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烈宏任国家数据局首任局长,“数字发改委”剑指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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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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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社部7月28日消息,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其中,任命刘烈宏为国家数据局局长,他成为国家数据局成立后首任局长。
公开信息显示,刘烈宏出生于1968年10月,研究生,管理学博士,中共党员。
他曾任:信息产业部电子第二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兼北京赛迪信息产业集团公司总裁,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2021年8月,刘烈宏任中国联通党组书记、董事长,至此番履新。
而早在3月1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批准了组建国家数据局的机构改革方案。方案提出,新组建的国家数据局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围绕数据统筹协调机制,“数字发改委”又将剑指何方?
近年来,数据是中国国家战略的重点领域。2022年7月25日,为落实《“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部署,加强统筹协调,不断做强做优做大中国数字经济,国务院办公厅发函,同意建立数字经济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202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数据二十条”)出台,构建了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4项制度,最大限度推动数字经济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构建“多层次、多元化”、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市场体系。
今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了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布局了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的“两大基础”,强化了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两大能力”,是中国数字化发展的顶层设计。
今次方案指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担的统筹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组织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建设等职责划入国家数据局。长远来看,组建数据局是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能进一步发挥数据要素的作用。未来的大数据体系,将以国家数据局导向为主旋律,形成法治规范、安全畅通的结构,推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资料显示,自2014年广东省最早在地方成立大数据局后,中国各地纷纷根据地方特点成立相应的大数据局或数据中心。早期这种基于地方政务成立的数据局,一般源于政务服务的需要,以及公共服务要进一步扩展到智慧城市中。但随着5G时代到来,移动网络进一步普及,数据量呈指数级增长,基于某一地区的数据局、数据中心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亟待一个国家层面的机构对全国进行统一领导。
此外,在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中,出现了“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情况,存在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足、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相对较慢、数字鸿沟亟待弥合等问题。国家数据局的成立,一方面能提高数据交易体制机制建设,以专业化部门来推动数据产业发展,有效缩小数字鸿沟;另一方面能打通数据链路,实现数据整合,依靠数据来进行科学决策,促使政府管理水平更加科学化、精细化。从顶层设计到优化布局,国家数据局的“统筹力”将有效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共同建设。
从机构的新设以及承担的职能来看,国家数据局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充分体现了将数据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总抓手意义重大。组建国家数据局,为扩大市场需求带来契机,在打造“智慧城市”,实现“消费升级”,完善“社会治理”等方面便捷高效,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从需求层面来看,国家数据局的设置能发挥数据生产要素价值,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目标明确、分工科学,提高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的效率效果,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放眼未来,“内外兼修”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由之路。《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进格局,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到2035年,数字化发展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中国目前的数字经济还存在“快而不优”的阶段发展特征,需要加快深化数字化转型,筑牢数字安全屏障,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只有不断完善国内治理体系内循环,才能在全球竞争激烈的国际大循环上抢占先机。
本文原载于香港01《中國觀察》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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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典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字经济、数字货币、网络与数据治理,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个人专著包括《非常法史》、《法眼看民国》、《政策沟通:国际合作引擎》;参与编著《“一带一路”大百科》《读懂“一带一路”》《破解中国经济十大难题》、《中国改革大趋势》等。
在《中国金融》、《文化纵横》、《人民论坛》等核心期刊发表十多篇研究论文,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等数十家权威纸媒发表近百篇评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