次，我值夜班，碰到一群遇到车祸的患者们，在救治一个患者的时候，我看他腿被撞得不轻，而且还是在刚收工准备回家时发生车祸，于是一边帮他处理伤口，一边多说了句：“你这工作这么晚，撞得还不轻，真是不容易啊。”
没想到他听了这话，把我臭骂了一顿。
我和一个师兄聊天，他听了我的遭遇，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还年轻，上次他还被人吐过一口口水。
这位师兄告诉我：一个好的医生，可以跟病人共情，但更要学会节制，这行就是这样，你想救更多的人，就不能让自己越陷越深。
每一个医生，最大的心愿和企盼，都是想让病人好好的。但在我们与天较劲的过程中，却不总是能赢的。
后来，我又找到主任，把自己内心的压力和想法都说了出来。
“主任，我觉得我欺骗了这个病人，我没有把她救回来。”
主任反而没有着急安慰我，他沉默了几分钟，才缓缓说：“你骗了她什么呢？你已经做了你所有该做和能做的事情了。”
那天临出门前，主任说，你必须要把这个病例记在心里，使劲儿钻研，毕竟，你的路还长着，想要成为真正的好医生，就得不断进步。
五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他们的话，成为了比当年更好的自己，救活了更多的人。
我遇到了一个从楼上摔下来，摔得一塌糊涂的人，但我没有放弃，让他活了下来；我也用100天的时间，救活了一位脑干出血的患者，避免了一个家庭的破裂。
时至今日，我还留存着淑红的病例笔记。我仍然不敢确定淑红死亡的原因，是不是就是术后引起的全脑血管痉挛。
但我想，如果我还一直记得淑红，我还继续努力的话，总是会越来越好的吧。
杨正经对淑红的感觉，并非医生中的特例。
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医生在抢救手术失败后会有什么心态？
很多医生说都会有经历无力感的时候，尤其是本来并非危重的病人，却没能救回来。
这种无力感，有时甚至会摧毁一名医护人员。
比如去年就有一位护士因为确诊疫情的病人自杀，内疚不已，整天都在哭。
还有纽约的一位急诊科主任，频繁目睹患者过世，在抗击新冠疫情多日后自杀。
这是常人无法理解的压力，也是医生们必须独自面对的一关。
我也一直担心杨正经医生有没走出这段往事。而他的这一句话，让我稍稍放心了些。
这是他偷偷给五年前的自己写的一句话：
今后的日子，你还会遇到救不过来的病人，还会灰心、懊恼、郁闷，但千万别放弃，在淑红阿姨之后，还有更多人等着你去救。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插图：花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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