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芯片卡脖子更严重，这项产业落后将为中国数字经济埋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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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大势所趋，数字经济也日益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时代潮流与政策指引，正推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渗透改造，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深度融合发展，带动了IT硬件、软件及服务等数字能力建设支出的不断增长。IDC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IT支出规模达到3218亿美元（约合2.3万亿元人民币），2022到2027年，我国IT总支出预计将达到2.77万亿美元，五年复合增长率（CAGR）有望达到18.5%。

尽管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业已取得举世瞩目的长足发展，规模快速扩张，但也应该看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规范的问题依然存在，迫切转变传统发展方式，加快补齐短板弱项。软件/SaaS（软件即服务）产业，则是当前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一块尤其明显的“短板”。

从支出结构上看，我国IT支出长期以来存在“重硬件、轻软件”的现象，以2021年为例，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分析，当年2.3万亿元左右的IT总支出中，IT硬件支出就达到1.8万亿元人民币，IT软件与服务支出仅约0.5万亿元，占比不足30%，相比之下，全球IT支出中软件与服务占比则通常超过50%，我国IT支出模式与海外成熟市场相比显然存在明显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全球IT支出出现产品交付形态“上云”的明显趋势，以基础设施即服务（IaaS）为代表的硬件“云化”和以软件即服务（SaaS）为代表的软件“云化”浪潮正向纵深推进。

紧抓这一范式变革创造的机遇，我国云计算IaaS产业获得蓬勃发展，根据Gartner统计，在亚太地区IaaS市场份额排名中，腾讯云、阿里云、华为云已跻身前五强。相比之下，我国软件产业的SaaS化转型则异常艰难，2020年，当全球SaaS市场规模逼近2000亿美元之际，我国SaaS市场规模还徘徊在20多亿美元的水平，再从相对指标看，2020年美国企业SaaS支出占整体IT支出的比重达到了5.4%。而我国同期SaaS占整体IT支出占比仅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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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硬件、轻软件”，无疑不利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行稳致远，作为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硬件为载体，以软件为工具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绝不仅仅是设备、基站、机房等硬件，强大的软件/SaaS产业支撑同样不可或缺，徒有载体而缺少工具，将极大阻碍数据要素价值的充分释放。

01

从“集成”到“被集成”

剖析软件/SaaS产业长期”积弱“的成因，首先应当认识到，我国企业IT软件与服务支出受限于付费能力和付费意愿的双重约束，如统计表明，美国上市公司净利润率长期平均可达到10%以上，而我国上市企业的净利润率普遍只有5-6%，更低的盈利水平，自然使企业在IT支出上更为犹豫，另一方面，包括不少企业管理者在内，国人思想观念中还普遍存在着“眼见为实”的倾向，认为相比看得见摸得着、好管控易审计的硬件产品，为一堆能轻松复制黏贴的软件代码付费缺少价值感。

而在供给侧，我国软件/SaaS生态各方参与者对产业规律的认识和实践也有颇多弊病。

多年来，国内SaaS投资人与创业者往往风行所谓的"C2C"（Copy-to-China）模式，即根据美国等SaaS产业较发达地区的阶段性市场热点筛选创业/投资赛道，对标美国当红产品进行深度拆解乃至像素级“借鉴”。创业者能够对标美股竞品的营收、市值为投资机构“画饼”，而投资机构前台团队也往往乐于根据这样有充分“理据”的尽调报告形成决策。

这样看似皆大欢喜各取所需的商业模式，本质上反映的是战略上的怠惰，而与战略懒惰相反，企业在战术上往往过度“勤奋”。

秉持根深蒂固的“逐底竞争”思维，一条看起来已被初步验证的新赛道，往往会吸引大批参与者“一哄而上”，以最快速度复制竞品功能，以最低价格争抢市场份额。

功能维度的逐底竞争，很快催生所谓的“平台化”潮流，大中小厂商无不急于标榜自己“集成平台”的主张和定位，强调”全栈“解决方案供应能力，试图让客户相信其产品能够解决一切巨细靡遗的业务需求。

殊不知，平台化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久久为功的生态培育投入，即便强大如IBM，其软件业务负责人Rob Thomas近期谈及新布局的AI业务板块时，也低调地表示公司还处于早期阶段：”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混合云和人工智能的平台公司，除非你从生态系统中获得50%以上的收入，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家平台公司。“

像腾讯这样的平台公司，在产业互联网的战略上，也由“集成”走向“被集成”的思路：想方设法提高自研产品的质量，将能力嵌入到生态合作伙伴的解决方案中。

相比之下，不少营收还只有千万、百万甚至更低量级的本土厂商，却总能追逐每个市场风口侃侃而谈其平台战略，至于具体的平台生态建设成果则讳莫如深。

至于价格竞争，由于虚拟产品复制的边际成本理论可为零，我国软件SaaS产业更是把”成本领先“战略卷到了极致，最终演化为“免费化”打法，部分厂商凭借平台或VC输血，敢于“赔本赚吆喝”，试图通过激进的免费先饿死竟对、圈住市场再寻找变现机会，结果往往是既扼杀了竞争，在客户心智中形成免费标签后，始作俑者自身也难以推进商业化，对产业发展带来了堪称寸草不生的可怕后果。

02

将SaaS植入产业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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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以来，随着PE/VC投资转向聚焦硬科技领域，中国软件SaaS产业感受到了空前寒意，原有模式的弊病与隐患集中暴露，有创业者向笔者透露，其投资人明确表示不会再参与新一轮融资，甚至“以后都不会再看SaaS”。

自助者人恒助之，中国软件SaaS产业发展振兴，首先取决于产业人自身的反思与奋斗，SaaS产业的出路，在于深深扎进中国实体产业的沃土之中。

回顾美欧企业软件/SaaS产业发展史，1990年，彼时欧洲最领先的企业IT系统专家所组成的埃因霍温小组（Eindhoven Group），曾在”MRP和生产规划控制的标准软件未来“专题研讨中得出结论，JIT（准时制造）、计算机集成制造等概念将难以被MRP很好捕获，行业特殊需求无法通过一个通用的MRP系统来满足，企业资源管理的需求今后将主要由一群新的“系统集成商”完成，亦即定制开发将重新成为主流。

然而进入九十年代后实际发生的事实却是：随着跨国经营活动激增，管理需求从生产制造进一步扩展为企业资源的概念，以及微型计算机硬件及软件体系领域C/S架构的成熟，ERP取代MRP II席卷企业界，而在ERP普及后，营销成为企业经营管理中新的焦点，由此催生了CRM这一超级品类及赛富时 (Salesforce)等新秀的崛起，及至其后商业智能、协作、供应链管理等SaaS大品类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需求被唤醒被满足，而已经被填补的需求又随着企业管理流程的迭代而深入进化，交互影响成长为今日所见的SaaS产业参天大树...

从上述梳理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清晰的规律，即企业软件产品形态的成型与演进，往往高度依赖于企业管理理念与技术手段的综合影响，前者又往往高度依赖于产业组织的具体生态。

因此对于软件SaaS厂商而言，与其试图在多如牛毛的管理学说中去寻找和把握企业需求点，或者在年复一年对照美国市场生态的反思中怨天尤人，更好的做法或许是参照SAP等海外巨头的成长史，下沉产业现场，让鞋子和裤子沾满实体经济实践的泥土，与世界上体量最庞大、创新最活跃的实体经济共生共创，如此方能在产业数字化进程中把握必然涌现的新机遇。

Temu、SHEIN等中国自营快时尚平台在欧美“大杀四方”，正是一个极为成功的SaaS与实体产业相互赋能案例。

这些横扫欧美的快时尚巨头，核心竞争力在于其供应链管理上的重大创新，如因为SHEIN而广为人知的“小单快返”模式：海量SKU、超低价、快速上新，单款生产量（首单）低至100件，平台热门单品快速向成衣厂反馈追加订货（返单），形成销售生产之间紧密耦合的循环。

面对极其分散的小成衣厂生态，在“血洗”海外快时尚市场的同时，这些平台的自研SCM类SaaS工具，也正在深入改造国内传统成衣产业链，已经形成了服装行业“柔性供应链”的成套解决方案，未来有望沉淀为颗粒化要素向独立软件厂商转移扩散，在内外部力量的汇聚下，纺织服装甚至可能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能够向全球输出的主流产业数字化转型模板。

03

SaaS振兴正当其时

以ChatGPT的现象级传播为标志，大模型的兴起，标志着传统依靠中小规模样本和参数调优的作坊式AI产业生态将向重资产、大工业方向演进，基础大模型的供给能力将越来越集中于少数IaaS巨头，通过API形式赋能下游PaaS\SaaS应用，从近期腾讯云混元大模型和华为云盘古大模型等案例看，均呈现这一产业分工格局的清晰变化态势。人工智能产学研突破，又进一步昭示了服务业克服人力投入”规模效应递减“、开启数字经济全新空间的重大潜力，为SaaS产业发展塑造了空前有利的“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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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软件/SaaS作为企业服务的交付形态，其实质价值来自于对企业需求的提炼，当前我国实体经济灿若繁星的产业门类、宏大宽广的产业规模，蕴藏着大量创新正在等待被软件工具所捕获，笔者坚信，其中必将催生众多前所未有的软件SaaS工具品类，具备“地利”的中国SaaS产业，理应当仁不让。

而在需求侧，随着中国企业管理阶层的新老更替，有利于SaaS产业发展的新需求趋势也正在萌发。天风证券今年三月发布的《100位CIO展望2023年中国数字化转型趋势与IT投资机遇》报告显示，我国企业IT系统管理者（CIO）已呈现年轻化态势，80后成为主要领导力群体，技术人才能力达标为数字化方案提供了执行力保障。更年轻的领导者，对软件与服务开支也表现出更高的接受度，调研显示企业2023年软件支出预计增加显著，超过六成企业表示软件开支将增加，2023年软件类支出增幅预计超过11%，远高于硬件、通信、IT服务类，而在品类上，受访企业普遍偏好购买定制化软件产品，且与自身数字化程度相关，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化，将更偏向自由度高的软件产品。

总体而言，中国企业普遍性的上云用数赋智热情，蕴藏着未来新SaaS品类开辟全新市场的潜力。

在供给与需求两端的有利因素逐步成型的关键节点上，SaaS产业也需要更多政策供给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样的扶持政策又该如何发力？

笔者斗胆设想，或许在业态的定位上，能够将其与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硬科技产业一视同仁，以充分反应软件SaaS产业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支撑作用，而基于这样的认定与评价，其后的招商引资等各类政策，则完全可以由个地方政府“自由发挥”，一如当前各地对硬科技企业的热情，而在上市融资上，或许也可以对软件SaaS企业在科创属性认定、估值标准选择等方面的探索给予一定包容，从而加速头部企业做大做强，有效提高市场集中度，改变当前市场主体小、散、弱的格局。

有理由相信，当中国SaaS产业走过当下寒气逼人的周期谷底，必将有效实现优胜劣汰与产能出清，荡涤种种此前发展进程中留下的弊病与隐忧，焕发处全新生命力，而为了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包括政府在内的利益相关方，也应在补齐SaaS产业短板上拿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速产业春天的到来。

本文原发表于微信公众号@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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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典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数字经济、数字货币、网络与数据治理，国际政治经济学等。

个人专著包括《非常法史》、《法眼看民国》、《政策沟通：国际合作引擎》；参与编著《“一带一路”大百科》《读懂“一带一路”》《破解中国经济十大难题》、《中国改革大趋势》等。

在《中国金融》、《文化纵横》、《人民论坛》等核心期刊发表十多篇研究论文，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等数十家权威纸媒发表近百篇评论文章。